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70年丨为了可爱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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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幸事，就是有一群砥柱中流的逐梦赤子，那是为了可爱的中国的“可爱的你们”
◆ 《为了可爱的中国》是瞭望70周年专题报道。整组稿件以1930年代至2010年代的多位时代人物为切入点，以点带面，深情地勾勒展示出可爱的祖国及为了她舍生忘死的优秀儿女们。
◆ 本组专题包括一篇前序和9篇报道，今集中播发，以飨读者。目录如下：
为了可爱的中国
在暗夜中坚信光明
为了新中国，前进
我把青春献给你
苟利国家生死以
改革“火种”燎遍神州
女排精神是激情岁月的一面旗帜
蝶变市场“弄潮儿”
冲锋攻进无人区
当好樵夫开山辟路
为了可爱的中国
文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徐欧露 刘娟
流动的时间，凝结为历史。历史深处，总有一群人轰轰烈烈、衔命而出。他们或许普通平凡，亦如你我，却令人仰望、催人奋进。
他们，是新中国的创造者。“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他们坚如磐石、前仆后继，为了期盼中“可爱的中国”，他们在血雨腥风中点燃革命的火种，在敌人的绞刑架前笑对死亡，用生命高擎起信仰旗帜，感召全民族共同奋起，在浩然天地间，鸣奏成一曲永不褪色的精神礼赞。
他们，是新中国的建设者。为了国家“不受人家欺负”，舍弃名利，诀别家人，隐姓埋名投身戈壁滩，不顾生命安危“捧”出一颗颗“争气弹”。他们忍受风霜，不言辛苦，背上行囊赶赴荒原，不惜用身体搅拌满是烧碱的泥浆池，克服万难“凿”出了油田。“用自己的双手把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
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从赌上身家性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冲刺”打赢脱贫攻坚战；从深圳蛇口的“开山第一炮”到共建“一带一路”；从洋货“引进来”到中企“走出去”……无数时代先锋的敢闯敢试，成就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他们以敢为人先的胆识，创造了中国的摩登气韵，他们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决绝，带来了中国命运转折的惊世崛起，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赶上时代”走向“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他们，是新时代的奋斗者。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千千万万个平凡普通的共产党人默默无闻地风雨兼程、披荆斩棘，让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让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让五星红旗能够在月球背面、在苍穹那头，熠熠发光。他们挺起的坚实脊梁，如绵延群山巍峨耸立，伫立于新时代的精神高地。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70载扬鞭奋蹄，5000年长歌未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幸事，就是有一群砥柱中流的逐梦赤子。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以国家的名义，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84年前，身陷囹圄的方志敏在受难前，曾用炽热的情感写下：“假如我还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这也是一代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中国人的写照。当他们发愤忘食、沐雨栉风，与之共振的，是《可爱的中国》的精诚寄托。
如今的中国，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好想对方志敏说：无数人像您一样，接续奋斗，奉献牺牲，将您心中可爱的中国化为现实，真希望您能看见！
“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是无限的”——几代人的努力让中国甩掉贫油国的标签，成为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
“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我们从解决温饱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创造了以不足世界10%的耕地养活占世界18％的人口的奇迹。
“中国民族有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从复兴号日行千里到卫星巡天揽月，从研发首台千万亿次超算“天河一号”到5G专利申请数量居全球首位，来自中国的创新与开拓，正使世界受益。
“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让充满生机的画卷在大地上铺展。在方志敏创办的革命根据地所在地江西省横峰县，村级光伏电站和万亩葛根园，让“欢歌”“笑脸”遍布乡间。
“呼喊”飘荡84载，没有落空——“我们民族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
没人能计算出，为了理直气壮地说出这句话，多少人付出了一辈子。以沉默，以奉献，以倔强。
在稻田，在工厂，在纤尘不染的实验室，在挥汗如雨的脚手架，在如火如荼的竞技场，在风寒料峭的哨卡所，在一间又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在这个古老国度每一寸土地上，在这个顽强民族每一次前进的脚步中，我们只是看到，成片的花在大地上“摇摆”。每一朵都那么渺小，当他们连成一片，风也要驻足，云也要致敬。那是可爱的中国。那是为了可爱的中国的“可爱的你们”。LW
在暗夜中坚信光明
文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徐欧露
◆ 大多数红军战士，像方志敏一样，没能见到他们为之拼命的“好日子”，没能等到春风拂柳燕归来。他们只是摸着黑，用自己的命为这个国家的诞生探好了路
墙上，对着天空有两道玻璃窗，屋里的光线空气都不算坏。很多时候，方志敏会站在窗前，望着“围墙外那株一半枯枝，一半绿叶的柳树”。
一看到浓绿的柳叶，他就“猜想出遍大地的树木，大概都在和暖的春风吹嘘中，长出艳绿的嫩叶来了”，然后，“似乎得到一点儿春意”。
但只能遥遥感受了。这是一间囚室，而他知道，自己不能活着出去了。
1934年10月，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瑞金，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由方志敏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的红十军团，成为牵制敌人兵力、掩护主力转移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方志敏清楚使命的凶险，他在遗稿中写道：“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
11月，长征开始一个月后，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国民党军重兵围困。1935年1月，方志敏被俘。
▲ 方志敏同志大义凛然地站在敌人法庭上
英国人在中国出版的《字林西报》的记者曾到监狱中探访方志敏，他写道：“这是一个奇特卓绝的人物。他向我说：‘各人都有自己的信念，我很高兴为自己的信念而牺牲生命。’”
1899年，方志敏在江西上饶出生。一年后，八国联军的铁蹄踏破北京。断壁残垣、满目疮痍记录下了一个民族的耻辱：“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在苦难和挫折中上下求索。究竟哪一种主义才是拯救国家的良方，究竟哪一个政党能够承担起民族复兴的使命？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诞生了。至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当1924年方志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时，“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
