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加快设备技术投资推动供给侧改革
◆ 加快设备投资是经济转型期的普遍规律
◆ 有助于逐步化解“三去”潜在风险，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和周期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根据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在经济转型期，设备投资普遍逆势上扬，这也是摆脱“流动性陷阱”、降低成本、防范产业空心化和群体性失业的有效措施。同时，设备投资既是创新的载体，也为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
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应有序推动设备技术投资，深化国际设备技术合作，加强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培育新动力，形成新周期。同时，要完善投资统计制度，在客观反映设备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同时，积极引导市场预期。
设备投资加速是转型期普遍规律
按现行统计口径，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由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和其他费用三部分构成。长期以来，建筑安装工程占总投资规模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0%～70%之间，2015年高达69.1%，而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比重只有19.8%。因此，经济周期波动与建筑及房地产有着更直接和紧密的关系。
相反，发达国家设备技术投资比重在65%左右，经济增长周期也主要由设备与技术投资推动。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增长周期由建筑周期向设备投资的切换，应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十三五”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
国际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设备技术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经济转型和下行压力较大时期，则呈现出加速的态势，并最终居于主导地位。
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西方国家经济步入发展的“黄金时代”，经历了持续二十多年的繁荣，但建筑与住宅投资占固定资本形成比重是在不断下降的，以美国为例，1950年高达60.4%，到了1980年则下降到49.5%。2000年美国建筑与住宅比重下降到40.6%，创出历史新低，设备与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则进一步提升。纳斯达克泡沫破灭之后，美联储连续16次降息，直接推动了房地产泡沫，2005年建筑与住宅投资比重提升到48.7%。次贷危机之后，建筑与住宅投资急剧下滑，设备与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占比再次重返上升态势，2011年上升到65.1%，这对拉动经济复苏、重塑美国竞争优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固定资本形成结构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
两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加快经济转型，建筑与住宅投资在固定资本形成中的比重1980年高达65.4%，2008年下降到45.7%，设备与软件投资比重则提高到54.3%。
日本固定资本形成结构 (数据来源：日本统计局)
我国台湾省1991～2000年GDP增速较七八十年代的高增长明显放缓，但设备投资反而加快。1980～1990年，民企制造业设备投资年均增长10.4%，90年代大幅提高至19%以上。
美国、日本以及台湾省的经验表明，设备和技术完全可能取代建筑与住宅，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和周期。
加快设备投资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的研究报告指出，目前有企业陷入了某种形式、某种程度的“流动性陷阱”。新建厂房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大、见效慢，在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企业自然降低投资意愿，从而容易形成所谓的流动性陷阱。这一问题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期非常突出，但2009年次贷危机后这一现象并不明显，原因之一在于设备投资的加速。由于设备投资规模相对较小，且灵活多样，容易快速持续回升，从而破解“流动性陷阱”魔咒。
2008～2011年美国政府设备投资增幅放缓但并没减少，在官方投资的撬动下，私人设备投资从2009年二季度开始回升，随后则出现上文所述的爆发式增长。在设备投资的引领下，各种景气指数快速回升，虽然官方投资2012年之后逐年减少，但私人投资仍然保持旺盛的增长态势，并在当年一季度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从季度数据来看，美国私人建筑和住宅投资2012年一季度才确立复苏趋势，比设备投资迟了三年，投资规模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也比设备落后了三年。换言之，实体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建筑和房地产的复苏。这点对我国也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可以启动设备投资周期，通过发展的方式逐步化解“三去”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如上文所述，面对产能过剩和成本上升，日本采取了加速设备投资的做法，设备投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有效化解了通胀压力，避免了产业空心化和高失业率，企业国际竞争能力和盈利水平不断提升，工资水平持续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改善。相反，欧洲国家更多采取了加快产业海外转移的做法，这直接造成了产业空心化，失业率长期保持在10%以上。尽管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但在1974到1991年期间，日本经济平均增速为4.1%，同期欧洲不到2.5%，美国只有2.8%，世界经济格局在这十八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汲取欧日两大经济体经验教训，中国可以通过加快设备技术投资“降成本、补短板”，同时有效防范“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过程中带来的群体性失业、产业空心化等潜在风险，确保供给侧结构改革成功。
需要强调的是，设备投资既是创新的载体，也为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设备与技术投资作为新技术和新知识的孵化器，是实现经济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载体。同时，创新的最终成果一部分表现为消费品，另一部分则是生产设备及其他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增长应快于消费品，换言之，设备投资也为新产能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市场需求，从而形成供需两旺的新局面。
上世纪90年代，美国不断加大信息技术与设备投资力度，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的八年间，作为投资品，知识产权产品年均增速高达10.2%，设备投资增速为9.1%，信息技术投资的加速直接提高了电子设备和计算机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而传统制造业和服务部门的信息化改造也促进了投资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设备与技术投资的扩大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消费的繁荣，也带动了建筑与房地产的发展。1993～2000年，美国经济平均增速高达3.9%，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最为繁荣的时期，个人消费名义和实际增速分别为6.2%和4.2%。
四方面有序推动
首先，优化投资结构，丰富供给侧结构改革内涵。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到8.1%，这一增速已低于美国上世纪90年代。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需要加速，但应优化投资结构，有序推动设备和技术投资，开启新的增长周期。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当前应重点加快如下领域的投资。
一是传统优势产业，这些产业普遍面临人工成本压力问题，通过设备和技术改造可以重塑国际竞争力，避免产业过度转移带来的“无工可打”现象。
二是战略新兴产业，“十三五”规划提出了五大战略新兴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投资。
三是产能过剩行业，在兼并重组过程中需要加快技术升级。
四是现代服务业，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消费服务业，其生产及管理效率的提高，都需要在设备与软件支出方面加大投资。
五是农业与水利业，进一步推动机械化和信息化，从而保障农业安全，提高抗旱排涝以及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
其次，以设备技术为核心，深化国际产能合作。
一是进一步扩大技术设备进口，在促进我国产业升级的同时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
二是以小国为突破口，深化高端产能合作。有的国家经济规模较小，但是科技发达、产业创新能力很强，如挪威的炼油设备世界领先、瑞典拥有高质量的机械行业，这些国家开放程度高，保护实力弱。通过产能合作吸收这些国家先进的技术设备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加大对发展中国家设备技术输出，促进东道国产能升级。
再者，加强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业的协调发展。
一是加速设备折旧，鼓励企业设备更新。
二是制定有关设备投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成本。
三是对先进技术设备实施免税政策，2010年3月起，加拿大对绝大部分设备进口实施了单边免税政策，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四是综合采取各种措施，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五是加快发展设备租赁业，解除中小企业资金瓶颈。实体经济是金融业的根基，只有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才能有效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当前金融与制造业需要同舟共济、协调发展。
最后，完善投资统计制度，积极引导市场预期。
当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500万元以下的不纳入统计范围，但大量中小及“双创”企业投资不足500万元，从而不能反映它们对供给侧结构优化的贡献；
二是软件等无形资产支出也不在固定资产之列，设备投资被大大低估。这些投资尽管反映在GDP核算中的固定资本形成中，但官方没有公布，更没有月度和季度数据，从而不能及时反映供给侧结构优化状况。
因此，需要完善投资统计制度，在客观反映设备投资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同时积极引导市场预期。LW
刊于《瞭望》2016年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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