调查丨去产能后职工去哪儿？有人创业，有人开滴滴
◆ 部分企业人工成本占总成本45％，工人分流是大势所趋
◆ 60后、70后对国企依赖大，90后普遍不再视国企为“铁饭碗”
◆ 资源枯竭型城市就业较难，市场化活跃的大城市就业较易
◆ 服务业就业比重增大，再掀创业潮
“共和国长子”，铁饭碗，国企曾是一代人终生的归宿。钢铁煤炭，“黑色产业”，又造就了多少风光一时的神话。然而，当“铁饭碗”被打破，当“黑色产业”遭遇“蓝色困境”，许多人的命运又将从此改变。
根据国家去产能相关政策，未来3至5年，我国将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亿－1.5亿职吨，煤炭过剩产能5亿吨。与之密切相关的是钢铁和煤炭行业近180万工将被分流安置。
他们，将何去何从？
钢铁煤炭去产能，安置职工去哪儿？
▲辽宁阜新海州露天矿一角，2011年9月29日，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这是一个巨大的深坑：占地30多平方公里、垂直深度达350米。几台如蚂蚁般渺小的挖掘机在矿底紧张地忙碌，但它们不是在挖煤，而是在努力修复生态。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露天矿，这个曾经的亚洲第一露天煤矿，至今仍给人巨大震撼。历经100多年的开采，这个为新中国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煤矿，如今封矿“退休”成为国家矿山公园，需要投入数亿元资金修复生态。否则，半个城市的地质都要受到影响。
海州露天矿是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一个缩影。距其十几公里之遥的阜新矿业集团下属公司恒大煤业，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下，目前正忙着安置分流下岗工人。
“公司最高峰时有5100人，自去年以来，通过裁剪冗员，如今剩3511人。”恒大煤业党委书记高金学说，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人工成本占到总成本的45％，企业已无力负担，工人分流是大势所趋。
辽宁阜新矿业集团出台了员工自愿停薪休假领取生活费办法和企业内部退养政策，鼓励员工自主创业，集团员工总数由2015年8月末的4.5万人下降到3.7万人。
“以前常说钢铁业进入了寒冬，但现在看来，真正的寒冬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鞍钢集团公司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任贾志说。据记者了解，鞍钢集团去年亏损数额出现反弹，减员已是势在必行。
煤炭是山西主导产业，从业人员近百万人，企业负担普遍很重。同煤集团明确提出，今年将关闭7座矿井，化解产能755万吨，分流职工近万人；潞安集团本部职工6万人左右，将在3年内陆续分流1万人。
在武汉，武钢集团则计划将集团本部未来产能降低至1000万吨，这意味着炼铁炼钢只需职工3万多人，剩余近5万名职工需要分流安置。
▲2016年7月9日，工作人员对河北霸州市新利钢铁公司的450立方米高炉进行拆除。新华社发 金志超 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蔡翼飞说，根据第三次经济普查，我国全部工业企业就业规模为1.4亿人，煤炭钢铁行业就业人员为1083万，180万安置分流人员所占比重数面上不算大。“同时，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我国的经济结构、制度环境以及职工心态，都已发生了较大变化。”
当前，各级政府把职工安置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重中之重。
90后则普遍不再视国企为“铁饭碗”
▲2014年8月14日，陕煤化工神木电化发展公司的一名工人从正在进行冷却的电石旁走过。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在安置分流过程中，工人的择业路径正悄然发生变化。