愤于上海租界公园“华人与狗不准进园”，根据地一创立，他就为老百姓修了一个公园，里面有游泳池，每年举办运动会。根据地内教育免费，“隔日有肉吃”，还发行了股票。
他要“为光明奋斗”。就像囚室开了窗，有人遥看柳叶，向往春天。
同一个囚室中，还有刘畴西等三个红军高级干部，他们下棋、谈天、写文章。“死是无疑的了，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砰的一枪，或啪的一刀。我们常是这样说笑着。”几人早早准备好了临刑前的口号。即使当时没人知道，为之赴死的那个新的中国到底会不会来。
不过，这个中国应该已在方志敏的心里描绘过无数次了。生命的最后时刻，用敌人让他写“供状”的纸笔，方志敏写下一篇长文，不是遗书或对挚爱女儿的交代，而是《可爱的中国》。
在“江山破碎，国弊民穷”的时刻，他相信，“蛮可爱蛮可爱”的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这是一边和死亡打着照面，一边勾勒出来的朗日晴空：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恨，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
明白自己“没有机会为中国民族尽力了”，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来写自己的“死”：
“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96天后，方志敏牺牲。被押解至刑场时，他在赣江边默默站了几分钟，然后转身说：“来吧。”
“我的父亲，毕生都在为一个可爱的中国而奋斗。”方志敏的女儿方梅说。
他牺牲那天，中央红军正在召开沙窝会议，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第一次使用“长征”一词，并重申北上方针——他们正想尽办法将革命火种延续。
到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成功会师，这支队伍已经跨越了中国15个省份，翻越了21座雪山。他们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人迹罕至的草地，渡过了三十多条河流。他们一路遭遇战斗四百场以上，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牺牲……
这群指挥员平均年龄不足25岁、士兵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革命者，展示了人在死亡来临时坦然无畏的种种可能：会用流畅的英文花体字给妻子写贺年卡的红军军官，为掩护军团机关转移牺牲；过草地时只能以草充饥，为避免毒草，他们专门成立了试吃小组，参加者必须是党员；翻雪山的路上，缺衣少粮，军需处长将棉衣都给了别人，自己被冻死……
他们不知道这座山后还有几座山，不知道漫漫长途何时结束，甚至不知道革命能否成功。“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踏上长征路时已经50岁，他随身带着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过草地时，御寒的毯子都扔了，他仍把印章挂在脖子上，完好地带到了陕北。
很多人心里都“挂”着那枚“章”。被问到为何要长征时，一位老红军说：“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
▲ 3月28日，失明老兵程樟柱在江西省德兴市龙头山革命烈士纪念馆内给前来参加革命传统教育的学生讲解方志敏精神 胡晨欢摄/本刊
这段总里程远超两万五千里的征途最终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13年后，新中国成立。
大多数红军战士，像方志敏一样，没能见到这个他们为之拼命的“好日子”，没能等到春风拂柳燕归来。他们只是摸着黑，用自己的命为这个国家的诞生探好了路。
后来，方梅常常问自己：1935年的初秋，行刑前的最后几分钟，父亲方志敏站在赣江边想了些什么？
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她曾告诉记者：“那几分钟里的思绪，父亲想的肯定是他梦中的新中国。”LW
为了新中国，前进
文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娟
◆ “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把隆化拿下来！”
◆ 他们，如你我一般有着血肉之躯，却为了信仰舍生忘死；他们，以自己的鲜血与生命，矗立为中华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1948年5月25日凌晨，苍茫天地间刚露出一线曙光，河北隆化城外的阵地上一片寂静。19岁的董存瑞和他的战友们静静等待着总攻开始。
这一年的2月，大部队东进辽宁朝阳，董存瑞所在连改编为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第32师96团2营6连，他被任命为6班班长。
5月初，为了配合即将开始的辽沈战役，掩护华北战场杨罗耿兵团东进，11纵队奉命以迅速果断的行动消灭国民党十三军，解放全热河，切断华北与东北的联系。
隆化，是冀东战略要地，承德的北大门。解放隆化，对解放承德、解放热河，牵制东北敌军，扼住敌人咽喉至关重要。
在隆化周围，国民党部队修了坑道、堑壕和密集的碉堡群，有些特殊构筑的暗堡还被称为“模范工事”。隆化中学是敌人防守的核心。
“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把隆化拿下来！”开战前，练兵比武中的“爆破元帅”董存瑞向连长请缨：“打隆化，我要争取送第一个包。”
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战斗开始了。我军强大的炮火，压住了敌人火力，董存瑞带领的爆破组连续摧毁了三个炮楼和五个碉堡，扫清了隆化中学外围工事。
突然，敌人的机枪像暴雨般横扫过来，把战士们压在一条土坡下，抬不起头来。隆化中学东北角横跨旱河的一座桥上，喷出6条火舌。桥上有个伪装得十分巧妙的暗堡，拦住了冲锋的道路。
负责突击的3名爆破手中弹负伤，一位战士冲上去时被敌人击中炸药包，牺牲于一片火光中。
“连长，我去!”看着战友牺牲，董存瑞急得满头大汗。连长摇了摇头，他知道董存瑞刚完成艰巨任务，需要休息。
时间一分一秒逝去。不拿下暗堡，就不能攻破敌人阵地。
“请批准我去!”董存瑞又喊起来。
连长紧紧握着他的手点点头，嘱咐道：“小心点!”
董存瑞挟起炸药包，弯腰冲了出去。在战友的掩护下，他一会儿匍匐前进，一会儿又借着手榴弹的烟雾站起来一阵猛跑。暗堡里，国民党军的机枪越打越紧，子弹带着尖利的啸声，从他的耳边掠过。
董存瑞中弹扑倒了，战友站起刚要向前冲，却见他猛然爬起，一阵快跑跳进旱河沟，进入了国民党军的火力死角。
他顾不上鲜血直流的伤腿，抱着炸药包冲到桥下。这桥离地面有一人多高，两旁是砖石砌的，没沟、没棱，找不到安放炸药包的地方。如果把炸药包放在河床上，又炸不着暗堡，河床上又找不到任何东西代替火药支架。怎么办？
这时，嘹亮的冲锋号声响起，进攻的时间到了。
董存瑞抬头看了看桥顶，又看了看身后一个个倒下的战友，身子向左一靠，站在桥中央，左手托起了炸药包，使其紧紧地贴着桥底，右手拉燃了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
▲ 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绘画作品)
火光闪过，巨大的爆炸声震得山摇地动，浓烈的硝烟把太阳都遮住了。烟雾散去，只能看到一堆破碎的水泥、砖石和还在燃烧的木头。
暗堡被炸塌，进攻的通道打开了，战友们跳出战壕勇猛冲锋，将红旗插进了隆化中学。
董存瑞牺牲的地方，战友们徒手扒了很久，没有找到他的遗体，哪怕是一块零碎骨肉、一片衣服布料……
董存瑞，是河北怀来县南山堡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的“四虎子”；是儿童团里的“抗日小英雄”；是“我把这辈子交给了党”的共产党员。他，更是一名战士，一个军龄刚满两年又10个月的兵。在短短的岁月里，他立了三次大功，四次小功，获得三枚勇敢奖章和一枚毛泽东奖章。
爆炸声消弭于历史中，英雄的魂魄长眠于隆化县北郊。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纪念碑，碑上铭刻着朱德总司令的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四尺长的棺木里，安放着一块红布包裹的楠木，上面用朱砂写着“以此木代替烈士遗骨”。
