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社区研究、基层社区治理与新清河实验——社会学基层社区研究的历史脉络与变迁及其社会学理论视角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清华同衡规划播报 Author 李强
本文为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举办的大师讲堂栏目之部分内容集萃，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教授做了题为《社区研究、基层社区治理与新清河实验》的报告，内容转自“清华同衡规划播报”公号，欢迎分享。
引言
根据袁昕院长现场发言整理
社会学与城乡规划专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所关注的城乡物理空间实际上承载了人们鲜活的生活，而且应该是美好幸福的生活。这些生活绝大部分都是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事都落在最基层、最贴近我们生活的环境，也就是最微小的社区层面。所以今天李老师从社区层面讲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跟我们的规划工作是密切相关的。
特别是如今进入到存量更新时代，跟之前几十年的增量发展时代大不相同。面对城市更新，我们将进入到一个既有环境里，我们首先要关注其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网络，以及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我们要了解人们的利益诉求，找到共同点，明确能做哪些事情，以及如何提升人们生活的幸福感。这些对我们规划师的原有工作方法都是巨大的挑战。那么基于这个前提，学习一些社会学的工作和分析调研的方法，包括了解社会学的视角和工作思路，对于规划师来讲都是必修课程。
上升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视角，其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的问题。作为规划师来讲，要思考我们的工作如何能够对社区治理有一些正向的推动和干预，进而把社会治理水平的现代化往前推动一点，这是我们的工作能够产生的一点社会价值。今天这堂课李老师给我们深刻解读治理和基层社会的关系，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思考。
这些年和同衡交流挺多的，今天讲的题目是《社区研究、基层社区治理与新清河实验》。社会学最擅长社区研究，这一点大家读费老的《乡村经济》就深有体会。今天讲四个方面：第一，介绍社会学社区研究的历史脉络、历史变迁；第二，介绍一下社区研究中的社会学理论视角；第三，讲讲中国基层社区的历史演变；最后简单介绍一下我组织的“新清河实验”，它有传承，历史上也有老清河实验，然后才有今天的“新清河实验”。
01
社会学基层社区研究、社区治理的回顾
社区这个词过去汉语里没有，在英文里我们叫community。其实它原本是一个德文词汇（gemeinschaft），一些德文概念翻译成英文之后与原来的德文还是有差异的。
关于社区的定义，最简单的是帕克（Robert Park，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所提的三要素：人口、地域（或空间）、交往关系。这是社区的最核心的要素。
在社会学界，“社区”概念的来源没有争议，认为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Tonnies）（1855-1936）在西方语言中首先使用了这个概念，见于他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最早这本书有翻译成《社区与社会》的，但多数人认为应当翻译成《共同体与社会》。腾尼斯这本书试图区分“法理社会”和“礼俗社会”。就是讲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一种是农村村庄那种传统的社会（礼俗社会），比较重人情关系的，一种是现代化以分工为基础的，没有人情世故关系的。community是比较重人情世故关系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区研究是社会研究或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载体，想研究社会学，需要先把社区搞清楚。尤其中国社会太大了太难研究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解剖麻雀，先把一个社区搞清楚。
科学（sciences）过去只有自然科学（nature sciences）的概念，后来到了近代以后，才开始有了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包含三大学科，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科学研究强调实证基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载体是市场，政治学是政府，社会学就是社区（共同体）。所以把握了这三个方面，就等于找到了认识、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金钥匙。
