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观察│新型城镇化视角下乡村发展的未来之路
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更多地以城市为中心，乡村地区作为城市发展的背景而存在，为城市发展提供基础资源和消费市场的支撑。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要求“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在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当中，又提出了“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形象化发展目标。自此，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从传统的偏重物质空间建设，正式进入到一个以人为核心、综合统筹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之下，乡村地区的价值将越发凸显，并逐渐受到重视。随着中央对乡村地区的农业发展、土地使用、产业创新等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和政策扶植，以及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乡村地区将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甚至成为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当前我国乡村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人口数量和建设用地规模巨大
在我国，乡村一般指县城以下的广大地区，包括乡镇与村庄。在我国大陆的地方行政体系中，乡镇包括建制镇与集镇，村庄分为行政村与自然村。2012年，全国共有建制镇1.72万个，户籍人口1.47亿人，建成区面积3.71万平方公里；乡1.27万个，户籍人口0.31亿人，建成区面积0.80万平方公里；村庄266.96万个，户籍人口7.63亿人，建成区面积14.09万平方公里（表1）。
总体来看，包括建制镇、乡和村庄的我国乡村地区，2012年的总户籍人口为9.45亿人，占总人口的65.15%；建成区总面积为18.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城乡建设用地总面积的74.19%。可见，乡村地区牵系着数量巨大的人口，也占据了我国城乡存量建设用地的主体。
（二）空间形态因地制宜、丰富多样
由于受到地形地貌、农业特征、交通条件、区域文化和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乡村在空间上形成了多样的特征——在南方水网地区，村庄沿着河流溪沟分布，得水运交通之便利；在丘陵地区，村庄坐落于台地和山麓，体现了对风水环境的考虑，达到节约耕地和防洪的要求；在华北平原地区，村庄规模较大，布局方正，有利于集中耕作以及出行便利；在西北地区，地广人稀，村庄位于绿洲、山脉与河流沿岸，方便获取水源。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使得我国乡村地区变得更加丰富，东莞市虎门镇、河南省南街村、江苏省华西村等，虽然行政编制依然是乡村单元，但是其建筑和经济特征，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乡村形态，演变为繁华的城市形态。
（三）人口及建设用地向城市和建制镇集中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村庄和乡的数量在不断减少——乡的数量，从1990年的4.02万个，减少到了2012年的1.27万个，减少幅度为68.4%；自然村的数量，从1990年的377.3万个，减少到了2012年的267.0万个，减少幅度为29.2%。与此相对应的是，城市和建制镇的数量在增加——城市的数量，从1990年的467个，增长到2012年的657个，增长幅度为40.7%；建制镇的数量，从1990年的1.01万个，增加到2012年的1.72万个，增长幅度为70.3%（表2）。可见，乡村地区的人口向城市和建制镇集中，已经成为趋势。与人口变化相呼应的是，乡村地区的建设用地扩张，也向建制镇集中——与1990年数据相比，建制镇的建成区面积增加了350.2%，而村庄的建成区面积仅增加23.6%，乡的建成区面积则减少了27.7%。
（四）不同地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巨大
乡村地区的发展，呈现出了较大的差距。在东部沿海地区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下，周边地区的乡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局面，开始融入区域空间格局之中，乡村的居民也开始享受到了城市化的公共服务。比如东莞市的虎门镇，常住人口已经超过了60万人，经济实力和空间形态，甚至已经达到了中等城市的水平。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大部分乡镇的发展依然是缓慢的。2000年以来，我国建制镇的平均人口规模变化不大，至2012年刚刚达到1.02万人（含暂住人口，不含暂住人口数据为0.86万人）（表3）。在内陆欠发达地区，大量远离大城市的乡村，仍然处于发展缓慢、停滞甚至逐渐衰败的状态，呈现出与东部沿海的明星乡镇完全不同的发展状态。这种巨大的差距，主要源于经济不断市场化的背景下，政府职能的“缺位”，尤其是乡村公共服务的严重缺失。
