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羡慕的水果自由，菲律宾人民先实现了！
前两天，有一条新闻迅速吸引了阿信的注意。对，就是这条：菲律宾人民实现了芒果自由！
据说，芒果已经多到让果农发愁的地步。有网友Po了这张图：
这是菲律宾吕宋岛一家农场外面篱笆上拍到的。芒果已经多到免费送了！走过路过，记得带一兜子回家啊。
要知道，一个南海之隔的咱们，今年春节后水果的价格就蹭蹭蹭地涨。据官方公布的5月CPI数据显示，水果成了所有食品的中价格领涨的No. 1。
我们之前还在追求“车厘子自由”，几天功夫，连“草莓自由”和“苹果自由”都要失守了。去超市看看就能发现，水果贵过肉，成了夏天的魔幻现实。
望着菲律宾多到处理不了的芒果，实名流下了羡慕的泪水。
不过，在新闻里提到了，能实现芒果大丰收全是因为厄尔尼诺现象。
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正值菲律宾地区芒果树的“花芽分化”期。厄尔尼诺带来的高温干旱环境非常有利于芒果树多多开花，然后自然就多多结果啦。
天了噜！这还是我们认知中的那个厄尔尼诺吗？厄尔尼诺不是天灾嘛？竟然还有好处？本期的新常识，欢迎大家走进科普现场——厄尔尼诺，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被误解的天灾
中国最早科普厄尔尼诺现象，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正逢国内的环保意识兴起，并且10年间密集发生了几个厄尔尼诺事件。比如，深深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98年特大洪水，就是一次强厄尔尼诺灾害。
那一年，长江、嫩江、松花江同时发难，全国共有29个省受到洪灾，受灾面积3亿多亩，受灾人口2.23亿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660亿元。
自此，在国人心目中，“厄尔尼诺”就和“灾害”“环保”紧密联系起来，“厄尔尼诺现象”和臭氧空洞、沙尘暴一起成了我们心目中需要被治理的“环境问题”。
举个栗子，很多漫画形式的宣传，都会把厄尔尼诺“妖魔化”。
图片来源：天气网
但是，我们一直以来关于厄尔尼诺的“常识”，其实是错的。
厄尔尼诺现象并不是人为灾害，也就不是可以“治理”的“环境问题”。换句简单的说法：厄尔尼诺是纯天灾，只能预测、应对，却无法彻底解决。
你真的了解厄尔尼诺吗？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厄尔尼诺是什么。
厄尔尼诺现象，是太平洋赤道洋流温度周期变化中，洋流温度异常升高的情况。
图为位于太平洋赤道上的厄尔尼诺暖流，卫星图。图右侧的灰色部分是中南美洲。图片来自：NOAA
当厄尔尼诺暖流出现时，会对全球的水文、气象造成极其复杂的影响。
大气水循环受到影响，一些地区降水增加，而另一些地区就得不到降水。也就是说，有些地方会遭遇旱灾，另一些地方会遇到洪灾，在气温上也会发生异常的变动。
厄尔尼诺现象是周期性出现的，每隔2—7年就会发生一次，有强有弱。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就会伴随着百十年一遇的洪水或者饥荒。
此外，还有一个通常的误区是：厄尔尼诺是全球变暖的后果。
其实，厄尔尼诺和全球气候变暖完全是两回事。厄尔尼诺是自古已有的周期性洋流现象，而全球变暖是人类排放过量温室气体的结果。
不过，这个时候，有好奇宝宝不禁发问：全球气候变暖会不会加重厄尔尼诺现象？
很遗憾，答案是——目前科学界还不确定。
一个较为国际前沿的结论是由中国海洋科学家得出的。由蔡文炬教授领衔的一批海洋学家去年12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用数学模型计算出了全球变暖和厄尔尼诺现象之间的一些相关性。
蔡文炬教授受聘为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领军科学家
论文的结论指出，全球变暖可能会导致厄尔尼诺现象更频繁地发生。如果这一结论被科学界普遍接受，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就变得更急迫了。
不过这里还是要强调一点：即便有前面这个结论，厄尔尼诺现象不等于全球变暖；相反，受厄尔尼诺的影响，有的地区会遭遇更寒冷的冬天。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厄尔尼诺现象发生了，我们能够预测哪里暴雨、哪里干旱吗？
回答是：长期的、准确的预测是做不到的。
我们只能做防汛和抗旱两手准备。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做事后诸葛亮，去发现已经发生的灾害与厄尔尼诺之间的关系。
大事件背后都有厄尔尼诺的身影？
既然，厄尔尼诺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而是彻彻底底的天灾。于是，历史学家就在想：我们是否能够重建古代的厄尔尼诺数据？
目前最成功的尝试是通过钻探珊瑚完成的。珊瑚的生长情况受海水水温的影响，科学界通过在珊瑚礁上钻孔，得到了近代400年的厄尔尼诺数据。
当历史学家将厄尔尼诺的历史数据与世界历史对照时，有了惊人的发现。
1789年，厄尔尼诺灾害引发了法国大革命
厄尔尼诺的历史数据显示，1788年—1796年之间发生了强厄尔尼诺事件。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Richard H. Grove的研究发现，1788年的强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极端天气，在全球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记录。
也正是1788年，灾难性的歉收侵袭了法兰西王国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年的夏天先是持久的干旱，然后是猛烈的暴雨，造成农业减产过半。这一年凛冽的寒冬让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冬天的乡村道路边上，常常可以见到冻饿而死的人。
农业减产的后果立即波及到了城市。在巴黎，一块标准四磅重的面包价格原本稳定在9苏，1788年9月的暴雨冰雹灾难后，面包涨到了12苏，到了圣诞节前后为14苏。
纺织女工让娜-维克托娃·德尔齐格感到绝望，她在1789年日记的第一页写道：
“1789，哀鸿遍野的一年。”
粮食短缺在法国乡村和城市引发了骚乱。
当时，法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富裕的贵族阶级已经不受传统的封建义务的制约，在1788年饥荒中，他们觉得没有承担赈济灾民的社会责任。
强势的贵族阶级和受灾的平民，使得法国国家税收遇到困难。国王万般无奈，宣布召开全国三级会议。
