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人不敲门，文明人没教养

文 | 阑夕

如果不是王石的演绎，布赖恩·伯勒的成名作《门口的野蛮人》在中国恐怕不会有着今天这样的知名度，将资本喻为茹毛饮血的原始人类，也是立场相当鲜明的手段。

这个夏天，有关企业管理权的纷争——除了万科之外，汽车之家、盛大游戏均有相似剧本上演——集中爆发，在偶然中似乎又流淌着必然：经济下行导致真正优秀的投资标的同样断崖式减少，需求出路的货币资本自然需要变得不择手段。

根据王石的信函来看，他对于宝能系可能「危害」万科资产的怀疑，源自后者的一贯作风，然而王石所庇护的，是一件流通的商品，小贩不能选择他的顾客，这是市场经济的立足之本。

就像画师卖画，买者是拿回去匾着供奉，还是用来垫起桌角，都不再关乎画师的本人意志。

因而，在这件风波上，王石的孤立无援并非毫无缘由，没有人会怀疑他对万科的热爱，只是这种热爱不能凌驾于游戏规则之上，否则，经理人破坏大股东的利益的事情一旦形成惯例，它会伤及整个市场的运作体系。

于是站在王石身侧的，鲜见他在企业家俱乐部里的那帮富可敌国的同道，而是吴晓波和秦朔这些向来忧国忧民的财经文人。这也不是我们的地产教父遭遇到了可耻的背叛，而是一切事先的建议都获得了倨傲的对待。

冯仑不无遗憾的说，王石总是「坚持他的三观」。

魏武挥曾经系统性的归纳过商业生态的发展轨迹，以美国为例，分别是资源、管理、技术和金融四个驱动阶段。

这也分别对应着跑马圈地的洛克菲勒时代、让大象跳舞的郭士纳时代、带来效率革命的埃里森时代和注重食利的巴菲特时代。

中国有别于美国的特色在于，它直接从资源驱动跃迁到了金融驱动，甚至二者长期并行，而无管理大师和技术创新。

王石位于的地产行业，更是个中极致：其左手是资源套利，从地方政府囊中拿地；其右手是金融魔术，与负债和杠杆共舞。管理和技术的因素，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的确微乎其微。

于是，万科的定义，就进入了一种模糊的不可知论中：在王石看来，这是一份溢满情怀的事业，是他从襁褓中养大的血脉，是中国地产行业的一面金字招牌，但在市场看来，万科只是一件优势资产，想要拥有它并不需要歃血为盟，只要出得起价，这位姑娘就是你的了。

正是因为缺失管理和技术，使得创始团队之于企业的价值并不被充分认同。在硅谷，资本巨头收购一家企业的附加条件，往往不是赶走创始团队，而是一定要把人给留住，至少设立一个不得辞职的期限，因为这支团队的管理及技术能力，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是人走了，买下来的公司就只是一具空壳罢了。

在某种意义上，郁亮的处境相较王石更加微妙，后者纵有破釜沉舟的决绝，前者却需要考虑败北之后的应对。换句话说，万科易主必无王石，但是郁亮，是有着转圜余地的，他没有精神领袖的虚名，却是实际上的操盘手，做一个「大事不糊涂」的两朝宰相，不会太难。

公众之所以吝于同情王石，刨开私域中的成见，不外乎他的过度矫情。这种情绪，和人们都很厌恶那些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晒娃拉票的朋友，是一致的：你的娃只对你是特殊的，我就想要投给273号，那个娃比你家娃好看多了！

另一方面，哀叹理想主义的挫败愈来愈没有市场，这里面固然有着强者逻辑的作祟，然则认清理想主义的自私与任性的本质，也是充分且必要的常识普及。

野蛮人的称谓，是对资本的妖魔化的第一步。事实上，经过了几百年的探索，现代商业终于可以实现将契约落于纸面、用章程保障产权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理想主义的反面，功利主义才是推动进步的主角，当利益和回报不再带有剥削的原罪时，所有的经济爆发、创新爆发、财富爆发都应运而生。

王石绝非马克思和列宁的信徒，但他对于资本逐利的指责，却在精神上复原了巴黎公社的奇妙色彩。回头来看，华润扮演的角色反倒最为接近正常，它与宝能系的合谋反映出了对于万科现有经营体系的合理不满，却又明确反对宝能系的赌气式罢免提议，在行使股东权力上，华润的克制，映射出的是王石的激烈和宝能系的尖锐。

更加莫名其妙的，是万科员工在昨天的上访情愿，尽管万科已经否认自己对员工的这种行为存在支持，但是很难想象那些拉着写有「相信党和政府」文案的横幅、冒着刺激党和政府的最大忌讳上街游行的职员，只是出于附和董事长的一腔热情。

马云说过，阿里的管理原则，就是「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其中的文字游戏相当浅薄：客户的满意和员工的卖力，是股东能从阿里这家公司获利的前提。

即使万科的所有员工都反对「被强加」于他们的第一大股东，依然改变不了自然法财产理论赋予股东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资本的一意孤行，究竟是会毁掉基业长青的可能，还是让企业回归制度的约束继续成长，这是一个概率问题。

布赖恩·伯勒书写的RJR纳贝斯克收购悲剧、苹果公司驱逐乔布斯的恩仇、雷士照明三度开除创始人后的股价腰斩……这是王石们的心结。

思科赶走两名创始人后的高歌猛进、古驰家族第三代继承者若非卖掉公司反而可能毁掉这个奢侈品品牌、王志东失掉新浪……这是野蛮人们的庆幸。

故而，企业控制权的争夺，基于身份的预判基本上都是不靠谱的，创始人的任性妄为也好，资本家的嗜血无情也罢，都是想象和观念的产物。

每到此时，总让我想起老狐狸柳传志坚持宣扬的「企业家该拿的利益，一分也不能少」，这种主张是有政治觉悟在内的，从1978年第一轮国企改制开始，当时的选择就已经决定了后来的命运。

柳传志亦不讳言自己为了争取利益而担起的风险：「你从中科院手里花2亿买走35%的股份，国家可能不会这么跟你算账，它擅长的算法是，2亿卖给你的股份，在今天值几百亿、几千亿了，那就是贱卖给你了，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靶子。」

我无意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悲壮情结添砖加瓦，只是像王石这样，甘愿规避风险而取名弃利、却又不忘抱紧央企的大腿，委实不应期待可以占尽便宜而无代价的支付。

直到空门被闯，方知天下大变，此时再去诘问对方为何没有敲门，已是黔驴技穷，且教养尽失。

据说中国的商人，心中永远住着两段理想人生：一个是胡雪岩的前半生，吃透政商两道而至登峰造极，一个是范蠡的后半生，带着红颜知己扁舟归去。年过花甲的王石，尽管挨着纸面上的揶揄，却也经得起足够分量的质疑，王石狼狈，想成为下一个王石的，都还排着长队。

英国脱欧公投之后，首相卡梅伦的辞职信体现出了这个古老的民主国家的体面，他说他的政治志向是作为欧盟成员国前进，但英国公民做出了「明确且不同」的选择，因此他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英国的领导人了，他不能违背本心服务于并不认同的政策。

而在万科的闹剧上，我只看到在野蛮和文明之间，缺了一千个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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