（五）部分小城镇的功能趋于复合化
在乡村功能上，一些发展条件较好的小城镇，也开始由传统时期简单的乡村中心，转为了复合型的城镇功能，附近的农民呈现出了一种城乡两栖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的白天在镇区务工经商，晚上返回农村居住；有的则直接在农村的家中从事与镇区二、三产业相关的生产活动，比如家庭手工业等。
二、当前我国乡村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小城镇发展模式粗放，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我国乡村发展一直存在模式粗放的问题。根据统计，与1990年数据相比，2012年，我国建制镇户籍人口增加了142.6%，而建设用地却增加了350.2%，远高于户籍人口增长。村庄户籍人口减少了3.7%，但建设用地反而增加了23.6%。近些年乡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呈扩张趋势。2012年底，乡和建制镇的人均建设用地规模已经达到250平方米/人，村庄的人均建设用地规模也回升至接近200平方米/人（图1）。
图1 全国历年镇、乡、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图
我国小城镇发展普遍乏力。我国小城镇人口占总城镇人口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小城镇对人口的吸引力整体减弱。2012年底，建制镇平均人口规模为1.02万人/个（含暂住人口），当年小城镇人口占全国城镇总人口的比重为26.21%，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比如德国有60%的人口居住在2000至10万人之间的中小城镇，美国也有45%的人口居住在郊区和小城镇，占其城镇居住人口的3/5）。
乡镇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2012年乡镇的市政公用设施投资与城市相比相差甚远，建制镇和乡的每平方公里市政公用设施投资分别仅有362.8万元和191.5万元，单位土地投资密度分别只有城市的1/9和1/17。
（二）乡村建设照搬城市模式，缺乏对乡土特色的尊重和延续，环境污染严重
在乡村建设过程中，盲目照搬城市模式。用城市建设的理论和标准指导乡村规划和村庄整治建设，结果出现了大量“兵营式”的乡村规划，“千村一面、千镇一面”的问题日渐突出。许多地区热衷于统一发放“农宅标准图册”，将乡村住宅标准化与模式化，忽略了农民的收入差别、地方民居的特色以及传统民居的各种使用特性。
乡村建设不注重科学选址，缺乏对传统格局、自然环境和本土多样性等乡土特色的尊重和延续。传统乡村的选址、空间格局、建筑形式都是经过长时间的适应与演变而形成的，是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习惯、地方文化与气候特征等向适应的，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一些乡村建设却要以“科学的”、“现代的”方法去改造传统的乡村，结果往往与乡村发展的现阶段需求相背离，不仅对周边的自然环境造成破坏，甚至会危害乡村的安全。
小城镇的建设管理体系尚不健全，大量粗放的、不尽合理的建设需求在小城镇空间肆意体现，乡村地区环境污染问题日趋突出。2012年对生活污水和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比例分别只有7.7%和29.4% 。乡村日益严重的面源污染问题目前已经影响到了城市，从华北地区的雾霾到河北地下水污染，当前的一系列重大环境保护、灾害防控等问题都与乡村建设发展息息相关。
（三）乡村建设资金匮乏，金融体系薄弱，小城镇土地指标紧缺
乡村建设资金匮乏。2006年，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总站曾调查统计，全国的乡镇负债总额已超过2000亿元,全国负债乡镇占乡镇总数的84%，平均每个乡镇负债近450万元 。2009年，在上海郊区102个乡镇中，共有92个乡镇负债，负债乡镇占所有乡镇的90.2% 。湖北部分乡镇负债，甚至连建防洪闸门的钱都没有，导致洪水时受灾严重。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投入中，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11%左右由省地负担，由中央财政负担的甚少。
乡村金融体系薄弱。2012年，湖北省的县域存贷比为40.2%，最低的仅为11.3%。也就是说，在乡村地区，只有四成甚至一成左右的当地存款转化为贷款服务于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而其余的绝大部分资金没有留在乡村 。截至2012年9月末，邮储银行县及县以下乡村地区储蓄存款余额超过2.5万亿元，同年10月底，邮储银行累计向县及县以下乡村地区发放小额贷款金额超过4300亿元。占储蓄总额的17.2% 。
小城镇土地指标紧缺。1987-1988年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乡镇建设用地指标需经征用后，自上而下获得分配，自此，小城镇土地指标紧缺问题开始凸显。比如山东省平邑县地方镇，沿国道绵延5公里，各类商业设施布局在交通繁忙的国道两侧，非常危险，想调整城镇建设框架，但却陷入“无地——不能集中改造——不能节约土地置换”的尴尬循环。
三、新型城镇化下乡村价值与机遇的再认识
