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角色
在全球经济治理转型过程中
◆ 中国是举足轻重的利益攸关方
◆ 也是有价值的发展模式和样本提供者
◆ 更是意愿和能力兼备的关键行动者
◆ 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并推动其加快发展，是解决全球增长动力不足的根本之道
“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在2016年“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规划《纲要》中这段对“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所作的战略论述，最直接的行动落实，就是9月4日至5日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举行的G20杭州峰会。
日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黄薇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谈到，此次G20杭州峰会，由中国首次担任G20轮值主席国，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推动和引领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方向发展的历史机遇。
尤其是此次峰会确立的“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设置的“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四大议题，无不深涵“十三五”规划《纲要》就“推动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向世界发出的“中国倡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在接受瞭望记者采访中解读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跨国投资目的地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渠道，国内国际经济的互动效应明显增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不断加深。
正是在这个深刻背景下，十八大报告将G20与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一道列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多边事务的载体，也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制之一。
在王一鸣看来，未来五年，我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将更加紧密，与国际经济的互动关系将进一步增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要求更加紧迫，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对外开放的体制优势，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采访中，许多权威专家的共识是，通过G20杭州峰会，中国能够在推动国际合作机制建设，平衡区域经济落差，构建国际关系新秩序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由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既是中国发挥与其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影响力的一次重大展示，更是全球最广大发展中国家借此提高国际话语权的一次宝贵机会。”
世界经济稳定的“白衣骑士”
▲杭州钱塘江岸边建筑的主题灯光秀（8月31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金海）
就在G20杭州峰会召开前夕，G8成员国加拿大正式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为峰会一个耐人寻味的插曲。在亚投行成立之初，加拿大是发达国家中少数几个没有加入的国家之一。
加拿大经济自2015年开始大幅放缓，当年GDP增速只有1.2%，比2014年缩水一半还多；2016年第二季度的经济萎缩了1.5%。2015年加拿大对外贸易总额同比下降11.9%，对外出口同比下降14.1%。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加元计算，2015年中加贸易总额同比增长10%，其中加对华出口同比增长4.5%。目前，中国已成为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场。
现在，在加拿大申请加入之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只剩下美国和日本尚未加入亚投行。
对这一新的变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认为，这是新世纪以来，在国际经济社会事务方面，中国主动积极、脚踏实地推进全球经济发展“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结果，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无论是危机应对还是气候谈判，中国从来不会搞以邻为壑或画地为牢，而是以“白衣骑士”的形象，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和健康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2008～2015年，中国贡献了全球GDP增长总量的47%，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经济“火车头”。去年，全球贸易出现两位数负增长，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则从12.2%上升到13.8%，支撑着全球贸易的稳定局面。
当前，全球经济仍处在持续深度调整期中，低增长、低利率、低需求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等风险有增无减。英国脱欧、国际金融市场频繁动荡、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等，使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再次下调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和3.4%，较4月份的预测值均下调0.1个百分点。英国《金融时报》就此发表社论提醒，G20成员应该认识到，不得不采取措施支撑疲软增长的时刻已显著迫近。
然而，在经济持续低增长的背景下，某些国家采取多轮量化宽松政策，不断加剧货币和原材料市场的巨大波动，尤其是建立封闭性贸易组织、实行单方面制裁、使用各种限制性机制在内的经济杠杆等使全球经济空间碎片化的举措，无助于加强国际合作，对国际经济关系体系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非建设性影响。
受其影响，危机过后，国际保护主义抬头，多边合作受阻，区域集团盛行，全球化进程减缓，这些因素导致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放缓，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复苏。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陈凤英说，近年来，在全球贸易增速显著放缓背景下，中国不仅自身积极践行开放战略，而且在各个国际场合倡导开放市场的理念，倡导自由贸易、扩大投资：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牵头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推动支持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为长远发展打牢基础。
更重要的一点，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实践，能够结合自身实际国情，为世界经济实现稳定增长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创新、活力、联动、包容，可谓抓住了当前国际社会构建新型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关键要素。”采访中，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贾晋京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解读了G20杭州峰会“主题词”的深刻内涵：
“创新”是实现长远发展的动力之源，靠创新来释放体制活力和创造力，靠创新实现科技进步，这是实现全球经济复苏的根本出路；
“活力”强调让经济发展的引擎高速发展，让世界经济气通血畅，焕发新动力；
“联动”是实现全球整体、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各国合作联动，才能减少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实现经济的稳步发展和优势互补；
“包容”强调发展的价值要惠及所有国家，从而释放巨大的市场需求。
贾晋京说，这仅仅只是开始，“中国主办G20杭州峰会，意味着世界将有机会听取和分享更多如何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实践’和‘中国创新’。”
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先锋”
▲G20杭州峰会主场馆杭州国际博览中心（8月25日摄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需改革。无论是重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权力分布，还是支撑相关机构的原则和标准，都难以反映当前国际经济和政治实力分布。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直有着非常明确的改革意愿和态度。”日前，在接受采访中，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肖恩·布莱斯林表达了对“G20杭州峰会”的期待，“中国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负责任大国。”
二战结束后，为尽快恢复全球经济秩序，美国牵头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框架、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在此体系中，少数发达国家一直掌控着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而包含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只能扮演着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陈凤英认为，某种意义上看，全球经济治理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产生的一个新问题，而经济全球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几乎所有国家都会牵扯其中、受其影响。这种局面下，如果由少数国家控制规则制定并长期约束大多数国家，很难让人信服这样的规则是公正合理的。
