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 | 日本离和平国家渐行渐远
▲ 5月3日，日本民众参加“和平宪法”颁布70 周年纪念集会 马平摄/瞭望
◆ 日本宪法第九条已成为保守势力谋求摆脱“战后体制”、使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最大障碍，修宪势力在众参两院均占据2/3以上议席，安倍推出“修宪时间表”已成历史必然
◆ 安倍提出了“修宪”的具体设想：
“保留宪法第九条第1款（放弃战争）、第2款（不保留战争力量、不承认交战权）的同时，在第九条中追加有关自卫队的内容”
◆ 事实上，制定新“安保法”，解禁和行使集体自卫权，已经突破了日本宪法第九条第1款有关“放弃战争”的限制
◆ 试图通过赋予自卫队正统性，使日后围绕自卫队的争议变得“没有存在余地”，等于架空了第九条第2款“不熬刘战争力量”
◆ 日本修宪势力力图通过修改现行宪法，使日本成为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意向，已付诸政策行动
◆ 日本“修宪”所带来的影响早已超出日本一国范围，深刻影响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及国际格局
◆ 从理论上来说，“修宪”并不必然会使日本成为一个极具进攻性的国家，也不意味着日本必然要走军国主义的老路。但是，一个对历史缺乏反思精神、历史修正主义频发的国家，国际社会有理由怀疑其是否会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今年是日本和平宪法实施70周年。这个本应该铭记历史，弘扬和平主义的年份，却成了日本保守势力再掀“修宪”狂潮的契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5月3日和平宪法纪念日当天，向修宪势力的集会送上视频寄语：“希望2020年成为新宪法实施之年，使日本向前迈出坚实的一步。”并首次明确提出了“修宪”时间表。他还提出了“修宪”的具体设想，即“保留宪法第九条第1款（放弃战争）、第2款（不保留战争力量、不承认交战权）的同时，在第九条中追加有关自卫队的内容”。
“修宪”是安倍的政治追求，更是执政党自民党的保守主义立党理念。安倍2012年底上台后立志要在任期内确立自主“新宪法”，核心就是要修改现行日本宪法第九条，削弱其和平主义精神。
安倍“修宪”意在“第九条”
鉴于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放弃战争、禁止国家保有军队、不承认交战权等条款，已成为保守势力谋求摆脱“战后体制”、使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最大障碍，安倍因此提出修宪时间表就成为历史必然。
事实上，安倍政府通过制定新“安保法”，解禁和行使集体自卫权，已经突破了日本宪法第九条第1款有关“放弃战争”的限制。所以，安倍政府的下一步就是力求突破第九条第2款有关“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的限制，加入自卫队现实存在的相关内容。
在自卫队成立的1954年，日本政府给出的解释是，自卫队是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武装组织，不是或不相当于军事力量。自其成立以来，围绕自卫队是否违宪的争议就一直持续至今。安倍此次提出的设想中，就是要在宪法第九条中追加有关自卫队的内容，使自卫队合法化、正当化。试图通过赋予自卫队正统性，使日后围绕自卫队的争议变得“没有存在余地”，这实际上等于架空了第九条第2款。
与自民党2012年版“修宪草案”直言修改第九条第1、2款相比，安倍此次提出的修宪意向似乎有所“后退”，没有出现诸如“国防军”等刺眼表述，形式上看似受到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加宪”理念的影响。究其实，不过是针对在野党及民众反对修宪的呼声而采取的模糊应对，其中隐含着安倍修改日本现行宪法第九条的图谋。
在这一点上，安倍采取了迂回战术。与直接修改第九条第1、2款相比，“修宪”新方案可以用较小的代价得到其想要的“修宪”结果。可以说，安倍的“修宪”方案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在日本护宪派看来，若把自卫队的存在新增入宪法第九条，那么宪政上对于自卫队海外活动的遏制恐将不复存在。因此，为了2020年修宪目标完成，自民党需得到执政同党及修宪势力的认可或鼎力支持，安倍只有在修改方案中考虑公明党的“加宪”立场，并以“高等教育免费化”争取日本维新会的支持，最大限度团结修宪势力，以应对“护宪”的在野党及民众的反对。
一路走来，安倍“修宪”从最初力求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到解禁集体自卫权降低“修宪”门槛，再到此次“以退为进”，提出温和“修宪”新方案。尽管花样百出，但“换汤不换药”，其最终目标无非是希望通过修改现行宪法第九条，使日本重新获得对外动用军事手段或战争的权利，成为一个全球性政治军事大国。
▲ 1月 20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右一）准备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 马平摄/瞭望
“修宪”是日本保守势力最迫切的“政治诉求”