在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下，乡村地区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三农问题愈发严重，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战略”，明确了转变城镇化发展模式，加强对乡村地区的支持力度。
2013年11月9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我国未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方向指引。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提出了“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重要指示。报告特别提出了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机制体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创新等具体制度要求，对乡村地区发展的支持意义重大。
2013年12月12日到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分析了城镇化发展形势，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有：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留住青山绿水，提高城镇建设水平，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并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等。
作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团的最重要任务之一，要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积极推进四个转变：一是转变发展模式，从强调发展速度，转变为注重发展质量，包括居民生活改善与生态环境改善；二是调整发展动力，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变为居民消费需求拉动、民生型与环保型投资拉动；三市均衡发展权利，既要发挥大城市的引领作用，也要提升中小城镇的发展水平，扭转人口和资源向大城市过度集中的局面；四是更新发展理念，从重视物质建设，转变为以人为本。
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之下，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及行动计划，促进了乡村价值的重新审视，乡村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
（一）乡村仍是我国人口承载的重要空间载体
首先，根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有关研究，我国城镇化水平快速增长的态势不会一直持续，2030年前后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这就意味着村庄仍然是5.2亿～6亿人的安居家园。未来我国的县城将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量大面广的乡村地区仍将是我国大量人口的最终居所（图2）。
图2 我国城镇化水平预测图
此外，受住房与生活成本的影响，大城市难以成为农民工安家立业的首选场所。2012年我国农民工群体内部年龄结构明显“老龄化”，40岁以上占比已由2008年的30%上升到41%。农村劳动力年轻时外出务工，中年以后回乡照顾家庭和养老，小城镇和乡村将成为他们的重要安居地之一（图3）。
图3 2010年六普统计中各年龄段人口增量分布图（以五普为参照）
最后，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之下，中央对于乡村地区农业、土地和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将会增加乡村地区的就业岗位和农民的经济收益，促进一部分人口从城市回流到乡村地区就业，进一步增加乡村地区的适龄人口数量和经济活力。
（二）乡村在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城市更多地追求规模效益和经济运行效率，在发展模式和空间建设方面，更多体现为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不少体现传统文化的场所被迫让位于经济建设，最为典型的是北京四合院的拆除。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手工艺者，也逐渐从城市当中消失。与此相对比的是，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乡村地区，反而成为了文化保存与延续，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持续生存的土壤。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家，乡村地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体现，众多地方方言、风俗、手工艺品、传统节庆等文化元素都是通过乡村得到传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也越发凸显出其经济价值，将会对乡村地区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机会，并进一步促进文化的繁荣。