陵园西侧有个角亭，是为纪念在解放隆化战斗中牺牲的五千余名烈士而修建的。隆化县总面积5497.30平方公里，在这场战斗中，每一平方公里就有一名战士牺牲。
“一个人的勇敢来自他的觉悟。”曾任董存瑞所在的32师副师长的天津警备区原政治委员曾威少将这样追思他的战士。
“我们这三千多人就是全牺牲了，也要牵制住敌人，让红一、红四方面军顺利北进！”这是红25军长征时对战友的承诺。
“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这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牺牲前给叔父写的一封信。
“为了人民，愿作胜利前的最后一批牺牲者！”这是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时的誓言。
“让我去”“跟我上”“向我开炮”“我在阵地就在”“铁军来了”“让我再救一个”“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铿锵的话语里，燃烧着忠魂。一个个烈士的名字，山河记取，天地见证。据不完全统计，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约有2000万名勇士为国捐躯，有名可考的仅193万余人。
▲ 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一级飞行员张超（2016年1月27日摄） 李力强摄/本刊
从解放战争中的董存瑞，到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黄继光，到建设发展时期的雷锋、李向群，再到新时代的林俊德、张超、申亮亮、杜富国……他们，都是肉体凡胎，因为信仰舍生忘死；他们，以自己的鲜血与生命，矗立为中华民族最闪亮的坐标。LW
我把青春献给你
文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徐欧露
◆ “我没有文化，看资料也不懂，我就不相信，石油都埋到他们国家地下了？我们国家就没有油？才怪了！”
◆ “才怪了”，成了新中国的倔强
◆ 这些人发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把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大多数人，没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他们留下的，是新中国的朝气蓬勃
1959年9月。北京沙滩红楼。36岁的石油工人王进喜蹲在马路边哭了。
作为全国“工交群英会”代表，他来首都参加国庆观礼，却发现街上的公交车都顶着一个大包。包里是煤气——因为缺石油，公交只能靠煤气行驶。
“北京汽车上的煤气包，把我压醒了。”王进喜说。
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彼时，石油的短缺正卡住年轻共和国的咽喉。1952年，国产石油产品只能满足所需的1/4，进口油品所花外汇上升至进口产品第一位。随着国外封锁日紧，空军飞机甚至因油料紧张不能进行正常训练和执勤。
王进喜被煤气包震撼的同一月，松基三井喷出工业油流，大庆油田正式发现，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会战随即展开。王进喜从玉门油田赶来，要到大庆“一拳头砸出个井来”。
仅用5天零4小时，王进喜就率队打完第一口井。新华社记者穆青当时写道，“这是用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方法打出来的油井”：钻机到了，装卸工具不够用，王进喜说，“拿脑门子拱地也能把井架拱起来！”绳子拉、撬杠撬，真把38米高、22吨重的井架竖立在了荒原上。
要开钻了，水管没接通。大伙儿说，用盆端。有人不同意，“你们见过哪个国家端水打井的？”
“就是我们的国家。”王进喜说。一天一夜，一群人用脸盆、水桶、头盔，往井场端了50多吨水，提前开钻。
第二口井钻到700米浅气层时，突发井喷。压井要用水泥提高泥浆比重，可水泥加进去不能融合。王进喜拖着伤腿，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因为里面有烧碱，被拽上来时，疼得几乎昏过去。
▲ 在大庆会战初期，“铁人”王进喜为了保住钻机，不顾左腿重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奋战3 个多小时制服井喷（资料照片） 摄影/ 本刊
他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有些外国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就说我们中国是贫油国。我们听见就生气。我没有文化，看资料也不懂，我就不相信，石油都埋到他们国家地下了？我们国家就没有油？才怪了！”
“才怪了”，成了新中国的倔强。
“铁人是个突出的代表，广大职工实际上也都那么干的，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也不怕死。”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党委书记朱鼎科曾回忆。
在大庆会战之前，已有上万青年，穿着露着棉絮的破棉袄、坐着马车，汇聚到玉门油田、克拉玛依油田。仅大庆油田会战，就有来自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的石油人，和退伍解放军战士、转业军官等4万多人参与。一位普通工人听说新疆克拉玛依发现了大油田，通宵睡不着，打包行李，要去支援。
大概在戈壁滩还是海洋时，才有过可以比拟的热闹：夜晚的灯火像是新出现的星座，荒原上到处飘荡着年轻的歌声：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
油田都在戈壁荒滩上。大庆的冬天，最低气温到零下四十多度，钻井边、棉袄边挂着长长的冰楞，十八九岁的“娃娃工人”冻得哇哇大哭。哭完了，用冻僵的嘴喊：“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
缺粮，职工家属自己开荒种。缺房，向当地人学“干打垒”。缺衣，自办缝补厂，“一件棉衣里子用40多块旧布拼成”。
更难的是国外封锁，设备和人才奇缺。
没有量油桶，就用罐头盒改装；修井设备不足，七八十人背着钢丝绳，把四五吨重的抽油杆和油管从井底一节一节往上拉；井打完了要用水泥固井，没有运输带，新中国第一支女子钻井队的姑娘们每人肩上扛一袋、怀里抱一袋，一路小跑。
没有人才，就自己培养。改编而来的石油师某团1237名指战员中，有1226人通过人均26个小时的集中训练考取了驾驶执照，“几乎在一昼夜的时间里就掌握了方向盘”。
这些人发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把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真的是用“双手”——朱洪昌，一位工程队队长，用手捂住管道裂缝，堵住了漏水。奚华亭，一位维修队队长，在一次油罐着火时，跳上油罐，扑灭了火焰。毛孝忠和萧全法，两位通讯工人，用身体连接断了的电线，接通了紧急电话……
大多数人，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
他们留下的，是新中国的朝气蓬勃：1955年，克拉玛依1号井喷出高产工业油流，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诞生。两年后，新华社从兰州发出电讯——中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工业基地在玉门建成。王进喜“砸”出第一口生产井的2个月后，大庆油田首车原油外运。
这些石油炼制的产品被送到中国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座制造大型机床的沈阳机床厂、第一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
▲ 大庆一处湖边的采油机正在作业（资料照片） 王建威摄/本刊
1963年12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
听到这个消息，王进喜乐坏了。他说过，“只要上午拿下个大油田，哪怕下午倒在钻台上也痛快。”
他到处同人谈论这件“大喜事”。然后和其他石油人一样，爬上钻台、握紧管钳，不吭一声，埋头干了起来。
苟利国家生死以
文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徐欧露
◆ “我的梦里经常有两个场景，一个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蘑菇云，一个是妻儿们欢笑的场景。”
◆ 那一代人，敬业、奉献。一定要把它做好，哪怕生命都不要了