18世纪末的法国，各种社会矛盾汇集在一起，仿佛一个火药桶。而1788年法国的自然灾害又如同一根火柴，就这样Boom一声，引爆了法国大革命。
1941年，德军遇上了厄尔尼诺寒冬
1941年夏天，纳粹德国的军队侵入苏联，展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一开始，德军势如破竹，再次展现了闪电战术的威力。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几个月后，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寒冬挡住了德军进攻的脚步。
士兵奥托·盖珀在日记中写道：
“冬天全力向我们袭来，没有冬天的装备，我们无法前进一步……夜里，气温降到史无前例的低点。1942年1月24日，我们团的前哨站测出来的气温是-56℃。”
你应该已经猜到了。气候历史数据显示，1940—1942年间发生了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西伯利亚地区在1941年和1942年的冬天气温，是该地区整个20世纪的最低值。相比法国大革命时代，我们对于1941年的气候状况更加熟悉，所以有更加明晰的数据可以参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场，德军对苏联的几个重要城市展开的长期围困，从1941年到1943年，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发生了惨烈的战斗，数百万人战死。
1941、1942两个最寒冷的冬天，让德军尤其不适应，习惯使用闪电战的他们，在各个方面对俄罗斯的寒冬都准备不足。相比之下，俄罗斯战斗民族对于严寒准备得更加充分，从御寒衣物到武器装备，都更能适应冬天的作战需要。
在后人对二战的记忆中，德军是硬生生被俄罗斯的寒冬拖垮的。
1942年， 中国北方大旱灾
同样是1942年，中国北方发生了一次以河南为中心、百年一遇的重大旱灾，百万饥民流离失所。
此时激战正酣的抗日战争，让天灾人祸一同上演，中原大地生灵涂炭。2012年的一部热映电影《1942》，就讲述了这场灾难。中国的气象学家通过数据研究发现，这场旱灾的原因很可能也是1942年厄尔尼诺。
除了上面这几次厄尔尼诺事件，历史学家还在发现厄尔尼诺与其他历史事件的关联。比如，厄尔尼诺与1876—1878席卷中国和印度的大饥荒（死亡总人数超过3000万）的关联，1918年厄尔尼诺与席卷世界的西班牙流感的关联，等等。
厄尔尼诺现象不仅与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之间存在关联，在统计数据上，厄尔尼诺年也总是比平常年份发生更多的冲突事件。其原因不难想象：灾害之年，物资短期，自然更容易发出争夺冲突。
幸运的是，如今的我们已经有了比较有效的厄尔尼诺预警机制，厄尔尼诺的预测始于1985年左右，成功的预测模型（Zebiak-Cane ENSO模型），到90年代初才为学界所接受。
今天，全球已经建立起系统的气象和水文数据收集网络，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哪一年会发生厄尔尼诺事件，以及给出发生干旱（山火）、强降雨、飓风的预估可能性。
不过，那句老话依然成立，“不要相信7天之外的天气预报”。
现今，我们越发认识到人类活动与地球相互之间的深刻影响。不论是人类造成的气候变暖、环境污染、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还是是无法控制、但会带来全球性灾害的厄尔尼诺，其背后都是同样一个未来：
人类的命运，与地球的命运，已经深刻交织在了一起。
参考资料：
董安祥, 李耀辉, 张宇. 1942年中国北方八省市大旱的成因[J]. 《地理科学》, 34 (2): 205- 210.
Higher Frequency of Central Pacific El Niño Events in Recent Decades Relative to Past Centuries , Nature Geoscience (2019). DOI: 10.1038/s41561-019-0353-3 ,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1-019-0353-3
Cai, Wenju & Wang, Guojian & Dewitte, Boris & Wu, Lixin & Santoso, Agus & Takahashi, Ken & Yang, Yun & Carreric, Aude & J. McPhaden, Michael. (2018). Increased Variability of Eastern Pacific El Niño under Greenhouse Warming. (《全球变暖背景下东太平洋厄尔尼诺变率增强》) Nature. 564. 10.1038/s41586-018-0776-9.
Grove, R. H. (2006). The Great El Niño of 1789–93 and its Global Consequences: Reconstructing an Extreme Climate Event in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10(1–2), 75–98.
Mandy B. Freund, Benjamin J. Henley, David J. Karoly, Helen V. McGregor, Nerilie J. Abram, Dietmar Dommenget. 2019. Higher frequency of Central Pacific El Nino events in recent decades relative to past centuries. Nature Geoscience.
Giese, B.S., G.P. Compo, N.C. Slowey, P.D. Sardeshmukh, J.A. Carton, S. Ray, and J.S. Whitaker, 2010: The 1918/19 El Niño. Bull. Amer. Meteor. Soc., 91, 177–183
Brönnimann, S., Luterbacher, J., Staehelin, J., Svendby, T. M., Hansen, G. and Svenøe, T. (2004) Extreme Climate of the Global Troposphere and Stratosphere in 1940–42 related to El Niño. Nature, 431, pp. 971–974
新常识·往期回顾
-End-
编辑：Yoyo
2019.6.20
更多经典书单和深度好文
欢迎关注「中信出版集团」公众号
点「在看」，给阿信加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