（三）乡村在亲近自然和健康休闲方面的价值不可替代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乡村地区对于城市的价值正在不断提升和更加多样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对乡村的依赖更强。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乡村可以为高度城镇化时代的城市居民提供不可或缺的、多样化的服务，甚至成为城市居民向往的场所。在未来，城市居民将会更加积极与频繁地进入乡村地区，开展旅游与休闲活动，亲近自然，体验传统文化。与过去乡村地区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和背景不同，未来的城市需要乡村地区积极提供休闲活动与养老场所。
（四）乡村有条件培育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随着信息技术与交通网络的发展，远距离的办公已经成为可能。再加上城市的运行成本高企，环境恶化，将会促使资金相对缺乏的创业者们，或对成本敏感、对距离相对不敏感的科技研发、网络服务等高新企业，离开城市，进入到成本低廉、环境优美的乡村地区。未来的乡村地区，将有可能成为新兴产业的孵化器。同时，伴随着现代农业、绿色休闲农业等复合功能的农业发展，乡村地区的经济将会进一步被带动，发展潜力将会进一步被挖掘，并成为未来我国经济的转型抓手和增长点。
四、多元化的乡村发展未来之路
（一）趋势判断：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集约
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之下，总体来看，我国乡村地区将会迎来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的发展道路——
平等：体现在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不是重城轻乡，而是统筹一体，城乡之间的户籍、土地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将面临调整创新，城乡公共服务将最终走向一体化，使得乡村地区实现与城市平等的发展机遇。
幸福：体现在乡村地区农民的收入与安居，通过政策的调整和产业的发展倾斜，城乡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将会缩小，乡村地区农民的收入将会普遍提高。
转型：体现在乡村地区将会迎来农业现代化转型、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链条完整化和梯度化、以及进驻乡村的服务业高端化。
绿色：体现在随着人们对于生态环保的意识增强及相关政策调整，乡村地区生态环境和文化将会得到进一步保护，并在保护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其利用途径，挖掘其经济价值。
健康：体现在伴随着生态技术的推广应用，乡村地区的污染和能耗将会降低，食品安全水平和居民健康水平得以提高。
集约：体现在乡村地区发展模式的转变，土地和设施建设从粗放使用、浪费严重走向集约节约、高效利用。
虽然普遍而言，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之下，我国乡村地区将会迎来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的发展趋势，但是我国地域广阔，乡村地区差异巨大。因此，在总体的发展趋势之下，乡村地区会存在多元化的发展路径。
（二）城市型乡村地区：工业和服务业带动的集聚发展
有一部分交通区位良好的村镇，在改革开放初期，抓住历史机遇，发展迅猛。虽然行政体制上属于广义的乡村地区，但是其人口规模、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空间形态等，与典型的城市没有区别。典型的代表有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图4），借助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机，充分利用外资，以服装产业起步，当前已经成为常住人口超过60万人，生产总值超过380亿元的全国千强镇，多年排名第一位；再比如长三角地区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借助临近上海等大城市的区位优势，通过集体企业的发展，已经成长为农业、工业、科技、文化、旅游共同发展的“天下第一村”。
另外，也有一部分紧邻大城市的村庄，随着城市的扩张，已经进入到城市内部，或者与城市连绵发展，成为城市功能区的实质组成部分，除了行政体制有所不同之外，其余发展模式、空间特征等已经与城市融为一体。典型的比如北京、深圳等大都市内的城中村和部分城边村，高楼林立，服务业发达，除了土地权属依然在集体手中之外，如果单纯从外部空间形态与功能类型判断，已经完全看不出乡村的痕迹。
以上这些已经呈现出城市特征、或者与城市实质上一体化发展的乡村地区，可以称之为“城市型乡村地区”。这一类乡村，已经找不到传统的乡村特征，其发展路径与城市完全一致。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更加倾向于走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工业化带动，提质升级服务业，注重规模效益与经济发展的质量。