◆ 妻儿们的欢笑，许多人依然在错过。但因为他和他们的选择，更多的中国人，坦荡荡地挺起腰杆，笑出了声
1958年8月的一天，夜深了，邓稼先辗转反侧，望着明月。他喜欢月亮。
突然，他起身，将手轻轻放在妻子手上，说：“我要调动工作了。”妻子许鹿希问：“调到哪去？要干什么？在不在北京？”邓稼先连说三个“不能说”。
很快，他又说了一句：“家也顾不上了，我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它”来自不久前的那次会面。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将邓稼先叫到办公室，问了一个问题：“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这位美国普渡大学核物理博士立刻明白，国家要造原子弹了。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打破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增强国防实力，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毛泽东说：“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 中国核物理学家邓稼先（1986年6月23日发） 王辉摄/本刊
因此，当好友杨振宁在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同被称为“天才”的邓稼先选择隐姓埋名，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从此没发表过一篇论文、没做过一次学术报告。
为严格保密，和邓稼先一起“消失”的，还有著名力学家郭永怀、著名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等数十人。他们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或光明的学术前景，脱下西装，换上土布服，转身走进了与世隔绝的戈壁滩。
当已有重大发现、几乎站在诺贝尔奖门槛前的物理学家王淦昌被问到，是否愿意放弃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时，他没迟疑，说道：“我愿以身许国。”53岁的王淦昌自此改名王京，隐身17载。家人能联系到他的，只有一个信箱代号。每当孩子们问起，爸爸在哪儿？妻子总是回答：他在信箱里。
即使如此，研制原子弹这样的尖端科技，中国的基础仍然太弱了。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中国人捡起他们烧毁的图纸碎片，一点一点拼起来看。要知道，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研队伍仅诺贝尔奖得主就有14人。
这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原子弹被起了这么一个外号——“争气弹”。“当时有一种气概，二万五千里长征我没赶上，可是这个我赶上了。自然是非要做出来不可。”参与原子弹研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方定说。
一穷二白的国家，为科学家们提供的条件，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当时位于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海拔3000多米，环境恶劣、物资紧缺。邓稼先有两身衣服，新一点的要穿去看女儿，平时总穿的那身破了，就用医用白胶布贴上。基地很多时候只有酱油汤泡饭，他很快饿得全身浮肿。有一次，同事带来火烧，大家一阵哄抢，他忍了许久，终于还是说：“你们吃，也给我留一小块吧。”
严谨的理论设计必须落实到每一个部件的加工中，头发丝粗细的误差都不允许出现。“精密复杂”就出自原始的工具和浪漫的想象：马粪纸上涂上墨汁，探索空间滤波器的研制；猫的胡须也能当红外地平仪探测器的装配工具；精确计算时用的是手摇计算机、计算尺和算盘。演算纸扎成捆，堆满了几个屋子。
对于这些“苟利国家生死以”的人来说，享受和名利太渺小了。核试验最危险的是为核弹安装起爆雷管，如果发生意外，人将立即化为气体。每一次，邓稼先都安静地站在现场，操作工人换班他不换，有时一站就是一天一夜。
不只是他。“巨浪之父”黄纬禄由于过度劳累、身患顽疾体重减轻了11公斤；为中国核弹、导弹和卫星实验都作出巨大贡献的郭永怀，不幸遭遇坠机，人们在飞机残骸中找到遗体时，发现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分开才发现，郭永怀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
“那一代人，只要把他放到这个岗位上面，都要这么做。敬业、奉献。一定要把它做好，哪怕生命都不要了。”核技术工程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原党组书记高潮说。
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4月24日，中国人成功把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上了太空。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个月后，在中美大使级第123次会谈上，美国代表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谓。“东方红一号”升空的第二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 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出席大会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左）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无比欣喜 摄影/本刊
从1958年的那个月夜，到1986年因受辐射影响离世，邓稼先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原子弹研制成功后，他回了一次家。许鹿希发现丈夫已是一头白发。她伸手去接包，邓稼先习惯性地紧紧攥住，没有放手。两人拿着同一个包，相看无言。
邓稼先曾说：我的梦里经常有两个场景，一个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蘑菇云，一个是妻儿们欢笑的场景。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像他那样，让那朵“蘑菇云”升了空；200多颗中国在轨卫星沿着“东方红”开辟的天路巡天遥看；中国的宇航员早已遨游太空；我们自己研制的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着陆——这次，世界第一。
妻儿们的欢笑，许多人依然在错过。但因为他和他们的选择，更多的中国人，坦荡荡挺起腰杆，笑出了声。LW
改革“火种”燎遍神州
文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娟
◆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 “敢于创造、敢于担当、敢于奋斗”的“小岗精神”带动了国人的精气神，改革开放的号角更是给了国人以坚强有力的支撑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严俊昌没想到，1978年的那个寒夜，因为迫于生计在契约上摁下的红手印，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引起一场大变革。
▲ 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包产到户”契约（资料照片） 摄影/本刊
这年的夏秋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外出乞讨。这年夏收分麦子，小岗村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根本不够吃。全队18户，只有2户没要过饭。
“再这样下去不行了。”队里几个老人找到生产队长严俊昌商量：“不能再吃大锅饭了！”
筹谋数月，年底的一个夜里，18户农民秘密聚集在一起，神态严峻地写下了一纸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按当时的规定，这是要坐牢的！但到会的18人都决然赌上了身家性命，按下了血红的手印。“没办法，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分到田地后，小岗人竞相扛起锄头、挑着牛粪，比着、赛着往自家田里跑，甚至一天有两顿饭都在田里吃，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
