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部纪录片刷屏了阿信的朋友圈，它就是以书籍为主题，由胡歌配音的《但是还有书籍》。
这部“冷门”题材的纪录片不仅获得了豆瓣9.4，B站9.9的高分，还连续几周登上豆瓣一周华语口碑剧集排行榜。
阿信看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是冲着胡歌配音来的，最终却都被书籍本身感动了，到第5集开播，已经有近40万的人追剧。
书籍和它背后的故事为何能够打动那么多人？说实话，阿信每天生活在书海里，也知道做书的不易，但是看到这么多的人，看到他们对书不同的爱与坚持，还是会不禁热泪盈眶。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隐身于书的背后，做着细微琐碎的工作，架起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他们就是图书编辑。
编辑在三浦紫苑的小说《编舟记》中，讲述了几个辞典编辑在浩瀚的词语海洋里，用15年的时间编制一部词典的故事，他们把辞典取名《大渡海》——词语是海洋，词典就是渡海之舟，而编辑，就是编舟人。一面是丰富多彩，就像日剧《重版出来》中演绎的一样，要拜访各行各业知名的作者或者专家、去各个书店寻找卖点、挖掘新人……另一面，大多数时候，编辑生活是枯燥且令人“秃头”。号称豆瓣“秃顶会会长”的朱岳，是一名文学主编，也是一个充满了奇思妙想的小说家。不过，比起精神世界的富饶，他的现实世界就显得有些——无聊。
编辑平凡的一天
而在所有编辑中，古籍编辑应该是人们眼中最“闷”的了。在古籍整理编辑岗位上工作了十八年的俞国林，就用“板凳一坐一辈子冷”来形容自己的工作。
不过锱铢必较的工作，也使他能够从大量的书稿中挖掘到“宝藏”。
在阅读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时，俞国林发现了一页郑天挺的日记。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的人才培养中心，但其历史一直有很多未解之谜。郑天挺作为西南联大总务长，他的日记对于研究西南联大的历史意义非凡。于是俞国林尝试联系了郑天挺的后人，发现郑天挺从1938年写到1946年的日记，竟然都在家中保存完好。这点燃了俞国林的热情，但是个人日记要出版岂是容易，为了这个选题，俞国林多次拜访郑天挺的后人，前前后后竟磨了13年，又经历了一年7、8遍地校对，日记才终于问世。
这样一本耗时14年的书，目前销量2万余册。很多弹幕都在感叹：这样一本耗时耗力的书，销量只有2万册。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是编辑们“头秃”的“罪魁祸首”。坚持纯文学的朱岳，就常常陷入深深的忧虑中。“做了一个梦，就梦见我们高管来看一下大家的码洋任务完成得怎么样，然后一看我们的数字都特别差，我就觉得哎呀不行，不能再做这种纯文学了，真是卖不出去。那种沮丧感，真是一直带到醒来之后。”
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坚持在这条航线上航行。
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一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书就是朱岳所在的部门出版的，得知获奖消息后，他第一时间说的是：“托卡尔丘克的书大卖以后，就有钱可以多做点原创新人。”
阿信曾经听一个编辑说，他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在书店看到读者翻阅自己出版的书，那个瞬间，所有做书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编辑们在理想与现实间寻找平衡点，有些人，把书做成了艺术品。
现在我们都知道，做书都是用计算机排版，用计算机设计，但是在半个世纪前，书籍封面设计都还是设计师手绘的。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践行现代设计理念的书籍设计师，宁成春1965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籍美术专业毕业后，就一直在耕耘于封面设计，《砸碎铁锁举红旗》是他设计的第一本书。
“字都是自己写的，铅笔写一遍，鸭嘴笔写一遍，写完把墨填好，一点点修好，每个字都要写很长时间。”
宁成春设计的第一本书
1984年和1986年宁成春两渡日本，跟随设计大师杉浦康平、真锅一男学习。回国后，他将从文本出发的整体设计观念，网格设计等新技术和新理念，引入国内，设计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三联版《金庸作品集》、陈寅格的《最后二十年》、《锦灰堆》、《城记》等等，这些书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经典版本，几代书迷的共同记忆。
设计师要写好字体、磅数、行距，再交由工厂制作