早期滕尼斯（F.Tonnies）对于社区（共同体）主要是作了理论探索，研究方法是传统的宏观理论论证，并没有真正做实证的社区调查研究。
（1）托克维尔的社区调查
早期真正进行基层社区考察的是法国大思想家托克维尔（C.A.Tocqueville）（1805-1859）。他出身于法国贵族家庭，19世纪前期曾参与过法国新的共和体制的建设，也曾因反对路易·波拿巴称帝而被逮捕。托克维尔撰写了很多著作，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对法国大革命剖析很深刻。他于1831-1832年去了美国新大陆，对美国基层社区生活进行调查与记录，体现了一种全面综合的社会考察视角。他融入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深入分析了美国人的基层社区、基层组织、基层政治，基层社会生活。他的研究方法并不是后来的社会学标准的田野调查方法，是一种纯粹的生活描述方法。后来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著作震撼了欧洲社会，他发现美国人在基层社区生活中，甚至在国家体制上，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欧洲的新体制，他认为这是一种民主体制，并预言“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他也预言了美国将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2）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对于早期规划界的基层社区研究，以往我国社会学界重视不够。譬如霍华德（Ebenezer Howard）于1898年发表，后来又更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就对于基层社区生活的体制、机制、空间布局、土地管理体制变革等做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探索，这些规划界很熟悉。
霍华德不仅提出理论也采取实践行动。他于1903年组织了“田园城市有限公司”，在距离伦敦56公里的地方购置土地，建成了第一座田园城市Letchworth，1920年又在伦敦西北36公里的Welsyn建设第二座田园城市。用我们中国的话语说，属于基层社区治理创新。
（3）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德文版）（1887英文版）对于当年英国基层社区的研究也不容忽视。它的副标题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资料”。英国的纺纱、织布在采用大机器以前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恩格斯详细分析了英国的劳动者在使用大机器生产以后，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逐步恶化。
以下是比霍华德更早的社区治理实验，这些实验虽然从来没有使用过社区治理的概念，但是很类似社会学的社区干预实验。
（4）欧文的新拉纳克村（New Lanark）
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出生于北威尔士牛顿城，是一位实业家、慈善家，也是一位社会实验家。1812年他想尝试创造一种新工业，于是设计了新拉纳克村（New Lanark）。他于1812年发表《关于新拉纳克工厂报告》，主张制定工厂法，限制工作日。于1815年发表《论工业制度的影响》,主张改善工人劳动条件。他主张禁止童工，创建托儿所、幼儿园、游戏场等利于儿童发展的良好环境、条件。并于1813年发表著作《新社会观》（试论性格的形成）强调环境对性格形成的重要作用。1816年他在新拉纳克村创办了“性格形成新学院”，进行社区环境教育实验。他认为人的性格由先天因素以及发育、成长时期的社区环境两方面决定。
作为苏格兰的五个世界遗产地之一，今天的新拉纳克村（New Lanark）已被开发成景区，游客可购票参观，大约有200名村民仍然在此居住生活。
（5）欧文在美国的实验——新和谐公社
1825年，欧文和几个儿子来到美国，在印第安纳州南部的沃巴什河岸边，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并投资4万英镑创建他理想中的乌托邦社区，命名为“新和谐公社”。
同托克维尔一样，欧文认为同英国相比美国少些保守，是一个“新的世界”。他的同行者还包括苏格兰地质学家威廉·麦克卢尔，后者同样钟情于社会和教育改革。同一时期，在欧文的资助下，欧文的追随者亚伯拉罕·库姆在格拉斯哥附近的欧宾森创建了另外一个乌托邦社区。然而没坚持几年，两个社区都以失败告终，欧文陷入资金危机。
欧文的社区治理实验以及“新和谐公社”对美国的社会影响是有的，诞生了很多美国的“第一”，包括第一所幼儿园、第一家商贸学校、第一次免费教育制度的尝试、第一家免费图书馆、第一家市民戏剧俱乐部、第一家有组织的妇女俱乐部……同新拉纳克村一样，经过保护和修复，美国的“新和谐社公社”也成为了游客络绎不绝的景点。
（6）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
与上述研究相比，社会学界比较熟悉的“芝加哥学派”的基层社区研究是比较晚的。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包括托马斯（W.I.Thomas）（1863-1947）、帕克（R.Park）（1864-1944）、伯吉斯(E.W.Burgess )（1886-1966）、麦肯齐（R.D.Mckenzie）（1885-1940）等。
