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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活的历史”——《八大重点城市规划》老专家访谈情况的汇报与思考

李浩 规划中国 2023-03-26


近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重大项目成果《八大重点城市规划——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一书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名誉理事长邹德慈先生主持的“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系列研究课题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五”时期(1953-1957年)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出于配合重点工业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西安、太原、兰州、包头、洛阳、成都、武汉和大同等8个城市,成为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一批新工业城市,即八大重点城市。这八大重点城市的规划设计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层面主导的首批最为重要、最具标志性的重大规划活动,对我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开创、城市规划人才的培养和城市规划制度的建设等,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的主要城市分布情况(1949年)



“156项工程”在各城市的分布情况



《八大重点城市规划》一书具有3个方面的鲜明特点:
1)以大量原始档案的查阅、分析、引用和解读为主体内容,辅以详尽的注释,努力“让史料说话”;
2)走访了数十位60年前八大重点城市规划工作的亲历者,通过历史见证人的访谈和口述,有效弥补了纯粹档案研究的不足,增强了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及生动性;
3)从规划工作背景、人员情况、规划过程、技术内容到规划审批、规划实施,中苏(俄)两国的对比分析以及规划的反思和评价等各个方面,对城市规划工作进行“全景化”的呈现。


西安市现状图(1953年)(旧城部分放大)



洛阳市涧东区涧西区总体规划图(1956年)



西安市城市建设用地现状图(1963年)


全书共80余万字,包括300多份图表,1400多条注释,首次披露了一大批极为珍贵的第一手图文档案,包括有关规划图纸、苏联专家谈话记录、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划批复文件等,具有极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



中央对包头规划批示的电报



国家建委对成都市规划的批复文件





该书作者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邹德慈院士工作室的李浩博士在2015年度CAUPD业务交流会上就书中特色内容作了深入的交流,感谢作者的悉心整理&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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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手记

近两年来,院士工作室对“一五”时期的八大重点城市规划情况作了一些历史研究,我向大家汇报一下老专家访谈的一些情况。



1. 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研究及老专家访谈情况

1.1  《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研究概况

 “八大重点城市规划”这个项目,是我们申请到的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城乡规划理论思想的源起、流变及实践响应机制研究——八大重点新工业城市多轮总体规划的实证,批准号51478439),是邹德慈院士主持的新中国规划史系列研究之一。


之所以研究这个题目,有3层意义:

第一,从规划行业来讲,八大城市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层面主导的首批最为重要的规划项目

第二,对中规院来讲,八大城市是60年前的建院初期,最具标志性的重大规划项目

第三,对于一些科学问题的认识而言,比如“苏联规划模式”的“中国化”,八大城市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八大重点城市具体包括西安、洛阳、兰州、包头、太原、成都、武汉和大同等8个城市。它们是1952年在全国城市建设座谈会上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在1954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上,又进行过一些调整。

八大重点城市是城市分类的一个政策概念,是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一种城市类型,它们都是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在这8个城市中,苏联帮助援建的“156项工程”有着比较集中的分布。



这张图表示的是“156项工程”与八大城市的关系,每个绿点代表一个重点工业项目,8个城市的位置作了重点显示。这8个城市,与国家一五计划中的华北、西北、华中、西南4大工业基地,有着明确的对应关系。


在建国初期,东北地区也有很多重点工业项目,但这些地区的城市,基础条件相对较好,城市建设方式以改建和扩建为主。东南沿海也有不少城市,如上海和南京等,但它们容易遭受空袭,考虑到国防安全问题,没有进行重点的城市建设。


八大重点城市的规划工作,大致是1952年城建座谈会以后着手准备,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后正式启动,1954年加快推进。规划工作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进行,中央和各地区之间开展了相互援助。规划成果在1954年9月前后编制完成,随后,新成立的国家建委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集中审查。




1954年12月,国家建委批准了西安、洛阳、兰州3个城市的初步规划。1955年,中央、国家建委和国家城建总局又分别批复了包头、成都、大同的规划。太原和武汉两市规划的情况比较特殊,“一五”期间没有获得正式批复。


