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与风险：少数民族“民族性”与旅游开发

        本文为Sixth Tone/澎湃新闻编辑、记者吴海云在中规院和澎湃新闻联合举办的“胡焕庸线”上的中国时空格局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欢迎分享。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吴海云

Sixth Tone/澎湃新闻编辑、记者

我是澎湃英文版Sixth Tone的编辑，这次能重拾记者的老本行、加入胡焕庸线的报道组，也是一次机缘巧合。我走访了黑河、鄂尔多斯、松潘和腾冲这四个地方，侧重点主要是少数民族和旅游开发。我今天交流的内容，就是试图把这两片的内容合在一起，但这其实也并不是生拉硬扯；我在采访中就已经发现，它们已经在某种维度上产生了密切的关联。

少数民族荟萃之地

胡焕庸线是少数民族一个荟萃之地。为什么？因为这条线跟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几乎重合。这条降雨线的客观存在，造成了线两边的生态不同，而生态的不同，就造成了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胡线的东南边，主要生活着汉族，主要经济生产方式是农耕；而西北边，游牧民族比较多，也有一些狩猎民族。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胡线的东南边、 云贵高原那里，也有一些狩猎民族，但无论如何，农耕—游牧、狩猎的分野，这个基本框架还是存在的。于是，胡焕庸线成为汉族与其它少数民族交汇、混居的地方。

不仅如此，生活在这条线上的少数民族，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民国时期开始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口号，叫“五族共和”，而那五族当中的满、蒙、藏、汉，胡焕庸线上都有：最上面是满族，然后经过一大片蒙古族的地界，到了四川又穿过藏区，至于汉族，那是无所不在的。而五族共和中剩下的一个民族——回，如果按照当年的解释，指的其实是维吾尔族，距离胡线还有一段距离；但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解释的话，这条线上的回族人也很多。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说，胡焕庸线就是一条“五族共和”之线。

这条线上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他们在人数上不是那么多，但非常有名。比如说羌族，那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李白名篇《蜀道难》中有云，“蚕丛及鱼凫， 开国何茫然”，蚕丛和鱼凫都是羌人的先王。再比如说，彝族，最近大凉山的孩子又成为关注热点，那里也是胡焕庸线经过的地方。还有东北三个鼎鼎大名的狩猎民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他们人很少，但非常有名。

旅游产业开发热土

再说旅游开发。其实，不只是胡线，整个中国内地，现如今都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旅游开发，用的是很常见的模式：发展一下农家乐，发展一些民宿，再挖掘一下地方特色——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模式。而胡焕庸线穿过的地区，旅游开发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它的风光确实是绝美，可能是因为地形复杂的缘故吧。

目前，胡线上已经有十几家5A级景区，从南到北依次是——

云南保山市腾冲县火山热海旅游区

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

丽江市玉龙雪山景区

丽江古城景区

四川省甘孜州海螺沟景区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景区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黄龙景区

四川汶川特别旅游区(震中映秀-水磨古镇-三江生态旅游区)

四川绵阳市羌城旅游区

鄂尔多斯达拉特旗响沙湾旅游景区

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陵旅游区

大同云冈石窟

黑河五大连池景区

其中最新入列的是海螺沟。看上去好像挺多，但是跟中国的整个5A景区名录比起来，我觉得还是太少了。这跟胡线上的风光风貌其实是不相符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它的开发还是比较落后，尽管它的资源很多、硬件很棒，但开发还没有达到国家的一些要求。

胡线搞旅游开发，还有一个重要的优势，那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少数民族资源。这个其实大家都很好理解。少数民族有民族风情，而这种风情、风俗、文化、艺术很容易转化为旅游资源。

我们就以鄂伦春为例。鄂伦春现在才多少人呢？2010年的人口普查：8659人。以中国的人口来看的话，实在是少的不能再少，但是鄂伦春族非常有名，很多人小学的时候都学过一首歌，叫《勇敢的鄂伦春》。这个民族什么最有名？打猎。但其实，当今中国的鄂伦春族，只有黑河新生乡这一地方还保留着猎枪，其他地方都放弃狩猎、从事农业生产了。也正是这个唯一一个保留着猎枪的鄂伦春民族乡，现在迎来了旅游开发的契机。

