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陈锡文易纲等五人谈供给侧改革与新常态
■ 6日下午，厉以宁、陈锡文、易纲、常振明、许家印等5位全国政协委员就“十三五”经济发展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主题：政协委员谈适应引领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出席者：
厉以宁：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陈锡文：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易纲：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常振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家印：全国政协常委、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
人民日报、人民网、人民日报客户端记者：
供给侧改革是今天记者会的主题，也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请问在提高供给侧、供给系统质量与效益的同时怎样做好加减法。操作过程中可能遇到哪些难点？提问给厉以宁教授。
厉以宁：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可以从需求方面发力，也可以从供给侧发力。在当前中国为什么强调从供给侧方面发力，进行结构性改革呢？主要是形势摆在这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好。困难有，大体是两大困难。供给侧发力主要是通过结构性改革，第一个要调整结构，要关停一些企业。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职工下岗怎么办？所以中央现在的政策是包下来，与其养亏损的企业，不如养职工。因为职工生活有着落，经过培训可以重新到工作岗位。第二个困难在于补短板，补短板必须创新，也必须在结构上做一些调整。所以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信心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香港中评社记者：
请问易纲委员，存款利率上限放开以后利率市场化改革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想问会如何健全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整和传导机制？
易纲：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当前利率市场化的重点是要健全利率传导机制和中央银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就这个问题我讲以下几点：
第一，要健全和完善央行的政策利率体系，这样就能够加强对市场利率的引导。当前中央银行运用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和存贷款的便利，我们来引导短期市场的利率。这样能够探索构建一个“利率走廊”机制。有的朋友问什么是“利率走廊”？简单说就是中央银行通过提供一个存款和贷款的便利，主要是给商业银行提供这样的便利。中央银行定存款和贷款的利率区间，通过这样一个利率区间调控和引导利率，这样一个机制就称之为“利率走廊”。我们国家目前还不能够完全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利率走廊”。因为中国现在的机制还必须要兼顾货币的数量目标和价格目标。大家知道利率是个价格目标，我们现在的机制还要兼顾货币政策的数量目标。所以现阶段我们在探索“利率走廊”比较初级阶段的一个机制。这些年来随着市场的发展，利率作为一个价格调控越来越重要，并且央行加大用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来平稳利率、稳定预期，而且市场人士都看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我们要逐步地做好央行控制短期利率向中长期传导的机制，这个机制需要市场的建设，也需要金融机构的定价能力。同时，央行还有再贷款利率、中期借贷便利的利率等等也可以引导中长期利率的形成。中长期利率也可以反映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的意图，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
第三，我们还要完善利率市场风险定价的机制。国债收益率曲线是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在国债收益率曲线之上，各种信用债等其他债的风险定价要做好，这样就能够健全中国利率收益率曲线的体系，以及各类风险溢价都能够充分反映。
最后，在利率市场化的新阶段，我们要通过宏观审慎的评估机制来激励和约束市场定价行为。中国还在转轨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的协调机制。谢谢。
人民政协报和人民政协网记者：
请问许家印委员一个问题，在3月4日民建和工商联的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民营企业要积极投身光彩事业和公益慈善，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请问，在您看来，民营企业在参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面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谢谢。