“城市型乡村地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乡村地区的典型状态，其数量和面积仅仅占据了乡村地区的一小部分，属于“特殊的乡村”。这一类乡村地区，已经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了进一步促进这一类地区的发展，建议：对于虎门镇与华西村这种没有与城市连绵一体的单独的村镇，应当适度提升其行政地位，使其能够按照常住人口规模，配置适宜的政府服务部门、公共服务设施等，满足其进一步发展的需求，使其继续成长，甚至最终发展为一个完整和谐的城市；对于城中村和城市近郊村这类与城市连绵发展的村庄，则要尊重农民权益，进行乡村空间的城市化改造，完善环境、增加设施、植入合理功能，使其成为城市不可分割、完整统一的组成部分。
（三）城市化乡村地区：尊重产权基础上的功能有机融合
“城市化乡村地区”，主要指的是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乡村，受到城市较为强烈的辐射带动，承担了一部分城市职能的外溢，具有很强的城市化动力，但是同时也保留有大片的农田、优良的自然环境等典型乡村景观特征。与“城市型乡村地区”相比，“城市化乡村地区”还没有完全成为城市的实质组成部分，其空间布局和发展模式，呈现出现代城市与传统乡村交融、混杂的状态。因此，这一地区的城、乡矛盾最为突出，耕地侵占、强制拆迁等冲突事件时常见诸报端。
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发展模式是：将乡村的集体土地征为国有用地，然后推平村庄，农民上楼；在农田与原来的村庄建设用地上进行高强度的城市开发，从而彻底将其转化为城市地区。这种以城市无序蔓延为特征的粗放式城镇化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为这一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现代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布局模式以及其对空间资源的使用方式，使得城乡功能的融合不需要建立在空间连绵的基础之上；同时，城乡结合部地区新的经济形态也应运而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体验创意和远程服务等。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城市化乡村地区，应该具有的发展模式是：打破传统的城市“摊大饼”的发展模式，通过功能要素的有机化组织，提高该地区的空间利用效益，使得城乡结合部的“第三空间”的经济、生态等综合发展水平，远高于传统农业地区的“第一空间”，建设模式又远优于城市地区的“第二空间”，即，“把田园的生态带给城市，把城市的活力带给田园”。具体而言：
第一，形成与城市互补、融合发展的综合功能
（1）立足农业资源，转变生产方式，拓展附加功能，将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发展为综合化的现代农业。推动传统农业现代化、综合化，农业与工业、旅游业相结合，使得现代农业，具有第一产业的性质，第二产业的形式，第三产业的功能，形成生产、生活、生态一体化发展的多功能产业。在生产方面，配合当地农林牧渔业生产，带动乡土饮食业的消费；在生态方面，多样化的农业园兼具资源保育的功能，能够提高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质量；在生活方面，多样的农业配合诗情画意的山光水色，展现农业大国的传统文化特色。
（2）以现代农业为基础，向下游二三产业发展延伸。在现代农业发展方面，要稳定谷物、油料作物等土地密集型农业；拓展畜产品、水产品、蔬菜等劳动密集型农业；培育改良育种、农作物精炼、生物质等高科技农业；发展观光、休闲、体验等服务密集型农业。在向第二产业的延伸方面，则立足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发展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加工业，就近服务农业与农民；同时，发展与城市工业相配套的制造业，为农民的农工兼业创造条件。在向第三产业的延伸方面，则应当发展交通运输和公共服务业，发展批发零售、金融保险、农业服务等。
（3）在立足于自身资源，以农业为基础，向二三产业延伸发展的同时，城乡结合部的独特区位，使得“城市化乡村地区”有条件接受城市的产业转移，进行特色化发展。只不过在承接城市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当有所选择，以保护生态和农业环境为前提，拒绝污染型工业进驻，重点接纳科技、文化、创意及旅游产业，有机融入城乡结合部。比如，浙江省宜兴市成城乡结合部的科创产业公园，就是在保护田园水系环境的基础上，对高科技、无污染的研发型产业园区土地进行“岛状”的开发利用，达到了城市的高端功能与乡村的田园环境有机结合的目的（图5）；四川省的西昌市，将旅游、度假、体育、娱乐等功能，与农业庄园、风情小镇、田园绿道、湿地景观等融合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田园新区”，成为城乡结合部“城市化乡村地区”发展的典范。
第二，尊重土地产权，多样的土地所有制并存
