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供给侧，需警惕这五大问题
◆ 当前经济“稳中有忧、稳中有难”集中反映在“三去一降一补”工作进展并不平衡
◆ 一些减产、停产的企业有意复产，有些地方去产能决心出现动摇
◆ 将去库存片面理解为去房地产库存，不加分析地取消限购、限贷政策
◆ 地方政府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毅力和决心尤为重要
“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稳中有进、稳中有好’最突出表现就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启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积极进展，成效初步显现。”日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如此评价上半年经济热点。
与此同时，当前经济“稳中有忧、稳中有难”也集中反映在“三去一降一补”工作进展并不平衡。国家发改委政研室副主任赵辰昕则向本刊记者提醒说，推进去产能，妥善安置职工、处置好企业债务等，都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特别是随着工作进展和市场变化，一些减产、停产的企业有意复产，有些地方去产能决心出现动摇，对此需保持清醒认识和战略定力。
上半年以来，尹中卿从多地一线调研供给侧改革中发现，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三去一降一补”工作，已经集中暴露出一些需要高度关注的矛盾和问题。不处理好这些现象，不仅干扰今年“三去一降一补”工作重点，而且将可能大大迟滞供给侧改革大局。
警惕一：“去产能”上热下凉
中央高度重视去产能工作，将其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十三五”规划提出退出煤炭产能8亿吨以上，压减粗钢产能1.4亿吨左右，其中2016年煤炭退出2.5亿吨以上，粗钢压减4500万吨左右。
上半年已经全面启动部际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制定出台财税支持、职工安置、环保、质量等8项配套政策，与有关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分别签订工作目标责任书，下达基础奖补资金276亿元。前6个月，原煤产量同比下降9.7%，粗钢产量下降1.1%，一些产能过剩行业产品产量下降，工业品价格降幅收窄。
“去产能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但整体进展并不快。”究其原因，尹中卿认为，一些地区和企业对去产能存在顾虑，担心自己减别人不减，有的将产能退出寄希望于中央财政奖补支持和政策扶持，强调人员多、成本高、负担重等困难，退出意愿降低。
比如，受3、4月份钢铁、煤炭价格反弹影响，近来一些停产企业又开始恢复生产，有的甚至出现扩产，不仅增加了去产能的难度，也加大相关产品价格下行压力。
警惕二：“去库存”陷入两难
“事实一再证明，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盲目纵容甚至暗中鼓励房价节节攀升，是饮鸩止渴的下策。”在尹中卿看来，一些地方将去库存仅仅片面理解为去房地产库存，甚至是去商品房库存，不加分析地取消限购、限贷政策，个别地方甚至还推出零首付政策。
房价上涨预期与宽松的信贷环境推高个人房贷，加上首付贷、众筹等加杠杆购房手段，结果导致所有一线城市和众多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升，1～5月住宅价格上涨14.3%，个别城市上涨近50%，农民工自购房率仅为1.3%。
他担心的是，在房地产总体过剩的背景下，城市住房持有结构进一步失衡，房地产泡沫不断积累，金融杠杆和风险进一步加大，部分一二线城市地王频现甚至催生新的房地产库存。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商用房、工业厂房库存依然如旧。房地产两极分化带来调控政策两难，若调控政策收紧，可能增加三四线城市“去库存”压力；若继续放松，一二线城市房价则可能持续较快上涨。
警惕三：“去杠杆”进展缓慢
从基层调研实际情况看，尹中卿发现，受多种因素影响，少数地方在去产能、去库存过程中不仅没有去杠杆，反而还加杠杆。
央行发布的今年上半年金融数据显示，个人住房贷款新增2.36万亿元，同比多增1.25万亿元。6月末，个人住房贷款增速达32.3%，为2010年12月以来最高。由于担心影响经济增长，影响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去杠杆工作在很多方面甚至还没有启动。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1～6月，广义货币M2增加近7万亿元，6月末超过149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7.53万亿元，同比多增近一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加9.75万亿元，同比多增近一万亿元。不仅如此，各类债券累计发行18.3万亿元，同比增加200%以上。尹中卿表示，虽然企业资产负债率有所降低，但资金“脱媒”、“脱实”加剧，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背离实体经济需求。
而且，银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上升较快，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1%，较一季度末的1.75%继续攀升。在尹中卿看来，尽管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局部地区偿债压力加大，隐性债务风险加剧。债券、信托、理财、网贷等违约现象明显增多，股市、债市、汇市、房市和信贷市场的风险易出现跨市场传递，而金融风险监管与风险防控机制与现状还不匹配，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突出问题。
警惕四：“降成本”步履维艰
今年以来，国务院在降成本上重点推出了减税和降低企业负担两大措施，成本压力有所减轻，企业利润降幅收窄。前5个月工业企业每百元收入成本下降0.22元，利息支出同比下降7.8%。从5月1日开始，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将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实施进出口环节收费正面清单制度，纳税人税负有所下降。
降低企业负担也打出“组合拳”，
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清理规范中介服务，减轻企业制度性交易费用；
通过精简“五险一金”，合并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适时适当下调社保费率，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还有一些地方通过各种方式促进电价下调。
但尹中卿也看到，这些“降成本”工作与切实发挥实际直接效果，还有不小的距离，“目前，降低企业人工成本、财务成本还缺乏有效办法，降低电力价格、物流成本也没有实质性进展。”
警惕五：“补短板”效果不彰
尹中卿认为，长期以来，在我国总供给结构中依靠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产品和服务一直处于短缺状态。近年来通过持续加大投入，各级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支出有所改善，短板领域、薄弱环节建设加快，投资结构有所改善，但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总体水平仍然偏低。
比如，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对应，“三农”、基础设施、创新发展、医疗教育、生态环保、脱贫、养老、棚户区改造等都是短板。今年上半年，迅速启动精准脱贫，继续加力创新发展，着重发力棚户区改造，但远没有达到社会期望。迫切需要创新工作方式，弥补经济社会发展诸多薄弱环节。
“两只手”协力引导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认为，针对当前“三去一降一补”工作中这些值得警惕的现象，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形成合力。
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艰巨，使得其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完成，而且也难以承受调节周期过长的时间成本。在推动“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过程中，需要发挥好政府的引导和规范作用。
比如，在各地大力压减钢铁产能时，价格反弹是市场信号的正常反映。但此时如果地方出现松动，就会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局，产能压减就会出现“拉抽屉”式反复。相关地方政府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毅力和决心尤为重要。
此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加快弥补薄弱环节短板等，都有赖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推进企业降成本的工作中，除了减税、清费能够见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外，其他如降低土地成本、融资成本、能源成本以及制度成本等，都需要通过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来实现。
另一方面，也要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供给侧管理一旦引入，政府直接影响生产者和产业结构，对经济干预的深入程度不仅体现在总量上，也表现在微观环节，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以及对市场主体权利的保障尤为重要，否则政府干预就可能影响企业决策。
业界尤其强调要避免一刀切，违背市场规律强行使用行政力量。受访专家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放松并解除高融资成本、行政管制过多等供给约束，用改革的办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个别地方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甚至出台了一些带有地方保护色彩的政策。打着改革的名义推行地方保护主义，既不利于去产能和去库存，也不利于培育新供给、新动力。
尹中卿最后告诉本刊记者，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成“三去一降一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任务十分艰巨，必须尊重规律、总体部署、统筹安排，精心谋划、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LW
刊于《瞭望》2016年第32期
原标题《警惕“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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