尽管小岗人咬紧牙关死守秘密，但不同寻常的丰收盛况却泄露了“天机”。一年后，小岗村粮食总产量就达到了十几万斤，人均收入是上一年的18倍，20多年吃救济粮的日子成为历史。“家里的粮食堆得满屋子都是，大家心里却一阵恐慌，不知道要面临什么后果。”严俊昌回忆。
小岗分田到户单干的消息不胫而走。但与严俊昌担心不完全一样，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不约而同地选择顶住压力，给小岗村开“绿灯”。
陈庭元初到小岗村，是村民们按上指印后的第4个月。村里还想瞒过这位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可陈庭元是行家，庄稼地里走了几步，什么都明白了：“别瞒我，你们做什么我有数。”临走，丢下一句话：“干到秋季再说，有啥事我顶着！”
他把过去算来算去怎么也算不清的千万笔账，简化成三笔：“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留集体的留集体，剩多剩少归自己。”之后，他与他的上级、地委书记王郁昭“密谋”后，给这种办法起了个名儿叫“大包干”。
“大包干”取得很大成绩，随即流行起来。不过，“大包干”仍然不能见光。王郁昭决定，给“大包干”报户口。1980年元月，安徽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王郁昭发言时呼吁：“要求给大包干到户报个户口，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总结讲话时说：“包产到户……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我们的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批准！”
万里到小岗村调研时，小岗人兴高采烈把花生往他口袋里塞，万里不要，一位老太太笑着说：“往年想给也没有！”小岗人要求让他们试上3年，万里回答：“我批准你们试5年！”小岗人说：“有人打官司要告我们。”万里回答：“这个官司我包打了！”
突破禁区的底气来源于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同志在会上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准备。
“敢于创造、敢于担当、敢于奋斗”的“小岗精神”带动了国人的精气神，改革开放的号角更是给了国人以坚强有力的支撑。
1979年夏天，一声开山炮响，硝烟在深圳的蛇口半岛腾起，新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诞生，共和国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一扇“希望之窗”。
1979年底，得知国家允许私人销售货品，温州一个叫章华妹的19岁小姑娘第一时间递交申请，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拿到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的“幸运儿”；年仅26岁的柒牌董事长洪肇设也在这一年，用300元和一块门板、一台缝纫机、一个熨斗、一把剪刀创立了自己的事业；开小饭馆、卖大碗茶、倒卖服装、修自行车、装裱字画……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当代中国百姓自主创造财富的“种子”由此播下。
18位农民点燃的改革火种，渐次燎遍神州大地。改革开放40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巨变在中国发生着，占世界1/5的人口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71元，2009年突破万元，2014年突破2万元，目前正向3万元迈进，比1978年增长24.3倍。
▲ 3月27日，浙江省长兴县林城镇北汤村村民正在网购 徐昱摄/本刊
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新一代人手中。
在小岗村，新一轮谋求乡村振兴的探索正在酝酿。越来越多年轻人从大城市“回流”，其中有不少是当年“大包干带头人”的后代。
今年46岁的严余山在6年前回到家乡，创办了网店，售卖家乡土特产。而他的父亲严宏昌，正是当时的18位农民之一。
“40年前，父辈们冒着巨大风险，打下小岗村今天的基础。现在站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上，轮到我们‘二次创业’了。”严余山现在的身份是小岗村党委委员，负责村里的扶贫和青年工作。他也是小岗村选出来的新“18位带头人”之一。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插图版小岗村旅游总体规划。他说：“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田园化的小岗！”LW
女排精神是激情岁月的一面旗帜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屈辰
◆ 1982年-1986年，短短6年，中国女排创下了史无前例的“五连冠”，让火热的80年代愈加激情四溢
◆ 中国女排团结拼搏、永不放弃的精神，让更多国人意识到“我们中国人行！完全有能力达到甚至超过世界一流水平！”
本届世界杯比赛上中国女排的一路高歌猛进，让人不禁再次回首，感受中国姑娘们一直以来带给国人的激情与振奋。
▲ 1981年11月16日，郎平（左二）与队友在夺得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冠军后领奖
1981年11月16日傍晚，整个国家都安静了下来，人们紧张地守在黑白电视机和收音机前。此时，第三届女排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正在日本大阪举行，中国队对阵上届冠军、号称“东洋魔女”的东道主日本队。
“当时很多家庭都没有电视机，我所在的成都车辆段教育室有一台20英寸的‘汤姆逊’黑白电视机……我们把电视机搬到门口，将两张桌子并排再放上椅子，然后把电视机放在高处，大家早早地来‘抢占’位子。”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西南铁道报》原主任记者曹宁回忆说，小小的电视机前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人，随着比分拉锯上升，掌声、加油声也如潮水般此起彼伏，就好像能传到比赛现场，传到女排姑娘耳中一样。
比赛进入了决胜的第5局，双方争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中国队把球传起来！”在主场球迷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主攻手郎平顶住压力，瞅准来球，高高跃起，一记重扣，“铁榔头”扳平了比分。
▲ 1981年11月16日，中国队球员郎平（上左）在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对阵日本队的比赛中扣球。新华社发（黎启榕摄）
“15平！”“16∶15！”“17∶15!中国队胜利啦!队员们都跑在一起!中国队以3∶2胜了日本队，以7战7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冠军!”解说员宋世雄声音沙哑又略带哽咽地呐喊着。成千上万守在电视机和收音机前的中国人，热泪盈眶，高呼起来。
女排夺冠新闻占据了国内几乎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人民日报》头版评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中国赢了》写道：“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
1981年，改革开放刚刚进入第4个年头。透过开放的国门，人们意识到，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体育水平，我们和世界强国相比都存在不小差距，必须奋起直追。
“在那个年代，再没有比女排酣畅淋漓的扣球，更能让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的事了。”当时正主管女排的魏纪中在回忆录《我的体育生涯》中写道。
随后，在1982年的秘鲁世锦赛上，中国女排再度夺冠。