现象一：60后、70后对国企的依赖情结仍然很重，大多不愿离开国企；80后部分观望、部分积极寻找出路；90后则普遍不再视国企为“铁饭碗”。
在东北的一些工厂采访时，许多“4050”的工人告诉记者，即使国企的工资大幅下降，但只要能维持日常生计，大多数东北人仍愿意留在工厂，而不愿去离家太远的地方谋生。“南方工厂来招工，但一盘算得把老婆孩子撂家里，就不走了。”贾志说。在鞍钢，许多人对国企表达了眷恋，一位中年工人说：“国企待我不薄，我不想看着工厂在咱这代工人手中倒掉。”
早在2015年，一些国有煤炭集团普遍采取停薪留职等方式自救，但半年多时间过去，自愿停薪留职的人数极少。山西大同市人社局副局长李坚说，国企职工长期身处体制内，对灵活就业的认可度低，加之矿区产业结构单一，加大了分流安置难度。
“管理人员过多，真正的技术工人则缺乏。”高金学说，“技术工人老龄化问题严重，连农村的孩子都不愿当工人。”一些基层管理人员担忧，未来煤矿、钢铁技术工人存在“断档”风险。
现象二：产业结构单一、资源枯竭型城市就业相对较难，市场化活跃的综合型大城市就业较易。
记者发现，在辽宁阜新、鞍山等城市，由于城市产业单职工再就业渠道狭窄；而在武汉等大城市，由于地方经济活跃，市场发达，职工再就业基本不成问题。
现象三：国企与私企的就业区别淡化。
“以前，如果父母是国企双职工，那感觉老自豪了；可如今，国企与私企没有太大区别。”45岁鞍钢股份无缝钢管厂工人金鑫说，“上一代工人属于吃苦耐劳型；我们这一代属于安逸型，突然走到危险的边缘，不变不行；而年青一代则是观望型，如果感觉国企不行就会离开了。”
大学毕业后进入武钢的小周告诉记者，现在年青职工早已不再认为国企工作等同于“铁饭碗”。“和我一起进厂的8名职工，现在只剩下两个，其他的都离开去民企或者自己创业了。”他说。
有人创业，有人开嘀嘀……
武钢的就业现象引发关注。此前，地方政府专门组织过万人招聘会，但部分工人反映，招聘会提供的许多托底就业岗位吸引力有限，而类似做滴滴司机的自由择业者增多。
56岁的武汉市民周汉华，去年底完成了从“武钢职工”向“快车司机”的角色转变。周汉华所在的冷轧车间一线职工收入从4000元多降至2000多元。武钢制定的内退政策规定，不解除工人劳动关系，缴纳五险一金至退休，并每月发放1000多元的生活费。
周汉华于是选择内退，用私家车跑起滴滴快车。他现在每天能跑10多单，收入100元很轻松。加上车间按月发放的生活费，月收入基本赶上了武钢效益最好的时候。重要的是，工作还比较自由，“现在至少有上千名武钢分流职工开起了滴滴”。
在辽宁阜新，恒大煤业公司财务科副科长张磊将机会留给了别人，主动选择离开，办起一家小学生托管班；46岁职工王丹办起了一家图书批发市场，并带动10多名分流员工就业。在鞍钢，许多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干起了快递、送餐等第二份职业。
在山西介休，焦煤集团的“90后”李彤大胆选择了停薪留职，自主创业拍摄微电影，还运营起公众号，团队从最初3人发展到15人。
▲2015年7月22日，安徽合肥市科企社区“巾帼创业技能培训班”开班，为辖区妇女提供中医护理、家政服务技能等培训，并就近推荐合适工作。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蔡翼飞认为，对青年失业者，政府应鼓励其进行职业培训，更新技能后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对再就业可能性较小的“4050”人员，应采取内部退养等托底政策解决。此外，对于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受冲击较大地区，政府应通过区域合作、资金扶持鼓励失业人员异地再就业。
“调查失业率务必要控制在5.5％以内，否则就会出问题。”常修泽认为，“当前全国的调查失业率在5.1％左右，虽然在可控范围内，但难题多且存在风险。他建议政府、企业、社会各方面集思广益，形成合力，共同解决职工再就业。
记者丨刘宏宇 王炳坤 李劲峰 梁晓飞 刘江
编辑丨许晟 朱基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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