我们的研究报告,分为上、下两篇,共12个章节。上篇讨论了八大城市的概念、规划编制内容、苏联专家的指导情况、规划方案特点、规划的审批和实施情况。下篇是专题讨论,包括规划人员情况、苏联规划模式的来源、八大城市规划与“苏联模式”的关系、1957年的“反四过”等,最后进行了总结。



这份研究报告,经过总工室专门审查,院领导批示同意,春节前已经交稿,作为院的科研成果,近期将由建工出版社正式出版。



1.2  老专家访谈情况

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我们拜访了数十位专家学者。主要包括3种情况:一是“一五”时期的规划工作者,拜访到29位。二是年纪稍微轻一些的规划老专家,一共7位。三是关心规划史研究工作的一些专家学者,其中包括一些院内专家,以及在八个城市承担规划项目的一些同事。其中,院外专家一共有23位。


各位专家的意见反馈,主要包括3种情况:有33位专家进行了当面交流,7位专家提供了书面意见,还有一些专家由于没有参加那段工作,或身体方面的原因等,明确表示提不出具体意见。



值得特别报告的是,有24位老专家属于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的亲历者。在这些规划完成60年之后,还能拜访到这么多的历史见证人,他们都已经八九十岁高龄,大多数身体还很健康。对于规划行业而言,这首先就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2.  老专家访谈的主要收获

对于规划史研究而言,老专家访谈起到了6个方面的作用:


2.1  对有关档案或文献信息的校核与补充



这张表格是60年前城市设计院刚成立时的人员名单,一共190多人,主要依据是中央档案馆的一些资料。光是整理这份表格,识别手写的一些人名,就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据老专家访谈,这份名单绝大部分与实际是相符的,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刘德涵先生说,另外有5个人,表中没有列出来;常颖存先生说,他入院时是实习生的身份,还没听说过“附属工作室”的说法。


我们的报告中提到,1956年2月,鹿渠清被任命为城市设计院的院长,另外还有3位副院长,这是引用40周年院庆的材料。万列风书记指出,“城院副院长没有提到王峰”,并且王峰院长现在仍然健在,已经90多岁,就住在阜外大街。



2.2  重要史料和重要人物等的新发现


左边这张照片是刘德涵先生提供的,非常生动,富有艺术性。右边这张照片是夏宁初先生提供的,1956年城市设计院经济室成立时的合影,在邹德慈先生的帮助下,把每个人的名字都搞清楚了。




左边这张照片是高殿珠先生提供的,高老当年是苏联专家马霍夫的翻译。这张照片非常清晰,里面有城市设计院的很多元老级人物,包括第一位正院长鹿渠清,最重要的一位副院长史克宁,很长时期内唯一的一个一级工程师程世抚。右边这本书,是苏联专家的讲稿,这位苏联专家什基别里曼,是位经济专家,是城市设计院苏联专家组的组长。他的专职翻译,就是刚刚过世的王进益先生。



左边这张照片是张友良先生提供的,但照片中的苏联专家,开始时却并不知道是谁。在高殿珠先生帮助下,认出来可能是巴拉金,并把给巴拉金当翻译的靳君达先生的联系方式找了出来。后来,我们与靳君达先生进行了多次的访谈。

在帮助我国规划工作的苏联专家中,巴拉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3位专家之一,是城市建设部万里部长的顾问。当年的翻译,与现在的翻译可不一样,还具有为苏联专家担任工作秘书的性质。事隔60年之后,还能拜访到靳君达先生,实在是很大的幸运。



2.3  “活的历史”的呈现

八大重点城市各个规划组的组长信息,档案中并没有记载,我们是通过向多位老专家请教才了解到的。这些组长中,有3位已经过世,其他都还健在。在当年的规划工作中,周干峙先生是西安组的副组长,吴纯先生是组长中的一位女同志。刘学海先生在60年前和30年前,曾经两次参与城市规划院的具体筹建。