《城记》是一本讲述北京城半个世纪变迁的书籍，宁成春将封面设计为一个已拆光的城门楼，叠加虚拟的三维城门楼，刻意将建筑学家梁思成安放到了封底左边的角落里，呼应当时北京拆除老城墙时，梁思成的悲痛与无奈。
《城记》封底
除了封面设计，书籍装帧的工艺也体现着一个设计师对内容的理解。
张充和，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合肥四姐妹”中的小妹)，1949年随夫赴美后，50多年来，在哈佛、耶鲁等20多所大学执教，传授书法和昆曲，被誉为“民国闺秀”、“最后的才女”。
1993年，制本艺术家薄英（Ian Boyden）因为一次书法展结识了张充和，他深深地被张充和的书法所吸引了，开始向她学习书法，从此结实一段亦师亦友的情谊。
“当我看到她的书法的时候，就像看到一群鱼，或者一束树叶，他们很锋利，很清晰。”
为了将这种奇妙的体验传达出来，薄英花了三年的时间，制作了张充和先生的第一部出版诗集《桃花鱼》，限量140册，目前价格已经高达78000元人民币。为了更准确地表现出张充和书法所带来的震撼，薄英找来德国老牌纸张制造的公司的一款安格尔米白色重磅毛边纸和一种极黑又不至于晕染的墨水，又手动修复了一台手摇曲柄凹版印刷机。每册都是手工印刷，手工装帧。
桃花鱼是一种淡水水母，据说它们总是在春天桃花盛开时出现，薄英只在纸张一面印刷，并将其折叠，让这本书在视觉上显得干净，又有一种呼吸感，恰如桃花水母用身体呼吸的样子。
《桃花鱼》内页
这也是为什么《桃花鱼》封面的材质是木头，有三种不同的木材：印度紫檀，阿拉斯加雪杉和非洲的沙比利木。
从内容来的设计，往往谦卑内敛，不动声色，但设计师们早已把细腻的情感和深邃的思想，都融入了进去。正是这些设计，赋予了书籍更广阔的意义，也带给读者更美妙的阅读体验。
阿信曾看过一部记录台湾40家小而美书店的纪录片《书店里的影像诗》，几十家各式各样的独立书店、旧书店，承载了一个地方的人文底蕴，也是很多人的心灵栖息地。
导演侯季然笑称：“拍完才知开书店是辛苦、一点也不浪漫的行业。”
看到一条评论说：“书店是天堂在人间的驻馆。”那么那些把书店带到各个角落的人，就是天使了吧。lulu和蜗牛是上海的一对夫妻，也是一家书店的店主，每个周末，他们都会去各个书市、书店淘书，再将这些四处收来的书，分享给更多的人。
他们有一个听起来很“不切实际”的梦想：载一车精心挑选的书，和心爱的人一起，开一辆书车漫游中国。
但是，他们真的做到了。
2018年，在寻找新址重开实体书店的间隙，他们启动了这个酝酿已久的计划。
他们去了很多城市，很多地方，有些地方看起来有些匪夷所思：这里根本就不会有人买书嘛！
lulu和蜗牛认为，并不是说越来越多的人不爱阅读了，其实很多人是有阅读诉求的，只是可能没有遇到，激发他阅读欲望的契机点。
他们让书，出现在它原本不可能出现的地方，也因此收获了许多珍贵的故事。
在苏州花桥，他们第一次遇到用香蕉箱装书的书友，一见如故。
其实香蕉箱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用来装运香蕉的箱子，便宜易得，两边有孔，方便搬运，盒子相对结实，因此成为搬运书的最佳选择。
二手书市场用于运书的香蕉箱 图/邮文博览
在都江堰，书摊摆在水果摊中间，旁边一个卖水果的大叔就来他们的摊位看书，觉得他们卖书不容易，想买一本书，但是平时也不太看书，不知道买什么书，蜗牛就向他推荐了一本《小王子》，送给他的女儿。
“我觉得当他女儿收到爸爸送的一本书的，会成为她印象深刻的一个时刻。她肯定很诧异，很吃惊，爸爸竟然送了她一本书，可能没有这个摊，她爸爸也不会买这本书。”
他们还去了上海的岑卜村，这里大多数都是老人和小孩，村民们很好奇，为什么来乡下卖书，甚至担心他们一本也卖不出去。在一些小县城，一些农村里，书店是一个非常稀少的东西，他们平时也很难接触到一些书籍，虽然他们没有从书摊买走一本书，但是见到这些人走到书摊前，翻看这些书，蜗牛就觉得满足和幸福，就像她说的：“书就希望它被看。”
有时候幸福感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分享也是一种幸福，就像木心先生所说：“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免费的，比如阳光、空气和水。”lulu和蜗牛的书摊，从上海出发，经过了江西、四川、甘肃、北京、内蒙古等地，行程9000多公里，跨越了11个省份，在这个纯书店正在渐渐衰弱的年代，他们分享阅读的快乐同时，也通过书，遇见了许许多多美好的缘分。
做书，就是这样一件饱含着情怀，说起来浪漫到极致，背后却充满了挑战的事情。经常有人问阿信为什么会选择出版，阿信想说的是，虽然这条道路上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但只要还有人在看书，只要还有人喜欢书，阿信就会将这件事一直坚持下去。就像昨天阿信的大Boss王斌董事长所说：“出版业一直被人唱衰，但是，革命性的颠覆始终没有到来。也许事情就是这样，你所期待的事没有发生，而你自己可能已经变成了期待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还有书籍，也希望，书籍，一直有你们。
2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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