芝加哥学派在社区研究方面的主要贡献有：
（1）将社会学的研究风格从欧洲那种宏大理论的范式，转变成了实证主义的、以社区社会调查为基础的、可以把控的小的社会共同体研究。
（2）针对芝加哥城市发展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提出多种实验方案。
（3）提出了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亦称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理论。
（4）最后他们试图创造一种社区分析中Urban ecology的分析框架：共生、互生、竞争、冲突、适应、同化。虽然不很成功，但迄今仍有一定影响。
（7）真正采用社会学方法对基层社区追踪研究——林德夫妇
在美国真正采用社会学方法对基层社区追踪研究的，首推林德夫妇（Robert Lynd & Helen Lynd）。他们的代表著作有《中镇》（Middle Town：A Stud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1929），以及后来的《变迁中的中镇》（1937）。他们选择了美国的一个中等发展程度的，3万多人的社区（小镇），进行了十余年的追踪研究。研究方法真正体现了美国社会学的实证风格。该研究提出了比较标准的社会学社区研究基本框架（社区生活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包括谋生手段、建立家庭、教育子女、闲暇生活、参加宗教活动（信仰信念体系）、社区交往活动等几个方面。该著作对后来社会学社区研究有深远影响。
（8）威廉·怀特的《街角社会》
威廉·怀特（William Foote Whyte）写的《街角社会》(1943)，是他于1936-1940年，对美国波士顿北区意大利裔家族黑社会这一特殊的社会共同体进行的研究。他研究了非法团伙活动的社会结构、盈利模式、与警察的关系、家族势力与民主党及共和党的关系。
意大利裔家族参与美国两党竞选
（来源：威廉·福特·怀特：《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窟的社会结构》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62页。）
（9）达尔的“社区精英研究”
社区研究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叫达尔（Robert A. Dahl），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达尔在《谁统治》（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中记录了对于纽黑文社区（New Haven 耶鲁大学所在地）的研究。研究的重点是社区精英，目的是批判米尔斯的“权力精英”（power elite）假设。达尔对该地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市政府的政治决策是怎样作出的；大众的选举权是否真的能够影响政治资源分配；大众的影响力和精英控制的模式在该市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等。达尔的研究非常实事求是，挑不出漏洞。
（10）国际上的其他研究
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
亨特（Floyd Hunter）在《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中对于亚特兰大的研究与达尔相反，其研究结果支持米尔斯的“权力精英”假设。
桑德斯（Irwin T. Sanders）写的《The Community》很庞大，详细介绍社区体系理论。
沃纳（W. Lloyd Warner）继林德夫妇之后，在美国以深入的社区研究而闻名。他创了沃纳学派，将诸多社区研究发表成系列著作《The Yankee City Series》。他提出了社区社会分层的六阶层体系，用横坐标显示不同类型的家庭，发现了社区中80多种不同类型的家庭群体。
社区社会分层的六阶层体系（W. Lloyd Warner & Paul S. Lunt:《The Status System of A Modern Communit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1973,p8）
新世纪以来有两个人对社区理论影响很大。
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写了《Bow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书名意思是：社区生活中人们不与他人交往了，独自一个人去打保龄球。实际上他发现今天的美国社会和社区生活发生变化了，与托克维尔时期描述的美国早期那种很有人情味的，人们相互交往很多的基层社区关系完全不一样了。帕特南认为美国分裂了，而基层社区共同体的衰落是造成美国社会分裂的重要原因。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1933-2012），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多次访问中国。她也比较强调在社区社会治理中的除经济以外的社会因素，从公共管理角度对社区治理进行研究。