我们胡线报道就走访了那里，发现那个其实还很贫困的乡村，已经有了一个充满民族风情的公园，一个介绍鄂伦春文化的博物馆，也在开发一些旅游项目。当地旅游开发的困难在于天气。它现在的狩猎期是冬至到春节这三个月，也就是它最冷的时候，那真是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我们去的时候是11月，气温已经到了零下20°、30°。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最能体现出它独有的民族风情的时候，一般人已经很难在户外待着了。所以这个新生乡现在的旅游产品基本上放在夏天，一种避暑游，你可以跟着鄂伦春人骑着马上山溜达，虽然没法打猎，但也可以感受到大山深处的美好。

其实，在胡线上，已经有很多依托着少数民族的民族性来进行旅游开发的项目，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区。成吉思汗陵是1956年建的，在那之后，成吉思汗祭奠不再是黄金家族和达尔扈特人的重要活动，而成为了全体蒙古族人、甚至全体中国人怀古一代天骄的场所和方式。2004-2006年，成吉思汗陵实施大规模改扩建工程，以陵宫后殿中心为起始点，到陵宫南的旅游区，形成了一个长达几公里的中轴线，此线左右形成方圆八十公里的旅游大景区。这两年，成吉思汗陵宫以外的大景区内，又陆续开发出一些旅游产品。比如，骑马／骆驼、蒙古包“农家乐”、文化剧场、成吉思汗历史文化博物馆、等等。鄂尔多斯市政府非常明确地提出，要依托成吉思汗陵的文化资源，鼓励发展旅游文化。

少数民族的民族性对于旅游开发的益处就说到这里，接下来我想反过来说一点，那就是旅游开发对于民族团结的好处。这个感悟是松潘带给我的。松潘距离九寨沟、黄龙非常近，是著名的多民族混居之地，截止2010年，全县不足8万的人口有22个民族，以藏、汉、羌、回为四大民族。而这个地方不同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更是难能可贵的。

我分享一下我在松潘采访时的一段经历。松潘古城有一个牦牛屠宰场，它是整个川西地区最大的牦牛屠宰场，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宰掉200多头牛。这是一个清真屠宰场，也就是说，宰牛的第一刀是阿訇下的。每天清晨，清真寺做完晨课之后，阿訇就会来到这里宰牛。和我一起去松潘采访的还有一个摄影记者，他非常想拍到阿訇宰牦牛的画面，当然我也非常期待；但是我们也有点担心，怕阿訇不让我们拍，毕竟这个牵扯到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没想到，当天我们去的时候，那两位阿訇都特别配合，配合到我们摄影记者忍不住说，你自己干活就行了，不用看着我的镜头。

这还不算。结束宰牛的工作之后，那个阿訇跟我聊天，说你们是记者对吧，今天中午有一场葬礼、你要不要过来看？大家都知道，穆斯林的葬礼讲究速葬，就是人死亡之后尽快落葬；而就在我们去拍宰牛的几个小时前，当地一位回族老人去世了，他的葬礼被安排在当天中午。我一听阿訇这么说，心里有点小惊讶，因为没想到他这么热情，但惊讶归惊讶，记者的本能让我忙不迭地就答应下来。

当天中午，我和摄影记者到了阿訇说的那个清真寺。进去之前，我在考虑一件事——要不要戴头巾。毕竟，我是一个女生，如果我在阿拉伯国家旅游，一般就会找个头巾把自己的头发包起来，以免麻烦。于是我走进这个清真寺，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到阿訇们呆的办公室，问他们我是否需要包个头、他们这儿能否借我块头巾。结果他们全体都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说，说，不用啊，你又不是穆斯林。

那句简单的回话，让我非常感慨，所以今天还记得非常清楚。我在想，松潘作为多民族混居之地，真是充分地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大特点、也是我个人感觉非常牛的一点，那就是宗教多元化和社会世俗化。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特点继承下来、并且发扬光大的话，那真是愧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

在松潘，还有很多民族通婚家庭，比如藏羌通婚，藏回通婚，都很常见。为什么在这里，不同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会这么显著呢？我特别去请教了一些专家，也读了一些专著。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因为松潘很长时间都是商贸云集之地。始于唐朝、兴于明代的“茶马互市”，让松潘一度成为川、甘、青三省最大的贸易集散地。正是那些商贾云集、交能易作的岁月，让不同民族的百姓，发现了互惠互利的好处，也明白了和谐共处的可贵。事实上，这种重商的氛围一直到今天都很浓厚。我在松潘采访，认识的一群年轻人，不管是哪个民族的，都很喜欢做生意。