▲ 1982年9月25日，中国女排队员在第九届世界女排锦标赛颁奖仪式上向观众致意。新华社发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新中国重返夏季奥运会，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射落首金，打破了中国在奥运会金牌榜上“零”的纪录。中国女排摘得金牌，中国以15枚金牌位居金牌榜第四位。
▲ 1984年8月7日，中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女排颁奖仪式上向观众致意。新华社
三连冠后，中国女排又在1985年第四届世界杯、1986年第十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上，连续两次夺冠。短短6年，创下了史无前例的“五连冠”。
▲ 1985年11月20日，中国女排在第四届女排世界杯颁奖仪式上向观众致意。
▲ 1986年9月13日，中国女排在第十届世界女排锦标赛颁奖仪式上向观众致意。
比冠军更直入人心的，是中国女排展现出来的团结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
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面对夺冠热门东道主美国队，中国女排在逆境中不可思议地扭转了局势。美国队的一次次重扣都被女排姑娘们救起，五星红旗又一次在赛场上高高升起。
“女排精神就是一种团队精神，特别是遇到困难、不顺的时候永不放弃。”郎平说。今年59岁的郎平，是中国女排的主教练。1981年女排世界杯时，她只有21岁。那时，作为国家队的主攻手，郎平凭借着出色的扣杀技术，被人们称为“铁榔头”。
在日本女排世界杯的7场比赛中，中国女排一共扣球1000多次，这背后是女排姑娘经历过的“魔鬼训练”。
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条件简陋，早年的训练基地，是用竹子搭起来的竹棚馆，四面漏风，地上铺的是带毛刺的旧木板，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受伤。没有球网，就用竹竿代替；没有臂力器，就和对手扳手腕；没有创可贴，就用胶布粘贴……
基础设施不好，训练更似“玩命”。主教练袁伟民站在高台上，把一筐球不间断地扣向对面，女排姑娘以最快速度飞身救球，一个滚翻后立刻爬起来接下一个球。她们在地上摸爬滚打，摔得遍体鳞伤，咬着牙含着泪继续训练。
▲ 时任主教练袁伟民和女排姑娘们
“女排是一面旗帜。女排的气势，振兴了一个时代，她是80年代的象征。”在自传《激情岁月》中，郎平这样写道。
拦击困难、挫折和病痛，把拼搏精神如钉子般砸进人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一枚金牌的意义，早已超出了体育的范畴。中国女排在赛场内外团结拼搏、永不言弃的身影，让更多国人看到，“我们中国人行！完全有能力达到甚至超过世界一流水平！”
激情岁月，万物生机勃勃。在深圳，三天一层楼的新纪录诞生。1984年，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际贸易大厦主体工程建设工地上，12个小时轮班倒，人停机不停，很多女钢筋工也像男工一样，螺纹钢扛起就走；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奖金制度，创造出脍炙人口的深圳速度。
在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火了。1983年3月，浙江人鲁冠球用自留地里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工厂。一年后，他把万向节卖到了美国，这是中国汽车零部件首次进入“汽车王国”。乡镇企业的从无到有、异军突起，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空前活力。
激情岁月，万众拼搏奋进。在整个中国，科研创新的火种被点燃。1986年3月，面对世界高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国家启动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数万名有志青年先后投身其中。当时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副所长的李瑞峰便是其中一员。“外国人能做的东西，我们也能做”，秉持着这样的信念，经过五年努力，李瑞峰所在的团队研发出可与国外媲美的国产机器人。
▲ 9月23日，中国队球员朱婷（左）在比赛中扣球。新华社记者杜潇逸摄
五个3比0！9月，在2019年女排世界杯的赛场上，中国女排以五战全胜、不失一局的战绩结束第一阶段比赛。“只要穿上带有‘中国’的球衣，就是代表祖国出征出战，为国争光是我们的义务和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郎平说。
“‘女排精神’广为传颂，就是在向国人和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复兴的信心和能力。”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说。LW
蝶变市场“弄潮儿”
文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燕
◆ “计划经济时代的好处都用完了，好几千号嗷嗷待哺的员工等着吃饭呢。”李建奎没有退路
◆ 万华人义无反顾地迈出从“计划”到“市场”的步伐：打破铁饭碗、减员增效、改制上市、重奖科研人员，昔日市场经济“弃儿”蝶变为“弄潮儿”
20世纪90年代，山东烟台。万华的产品销不出去，大量积压，最后连篮球场都堆满了。
技术车间副主任丁建生那个急啊：“成本一万一，卖价七八千，企业眼看着往死里作。”这个一口胶东腔的山东大汉，性子急、嗓门大，楼上说话楼下都听得见。
更让人焦心的是，企业内“大锅饭”“铁饭碗”思想严重，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行政色彩浓厚，光处级干部就100多人，效率低下，连年亏损……
随着国门打开，外国产品大量涌入，民营企业迅速兴起，沿袭着传统计划模式的万华，从“皇帝女儿不愁嫁”变成了“门前冷落鞍马稀”。
市场的棒喝敲醒了万华人：只有改革，才有活的希望。
▲ 1983年8月1日，烟台合成革厂（烟台万华化学集团前身）MDI装置投料成功，这是当时举行的庆祝大会场景（资料照片） 摄影/本刊
历史的指针转到1992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迎来一个关键节点。这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考察时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
一场波澜壮阔的制度变革，由此开启。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4年11月，国务院选择100家国有企业开展现代企业制度试点。
李建奎任厂长的烟台合成革总厂（万华前身）名列其中。“计划经济时代的好处都用完了，好几千号嗷嗷待哺的员工等着吃饭呢。”李建奎没有退路。
跑银行作抵押、贷款来发工资；引进MDI（异氰酸酯）技术失败，逼得企业只有自主研发创新……那时的李建奎经常两三个礼拜吃住都在厂里，每个车间的地上都有他和研发人员讨论时留下的粉笔字。
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国有企业逐步推进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改革的深厚力量正在积蓄，各项探索陆续展开。
1993年，万华试行全员合同制，打破铁饭碗，搬掉铁交椅，取消铁工资；1995年，万华进行第一次企业制度改革，由“烟台合成革总厂”改制为“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
现实却向万华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公司制改革收效甚微，1996～1998年公司连年亏损，工资只发60%～70%，人才大量流失。
万华人再次被敲醒：改革不能只改名字，必须触动最深层的利益。
1998年，万华通过股份制改造，成立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以此倒逼观念与机制转变。李建奎下了死命令，3个月之内集团把人、财、经营权下放，任何领导不得干预其经营管理。
改革先向原料供应商开刀。计划经济下的原料采购就是照顾关系户，同样的原料，比市场价格高一大截。
1999年，原料采购“比价管理”办法一推出，就遭遇了关系说情、威逼利诱。万华人下定决心，这一关都过不了，还能改什么？顶住压力后，这项改革为企业节支750多万元，相当于当年50%的利润。
改革的第二个矛头，对准了最为敏感的人事薪酬制度。一项创新取得1200万元效益，新奖励办法一算，10个人总奖金92万元。奖，还是不奖？公司高层争论了一个月后，时任总经理的丁建生拍板：高管一分钱不拿，奖金全分给一线科研技术人员。