以上是简单介绍国际社会学界重视的一些主要研究，下面介绍中国社会学界早期的一些理论贡献。
中国学界的社区研究最早贡献者为吴文藻先生。吴文藻（1901-1985），1917年考入清华学堂，1928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是中国最早社区研究的开创者，出版著作《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能》《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等。吴文藻先生培养了两位学生，一个是费孝通，一个是林耀华，两位都是社会学界的大家。
（1）中国早期的一些社区研究
中国早期的社区研究有林耀华写的《金翼》，该书文学色彩极强，用讲故事的方式描述了一个乡村里的两个家族的兴衰；而费先生则采用了一些量化的调查方法，写了《江村经济》；李景汉写了《定县社区概况调查》；早期毛主席也有过一些基层社区研究著述，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
（2）我国早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晏阳初先生较早意识到了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群体，如果不改造农民中国就没有希望。所以他自1926年起在河北定县开展乡村教育，与平民教育相结合实施乡村改造实验，并向全国推广。后因日本侵华，实验点南移，在衡山县、新都县、华西试验区等多地推广。此后将“乡村育才院”改名“乡村建设院”，晏阳初先生任院长。
梁漱溟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派最有名的人物。他基于邹平县乡村建设的实践出版了《乡村建设》系列著作。梁漱溟将旧社会的诸多问题归咎为中国文化的失败，具体表现为缺乏科学技术和社会团体组织。1931年起梁漱溟推进乡村建设运动，重点在于传播科学技术、培养农民的团体精神，用儒家文化中的精华塑造“新农民”。1933年他在山东建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后因日军侵华而停办。
杨开道、许仕廉于1928年起带领燕京大学学生进行清河调查，后又开展“清河社会试验”。当时的清河地区是乡村，所以与当时国内的乡村建设类似。日军侵占北平后，试验被迫停止。
杨开道、许仕廉“清河试验”材料
（“新清河实验课题组”拍摄）
（3）新中国的基层社区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1952年院系调整，把社会学取消了。社会学的专家学者们就开始研究民族学、人口学、统计学等，以此来支持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的很多著名学者都调到其他院校去了，如戴世光先生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从事人口统计研究，后来建立了统计学学科体系。潘光旦教授、费孝通教授调入中央民族大学。当时一个重要的工作是要作民族识别工作，潘老、费老等就去西南地区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学家都有“社区研究”和“文化人类学”根底，所以很快就完成了中央交付的任务，比如，土家族及其居住社区就是潘老识别出来的。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56个民族就是那个时期社会学家识别出来的。
不过关于这件事情今天也值得反思。上个世纪曾经有过一场争论，就是顾颉刚先生与费孝通先生之间的争论。1939年顾颉刚先生鉴于当时日本成立伪满洲国和鼓动蒙族自治的情况，写文章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费孝通当年只有29岁，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在英国学的就是人类学族群研究，所以认为族群是有差异的，反对顾颉刚先生的观点。今天看来，还是顾先生的观点意义更为深远，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这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反对分裂。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顾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总之，1952年以后的一段时期，不少社会学家的社区研究，重要是研究少数民族的区域方面，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社区研究比较罕见。
在这段国内社会学社区研究缺失的时间里，有个别国际学者进行了少量的关于新中国的基层社区研究。比较著名的如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和安戈（Jonathan Unger）根据解放后，广东一个农村社区的材料撰写的《陈村：毛泽东时期中国农民社区的新近历史》。改革开放以后，他们三人又根据实地社区调研，写了新版的《毛泽东时期与邓小平时期的陈村》。另一位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发表了《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村落》，填补了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社会学社区研究的空白。