规划过程中的一些事情,一些重要人物的贡献,只能通过老专家访谈来了解。靳君达先生回忆,周干峙和何瑞华是巴拉金最欣赏的两个人。通过刘学海和魏士衡先生的回忆,生动再现了洛阳规划方案曾经一度“难产”、后来发动全体人员参与设计、最后何瑞华方案入选的曲折过程。



老专家在谈话中,还回忆起不少生动有趣的话题。譬如,巴拉金“丢了相机、看到了美女”的故事,这是发生在杭州西湖。西安规划组去展览会看“美女”,美到什么程度呢?看完回去的半路上,又专门返回去,再看了一轮。还有梁思成和吴良镛先生去洛阳组观摩、齐康先生到城市设计院实习等。


在王伯森夫妇谈话时,回忆起赵瑾老总结婚时的一副对联,横批“完璧归赵”巧妙地运用了赵总夫妇二人的名字。后来又找赵总时,赵总立马背出这副对联。另外,瞿雪贞阿姨还讲述了她与周部长处对象的一些往事。




2.4  学术观点的“百家争鸣”


对于某些问题,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看法。举两个例子。


一是武汉市规划,“一五”时期没有获得批复,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研究推测,可能是国防安全的因素。刘学海先生回忆,可能跟规划管理部门的领导有关系,武汉市规划局,没有像西安市规划局的局长那样,抓得特别紧;而吴纯先生则认为,很可能是因为规划方案比较理想化,实施难度比较大。




再以“反四过”为例,不少老同志认为,“四过”并不是城市规划造成的,“反四过”是冤案。吴纯先生提出:出了问题,能否都怪领导呢?规划人员的工作是不是就完美无缺呢。徐巨洲先生指出:“四过”实际是城市规划最主要的内容,也可以用它来衡量规划工作究竟是否合适。



2.5  重要史实的澄清和重要科学问题的提出

对于“反四过”,2014年拜访赵瑾老总时,他回忆起,80年代初曾当面听到曹言行说过:“四过”是他提的,他承认提错了。曹言行当年是国家计委委员、城建局局长。过了1年多,2015年我再去拜访赵总时,赵总已经找到了当年的工作日记。日记中的一些文字,清楚地表明了,早年的决策者对于反四过问题的认识态度的转变。



我们这个专业的名称——“城市规划”这个名词的来历,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据靳君达先生回忆:之所以叫城市规划,是1952年下半年刘达容协助苏联专家穆欣工作时,翻译人员创造的一个名词。“城市规划”的内涵,主要包括3个方面,首先是与国民经济计划的衔接关系,也就是国民经济计划的延续和具体化,第2是总图的平面设计,第3是综合性的内容。


当时为什么没有使用“城市设计”呢,因为城市规划不是纯技术的内容,规划的确定需要领导来拍板。为什么没有用“城市计划”呢,因为计划在没有批准之前啥也不是,规划则具有强制性。



此外,在老专家谈话时,还提出不少重要的科学命题。魏士衡先生回忆,1981年参加部里的一次会议时,曾提出“什么是城市的本质”的问题,魏先生认为“这个问题没解决。到现在也没解决”。徐巨洲先生指出城市规划应该区分为两个部分,规划的政策研究结论和技术研究结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刘学海先生提出在城市规划程序的安排上,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方案设计”的程序,这样可以明确认定设计人员的重要贡献。




2.6  规划史研究方法的指导

王瑞珠院士提出,苏联专家谈话记录的档案非常宝贵,分量还可以加大。陈为邦老总提出,规划史研究应当处理好七大关系(1.主题与背景;2.计划与规划;3.苏联专家与中国政府;4.成就与问题;5.八大城市与相关事件;6.史实与评论;7.作者的话与他人的话)。李百浩先生指出,八大城市规划史研究的整体逻辑应体现“史与人、内与外、1与8、前与后”等几个关系。等等。


2.7  认识小结

对于新中国规划史研究而言,老专家访谈和口述历史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也是相比较于古代史、近代史研究而言,体现当代史研究的特色的一项工作。