老工程师孙敦孝分得最多，用小布袋装了21万元。老伴吓坏了，抓起电话打给当时分管科研工作的廖增太：“老孙这钱哪来的？不犯错误吗？”弄清原委后，老伴开玩笑：“以后你天天加班都行，家里的一切我都包了！”
最艰难的是下岗分流。“就像在过河时发现船漏水了，船上有十个人，必须下去几个人才能保住船不沉没。”李建奎这样比喻那段痛苦割舍的岁月。
谁先下船？万华先从领导干部身上“动刀”：只要到了55岁，就办理厂内退养。一位分厂厂长在总经理曲进胜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讨说法：“这是什么规定？这就是挥泪斩马谡！你承不承认？你敢承认，我就下！”曲进胜默默点头，内心五味杂陈。
改革开放以来，面临内忧外患的生死大考，一代又一代国企人奋起自救，踏着时代改革的鼓点，展开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所未有的探索实践。
1979年，从改造一个厕所都要上级批准，到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利润包干”“放权让利”给首钢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到1994年，年钢产量已达824万吨，首钢成为行业“全国冠军”，当时业内有这么一说——“农业改革看小岗、工业改革看首钢。”
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报》全文刊登了福建55位国有厂长的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厂长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
同一年，大胆推行按件计酬、多劳多得的步鑫生，砸掉“大锅饭”，树立信誉至上、质量第一的办厂宗旨，把濒临倒闭的海盐县衬衫总厂，办成全浙江最大的衬衫企业。
1994年，宋志平任厂长的北新建材，被列入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名单。当时，竞争对手把擂台摆在了大门口，北新建材资金链近乎断裂，企业发展困难重重。为了杀出一条生路，宋志平带领北新建材上市，敲响了深交所的锣声。
……
改革背后有哲学。勇于探索、大胆实践的国企改革者，发现并求证了“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两个不等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新篇中，他们的故事无疑是其中分量最重的章节。
2018年8月，烟台万华化学集团老厂区，第一条MDI生产线正在拆除。“自己建自己拆，这才有成就感。”“为什么要拆，淘汰了就要拆，说明咱们有更先进的生产线。”戴着安全帽的万华人，一脸自豪地说道。
▲ 万华宁波公司全景图（资料照片） 摄影/本刊
从空中俯瞰，万华烟台工业园中的一座座办公楼，形同一个个巨大的苯环分子结构。
位列全球化工50强的万华，已成为中国唯一、世界少数拥有MDI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工企业。
在老厂区的西面，磁山，占地380亩、投资15亿元的万华全球研发中心及总部基地正在山坡北麓紧张施工，心怀梦想的万华人新一轮自主创新蓝图正徐徐展开。LW
冲锋攻进无人区
文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燕
◆ “创新就是释放生产力，创造具体的财富，从而使中国走向繁荣。虚拟经济是工具，工具是锄头，不能说我用了五六十把锄头就怎么样了，锄头一定要种出玉米，玉米就是实体企业。”
◆ 不甘浮沉，搏击潮头，要在各自风口里奏响创新“中国号”，是这代互联网创业者身上都有的劲儿
2000年，全球网络泡沫破灭。寒冬来临之前，任正非飞往日本准备“过冬棉袄”，但2002年下半年，寒流还是毫不留情地席卷了华为。
销售收入首次出现负增长，研发投资50亿元的3G牌照发放遥遥无期，投资近百亿元的海外市场入不敷出，20亿元的IBM顾问费用，“万人大招聘”所带来的巨额成本，3000多名员工离职兑现超过30亿元内部股票……
重压之下，任正非选择“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锁定通信核心网络技术，持续大强度投入研发3G技术，进行人才储备，逆市生长。2004年以后，华为走出了冬天……
任正非死磕技术的故事，从创业初期就开始了。在深圳蚝业村工业大厦的交易所里，买股票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包围着，楼上的华为员工则平静得像水一样。
彼时，正逢股市爆发、房地产一路高歌，任正非的态度很坚决：“如果上市，股东们看着股市那儿可赚几十亿元、几百亿元，逼我们横向发展，我们就攻不进无人区了。”
在他看来，这个“无人区”要在通信领域里寻找。“程控电话，长途直拨”的巨幅广告，当时出现在大街小巷。广告中，中国地图被涂满了7种颜色，表示着中国的程控交换机市场，被日本、美国、德国等7个国家的电信巨头瓜分完毕，史称“七国八制”。
让民族企业有立足之地，任正非决定放手一搏。在一栋破旧大厦里，任正非租下一层办公楼，既当生产车间、库房，又当厨房和卧室。十几张床挨着墙边排开，床不够，用泡沫板上加床垫代替。几十个研发人员吃住都在里面，累了睡一会儿，醒来再接着干。
研发动员大会上，任正非站在窗前说：“这次研发成功，我们都有发展，如果研发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没过多久，华为推出了2000台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迅速在国内通信领域站稳脚跟。
▲ 1991年，我国第一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诞生，在新技术的带动下，华为等公司已位于全球信息通信设备制造业“第一集团”的前列 王颂摄/本刊
第一届北京国际通信展上，华为作为中国唯一一家通信设备制造商，在清一色的外国设备展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这次展会上，任正非向所有客户宣告：“10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将占一分。”那时，华为成立不到7年，进入程控交换机市场还不到半年。
发出宣告没多久，任正非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除了见客户，媒体采访、政府活动、颁奖典礼等，他都一律谢绝。
2005年4月，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影响世界100人榜单，任正非是榜上唯一的中国企业家。
记者从美国赶到深圳，任正非拒而不见：“见媒体说什么？说好恐怕言过其实；说不好别人又不相信，甚至还认为是虚伪，只好不见为好。”很多华为高管为此劝过他，得到的回答却是：“你们想吃饱肚子还是想出名？”
“消失了”的任正非，把目光投向了数据通信技术。当其他厂家沉浸在程控交换机火红的年代时，任正非找来清华大学博士郑宝用，要在北京和上海分别组建研究所，主攻数据通信技术。这一举动，后来被业界称为“先知先觉”。2000年左右，程控交换机市场由鼎盛走向了衰落，数据通信一跃成为运营商的主流业务。
在为数不多的媒体采访中，任正非经常说一句话，“我们只专注做一件事情，攻击城墙口。”每年1000多亿元的“弹药量”炮轰这个“城墙口”，研发近600亿元，市场服务500亿～600亿元。
在密集炮火、饱和攻击下，2009年华为在全球电信设备市场超越阿尔卡特朗讯、诺基亚西门子，仅次于爱立信，成为第二大电信设备商，真正实现了10年前任正非的“豪言壮志”——全球通信设备市场的“三分天下”。
任正非说过：“创新就是释放生产力，创造具体的财富，从而使中国走向繁荣。虚拟经济是工具，工具是锄头，不能说我用了五六十把锄头就怎么样了，锄头一定要种出玉米，玉米就是实体企业。”
30多年来，任正非的“锄头”始终对准通信领域，死磕技术研发与创新，种出了无数“玉米”：从数字化程控交换机、3G技术、4G技术，再到如今的5G技术、华为手机、鸿蒙系统、麒麟990芯片。
“锄头一定要种出玉米”，正是这代互联网创业者身上都有的执着劲儿。
2000年，深圳。腾讯刚创立不久，马化腾就遇到了棘手问题。腾讯主攻的寻呼机业务，很快就被移动电话取代，腾讯开始全力开发聊天产品QQ软件。
马化腾由此意识到，移动互联网不是拼钱、拼流量，更多是拼团队，拼使命感和危机感。在这样的危机意识下，2011年微信诞生。腾讯2019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显示，今年首季微信及WeChat合并活跃账户数达11.12亿，聊天、玩游戏、购物、阅读新闻、支付和发布朋友圈，微信成为国内第一款用户数突破10亿大关的互联网产品。