许家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很多的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这一切都得益于党的政策和全社会的支持。饮水思源，回报社会是每个民营企业的责任。投资慈善、扶贫济困，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品德。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小康社会，现在还有7000万的贫困人口，要实现全部的脱贫，任务还是很艰巨的。我们所有的民营企业都会和全国人民一道投身到扶贫攻坚战中。
具体方法上讲，我认为现在的扶贫不是过去的捐款捐物，我们要采取“输血”和“造血”的办法。主要采取以下几个措施：第一，精准扶贫方面，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精准脱贫、精准扶贫的要求，在精准扶贫上精准到户、精准到人。第二，产业扶贫方面，民营企业要投入资金、投入技术、投入人才，帮助贫困百姓在产业扶贫方面因地制宜地做一些产业脱贫工作，让老百姓真正地实现脱贫。第三，在教育扶贫方面，广大民营企业能够为贫困地区多捐赠一些小学、幼儿园、中学以及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技术学院，来满足贫困地区的教育需求，从根源上让贫困地区的老百姓脱贫。第四，民营企业要为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多捐建一些带产业的新农村。让那些住在深山老林里面，路不通、电不通、水不通，住的是不挡风不遮雨的房子，让他搬到带产业的新农村里面。同时也为生态扶贫，比如退耕还林、修复生态做一定贡献。第五，关于就业扶贫，这是广大民营企业的优势，广大的民营企业希望能够为贫困老百姓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来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总之一句话，广大民营企业会和全国人民一道打好脱贫攻坚战，让贫困老百姓能够早日脱贫、早日过上幸福生活。谢谢。
光明日报记者：
提问陈锡文委员，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增长，同时我国粮食进口也在增加，请问我国的粮食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
陈锡文：
现在我们国家的粮食就像你刚才说的，多了和少了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多的角度讲，过去连续12年粮食增产，从2003年粮食总产量8614亿斤增加到2015年粮食总产量12429亿斤，也就是说年度的产量在12年时间中提高了3815亿斤，这当然是多了。但是去年的12429亿斤和国内的粮食需求来看，它还不能满足。目前测算去年粮食总需求12800亿斤以上。所以总量上虽然12年连续增产但是大概还有400亿斤的缺口不能满足需求，接近2000万吨，还需要进口来弥补这个缺口，所以这又是少了。
粮食是一个总概念，我们统计口径中粮食有五大品类：小麦、稻谷、玉米、大豆、薯类（红薯、白薯、马铃薯等），这五个品种又各自有多有少，又不一样。目前总的来看，小麦大体供需平衡；稻谷满足了自给需求以后略有结余；大豆缺口非常大，去年大豆总产量230多亿斤，不到1200万吨，离需求差的非常远，去年进口大豆1633亿斤，进口的大豆相当于国产大豆的7倍，可见大豆品种是明显少了；玉米产量去年4400多亿斤，是五个粮食品种中产量最大的。总体来讲对于需求来说略显多一点。但是玉米品种去年进口，再加上可以替代玉米的品种进口，达到了880亿斤，本来玉米产量已经有点供过于求，又进口了880亿斤，显然玉米品种是多了。粮食整体上很难用“多”和“少”形容，有多有少，是并存的。
但是既有多的地方，也有少的地方，揭示出两个基本矛盾。一是总产量在不断增长，但是粮食的品种结构在供给方和需求方还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比如刚才讲的大豆明显缺了，玉米明显多了，供求之间最主要的还不是总量的矛盾，总量差400亿斤，但光大豆的进口就进了1600亿斤，可见只看总量不行，还要看品种，我们的品种矛盾比总量矛盾更突出。二是刚才讲到玉米供给是完全可以满足需求的。为什么还要进口这么多的玉米和玉米替代品，这暴露出粮食生产中的一个软肋，我们的价格没有竞争力。我们的粮食生产成本高，价格贵，和国际市场相比没有竞争力，因此国际市场的粮食进口到中国了，才出现了多了还要进口。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也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个人认为，农业角度理解供给侧结构改革主要是三个重点：第一，努力追求粮食总供求的平衡，现在还有缺口，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农业，提高和稳定粮食产能。第二，品种矛盾比较突出，所以要加强粮食品种结构的调整，让它更加适应市场需求。第三，即使总量和品种都平衡了，如果价格没有竞争力，国际市场粮食依然会进来。这个意义上来讲，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更加注重创新和改革，科技创新能够推出更优良的品种，降低它的生产成本、提高它的效率。要进行农业组织创新，一家一户小规模的生产基础要怎么通过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怎么通过土地耕地流转集中去实现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效率。
最后也要有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创新。大家已经知道，我们一些重要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补贴制度、收储制度正在积极推进改革。昨天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适当调减玉米播种面积，同时要推进玉米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他明确提出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把补贴从价格中分离出来，叫“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由市场形成价格，这个价格才能有国际竞争力。中国由于农民人数庞大，每一户经营的耕地很少，竞争力是不够的，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要用其他形式对农民的合理收益给予必要的补贴。这项政策正在研究之中。我个人估计两会结束后，对于玉米的改革很快就会推出台。谢谢。
