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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补课那些事儿|国际背景板

周秭沫 国际金融报 2021-11-03

有孩子的地方,就有补课冲动?在其他国家,校外补课有着什么样的现状和未来?


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意见),其中提出,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

随着9月1日开学期临近,各地纷纷出台或即将出台“双减”政策细则。

8月23日,新华社报道称,上海市消保委联合上海市教委发布提醒,呼吁广大消费者慎重选择培训机构,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选择对资金进行第三方监管的机构,避免一次大额支付费用带来消费风险。

随着“双减”政策的迅速推进,校外培训行业受挫严重。有家长因此如释重负,也有家长因此危机感更强,担心该政策会导致教育资源分化:即富裕家庭会采取1对1的培训方式,而负担不起这种方式的家庭,在未来的学业竞争中将落后于人。

事实上,对教培行业进行整治并非仅有中国在做。过去几十年中,韩国就曾对教培行业开刀。那么,其他国家对校外补课是什么样的态度?在规范教培行业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


“需要改变观念的不仅是家长”


有孩子的地方,就有补课冲动。

美国湾区,名校遍地。定居于硅谷的华人Jenn,三个孩子都毕业于哈佛大学。据Jenn观察,移民二代补课的情况非常突出,由于移民的孩子英语基础普遍不如土著,所以他们主要补的是英语,还有基础课。

在硅谷,华人聚集的社区,教培门店林立。Jenn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如果不补课,一些移民的孩子就很容易陷入“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的困境里,没有家长敢冒这样的险。

不过,Jenn同时表示,美国本地家长对补课是非常反感的,他们甚至会觉得补课不太光彩,也不愿意去花这笔钱。

在英语语境中,涉及教师有偿补课的行为通常被称作“outside employment tutoring”(兼职课外辅导)。由于美国的公立中小学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教师通常是与所在学区行政管理部门签订合同。这也意味着,公立学校的教师自带了一种公务员属性,虽然美国各州规定各不相同,但基本都对公立中小学教师的有偿辅导行为采取“有条件禁止”的态度。

那么,在补课文化不那么盛行的美国上学轻松吗?虽说没有“一考定终身”的概念,但美国学生面临的是全方位的压力,除了标准化的SAT或ACT考试之外,美国高中生在申请大学时还需要提供在校成绩、申请书和推荐信等材料。其复杂性令一些家长不惜花重金请来“升学顾问”,指导孩子申请学校。

佛罗里达州的大学申请顾问史坦伯(Naomi Steinberg)就曾直言,美国的大学申请制度是一个“不可能被搞懂的升学体制”。

美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NACAC)会长奈尔斯(Stefanie Niles)表示,美国的优质教育资源向私立学校倾斜,大学申请流程也变得市场化起来。在公立学校就读,会对一般家庭的孩子产生重大影响。为了解决这种不平衡现象,有人甚至号召在公立学校扩充补课的资源。

针对课外培训文化,上海市静安区政协委员张骏认为,长期贫穷的欠发达地区,以及人口相对较少、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基本没有课外教育培训文化此外,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越强的地方,文化课教育培训市场就相对越小,家长关注度也越小。

“需要改变观念的不仅是家长,还有教师、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当然还有整个社会。”张骏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国内的“双减”是近段时期对教育行业的重要要求,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关注公办教育均衡高质。

张骏扎根在教育系统20年的时间,在补课这回事上,他想得十分明白。他的女儿正在上初中,基本没参加过任何补课。张骏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家庭教育比补课更重要。“我女儿不补课,不是因为她比其他孩子更天资聪颖,而是因为她有我这个父亲”。

张骏说,自己从不会鼓励孩子去攀比成绩,他关注的是她的运动能力、兴趣发展水平、综合思辨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现在孩子的成绩稳定在前30%。“如果我硬要求她进10%,那肯定要加入补课大军,压榨的是她运动和成长发育中最关键的睡眠时间”。