松潘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胡焕庸线适合旅游开发，那么旅游开发所带来的商业氛围与经济利益，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当地的民族团结。我们都知道，整条胡线都是多民族的混居之地；如果胡线上的多民族都能和谐共处，那这可以对全中国、尤其是胡线以西北的地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作用。

少数民族民族性与旅游开发之间可能存在的风险

第一个风险，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也不用多说，那就是过度的旅游开发、商业经营、包括现代化的影响，会伤害到当地的传统文化与习俗。比如，普通游客来到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园，他们中有人不满意诺大的陵园内竟没有几处可以休息的地方，有人不明白自己明明关了闪光灯为何还不能在陵宫中拍照，有人不理解那些在陵宫中的达尔扈特人为什么那么不愿与人交谈、“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很多人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达尔扈特人。达尔扈特人传统的祭奠文化，就和旅游产业产生了一定的冲突。

第二点就比较有意思了。大家看这个鼓，都觉得眼熟是么？你现在去丽江，会发现满大街都在卖这个鼓。很多人会把它当作当地的旅游纪念品买下来，因为他们来到丽江，听导游说了很多纳西族的故事，知道纳西族最有名的就是纳西古乐，于是他们会买一个乐器，但其实这种鼓和丽江、和纳西族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这是一个非洲鼓。可见，当旅游开发变成一种比较急功近利的模式的时候，它根本就来不及挖掘当地真正的文化，而只是会采用一种最为简单粗暴的方式。

这种方式，在我看来有点杀鸡取卵的味道，因为它本质上伤害了民族文化。当这些非洲鼓遍布丽江古城的大街小巷时，原先住在那里的纳西族人在干什么呢？很遗憾，他们中的90%现在都在打麻将。他们把原先自己的房子租出去或者卖出去，由此拿到的钱足够他们每天打麻将。他们中并没有多少人自觉地站出来，做自身文化的守护者；那么，他们民族文化的抢救、挖掘、整理、保护、开发这些工作，究竟由谁来做？我不知道，但总应该有某人来做。

最后一点可能有一点敏感。那就是民族性的过度建构问题。我们都知道，民族性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建构。查尔斯·凯斯指出，祖籍仅仅是人们对其出身和世系所做的文化解释。它诉求的不是人们在生物学事实上的世系，而是文化上认定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通过的决议是：“种族”并不是一个“科学的生物学概念”，因此与其说它是一种生物学上的事实，倒不如说它是人们的一种社会文化的构建。而巴特对于民族给出的定义是：

1. 在生物学上，它基本上是能够自足、自我绵延的；

2. 它具有共同的基本文化价值观念，在文化形式的外在统一性上也是可以辨认的。

3. 它构成了和一个交流和互动场。

4. 在构成一个可以与其它同类范畴相区别的范畴时，它具有一种自己认定的或被别人认定的成员资格标准。

也就是说，所谓民族认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认同；当人们要确定这种认同，就需要去构建一些“自我”与“他者”不同的东西。但是，这种构建如果超过一定的程度——不管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的构建——都会产生一定的风险。

在这里我斗胆说一句，其实我们现在对于少数民族的民族性，有时会有一种类型化、抽象化、或者神圣化的想象。觉得他们就是传统的，原生态的，前现代的。比如，前一阵子有一部电影叫《冈仁波齐》非常火，为什么能火，因为它吻合了今天许多在中国大城市的中产阶级人群对于藏族人的想象。但其实，今天的藏族人、甚至历史上的藏人，都不是那么纯粹、那么极端“灵性”的。要知道，藏族历来就有重商的传统，特别是藏族的大家族，很多都是几百年的老字号，在中原、尼泊尔、印度之间通商往来。藏族家庭喜欢生好几个儿子，儿子们之间有分工，比如两个去当牧民、两三个做生意，剩下一个去出家。很明显，这是一种家庭经营的思路。当然，我并不是要否认藏族人的宗教性，或是否认藏传佛教或苯教在藏族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我只是想指出，藏族人的生活也是立体的、复杂的，而并不是只有一个长头一个长头的朝圣之旅。

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必须的，民族性的构建也是必要的，但这种构建必须控制在一定程度下，而不应该无限地张扬。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故事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