澳门澳亚卫视记者：
提问给常振明委员，我们注意到国有企业在产能过剩的行业里比较集中，在您看来国有企业怎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常振明：
谢谢你的问题。供给侧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在企业中尤其是国有企业中比较突出，比如在钢铁、建材、能源等行业供需不对称、产能过剩。比如去年我国生产的粗钢产量8.04亿吨，相当于全球钢产量的一半，所以钢铁价格持续下跌，许多企业出现亏损。这些企业有一个特点就是投资大、企业负债高。所以国有企业相对比较集中。也就是说国有企业面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低生产成本的任务十分艰巨。怎么降成本？怎么降产能？我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在微观上我认为转变企业的商业模式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企业的商业模式是一个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过去注重大规模生产，提高产能、提高产量。因为这样做可以减少单位生产成本，增加竞争力。但是现在要去产能了。需要技术革新，增加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品种、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需要小批量灵活的生产方式来满足不同客户和市场的需要。
当然现在互联网技术还有大数据技术也为企业转变商业模式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手段。我认为转变商业模式直接涉及到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的转变，这一点尤为重要。刚才锡文主任也讲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也是从供给侧入手。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使农业生产大幅提升。今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好相反，是如何去产能。我体会必须用改革的方法来推进结构性调整。谢谢。
中央电视台记者：
请问易纲委员，去年我国外汇市场有两个下降引发了全球高度关注，8月11日汇改后我国人民币一个月内贬值了近5%，创了近20年最大单月跌幅。与此同时，我国外汇储备从2014年的高点时3.99万亿美元下降到去年年底的3.3万亿，媒体分析说央行动用大量外汇储备维稳人民币汇率，对此您作何评价？如果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形成一个共识，大家都购买外汇，持有外汇，我国的外汇储备还能否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规模？
易纲：
你的问题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外汇储备下降，一部分是人民币的预期。我先说外汇储备，大家知道中国是外汇储备在全世界最高的国家，第二名日本的外汇储备是一万亿出头，中国最高达到过近4万亿，现在也有3.3万亿外汇储备。实际上快速的变化，就是过去十几年的变化。2002年底的时候，中国外汇储备还不足3000亿美金，最高峰是2014年6月的3.99万亿。这12年就增长得这么快。这里有一些积累，同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额外的资本流入，这些资本流入如果择机掉头也并不奇怪，随着我们现在的经济周期有一些外汇储备的下降，是在我的预期之内的事。
下降了多少？去年的外汇储备比2014年末大约下降了5000亿美金。怎么解释这个下降？主要可以用“藏汇于民”来解释。简单说“藏汇于民”就是说央行持有的官方外汇储备，通过市场购汇的渠道转变为民间持有。原来是中央银行持有的官方外汇储备，在市场上购汇，被民间企业、银行、家庭买去了，这就是“藏汇于民”了。具体怎么解释？举几个数字，在过去一两年中国的企业和家庭在优化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他们需要增持一部分美元资产，偿还一部分美元债务，由于他们预期的变化，所以他们做这种资产负债表的优化。比如去年我国企业和居民在境内银行的存款，在2014年增加了一千亿美元的基础上去年又增加了几百亿美元。银行金融机构也为了市场需求，增持一部分外汇头寸，去年银行增持的外汇头寸大数也是一千亿。同时，企业还了一部分外债。去年外币外债，美元借的外债大数减少一千亿。这样都需要在市场上购汇，反映出来的就是官方外汇储备有所减少。
再说第二个数字，去年企业和个人跨境外汇净支付了2400多亿美元，主要包括了企业和个人，今天在座的就有企业家，在座还有很多个人，去年他们在国外有一些直接投资，有一些对外的证券投资，还有很旺的就是境外旅游、境外消费、留学支出。还有一部分外汇储备的下降是由于美元升值造成的。去年美元指数升值9%。大家知道中国的外汇储备非常分散，有美元、非美元。美元升值以后，一些非美元资产折算成美元就有减少，其实不是外汇流出，这部分是由于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化引起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资本外逃混在刚才说的这些数字。上面说这些数字有些是存量、有些是流量，不能完全简单的相加。这个复杂问题讲简单点，总体来看，外汇储备下降数的大部分都可以用“藏汇于民”来解释。中国的外汇储备会保持合理适度的水平。为什么？因为企业和个人优化资产负债表的调整是有限度的，调到一定限度会自然回归正常。