众所周知，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在二战后盟军占领时期，由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主导、日本政府认可而颁布的。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和平宪法”根除日本军国主义，让日本在战后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然而，在一些保守势力看来，现行宪法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缺乏日本的自主性、主体性和历史的正统性，也是日本政治“不自信”的根源。安倍“修宪”的实质就是谋求改变二战战败者形象，摆脱“战后体制”，使日本成为“真正自立、自信的国家”。
这种让日本人“对日本历史、文化有一种骄傲感”的民族主义理念，已经影响到日本的内政外交及政策制定。值得注意的是，“修宪”背后所暗藏的这种民族主义“政治诉求”，绝不局限于安倍一人，也绝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主张。多数自民党、日本维新会等跨党派政治家群体在推动日本脱离“战后体制”，力求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方面有着高度共识，因此，“修宪”也就成为以自民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最迫切的政治诉求。
随着日本修宪势力的逐步发展壮大，共产党等护宪派及和平主义市民团体的呼声受到压制，“修宪”已经成为日本政坛主要议题。在2016年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以自民党为核心的“修宪”势力控制了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议席，从而达到了修改宪法的重要政治条件。
修宪势力在众参两院均占据三分之二以上议席的态势，使得安倍推出“修宪时间表”成为必然。执政的自民党常常利用议会优势席位，通过立法程序把本党的执政理念上升为国家政策和法律。自民党不仅利用执政地位出台新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还通过国会优势强势通过，并将行使集体自卫权付诸实施，以此架空日本宪法第九条，为全面“修宪”创造了有利条件。
日本修宪势力的“文攻武备”
日本修宪势力力图通过修改现行宪法，摆脱“战后体制”，使日本成为与“经济大国”相称的、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政治军事大国。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战略意向不仅作为一种理念存在，而且已付诸政策行动。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日本保守势力已展开一系列“文攻武备”，全方位加以实施和落实。
对内，通过否认、美化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培育所谓“民族精神”；
对外，渲染“中国威胁论”，为“修宪”寻找借口；
军事上，依靠日美同盟关系，不断提升防卫实力，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事务，力求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化战略目标。
以安倍为首的保守派政治家群体，常常把否认军国主义侵略历史与弘扬“民族精神”相结合，以此推动“自由主义史观”歪曲历史事实，宣扬历史修正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他们不仅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跪拜所谓“民族英雄”，而且还将历史修正主义延伸到教育领域，以便影响日本新生代的历史观。
令人担忧的是，近期日本“森友学园”向儿童灌输军国主义，以及将希特勒自传部分编入日本教材等事件表明，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教育理念已经开始影响日本社会的历史认知。安倍政府一再为军国主义教育开绿灯，既反映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现实，也显示了安倍等自民党保守派政治家群体的错误历史观。
在舆论层面，日本保守势力利用国际舞台大搞“舆论战”，为实现“修宪”创造有利氛围。
一是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制造东亚地区紧张局势，为“修宪”寻找外部“口实”。日本通过炒作“钓鱼岛问题”，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借口插手南海问题，无理指责中方的正当维权是“试图强行改变现状”。借“朝核危机”绑架国内政治，宣扬将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和“修宪”应对自身所面临的安全威胁。
二是在历史问题上颠倒黑白，刻意营造日本也是二战“受害国”的国际舆论。不仅让世界各国政要参观广岛二战原子弹爆炸遗址，而且以“废除核武器”的名义，促成在二战中对日使用原子弹的美国国家元首访问广岛，摆出所谓“历史和解”的姿态，向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迈出实质性步伐。