“我相信大多数家长对于补课的态度都是很微妙的。”二胎妈妈刘文新(化名)说,她今年35岁,目前在陕西省榆林市政府系统工作。7月24日起,附近的西安市开始整顿k9(9年义务教育)课外培训。西安市新东方某位高中英语老师向记者表示,目前新东方在西安的小学、初中模块正在裁人,高中还没有开始。该老师去年取得某双一流大学硕士学位,眼下他正在为前程发愁。

2019年,因不满当时的工作前景,刘文新找到线上考公培训机构,花了6800元买了全程的网课,一鼓作气在“考公大限”35岁之前成功加入公务员队伍。事后,她经常在想,没有什么门路的自己花了6800就办成了可能花六万八都办不了的事,正因为自己尝到了教培的红利,才会认可这种价值观:“你出钱,小孩得到优质教育,没有哪个父母在有能力的条件下不去拉孩子一把”。

所以,刘文新不仅给孩子报了语数英的课程,舞蹈、画画等特长课也没落下。

然而,刘文新最近听说,榆林有的教培行业正在慢慢转变为“一对一”“一对多”的模式,这加剧了她的恐慌,如果变成这种小班式补课,恐怕其经济状况无力支撑这么多辅导课。


高学历越多,就业率越低?


刘文新所担心的事很早前便已在韩国上演。

1968年,韩国政府取消了初中入学考试,又在1973年取消了重点高中,禁止设重点班。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全面禁止校外补课,还设立了罚款制度。

虽然政策一时之间起到了效果,但无法彻底断绝,补课从“一对多”向“一对一”转化,穷人的孩子甚至连上大众补习班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首尔房地产公司工作的朴廷原是70后,疫情暴发前,他经常来中国出差,可以流利地用中文、英文与人沟通,是同龄人中文化素养偏高的一类。

朴廷原的成长阶段,恰好是韩国迈入经济腾飞的时期。时至今日,他还记得自己的求学时光,虽然当时没有花钱去补课,但类似中国的“晚自习”还是存在的。“每天放学后,我们还要加2个小时的课。我们把这个叫作补充授业,30个学生一起这样自学,宿舍里到了1点才会睡觉”。

上世纪90年代的韩国,突击检查非常普遍,违规教师将会被罚款,甚至会面临牢狱之灾。据美国籍英语教师拉蒂格(Casey Lartigue)回忆,那时候自己正在韩国做家教,每当学生家长把报酬装在信封里递给他的时候,他都很清楚——这一切都充满了风险。

1998年,首尔国立大学校长给自己的女儿安排私人家教,被发现后被迫辞职。由此可见,私人补课在韩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极易触碰大众神经。

然而,到了2000年,韩国宪法法院彻底废除了校外补习禁令,原因是该禁令“侵犯了公民教育其子女的基本权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教培改革以破产告终。

回想起韩国教培改革的这些年,朴廷原认为,虽然韩国政府真心想要为学生减负,然而方法却用错了。政府寄希望于通过一纸“禁令”来打击补课,却不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导致治标不治本。“政府在某一时期限制英语考试在总成绩中的比重,英语补课就降温了。然后强调另一科目的比重,学子们又一拥而上去补这门课”。

韩国《中央日报》近日刊文称,去年,韩国小学到高中的学生上学天数比往年减少了50%,并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两年来,该国阶层差距也变得明显。为了提升教育质量,韩国政府近期开始出台政策,加大官方补课的力度。

朴廷原的女儿正在上初中,他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韩国人把补课的费用叫作私教费。韩国政府为了减少父母的补课成本,经常改革教育或高考制度,但是没有效果,父母为小孩花钱补课从不心疼,大家都愿意上首尔大学那样的名校。

“我每个月在女儿补课上要掏6000多人民币,但如果是在赫赫有名的江南区,那里的学生一个月的补课费就要达到一万多人民币。”朴廷原说,为了孩子的教育,家长付出再多也是不在乎的,他们还经常会共享补课资源,比如哪家的老师教得好。在韩国,这种一对一的私教很重视维护自己的口碑。