再说是否会造成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人民币汇率会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现在说“基本稳定”是对一揽子货币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为什么？说几个根据：第一，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态势没有改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还在稳步提高。第二，中国的经常项，特别是货物贸易还存在着非常大的顺差，我们的FDI（对外直接投资）和ODI（外来直接投资）都是稳步增长的。第三，外汇储备是充裕的。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会回归到基本面，回归到人民币保持基本稳定的基本面。
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
请问厉以宁委员，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2016年经济形势是否会有所好转？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措施，稳增长、调结构，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谢谢。
厉以宁：
中国经济正处在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换时期，因为我们的GDP一半以上是第三产业的产值。这样看经济增长率下滑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当你逐步要走向后工业化时，产值增长不会那么快。这还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中国现在要结构调整，结构调整中必然有一些过剩部门需要重组。但我们应该看到，2016年的趋势稳中有进、稳中看好，这是总趋势。
这里特别讲两点：第一，宏观调控政策没有变。我们依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但是重点不是“大摇大摆”，而主要表现为“定向调控，重在微调，重在预调”。第二，另外还应该看到，在经济中投资和消费并没有大幅度减少。有很多项目要投，昨天李克强总理报告中可以看出，其中包括了高速铁路、交通设施、港湾建设、水电站、互联网这些投资。所以说中国的问题应该看得更清楚一点。
刚才许家印委员的问题，回答很好，就是民营经济的活力正在起来，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是不能分开的，单靠一个国有经济就能一枝独秀吗？民营经济也在起来。我建议大家到北京的中关村看看，中关村有一个创业大街、创新大街，到那里看，有一些聚会的地方，如咖啡馆，到里面看看都是一些什么人。都是一些年轻人，大学生、研究生、博士后、科研机关人员，也有民营企业家，他们讨论什么？创意、创业、创新。这就是中国的未来。从这里看一个蓬勃的创新时代正在向我们走近或者说正要来到。和美国的情况一样，30年前比尔·盖茨这些人都是大学附近咖啡馆里常客嘛！中国也是这样。所以对我们的经济应该是有信心的。
我去年在河北考察的时候，被一群企业家围住了，让我讲几句话，我说好吧我讲四句话。第一句话，让产品更个性化。产品一定要个性化，有创新，才能有销路。回到家打开自己的衣柜、箱子看看，衣裳都是新的，不是旧衣服，为什么现在还要买呢？主要是样式过时了，面料不够好。所以产品要个性化，才能扩大消费。第二句话，让服务业更人性化，或者让服务业更柔性化。服务业起来了，你板着面孔坐在那里，谁上门来找你？所以要有更加有服务业的柔性化、服务业的人性化。第三句话，把品牌打到国外。中国的品牌在国外还不够响亮，我们不是没有好产品，有！但是品牌要打到国外。第四句话，把顾客留在国内。国内有新产品，国内服务态度好，关税适当地减低，我们可以把很多顾客留在国内。在国内买，增加的就业是国内的就业，增加的税收是国家的税收。这些都是我们对2016年的经济抱有信心的证据。谢谢。
新华社记者：
提问常振明委员，您刚才提到要推进国有企业的供给侧改革，必须通过推进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实现。问题是2015年我国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取得了哪些进展？在您看来我们要实现预期目标还有哪些难点和攻坚点要突破？
常振明：
谢谢你的问题，刚才厉老师也讲了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我介绍一下国有企业改革的情况。一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积极推进。主要是两方面的推进，一是顶层设计方面，一是实践方面。顶层设计方面，去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之后又出台了11个配套文件，各级国资委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指导文件，进行了一些国有企业改革的试点。这些指导意见和文件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原则。在实践当中，我也看到很多在网上的评论说国有企业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这么多文件出来了，你们有什么动静？我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改革的执行者，这些文件的执行者和实践者，我有一个体会：国有企业改革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整体来看，每个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国有企业所处的历史不同，所处的行业不同，他们面对的外部竞争环境不同。比如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也不同，每个企业长期形成的商业模式也不同。国有企业的改革一定要“一司一策”，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大方向和原则，每个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自己的改革方案，制定自己的战略，并确定未来的商业模式。