在军事领域，日本政府及其自卫队更是动作频频，充分利用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冲击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底线。2017年5月1日，日本派出“出云”号直升机准航母为美国军舰护航，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名义，为修宪第九条制造借口。
长期以来，日本正是利用这种“借船出海”的方式，谋求实现自身可以发动战争的军事大国梦想。
以“维和”的名义使自卫队走向海外；
以反海盗名义在非洲吉布提建立日本首个军事基地；
以“援助盟友”的名义解禁和行使集体自卫权；
以加强离岛防卫的名义组建“水陆机动团”，训练对敌主动进攻能力。
这些军事行为屡屡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不断侵蚀着“和平宪法”的基础。由此，自“和平宪法”实施70年来，其“和平主义”精神不断被修宪势力逐步蚕食，已消蚀殆尽。
▲ 3月23日，日本森友学园理事长笼池泰典在国会作证 马平摄/瞭望
日本“修宪”背离和平主义精神
安倍希望在东京奥运会召开的2020年完成修宪。日本想在奥运之年抛弃“和平宪法”，可以说是赤裸裸地向国际社会展示和平主义无足轻重。安倍力图在自己任内亲手完成“修宪”愿望，以便为自己身后留下永久政治遗产。然而，这种“修宪遗产”或将可能再次给日本带来历史之痛，甚至会危及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首先，“修宪”可能带来外部和平环境的变动，或将给日本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战后，日本基于“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确立与存在，走上了和平发展与限制军事化道路。“和平宪法”所确立的和平主义原则为日本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内外环境，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石。对于日本绝大多数民众而言，如何改善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造福民生，是政府应积极面对的现实课题。
然而，安倍上台后将重点放在安保、外交领域，“安倍经济学”愈发成为其争取选民支持的“空头支票”。如果说未来完成修宪第九条“夙愿”的日本保守势力，能否转而兑现“安倍经济学”造福民生承诺，仍是个未知数的话，可以肯定的是，在日美同盟全球化的趋势下，抛弃“和平宪法”约束的日本介入冲突或战争的可能性，却将大大增大。
其次，强行“修宪”或可能导致日本和平主义式微。在未取得国民广泛理解的情况下，执政的自民党试图凭借国会多数席位强行“修宪”，实质上是对宪法所规定的民主主义原则的侵害，这或将使民众对日本和平主义的未来感到迷茫。
这在日本是有前车之鉴的。上世纪60年代，岸信介内阁曾不顾国民的反对强推《安保法》，“安保斗争”的失败导致日本国民对政治参与丧失热情，和平主义运动也深受打击。如今，日本民调显示，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修宪”讨论并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安倍政府强行推动“修宪”，只会加剧官民对立和社会撕裂。
安倍声称，“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是日本人共有的一大目标，希望成为焕然一新的日本迈出坚实步伐的一年。”然而，“修宪”之后如何应对国际社会的疑虑，如何缓和“修宪”与“护宪”民众的对立以凝聚民心，绝非是举办一场奥运会就能解决的问题。
第三，日本“修宪”或将影响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给广大亚洲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战败投降的日本才在盟军主导下颁布了根除军国主义的“和平宪法”。可以说，“和平宪法”是日本二战无条件投降的产物，是亚洲及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胜利的结果。日本保守势力试图通过“修宪”改变战后国际秩序及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结果，这是对历史正义的反动。因此，日本“修宪”绝非日本一国之事，其所带来的影响早已超出日本一国范围，深刻影响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及国际格局。
从理论上来说，“修宪”并不必然会使日本成为一个极具进攻性的国家，也不意味着日本必然要走军国主义的老路。但是，一个对历史缺乏反思精神、历史修正主义频发的国家，国际社会有理由怀疑其是否会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此外，一旦自卫队明确写入宪法，日本的军事预算也将大幅上升，这有可能引起亚太地区军备竞赛。
更为严重的是，“修宪”将使和平主义精神失去宪政依托。自卫队将突破和平主义限制，利用国际冲突和同盟国行使集体自卫权介入战争的危险性加大，将可能危及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安倍政府通过“修宪”将把日本带向何方？亚洲及国际社会有理由对此高度警觉和密切关注。LW
刊于《瞭望》2017年第20期，原题《和平宪法70年：日本离和平国家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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