事实上，面对新世纪以来日趋复杂多样化的全球化进程，这种“少数人说了算”的治理模式越来越力不从心。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经无法应对全球经济失衡、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金融市场震荡、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债务危机等国际经济结构性矛盾，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放大危机的诱因。
在陈凤英看来，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表明，国际间经济竞争绝非零和游戏，更不是一国的“所得”必须要以其他国家的“所失”来平衡。恰恰相反。在处理国际间经济利益时，中国一向主张互利共赢，因为在中国看来，只有“共赢”才能长久。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要保证各国利益实现“共赢”，就必须共同掌握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才能实现公正合理。
为此，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与当今时代的共鸣点，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以及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共商、共建、共享’构成了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链条，缺一不可。”黄薇向本刊记者解释说，共商，就是集思广益，由全球所有参与治理方共同商议；共建，就是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发挥各自优势和潜能并持续推进建设；共享，就是让全球治理体制和格局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球各个参与方。
“这一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有助于解决治理成果失效、治理手段失灵、治理方向偏差，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智慧’。”她表示。
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同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全球迎来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2016年1月16日至18日，亚投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2016年8月13日，亚投行首个公路项目在巴基斯坦开工。
这意味着，中国从提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倡议到有57个成员国的亚投行第一个项目开工不到3年时间。
为什么中国的主张能得到广泛响应？肖恩·布莱斯林给出的解释是，“中国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努力，被视为中国负责任改革大国路径的典型。通过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推动了亚洲金融治理领域，尤其是基础设施融资标准和实践的改革与创新。这一创新努力还与既有的全球和地区金融治理机构密切合作，增强了地区金融治理的能力和秩序稳定。”
在他看来，中国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过程中，寻求的是在确保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稳定基础上的改革，“在全球治理改革方面，中国将展示其作为负责任、守承诺国际大国的形象和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能力。”
英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阿兰·惠特利也坚信，在轮值主席国中国的议程设置下，G20杭州峰会会进一步推动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会推动各个国家更为均衡地分享全球化经济收益，“此次峰会也将成为促进全球化进一步前行的重要契机。”
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守护者”
▲8月28日，一个小朋友在欣赏小学生创作的G20主题绘画。（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翻看本届G20峰会与会外方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名单，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发展中国家数量多：老挝、乍得及塞内加尔分别作为东盟、非盟及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轮值主席国参会，哈萨克斯坦和埃及作为“特邀嘉宾”参会，中方还邀请了77国集团主席国泰国参会……事实上，G20杭州峰会已经成为历史上最多发展中国家参与的G20峰会。
“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将在G20杭州峰会上得到充分体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长期以来，由于缺乏话语权，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一直属于“弱势群体”位势，集中表现在国家经济始终徘徊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抵御风险能力脆弱，国际地位与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不相符。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强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一直积极践行正确义利观，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为提升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深化互利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他认为，尤其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称道的是，中国愿意将自身的成功经验、发展机遇与世界各国共同分享。2014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发表演讲时说，“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
2015年9月底，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向世界郑重宣布成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成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等各项举措，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
与此同时，中国在参与现行国际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坚定地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积极为之争取国际话语权，推动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改革完善，使之更能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黄薇告诉本刊记者，“一直以来，中国视维护和拓展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为自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认为全球治理本身是一个协商过程，是一个参与和身份重塑的过程，要真正改变全球治理失灵现象，就需要以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以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以参与治理过程的实践活动，建构起一种真正的全球身份认同。”
在她看来，此次G20杭州峰会，中国力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与会，共商全球治理大计，正体现了这一思路。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以汇率计算，已从1992年的83.6%下降至2012年的61.9%，而非西方世界在同期则从16.4%提升至38.1%。从G20内部而言，2010～2013年，新兴11国（即二十国集团中的阿根廷、巴西、中国等11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达到59%，成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曾表示，300年后的历史书会把冷战的结束作为第三等重要事件，而头等重要事件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及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和互动。
“经济基础已经变了，上层建筑必然要做出调整。”在陈凤英看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给予其更多的话语权和政策制定权，是顺理成章的。
与此同时，陈凤英介绍说，“发展中国家人口占全球的85.4%，是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力量，2016年又是落实联合国2030年发展议程元年，G20成员有义务通过各自和集体行动在落实发展议程中起引领作用。”
她最后告诉本刊记者，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缩小发展鸿沟、共享发展成果，正是对过去不平等、不均衡发展模式的调整，“面对当前迟迟难消的全球经济疲软态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清醒认识到了，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并推动其加快发展，是解决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根本之道。”LW
▲9月1日，居民在白马湖畔晨练。白马湖位于杭州高新区（滨江）南部，越王城山北麓，万顷碧波，茫茫无际。湖畔的杭州白马湖建国饭店是此次G20杭州峰会媒体酒店之一。新华社记者邢广利摄
刊于《瞭望》2016年第36期
封面漫画作者：迟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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