比如按功能界定分类，把国企分成商业类、公益类两大类，这个指导文件出台后，基本上全国很多省市的国资委，还有四十几家央企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改革方案。去年国企的改制和重组的步伐在加快，南车北车、国家核电和中电投、中远和中海运、五矿和中冶等等12家央企正在重组合并，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按照日程稳步推进。总之，“一司一策”中每个企业都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制定自己的改革方案，根据自己的情况有自己的困难和自己的难点，国企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生产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使企业和企业的员工能够激励他们创新的热情，最终使全社会和人民得到实惠。我也相信国企一定能够实现他们既定的改革目标。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提问陈锡文委员，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一直是公众和舆论非常关心的问题，去年你参加了政协组织的有关转基因农产品的双周协商座谈会。请问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陈锡文：
农业转基因育种技术，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从第一个转基因的农产品上市到现在也就20年时间，所以公众对它不是非常了解，也存在着很多疑惑和问题，这很正常。毕竟农产品中作为食品来说，到底吃了之后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有没有保障，大家都很关注。全国政协也是非常了解社会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心，所以去年专门组织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各地进行相关调查，并且派出考察团到国外了解其他国家政府怎么管理转基因技术。去年10月上旬，全国政协在俞正声主席的主持下召开了专门围绕转基因问题的双周协商会，在会上把转基因赞成人士和反对人士组织在一起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对话，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一些共识。
如果大家看到今年中共中央颁发的一号文件，实际上也体现了政协双周座谈会的基本共识，就是两句话，“加强农业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这两句话在去年政协的调研和双周座谈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赞成，目前这两句话也可以作为指导农业转基因技术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方向。
近20年来，中国政府对于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原则一直非常清楚。有三大原则：第一，转基因技术是当代生命科学、生物科学中最前沿的一个高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尤其是农业大国，在这个领域中不能没有一席之地，不能被人落下。所以中央提出要加强对农业转基因技术的研发。第二，转基因是新生事物，能不能确保安全？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评审和监测。所以任何进行商品化生产和进入市场的转基因农产品都要经过严格的科学检测，只有确保安全才可以上市。中国政府现在批准可以自己进行商业性生产和上市的农产品转基因技术只有两项：棉花和木瓜。别的西红柿、辣椒、紫薯这些都不是转基因的。经过批准上市的，确实是经过严格科学检测，确保人们食用是安全的。第三，保证给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国家规定任何转基因农产品上市或者用转基因农产品作为加工原料的食品上市必须标识含有转基因农产品在内。这样的标识就是让消费者充分知情。世界上发展了转基因产品的国家大体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不标识，国家通过检测确保安全的不需要标识，美国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农产品不标识。还有一些国家标识，欧盟、日本都标识，但是也有一些国家是规定加工食品中含有转基因物质超过了百分之多少需要标识。我们国家实行的标准，只要含有就必须标识。政府在转基因管理上这三条历来是很清楚的。
这次中央一号文件中讲的两句话，其中用了“加强研发和监管”，“监管”一词非常具有针对性，目前看，确实有局部地区、个别地方出现了一些没有经过国家批准的转基因的农产品种子，流到市场上、流到农田种植的情况，也就特别强调政府对这样的情况加强监管，无论从实验室、试验田转基因材料的流向，育种公司、种子公司销售行为中是否有违法，把未经批准的农产品种子推向市场，让去种植，出现这种情况政府一定要严格监管。对于生产这样农产品的要销毁，对于违规作出这种行为的当事人要处罚。所以这两句话针对性非常强，一方面加强研发，科技前沿领域要有我们的一席之地，对于涉及到亿万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的事情，政府一定要严格地负起责任、加强监管，才能真正做到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谢谢。