在城乡结合部，土地所有制度为农民集体所有，传统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是将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农民失去土地所有权。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之下，中央鼓励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因此，该地区的土地所有制与利用方式，将会从传统形式的政府单方面征收，将集体土地全部转化为国有土地，走向新形势下的政府与农民合作，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并存。在符合整体规划的基础上，企业使用的土地是国有用地，则需要与政府谈判；使用的是集体土地，则只需要与农民集体进行谈判即可。集体土地的发展权留给了农民本身，既使得农民能够公平分享城市化红利，也有助于增加农民在土地利用方面的谨慎态度，避免无序的小产权房建设，保障城市化乡村地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农业型乡村地区：传承乡土特色，促进三农现代化
在我国，绝大多数的乡村是远离大城市辐射带动的，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保持着传统的乡土社会形态。这一类乡村，可以称之为“农业型乡村地区”。这一类乡村地区的居民点，包括：少部分复合型功能的重点镇；一定量的作为农村服务中心的一般乡镇；大量的普通村庄；以及一小部分依靠特殊资源禀赋脱颖而出的特殊乡村。对于“农业型乡村地区”，重点是自然生态的保育、文化的传承，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基础地区，应当突出乡村本身的自然与人文特色。
对于承担复合型功能的重点镇，作为周边农村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核心，其发展模式应当强调一二三产业的综合协调发展；在镇区建设上提高集中度，发展工业、商贸、旅游等多元功能，并完善面向村庄的中心服务功能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对于作为农村服务中心的一般乡镇，应当聚焦于生态化的发展模式，不建议发展工业，强调农业和休闲旅游业的结合发展，并完善其乡村中心的服务功能和旅游休闲服务功能，突出生态功能、环境整治和地域特色，追求精致化和特色化的建设及发展模式。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农村居民将会不可避免的减少，部分村庄的萎缩和空心化将在所难免，应当客观看待。因此，广大普通村庄的未来发展之路，应当分类对待。对于人口和建设规模较大，依然承担周边地区一定服务功能的中心村，应当立足于农业发展和村民生活改善，鼓励其探索适宜性、综合性的发展道路；对于一部分传统村落和为了方便农业生产而保留下来的一般村落，发展动力相对较弱，更应当立足于设施改善；对于人口流失严重、空心化突出的萎缩村落，则不鼓励继续发展，而是应当制定宅基地和承包地处置政策，解决流失人口的财产处置问题，并最终将萎缩村落还原为农田或生态绿地。
还有一部分乡村地区，依托自身特殊的资源禀赋异军突起，形成了另外的特殊发展道路。比如，山东省寿光市的乡村地区，在没有大城市辐射、没有资源和交通优势的情况下，抓住了我国农业市场化发展的历史机遇，通过农业现代化驱动，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提升经济并反哺农业，通过工农互助，推动了当地的乡村发展；甘肃省陇西市首阳镇的乡村地区，将中药材产业作为支柱，突出纵深开发，从种植、加工、贸易和物流进行一体化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中药材物流和交易集散基地；贵州省雷山县西江苗寨，以民族文化、自然风光为资源，发展面向国内外的原生态旅游，已经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苗族文化中心”；等等。对于这一类特殊的乡村地区，则应当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使其不仅服务于本地，更要积极辐射周边地区，甚至在国际化大分工当中占有一席之地。
综上所述，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之下，未来我国乡村地区的发展，将会在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的整体发展趋势下，形成由城市型乡村、城市化乡村、农业型乡村等多种模式组成的多元有机的发展道路，最终形成百花齐放的乡村地区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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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蔡立力，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乡所，所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陈鹏，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乡所，主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规划师；王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乡所，规划师；魏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乡所，规划师）
注：本文载于《中国城市规划发展报告（2013-2014）》“盘点篇”，报告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合作编著。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于2014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