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心缘——追忆五位清华的思想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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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心缘——追忆五位清华的思想前辈
文/赵征
生命季刊微信专稿
本文为“清华校友信仰见证集”一书的“代跋”。请参考阅读本文作者及清华校友们的文章与见证（本刊将继续播发清华校友的见证，敬请继续关注）：
清华的源头，恰如其名，清澈而华美，吸引了众多的思想者畅游其中。初建之时，思想开放，学术自由，学者多能以跨越古今，中西，文理的大背景去寻找真善美的奥秘。
然而现代大学教育似乎与早期办学的主旨渐行渐远。清华大学原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先生感叹当今的清华如陈寅恪先生所担心的，缺少“精深远大之思”而“专趋实用”。在“学术凸显而思想淡出”的大环境下，教师们不得不“放弃本来就不多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在某种规定的轨道上竞相奔跑，相互倾轧……为职称，奖励，经费和SSCI之类而写作”。
哈佛大学计算机学院前任院长HarryLewis所说，当今的大学教育努力培养的是“没有灵魂的卓越”。北大教授钱理群担心现在的大学教育是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清源如许的心灵绿洲正在沙漠化，探索真理的征途上已经人迹稀少。大楼云起，气势非凡，然学已罕际天人，思亦难及灵魂。
抚今追昔，清华的历史上游漂来的清风仍然在默默吹拂后人的心灵。在充满劫乱的百年间，曾经在清华任职或求学的众人当中，有几个人的心灵历程给后人存留了一些润物无声的精神财富。因为有了这些人的上下求索、执著追求，后生如我辈才得以在这春末的绿荫微风里，超越世界的嘈杂和时间的鸿沟，和他们一起感悟天地大道。这就是清华这片思想的空间默默传递的心灵之缘。
王国维
清华的思想渊源和1925年成立的国学院有密切的关系。国学院四位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先生，于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16岁中秀才。曾经游学日本。学识渊博，是涉及文、史、哲、甲骨学、经学、文字学、美学的通才。1923年，他应逊帝溥仪之召，曾北上就任“南书房行走”。1925年，受吴宓先生之聘，经过溥仪的恩准，王国维到刚成立的清华国学院任教。他在清华开的第一门课是《古史新证》。他把西方的哲学理论和逻辑学运用到释古学中，提出创新的“二重证法”。他对甲骨文的研究曾被郭沫若大为赞赏。但是他最为人耳熟能详的见地是《人间词话》里提到的“三种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这三个境界曾经激励多少学子在无涯学海之中，耐住寂寞，废寝忘食地探索学问，不为名利，就为了恍然顿悟的那一刻的欣喜。王先生自己在广阔的国学领域里大概也多次经历这三个境界吧。
但是，这三个境界只是描述了追求学问的心理感受，却没有解释追求方法，更没有点明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学术上获得新发现的欣喜并不能解决人类的“生存意义”的根本问题。睿智如斯的王国维先生，在经历了众多的发现的欣喜后，竟于1927年一个初夏的日子，抛弃家人和自己的事业，自沉于美丽的昆明湖。
对王先生的自杀的动因有很多猜测，如“性格悲剧说”，“殉清说”，“文化衰落说”等等。但是，他的自杀揭示了一个道理，就是在学术上探索和发现的乐趣不能承载生命的负荷，不足以提供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倾其一生探索到的思想佳境不是心灵的家园。探索与发现的喜悦也不能彻解心灵的饥渴。追求唯美，望尽天涯路，为伊消得人憔悴，直到蓦然回首进入最佳之境的时候，才发现心灵依旧一片空虚凄凉。
王先生的追求没有止于至善，而是在自己开辟的一条小路的尽头戛然终止了。他背影拖着一串暗淡的省略号。
陈寅恪
为王国维的墓碑志铭者，是清华国学院的另外一位导师陈寅恪先生。他于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留洋十六载，通晓二十余种语言。于哈佛，柏林等欧美大学听课进修，只为求知而读书，不屑拿文凭。1925年来到清华，任教于国学院。他的才学惊人。聘他来清华的同窗兼挚友吴宓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內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陈的留德同窗和姻亲傅斯年說：“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陈寅恪比王国维更国际化，对晚清没有太多后顾和不舍。他以自己博大的学问，站在一个跨越历史和中西的高度，审视中国的过去和未来，在30岁就前瞻地提出改造中国的文化纲领。当时，很多人急切地要搬用西方的一切来拯救迂腐落后的中国，他却尖锐地指出只向西方引进“器物之学”的做法是无益的。他认为：“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为人治国的根本乃是“亘万古，横九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的“形而上学”。他指出专功器物之学不仅舍本逐末而且有更严重的后果：“今人谓中国不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
陈先生所指的“精神之学问”或“精神之救药”是什么呢？按照徐葆耕先生的分析，大概是沿袭张之洞的“内圣之学”，就是中国自己的文化道德本体。他推崇宋代的韩愈和欧阳修。他对自己多年的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的学术心得一言蔽之：“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兴。”由此可见，他看好的是出自中国文化本体的儒理之学。他也欣赏宋儒把佛教的思想融合到儒家思想的做法，觉得这种“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的实用两全之法是“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当他把中国的古代哲学与西方的思想进行比较后，竟发现前者相比于西方思想实为"浅陋之至"。他的同事王国维也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缺少西方形而上的思辨。陈寅恪比王国维对中国人的内心的局限看得更清楚。他以中西比较的视野看到中国人“缺乏远虑，利己营私”。就连“修齐治平”的理想里也包含了一套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对人性的压抑，和内圣而外王的功利取向。所以，他虽然眷恋中国文化道德本体，却不得不承认其比较劣势。根据他对这个核心劣势的清醒的承认，他在中国还陷在内忧外患的时候，就像先知一样发表了对中国未来的预言：“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以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大半个世纪过去，他的预言果真应验了！