中国网记者：
提问许家印委员，作为民营企业家，您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您认为民营企业应该如何作为？
许家印：
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国家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而且有很多发展的优势。尤其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同心同德，相信中国的经济会越来越好，我们非常有信心。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总理报告中提到，去年的经济增长6.9%，我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会超过7%。我们非常有信心。前几天，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的讲话，让我们所有的民营企业都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我们的信心。相信中国的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经济日报记者：
提问厉以宁委员，今年两会上供给侧改革是热点，刚才很多记者同行都提问了这个问题。我的问题是在推进供给侧改革中我们如何适度地管好总需求，避免出现通货紧缩这一现象？
厉以宁：
关于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一些，这里做一个补充。怎么在当前经济下扩大内需，怎么提高老百姓的消费意愿。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正在实行新型城镇化。城镇化已经搞了这么些年了，现在为什么提出“新型城镇化”，就是说以人为核心、以人为本。今天中国正在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中国现在城市中在发居民证，要让更多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能融入城市社会，这个是中国的一件大事。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做？我们把他吸引到城市，有工作、有房子住。现在各地都在进行棚户区的改造，兴建廉租房、廉价房，这些为了什么？让农民进城以后安家，他的小孩可以进城上学，他的配偶也可以进城避免两地分居，老人进城也有医疗卫生设施，所有这些都是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继续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建议这位记者可以出去看看，因为我刚刚回来，比如邓小平的家乡四川广安，广安下面几个县我去看，农村和过去不一样了，农民的新住宅和城里住的都有很大进展。你可以到浙江一些地方看，当地的农民土地确权了，土地确权以后他更安心了，承包土地有承包经营权，宅基地有使用权，宅基地上自己盖的房子有房产权。我们进村的时候看，当时正在验收，发现了一点，整个地上都是刚刚放过炮竹的，农民兴高采烈，农民有财产权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柱，因为它扩大了消费。我们还到另外一个地方看，同样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中国的民生的改善，中国内需的扩大，都和我们正在深化的改革是有关系的。谢谢。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
提问易纲委员，外国投资者很关心中国外汇储备的情况。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大家都想知道外汇储备的资产组合，也特别想知道可能有一些流动性没有那么好的资产，是不是包括在官方外汇储备数据里面，比如国外房地产或者一些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或者一些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也想知道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资本金和新开发银行资本金的股权是不是已经从官方数据里扣掉了。
易纲：
谢谢这位外国朋友的问题。我们的外汇储备是按照流动性、安全性、收益性的原则来管理的。所以我非常地强调流动性。首先，外汇储备的构成是充分的分散化的，比如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资产，按照一个优化比例、分散化的配置的。大家都关心怎么配置的？可以参照中国的贸易结构，大家可以参考中国的投资结构，我们对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投资，还要参考中国的支付结构，中国的企业和居民对外支付用什么样的货币支付最多。如果把贸易结构、投资结构、中国居民支付的币种结构都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外汇储备的分散化是根据我刚才说的这几个结构最优配置的。
第二，你关心是不是有一些不流动的资产也计在3.3万亿的外汇储备中，是否没有扣除？我清楚地告诉大家，这些不符合流动性标准的资产全部扣除在官方外汇储备外，比如不流动的股权投资、注资、流动性不好的。流动性是什么标准？这是严格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标准划分的。现在公布的官方外汇储备一定是符合流动性标准的，不流动的资产不包括在现在公布的外汇储备之内。所以外汇储备今后的经营还会按照流动性、安全性、收益性的原则，继续把储备经营好。
（根据文字直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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