（4）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中国社区研究著作
1979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党中央一次重要的理论工作会议上提出：“社会学要赶快补课”，于是，费孝通先生、雷洁琼先生等老一代社会学家开启了中国大陆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工作。以此为契机，也带来了中国大陆社会学社区研究的春天。
改革开放以后，发表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社会学社区研究著作。这一时期的社区研究著述，早期绝大部分都是对于农村社区的研究。这可能与改革开放起始于农村改革有关。社会学界社区研究的一些重要著作，比如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阎云翔教授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这是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文革”期间，他曾经在黑龙江一个村庄劳动生活了9年，“文革”后考上大学，后来到美国哈佛大学读博士，还多次回到这个村庄做田野调查。该著作写到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人们怎样相互送礼、人情社会是如何维持的，是挺有意思的一本书，有时间大家可以看看。
最早研究城市社区的学者是路风教授，他的文章《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改革开放以前单位制社区是非常普遍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社区组织形式也称为“单位办社会”，今天能延续下来传统单位制社区已经不多见了。当然，美国魏昂德（Andrew Walder）教授关于中国工厂内部结构的研究也涉及到了单位制问题。
边燕杰教授于1994年出版了《中国城市的工作与不平等》（《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是在天津做的调研，有比较扎实的数据支撑，介绍了不同层次的中国单位的社区生活。九十年代后期，城市单位体制发生重大变迁，边教授所说的“单位制社区”演变成“后单位制社区”，这些都是书中没有涉及的。边教授1979年参加了费孝通先生恢复中国社会学的培训班，后来去了美国，是奥本尼的博士，在明尼苏达当教授，后来回国做西安交大学的院长。
这一时期扎实的社区研究著作还有很多，我这里也只能挂一漏万。比如，王雅林、张汝立对黑龙江哈尔滨附近一个传统社区向现代社区转型的研究，于1999年出版著作《延伸地带：昌五社区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在城市里形成了农民、农民工聚集的社区，常常被称为“城中村”，社会学界出版了很多研究城中村的著作。比如学者项飙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生活史》，他当时还是北大学生，研究的是北京城南部的由温州人聚集而成的浙江村。项飙现在已经是牛津大学的教授了。
中国社科院的李培林副院长试图对“城中村”社区现象作出理论小结，他研究的是广州的城中村，最终完成的著作题为《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
总之，改革开放以后社区研究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下面尝试综合各类社区研究的理论视角。
02
社区研究的主要社会学理论视角
第一个叫做整体考察或者社会体系的角度。社会很大，很难研究，社区是可以实施具体研究的小社会，所以往往是从社区角度综合性考察一个社会体系，包括这个小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与社会体系一样，社区的体系也是复杂的、整体的、多种要素相互联系的，所以要强调社会、社区的整体性质，不应将社会各要素割裂开来。
研究涉及社区的几大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或组织管理、教育或教化、文化和精神、互助和福利保障等。如前面提到的林德先生的著作《中镇》就是采用这种研究方式。当然，这里说的是完整的社区，目前城市居民居住的小区大多是不完整的社区，小区主要的特征是“住区”，居民的很多需求需要城市里的其他服务来匹配，所以，小区是不完整的社区，研究中要特别注意。
第二种也是在社区中影响最大的理论叫做结构功能论。结构功能论（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础理论视角，是社会学历史上最悠久的理论视角，最早从生物学那里移植过来。
跟第一种视角类似，它认为社区是一种小的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众多部分或要素所构成的共同体。共同体的每部分都为维持社区整体的平衡发挥着一定作用。社会学早期的孔德、斯宾塞，包括后来的杜尔凯姆（涂尔干）、马林诺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等都持此种理论视角。
二战后，经帕森斯、默顿等人发展，结构功能主义有一段时期很盛行。到今天，仍然阵营强大，有亚历山大、艾森斯塔德、斯梅尔塞、卢曼等数不清的“新功能主义”者。建筑、规划学的社会理论也多是奠基于结构功能主义。