朴先生发给《国际金融报》记者一份由韩国统计局在今年编绘的文件。数据显示,在2020年度,韩国学生每月在补课上的平均花费为28.9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00元)。其中,初中学生为32.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17元),高中生为38.8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149元)。韩国校外培训产业的年产值稳定在20万亿韩元左右。

鉴于此,高学历在韩国已经是普遍现象。世界银行统计显示,2018年,韩国高等院校入学率达到了95.9%,不仅高于美国水平,甚至远高于德国的70.3%和英国的61.4%。

上海财大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杨畅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这意味着韩国职业教育发展明显落后,对于适龄人群的分流作用极为有限,在高等院校内部,进一步的择优,只能通过校外教培进行补充。

从2009年开始,韩国家庭消费支出中对于教育的支出占比逐年下降,2020年占比仅有7.8%,较2009年大幅下降了5.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韩国失业率不降反升。这意味着即使受到高等教育,并未在就业方面获得改善,倒逼居民下调了对教育的支出。

杨畅表示,以韩国为借鉴对象,对于中国而言,规范校外培训只是手段之一,关键在于扭转教育理念,特别是加强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力度,为教育整体改革提供支撑。


“屁股越重,学习越好”?


朴廷原告诉记者,尽管补课文化在当地已经深入人心,但持不同意见的大有人在。

正在韩国名校成均馆大学求学的朴惠秀此前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尽管上大学的人很多,但考上真正的好大学还是很难。考上成均馆大学一直是她的梦想,初次参加高考时,她以几分之差与梦想擦肩而过,随后又复读了两次才考上。复读期间,她基本处于补课的饱和状态,最终得愿以偿。因此,在朴惠秀看来,补课是通往好大学的必经之路。

不过,同样毕业于成均馆大学的姜瑞尹的看法就大不相同。姜瑞尹的父母是外交官,她曾在北京生活多年,还专门到北京语言大学进修,和朴廷原一样,她可以用流利的英语、汉语与人沟通。

姜瑞尹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自己当时在中国上的是国际学校,所以没有韩国学生的补课经验,为数不多的几次是为了过中国汉语水平考试的培训课。由于初中、高中在海外求学,按照韩国的教育政策,回国考取大学不需要参加高考,从而走的申请制。

“需要给申请学校提供protfolio(包括在校成绩、语言成绩、校内实践活动等材料)。”姜瑞尹说,虽然颇有另辟蹊径的意味,但她表示,申请制也不轻松,只是考量的因素不同。由于自己高二就回韩国了,在一年的缓冲期里,一直无法接受学校的补课安排,而且,补课市场上没有和她的情况对口的业务。

明赛(音译)是韩国一名在中学教授基本科目的老师。每学期伊始,他都会向学生承诺,将在授课时毫无保留。他回忆自己上高中的时候,会被迫补课,补课的费用是额外的,当他向班主任提出异议后便遭受了严厉的驳斥。

明赛说:“孩子们的时间表几乎挤满了。我上学的时候除了周末和节假日,每周5天,每天7小时,晚饭后还要学到10点,一年四季都是如此。”

尽管孩子们内心都不愿意补课,但明赛周围的家长和老师却对补课盲目迷信。在韩国还有各种说法来吹捧补课,例如“屁股越重,学习越好”。明赛当了20多年的老师,一直坚信,补课只会阻碍孩子学习的动力,补课私人化也将削弱正规课程的重要性。

有不补课的学生,但没有不补课的学校,明赛说这是韩国目前教育体制的现实。但比起上补习班,明赛认为,政府若能花时间培养更多的高素质教师,这对学校来说意义更大。

明赛直言,关键是,补课的教育资源不能强过教师群体的素质。一些老师总是抱怨,“我们能做什么?”

“哪怕考试制度和课程改革千万次,老师才是在教育中和孩子们直接接触的人。”明赛说。

记者 周秭沫

编辑 程慧

责任编辑 孙霄

付永生律师对本报道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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