就在腾讯成立一年后，杭州湖畔花园小区。两次创业失败的马云，东拼西凑了50万元创业资金，对他的合伙人喊出：“我们要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在中国，而在美国的硅谷。”
短短数年，淘宝网、天猫商城、支付宝等相继诞生，开启了一个辉煌的全民网购时代，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剧变。
激情燃烧，潮水奔涌。在产品创新、技术迭代的进程中，一代代互联网创业者、从业者不甘浮沉，搏击潮头，要在各自风口里继续奏响“中国号”。
▲ 8月26日，工作人员在智博会上演示“5G+远程驾驶”技术 唐奕摄/本刊
欧洲南部，地中海畔的摩纳哥。去年，这里的游艇展第一次用上了5G网络；今年，5G信号遍布摩纳哥约2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空，而这些5G设备和技术均来自华为公司。
2020年，在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大奖赛中，来自中国的5G技术还将大显身手。LW
当好樵夫开山辟路
文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屈辰
◆ “爸爸是全镇最小的人，因为爸爸是为全镇人服务的。”
◆ 目前，全国累计选派300多万县级以上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参加驻村帮扶，在岗的第一书记约20万人、驻村干部约70万人，还有近200万乡镇扶贫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他们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来贫困群众的幸福指数
◆ 如同一个个樵夫，更多党员干部循着廖俊波的足迹，为当地发展和百姓幸福披荆斩棘、开山辟路
闭上眼、搭着薄被，廖俊波在车后排座上睡着了。
因经常连夜赶路，驾驶员林军的车上，长期备着“四件套”——衣服、雨鞋、雨伞和被子。那床被子，开车时廖俊波用，停车时林军用。
看着一天恨不得工作48小时的廖俊波，林军曾问他：累不累？
“人有信念，就不会觉得累。”廖俊波说。
▲ 廖俊波（左二）在福建省政和县东涧花卉基地听取村民和返乡企业主种植花卉的情况介绍（2015年6月27日摄） 魏培全摄/本刊
他，曾把自己比喻为樵夫；他，曾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他，年仅48岁就因公殉职。
“组织派我来，不是让我来过渡的，是让我来干事的。”2011年6月，赴任福建南平政和县委书记时，摆在廖俊波面前的是当地人均综合实力“全省之尾”的家底。没有国道和高速公路，没有几家像样的工厂，县城老旧破败，甚至连一个红绿灯都没有。县委书记，也被戏称为“省尾书记”。
“当官当到政和，洗澡洗到黄河”，这是当地干部茶余饭后的自嘲。但廖俊波却不这么想，“政和相对落后，反倒是干番大事业的平台！”他微笑着，眼里放着光。
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穿起长筒雨鞋走烂泥田，与茶农们在田间地头聊天摘茶，同企业法人在厂矿车间商讨振兴出路……廖俊波铆足了劲，带领干部下乡调研，寻找发展症结。
每个地方都会遇到发展难题，关键是怎么看怎么想怎么干。学物理专业出身的廖俊波清楚，政和发展恰似一道繁琐的物理题，必须有条理地分析解决。他亮出底牌——自他开始，县里所有干部上一线。
廖俊波的包里，始终装满各类规划图，在办公室、在工地、在田间、在船坞、在群众家里，他随时随地办公。
为解决工业园的征地问题，廖俊波多次来到群众家中听取意见。喝茶、递烟、寒暄，不一会儿，话语就热了。“廖书记，以后征地标准提高，我们第一期被征的，不就吃亏了？”“放心，决不让大家吃亏，一定会补齐。”“行！就冲廖书记您到家里来，我们一定大力支持，不算小账。”大家纷纷表态。
“赚钱的事你们干，不赚钱的事党委政府来干。”这是廖俊波对百姓的承诺。为推动古村落旅游开发，他亲自上阵当起导游；面对陷入困境的农民企业家，他打车冒雨考察对方工厂，跑前跑后帮助解决生产困难……
第一条高速公路，第一个广场，第一座双向四车道的桥，第一个红绿灯，第一条斑马线……4年后，政和从“省末位”跨入增长速度“省十佳”，城市建成区扩容近一倍，3万多贫困人口摘掉帽子。
“让23万政和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是件美妙的事情。”在微信上，廖俊波给自己取名“樵夫”，誓言要做让百姓幸福的“砍柴人”。
廖俊波先后担任邵武市政府副市长，政和县委书记，福建省南平市委常委、副市长，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大变样。
2017年3月18日的雨夜，已在南平市开了一天会的廖俊波，在赶往武夷新区开会途中不幸发生车祸，因公殉职。他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称号。
20年前，时任邵武拿口镇镇长的廖俊波曾和女儿有次对话。
“爸爸，你是全镇最大的人吗？”孩子问得天真。
“不，爸爸是全镇最小的人，因为爸爸是为全镇人服务的。”廖俊波回答得认真。
做最大的人，还是最小的人？这是每位党员干部的选择题。
在黄河故道上的河南兰考，300多年里曾发过90多次水灾，“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选择率领群众“战天斗地”。
在曾经苦到让人流泪的独龙江畔，曾任云南省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县长的高德荣几十年倾心尽力干着一件“天大的事”，那就是让独龙族同胞尽快摆脱贫困。当地群众称他为“一心为民的好县长”。从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转任后，他主动返乡扎根独龙江，“长”在群众中。
在广西，年轻的黄文秀放弃留在大城市的机会，回到家乡，带领乐业百坭村88户贫困户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至2.71%……2019年6月17日凌晨，因惦记百坭村的防汛抗洪工作，黄文秀冒着暴雨连夜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年仅30岁。
▲ 黄文秀到村民家走访，主动帮村民掰玉米（资料照片） 摄影/本刊
十八大以来，中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全国各地打响脱贫攻坚战。6年来，全国共脱贫8239万人，相当于平均每分钟就有近30人摘掉贫困帽子。
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反贫困斗争——新中国成立70年来，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7%。
为了兑现“绝不能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郑重承诺，在脱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无数“最小的人”吹响冲锋号，勇做领路人。目前，全国累计选派300多万县级以上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参加驻村帮扶，在岗的第一书记约20万人、驻村干部约70万人，还有近200万乡镇扶贫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他们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来贫困群众的幸福指数。
今年1月，“80后白发干部”李忠凯升任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政协副主席兼任大姚县湾碧乡党委书记，但他很少打开县城的办公室。
“我改变不了头发变白，但能改变这里的贫穷。”湾碧乡是省级建档立卡贫困乡。几年间，李忠凯走遍了乡里的村村寨寨，2018年底，湾碧乡已有1589户6264人脱贫，但还有58户219人未脱贫。他给自己定了到2019年底的目标：再脱贫47户181人。
“黄文秀未走完的长征路，我替她走完。”7月2日，百坭村新任第一书记杨杰兴接棒黄文秀。像黄文秀一样，杨杰兴逐户走访了解村民需求、开群众会落实扶贫政策、推进百坭村产业发展、协调各个项目资金，每件事都没落下。
有人曾统计：廖俊波生命的最后45天里，有22个晚上在开会，14个晚上在外出招商或者赶路。如果不是那场雨夜车祸，他可能仍像砍柴的樵夫那样，继续做“大山之子”，四处开山辟路，为人们送去温暖。
如同一个个樵夫，更多的党员干部循着他的足迹，为当地发展和百姓幸福披荆斩棘、开山辟路。LW
刊于《瞭望》2019年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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