和功能相反的观点就是冲突论了。冲突论的创始人包括圣西门、马克思。他们认为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是普遍存在的，无法否认的。功能主义想实现社会和谐，但体制机制使得社会和谐难以实现，所以从冲突的角度研究社区确实也是有意义的。社会学者、建筑规划学者要深入了解基层社区存在的不和谐问题。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处于重大历史变迁时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权利权益关系以至于居住社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学研究表明，城市化率处于50%上下的时候往往是社会矛盾最容易激化的时期。我们也承认，中国现在处在一个社会矛盾比较容易锐化的时期。
社区是人们赖以生活和工作的最基层的场所。矛盾、冲突最容易表现在社区日常活动之中。包括目前全国各地因疫情防控发生的冲突，绝大多数是在基层社区。还包括因建筑、规划、房地产、住房质量、物业管理问题等所发生的冲突每天都可以看到。
社会各个群体利益的不一致也容易导致矛盾冲突的发生。下面展示的是属于同一个社区居委会的两个经济水平差异很大的小区，从图片上就可以看到经济地位的差异。
北京调查：同一社区内不同居民的住宅情况
（左图：简易楼 右图：商品楼）
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是社会学的术语，指人们的相互交往。帕克关于社区的三要素，其中一个就是互动。社区生活就是社区中的人或群体的交往活动，所以社会互动、人们的交往体现了社区生活的本质。社区互动分三大类：
第一，因政治组织管理需要而出现的交往，如基层政权等组织的管理活动。
第二，因物质生活、经济生活、经营活动、生产活动、居住服务、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供需交往、市场交往、商业交往，包括物业公司的服务、社区超市的服务等。第二类非常重要，它实际上也是规划界设计的最核心的要素。
第三，其他类型的社会交往，指社区居民相互之间的日常交往，主要是礼节性的、互助互惠的、非政治的、非营利的、情感型的。其实中国今天的社区比较缺这一块，好的社区要是一个有活力的、人们频繁交往的社区。
第五个是规划界用得比较多的，就是空间结构理论。这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社区规划、社区营造联系密切。不同称谓还有“社区居住结构理论”或“社区土地使用理论”等。
社区空间、社会空间首先就涉及到了空间的合理布局，很大程度上是土地的合理使用。对于空间布局，社会学提出社会空间的概念，这很复杂，既有物质空间也有非物质空间。总之，我们要思考怎样能够从空间布局上使得居民的社区生活更为便利。
（1）回龙观社区调研案例
当年我的课题组接到北京市的任务，要做“回天调查”，就是回龙观、天通苑这两个地方人们生活状况的调查。回龙观位于北京城北，南距德胜门约16公里，北距昌平城约18公里，东边是天通苑，1995年以来逐步建成社区。仅回龙观社区常住人口就有30万，加上周边社区，人口约55万。与东边的天通苑社区合在一起俗称“回天地区”，人口共约110万。什么概念呢？美国单一城市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城市仅有8个，中国有大概130多个。北京的“回天社区”人口就超过百万，真是惊人！
总之，我们调查回龙观、天通苑发现那个地方问题很多。当年设计的时候主要考虑居民的居住，布局成“睡城”。这么高密度的人口住在一个地区，肯定是空间布局出问题了。当年只想解决住房问题，不解决工作问题，现在又想拆得分散一点，可已经形成居住社区了，怎么拆呢？所以后来就搞“回天工程”，想了很多办法，如加强地铁、轻轨建设等，想了很多从空间上改进的办法。
（2）对中国空间布局的思考
空间布局是社会学和经济学都关心的，但是，中国的城市空间布局究竟怎么搞？学者陆铭教授写了一本书叫《大国大城》，他的基本思想就是，你们总反对大城市，我告诉你们大家就想到大城市去。这是真的，不光是我们中国人，包括东亚、东京、中国台北、首尔，亚洲人喜欢扎堆的生活方式，就聚集在几个地方。所以还不如放开了，其实高密度也不意味着低水平的生活方式。
前两天微信上传，说国内除了几个超大城市以外，其他城市要彻底放开户口制度了。这其实没有太大意义，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几个超大城市以外，其他城市放开不会有太大影响。世界城市现代化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比如人口密度很高的首尔、东京，都有各自的生活方式，也可以做到井井有条。目前我们大城市出现的问题，大多是我们的管理有漏洞，管理水平不高。如果城市管理水平高的话，人多会产生极高的集约化效益，它叠加性的资本累积量十分巨大，集约化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创造无数的就业机会，超大城市集约化的经济可以解决当前经济下滑的问题，这一点上值得我们所有人深刻思考，究竟怎么来布局我国的特大城市。