中国人的精神如何超越呢？陈似乎看出这个“凤凰”只有先“涅磐”而后才有新生，但是他不忍看到“涅磐”的痛苦。所以他主张中西求同，对异质部分取西方的精华，渐进地融合。可是，他对西方精神的精华——基督信仰——又了解了多少呢？据《吴宓日记》所记载的他与吴在1919年12月14日的一次谈话，陈对于基督信仰的看法呈现了令人惊讶的肤浅甚至谬误。比如，他以为信耶稣不敬祖先有悖中国传统礼教。却不知，《圣经》中十诫中第一条带着祝福的诫命就是尊敬父母。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临死之前仍不忘把祂的母亲托付他的门徒。这是孝道的最高体现和神圣的典范。陈先生若是用他研究佛经的万分之一的求真精神去研读《圣经》，就不会做出如此偏颇的结论。他在欧美16年却不愿意走近基督信仰，这个对全人类影响最大思想体系，或许是因为他对这个信仰的先入为主的恶感。他认定好的信仰一定要宽容其他的信仰，言外之意就是真理不应该是绝对和排他的。而基督信仰自称是独一的真理，所以他认为这个信仰必定是狭隘的，不可取的。殊不知，他自定的评价一个信仰体系的好坏的标准（即：必须兼容其它信仰），不恰恰也是绝对的，不兼容并蓄的吗？这个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他这么聪明的人竟然没有看出来。也许，他是因着某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不愿意看出来吧？
陈先生的博学让他看到了中国人的内在问题：没有远虑，没有利他之心。但是，他的聪明又使他骄傲，他深厚的国学渊源让他不能以一个敬畏的心去探讨西方信仰的根源。他不能接受一个简单的原则：如果没有对基督所传达体现的圣真理的认识，任何一个人，不论中西，都没有能力突破人本性的局限。这就是《圣经》所讲的人类的原罪。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认识了基督和祂所传达的太初就有的，与神同在的大道，我们的思想维度就会超越“眼下”而进入永恒，突破“一己”而兼爱他人。这才是中国问题，乃至全人类的一切问题的根本解决。可惜，以陈先生丰富的知识，敏锐的头脑，和毕生的钻研，他竟然在天地大道前浅尝辄止，稍近即退了。
陈先生既然拒绝仰求神的启示，他寻找正心强国的“精神之救药”的努力就只能局限于在古人的历史细节里淘金。他晚年在目盲腿断的痛苦中，用人生最后十年时间为一个晚明的青楼女子柳如是写了80多万字的传记。其动机众说纷纭。钱锺书觉得这个努力很不值得。但是钱的老师吴宓却看出了他的挚友写此书的目的：“借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況，盖有深意存焉。决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陈先生大概是希望通过柳如是的才情、道德、气节为中国人提供一个精神的榜样，为中国文化提供一剂精神救药。这副药是否有效，恐怕陈先生自己也不甚确定，但是此书的撰写至少给陈先生提供了一个在乱世里独善其身的寄托和活下去的理由。
渐入晚年的陈先生，改造中国的鸿鹄大志已经暗淡。惟能坚守的就是不曲学阿世，侮食相矜的清高名节。1953年，他在答复科学院请他就任古史所所长的任命时，提出一个不识时务的条件：“允许古史研究所不宗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这是他题写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的“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的大胆表现。但是，马列和政治的洪流正在颠覆中国的一切传统，成为阐释古今，控制人心的唯一理论，这岂是他一人可以抵挡？陈先生如处在这思想海啸之中一叶孤帆，他惟有悲叹：“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粹，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从独立自由的治学精神来看，中国历史从五四运动到文革的五十年，的的确确是退化的五十年。清华百年的大部分历史，不也是从自由探索的学术环境，到“听话出活”的“驯服工具”的倒退的历史吗？这五十年里，中国人虽然从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国共之争里获得了外在的自由，但是内在的思想上却在无形之间被套上了意识形态的枷锁。
陈先生老不逢时，在风烛残年里正赶上中国有史以来对知识分子最残酷无情的侮辱迫害。他虽没有像王国维和文革期间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以自杀结束生命，但是死在更悲惨的人格的耻辱和身体折磨中。虽然他没得善终，却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自由独立的治学精神。他对“精神之救药”的执着探寻会继续感动后人。他在人的历史中寻求超越人类的拯救的无奈也会继续发人深省。（待续）
赵征 1990年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毕业，1995年获得美国Oklahoma大学机械工程硕士，2005年获得美国Michigan大学管理学博士。目前在美国Kansas大学任教，与先生一起参与校园福音事工。
1.至真、至善、至美的全能的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万物之中唯有人是神按照祂自己的形像创造的。
2.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悖逆神，犯罪堕落了；罪因一人进入世界，世人都犯了罪；罪的结局就是死。人类开始过着悲惨的生活；并且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3.神爱我们，把祂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祂担当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死后被埋葬，第三天，神使祂从死里复活；祂回到天上，还要再来，施行审判。
4.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我们认罪悔改，归信耶稣，接受祂作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便能与神和好，脱离罪和死，得享永生。
亲爱的朋友，今天，神的恩典借着这篇微信临到了你。神在寻找你，祂在敲叩你的心扉，祂白白地赐给你恩典。你失去的，只是罪和死的枷锁；得到的，却是一个充满平安喜乐的新生命！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信耶稣、接受祂的救恩，请你以心灵和诚实作这样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现在我知道你是独一真神，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归信耶稣。求你赦免我的罪，接纳我这个罪人作你的儿女。我今天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你，求你引导我前面的道路，使我从今以后一生为你而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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