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次集体创伤。”｜国际背景板
“9·11”恐怖袭击距今已过去了20年。
20年来，曼哈顿下城区经历了漫长的重建；纽约人目睹了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等重大历史事件；美国打着“反恐”旗号发动战争，给当地居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伤害，也给自己留下了巨额开支。
那么，“9·11”给美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纽约是如何在重建中重生的？美国反恐花了多少钱？
在此，《国际金融报》推出了“9·11二十周年”专题报道，试图从多角度回顾这一历史性灾难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在恐怖分子驾驶被劫持的飞机撞击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几个小时后，房地产大亨、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唐纳德·特朗普接受了纽约当地电视台的现场电话采访。
恐袭发生时，特朗普正在看电视。看到报道后，他望向窗外，正好看到第二架飞机撞入世贸中心塔楼。
那一天，曾经担任特朗普顾问的主持人马库斯问特朗普，“唐纳德，在2000年你曾考虑过竞选总统。如果你当时这样做了，如果你成功了，你现在会做什么？”
“我会采取非常、非常强硬的立场。”特朗普回答说，“必须对此采取强硬立场，这简直不能容忍。”
此后数年，当选总统的特朗普提起那场震惊世人的灾难时说：“那一天之后，不仅世界改变了，我们都改变了。”
然而，时间无法完美修复一场彻头彻尾的心灵撕裂。
20年过去，“9·11”恐怖袭击依旧在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以及影响着美国人的生活。
英国伦敦盖思皇家圣汤玛斯医学院的魏思理以及他的同事在《英国医学杂志》一篇关于生物武器的文章中指出：“生物武器的目的是通过心理手段，在日常生活中引发恐惧、混乱和不确定感来造成破坏。”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造成肉体死伤的攻击。
“‘9·11’事件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次集体创伤。”哈佛难民创伤项目（HPRT）创始主任、精神病学教授理查德F.莫利卡说，“我们都看到这一恐怖事件出现时，国家层面展现的脆弱性。”HPRT项目负责开展培训和科学研究，并为冲突地区和经历过自然灾害的人提供精神卫生服务。
与许多灾难不同，“9·11”是一个独特的公共事件，这个事件出现在电视直播中，其攻击目标，是人人熟知的地标性建筑，受害者在当时进行着非常日常的活动，他们正在上班、走路，或者坐在那架撞击大楼的飞机里。
这样直接而广泛的强烈冲击，导致袭击事件中的幸存者、目击者和救援人员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几率增加。
在“9·11”袭击发生后的三天内，兰德调查研究小组便开始对美国各地的民众进行民意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令人担忧：44%的人报告了一种或多种极端压力症状。而对于距离纽约市100英里以内的人来说，这一比例高达61%。
除了场地管理员，犹他州国民警卫队中校摩根是第一个出现在现场的人。浓烟从大楼的一个巨大的缺口里冒出来。他安抚了一位被吓到目瞪口呆的场地管理员，拦住了一个想跑进去寻找她妹妹的女人。他看到可能和他一样是中校的人，满手血迹似乎已经没了手指，把大楼里的人抬出来，又重新走了进去。然后，摩根就看到墙倒塌了。“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当大楼里的人有序地出来时，他将他们引导到高速公路立交桥的避难所。他把衬衫撕成条，为伤者包扎伤口。鲜血染红了他绿色的B级制服，让他没有戴手套的手愈发粘稠。
“我并不担心我会受伤或被杀，或者有人向我开枪。”摩根说。但当他开进当时位于米尔克里克的街区，看到童子军在街道两旁挂着美国国旗，他开始放声哭泣。
摩根在2006年1月结束了他近35年的军旅生涯。此后，侵入性想法开始持续困扰他。他会在睡梦中尖叫，不断做噩梦，始终幻想同一种场景：与家人分开，有坏人出现，分开了自己与家人。
随后，摩根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患有PTSD的人往往在经历或目睹可怕的事件后难以恢复。这种病症可能会持续数月或数年，触发因素可以带回创伤的记忆，伴随着强烈的情绪和身体反应。对于某些人来说，它永远不会消失。
“9·11”恐袭发生时，16岁的克里斯蒂娜·洛萨诺正在上课，事发地距离她的高中仅8个街区。她记得学校大楼不断摇晃，随后楼体被碎片击中。
