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丨不降反升，美国贸易逆差背后的三大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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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南路易斯安那港的部分港口设施（3月2日摄）
◆ 美国商务部7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美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扩大8.4%至约555亿美元，创5个月来新高
◆ 美国贸易逆差不降反升，表明问题不在关税高低
◆ 美国国内经济低储蓄与高消费的失衡需要依靠对外贸易来弥补，只要这种模式不变，贸易逆差就难以从根本上消除
◆ 美元保持储备货币地位会导致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
◆ 贸易总值统计未能反映全球价值链导致统计假象
原题《美国贸易逆差为何不降反升》
文丨张茉楠（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并未阻止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美国商务部7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美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扩大8.4%至约555亿美元，创5个月来新高，延续了2018年以来逆差扩大的趋势。
美国贸易逆差不降反升，表明问题不在关税高低，而在于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仍在，其背后是“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模式、美元霸权，以及贸易总值统计未能反映全球价值链导致的统计假象。
原因之一：“高消费低储蓄”模式
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看，导致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高消费低储蓄”经济模式。低储蓄与高消费的失衡需要依靠对外贸易来弥补。只要这种模式不变，贸易逆差就难以从根本上消除。
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美国总储蓄率在1965年达到最高点的24.9%后，20世纪80年代储蓄和投资出现双下降，但储蓄率下降得更快，导致资本流入和贸易逆差增加。
这一时期储蓄率下降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联邦预算赤字引起的公共储蓄率下降；二是私人储蓄率下降。储蓄率此后一路下滑，2009年降至最低点的13.7%。
极低的国民储蓄率导致的储蓄赤字使得美国总需求长期超过总供给，成为全球经济风险之源，也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虽然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让美国风险意识和家庭预防性储蓄增强，储蓄率在2018年达到17.3%，然而在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中仍属最低。
美国经常项目下的贸易赤字实际上是政府和居民支出超过其收入的部分。这部分过度支出需要外部融资弥补其债务亏空，由此导致贸易失衡和经常项目赤字长期化、巨额化。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1974的31.9%飙升至2018年的107.2%，国债规模也超过22万亿美元，刷新了美国国债规模的历史纪录。
对于“一国外部失衡归根结底是国内失衡的结果”这一论断，美国经济学界内部也有认同。
美国国会研究部经济学家在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曾指出：“逆差扩大的原因主要由国内外宏观经济条件决定，而并非受到贸易壁垒或外国商品倾销的影响。美国支出超出了其产出，需求大于供给，其结果就是外国产品净流入导致的贸易逆差。而同时，其他国家的产出超过其国内的支出，必然产生贸易顺差。”
原因之二：美元霸权的副产品
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最深刻的变化是美元霸权的形成。美元的特殊霸权地位，加上美国市场巨大的容纳能力，使得通过贸易逆差“出口”的美元又通过资本与金融账户“进口”，贸易逆差成为美元输出的主要途径，债务型经济增长模式得以长期存在。
美元霸权的运行机制具有内在强化特征。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迅速增长，储蓄与投资差距显著扩大，与此同时，同等数量的美元与美国国债在美国之外被增持。
因此，正是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格局决定了对美元和美债的强劲需求，使得美国贸易逆差有系统增长的倾向。
但与此相伴也形成了所谓的“特里芬悖论”，即美元面临的两难困境：保持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会导致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另外，从全球金融分工主导的资本循环来看，美元资本凭借其国际核心货币在国际贸易定价结算、金融资产定值、交易和投资以及作为储备货币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实现了全球金融格局的主导性调整，占据了全球金融分工体系最高端。其金融资本不断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流动，由发展中国家贸易盈余所形成的储备资产又通过资本流动输往美国。
然而，其负面结果是不断的金融自由化和放松规制导致资产证券化，致使虚拟经济迅速发展，实体经济、制造业日益空心化，美国贸易失衡进一步加剧。
原因之三：未反映全球价值链的统计假象
美国贸易失衡问题不仅长期化、巨额化、系统化，还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这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深入发展不可分割。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出现了三次跨国大转移。制造业跨国投资、技术合作、合同制造等大大推动了生产全球化。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和内部生产网络的形成，成为经济全球化在生产、制造、流通领域的突出表现，全球价值链基础也由此形成。
全球价值链贸易形态下，大量的原材料类中间投入品、零部件类中间产品在整个价值链中流动，产生大量中间产品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代表的中间产品贸易不仅催生了亚洲区域的“三角贸易”，也使得中国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发展成为规模与深度兼具的“全球制造基地”。
就价值链分工的水平和所处的位置而言，美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进口第三国的中间产品较少；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包含相当比例的中间投入品，中国从第三国进口中间产品形成贸易逆差，再向美国出口最终产品形成顺差，因此背负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顺差，并转化为中国对美国的顺差。
美国东亚银行所编制的数据就反映出了全球价值链对贸易失衡的影响。这些数据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贸易失衡数据与根据贸易往来企业来源国所调整的数据予以区分，也即在全球范围而非美国国内衡量美国公司的贸易失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贸易失衡水平显著降低。
例如，一家美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合资企业，统计该企业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应将其中49%计为美国公司的份额，同时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即使该企业位于中国，这些出口额仍然属于美国公司的出口收入。
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70%以上，近年来，全球100家最大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收入和雇员人数的增速都明显高于母公司的业绩增长。中国加入WTO以来，美国跨国公司通过主导中国加工贸易成为价值转移和贸易利益的主要获利者。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57%来自外资企业，59%来自加工贸易。以贸易总值和关境（也称“税境”）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统计法，高估了中美贸易逆差情况。
有统计资料表明，如果扣除跨国公司关联交易，美国对华逆差将下降30%；扣除在华外资企业出口的部分，美国对华逆差将减少63%；如果再扣除加工贸易部分，这个数字将减少更多。LW
刊于《瞭望》2019年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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