所谓口述历史,当然不是要取代档案研究,而是要与档案互动,成为其有益补充,从而促使历史研究走向准确、完整、鲜活和生动。


3.  关于城市规划口述历史方法的思考

上面的这些汇报,大家可能会觉得,老专家访谈似乎是很简单的事,只要勤快点、多去找找老专家,不就行了。实际上可不是这么回事。前些年,在规划史研究刚起步的时候,我们也曾提出过几十人的访谈计划,但却没有成功。当时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年事已高等原因,不少事情老专家已经很难去回忆。另一方面,在“主题”不明的情况下,老专家感到不知该如何谈起,因为城市规划涉及内容太广,有不少问题,老专家说,你去查查资料不就行了?而有些问题又往往十分复杂,不是一两次口述所能够讲得清的。


近两年的访谈,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突破,主要有3点经验:


第一,首先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不少信息不需要老专家去回想,大量档案和图纸,又对老专家的回忆起到了提醒和帮助的作用。


第二,围绕若干主题组织研究内容,中心比较明确,同时,研究内容又比较全面,不同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正如陈锋书记的评价:“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规划创立时期的历史做了一个横截面的、近乎‘全景式’的展示”。


第三,涉及一些亲身经历,老专家有感情、有记忆,愿意谈。在周部长生前,就曾主动谈过一次“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问题,他看了我们写的一份材料,马上就把我们叫过去,专门进行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已经公开发表(周干峙院士谈“三年不搞城市规划”,载2015年第2期《北京规划建设》)。


概括起来,城市规划的口述历史,应当采取一种专题性、互动式、研究型的实施方法与技术路线。这对访问者是一种相当高的工作要求,必须以科学研究的态度去投入口述历史工作。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在因素,这就是,几乎所有的老专家都认为,我们规划行业,需要开展历史研究,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第一次见到吴纯先生时,她曾拿“狗熊掰棒子”的比喻,强调规划历史研究的必要性。1980年代中规院历史理论所的一些老同志,看到院里开展规划史研究,他们非常高兴,充满感慨。




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还有一点不能不说。由于各方面的因素,不少老专家的身体情况处于堪忧的状况。一些老专家虽然仍然健在,但是,或者已不能阅读材料,或者已失去记忆,或者已神志不清。在拜访90多岁的贺雨先生时,他把我跟早年谷牧的秘书给弄混了,谷牧的秘书也叫李灏。在拜访金经元先生时,他为自己失去记忆、不能提出具体意见而感到着急。




不仅如此,近些年来,我们还不断地经历着一些老专家不幸辞世之噩耗,有的刚刚离开我们不久——无法询问他们的意见、或使他们了解到后辈对于他们早年奋斗成果的整理,成为永远的遗憾。因此,城市规划的口述历史,是一项迫切需要抓紧开展的抢救性工作。


目前,我们正在对老专家谈的录音进行专门整理,文字材料出来后,再专门呈送给老专家本人审阅。限于精力,近两年我们拜访的老专家都是北京地区的。在这些工作结束后,我们还希望能够去上海、杭州等老专家比较集中的地方,抓紧进行持续的访谈。



借此机会,向对本项目研究给予支持的领导、专家、同事,以及所有帮助过的人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作者简介


李浩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邹德慈院士工作室高级城市规划师,注册城市规划师


李浩,男,1979年生,河南方城人。1997年考入重庆建筑大学城市规划专业,2002年、2005年和2008年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期间师从邹德慈先生)。2003年破格提前留校任教(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并赴重庆市武隆县挂职锻炼1年。2009年7月调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0-2012年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清华大学与中规院联合培养)。现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邹德慈院士工作室高级城市规划师,注册城市规划师。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项。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1949-2009)”、“《城乡规划法》实施评估”、“中国特色城镇化战略”等重大课题研究。曾获得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重庆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等多项奖励。


已出版《生态导向的规划变革——基于“生态城市”理念的城市规划工作改进研究》《生态学视角的城镇密集地区发展研究》《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调整与适应——控规指标调整的制度建设研究》《城市规划社会调查方法》(合著)等著作,《明日之城市》《进化中的城市: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导论》(合译)、《城市和区域规划》(原著第4版、第5版,合译)等译著,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主攻学术方向:新中国城市规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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