她和同学正在回家的路上，此时，双子塔中的一座塔倒塌。“我永远不会忘记，每个人都在狂奔”。
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洛萨诺难以入睡并且很容易受到惊吓。任何一点噪音对于她而言都像“9·11”那天飞过的飞机一样。她开始变得偏执、焦虑、怀疑自我，最终抑郁。随后，她在大学里寻求帮助，进行治疗。
作为“9·11”事件后的志愿消防员，凯文·麦克斯韦（Kevin Maxwell）花了7个月的时间执行搜救行动，他在进行疏通工作的同时，也在搜寻在袭击中失联的消防部门的朋友们。2011年，72岁的麦克斯韦退休，但他被诊断出患有哮喘、鼻窦炎和焦虑症———这是急救人员和“9·11”事件幸存者的常见疾病。
麦克斯韦是世界贸易中心健康计划（WTCHP）的一员。在“9·11”事件之后，国会创建并资助了该计划，以支付幸存者和急救人员持续的医疗护理费用。
在救援、恢复和清理行动中，超过9.1万名工人和志愿者暴露在一系列危险之中。到2021年3月，约有80785名工人和志愿者参加了WTCHP。此项计划展开的调查显示，45%的项目参与者患有呼吸消化系统疾病；共有16%的人患有癌症；另有16%的人出现精神疾病。值得注意的是，3439名项目参与者现在已经死亡，远远超过在袭击当天死亡的412名急救人员。
几乎一半的参与者报告说，他们需要持续的心理健康护理来解决一系列心理问题，包括PTSD、焦虑、抑郁和幸存者内疚。研究人员还发现，一些参与者的脑部扫描表明有早期痴呆症状。此前一项研究就显示，参与者的认知障碍发生率约为年长10-20岁人群的两倍。
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公众对PTSD的理解有限，心理创伤仍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精神病学流行病学教授卡雷斯坦·科宁说：“在早期，人们只想到退伍军人会有PTSD”。“恐怖袭击让人们意识到创伤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这并不是自己的错”。
“9·11”事件引发了该领域关于创伤受害者和治疗者自我护理的“革命”。
“9·11”事件的发生表明，一些针对创伤受害者的治疗弊大于利。一种未经测试但被认为具有治疗作用的治疗方法是“关键事件压力汇报”，其中要求人们谈论他们的经历，通常要涉及非常详细的细节。
莫利卡说：“再次诉说这些经历激活了人们的高度情绪唤醒，随后进行的所有研究表明，它实际上会产生PTSD和抑郁症，导致人们患病。”
早在上世纪80年代，HPRT首先开发了哈佛创伤问卷，这是一种著名的心理健康评估工具。“‘9·11’事件的一个重大结果是，作为心理急救的一部分，关键事件压力汇报的方式被摒弃掉了”。
“‘9·11’确实让人们认识到研究有效治疗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对治疗的研究非常重要。”科宁说。
事实上，纽约民众的适应力远超许多专家的预测。
心理创伤学家惊讶地发现，在“9·11”之后不久，PTSD的发病率似乎急剧下降。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Sandro Galea博士的团队在“9·11”发生6个月后进行进一步研究时发现，曼哈顿居民中PTSD的发病率已降至1%以下，而那些更直接受影响的人的发病率也有所下降。
研究焦虑和恐慌相关疾病的心理学教授理查德·麦克纳利认为，这表明很多心理学者此前“将普通的压力反应（例如，失眠、愤怒、侵入性图像）误认为是PTSD的精神疾病”。这种误读强调，该领域需要更多地关注早期干预和预防患PTSD的可能性。
“9·11”之后，更多的学者进入该领域进行研究，科学界开始密切关注这种疾病。在这一领域工作的科宁说，作为基因组革命的一部分，对PTSD的遗传学以及遗传因素在塑造对创伤反应中所起的作用的研究正不断增加。
“在‘9·11’事件之前，很多人并不认为PTSD确实存在，而‘9·11’使其成为合理的研究。”科宁说，她在2001年做博士后工作时，一直被劝阻从事创伤研究。但“9·11”事件刺激了更多基于生物学的研究，在当时，美国政府针对“9·11”相关科学研究进行了重大投资。
科宁说，在“9·11”事件之后所做的工作向公众展示了灾难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联系，为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更快地应对心理健康问题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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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袁源
编辑：李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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