文化在社会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类跟动物的区别就是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culture”，最初的含义就是开垦土地。凡经过人类开垦的都是文化，没有人就没有文化。文化最核心的就是象征符号，人类创造了一系列的象征符号体系。人类社会所有活动都是通过象征符号表现出来的。建筑规划也有自己的语言，它也是象征符号。中国特色也是象征符号。社会学界有各种符号理论。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也很重要。我记得2000年前后，我们课题组当时在四川阆中做古城保护研究。阆中这个城市三面临嘉陵江，北部临山，据说是一个风水宝地。我们去了以后呼吁当地政府千万别拆阆中古城，强调阆中古城对于文化保护的重要性。到现在为止，当地领导也都承认幸亏当时没拆，文化保护很重要。
所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尤应重视文化的发展与保护，城市建设与文化建设必须同步。对于中国的城市而言，历史文化的保护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强调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文化，是城市建设的职责。做好城市文化建设也能创造重大的经济收益。
以阿姆斯特丹的商业街为例，建筑、红色橱窗、地面的电车轨道及行人使用的婴儿车无不体现了高识别度的地方身份认同。这是阿姆斯特丹的文化标志、文化符号。
我国建筑学界多数人都同意的一个观点，也是北京旧城保护的一个重大缺憾，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梁陈方案”被否，清华大学梁思成先生等对于当时北京城规划的想法最后被否认掉了。梁先生和林先生当时心情都很忧郁，等于他们的理想完全破灭了。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当然民族的文化认同是最重要的。
建筑学院边兰春等老师做烟袋斜街改造，我印象当时清华对于整个什刹海地区提出了“小规模渐进式”的改造模式。就因为清华的坚持，所以到现在为止什刹海地区是保留老旧北京特色最广大的一块地区，别的地方基本都拆掉了，否则老北京居民的居住格局和生活方式也见不到了。总之，文化符号是一个城市最精彩的东西。
最后一种就是所谓社区干预理论。社会学的研究就像物理实验一样，也可以研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社会学实验是将社会群体或社区分为实验组与控制组，通过社会学的干预方法，测量干预前与干预后的变化。但是社会学的研究和物理化学的研究还是有区别的，很难严格按照所谓科学方法实施。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有生命、有道德、有价值观、有法律观念的群体，这里面有伦理道德问题。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如果我们的干预实验证明一组成功，另一组失败，人为造成一组人群的失败，这是违背伦理道德的。所以社会学实验跟物理学的干预是不完全一样的。社会学的干预只能是有限度的用数据进行证明，很难说是严格的实验组、控制组。而且干预的方式也比较复杂，也得考虑到政治制度、风俗、民俗、老百姓的接受程度等因素，随时相互协调。这些在关于我所组织的“新清河实验”中还会进一步展示。
03
中国的基层社区治理创新
这部分涉及到中国了。我们所说的“社区治理”在国际上并没有这个概念。虽然基层社区研究在社会学界有着深厚的研究基础，但是“社区治理”却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新概念和新领域。
其实新世纪以来，中国理论界和社会学界新创的一些概念，对于国际学界来说都比较生疏，譬如社会建设、社会治理。自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理论界和社会学界多有论述，但是如果翻译成英文，无论是“social construction”、“society construction”或“society building”、“social governance”西方学界都不是很理解。近年来，英文文献中大量讨论“social governance”的论文都是中国大陆学者写的讨论中国大陆的社会治理。国外学者论文中极个别使用了“social governance”，但是与我们说的社会治理也不是一回事。
西方学术界也没有“民生”这个概念，现代“民生”概念是孙中山先生首创。“基层社会治理”概念西方学术界也没有，包括我们抗疫所有干的事情西方都没有。所以他们弄不清楚中国采用基层社会治理控制疫情这件事情，不少人反对我们，说我们干扰人权，其实这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社会学跟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经济学做市场、贸易必须遵循同样的交易方式，而社会学不一样。价值观、生活方式，这是local（地方）的，所以社会学历来重视“本土化”，总之，社会治理这件事情比较复杂。
“社区治理”概念也是如此，如果简单译为“community governance”，从字面上国外社会学界也不甚清楚这究竟是什么涵义。西方主流社会学界对于中国社会学者的社区治理研究还不是很熟悉（个别中国问题专家除外）。所以中国社会学界也要思考，如何融入国际社会学界，让国外社会学理解中国社会学界在做什么。我比较主张直接用音译“社会建设”“社会治理”这些典型的中国概念词汇，然后再去解释我们具体做的事情。
中国之所以提出社会治理、社区治理，这与特殊的中国基层社区组织体系密切相关。新中国以来有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又有很大创新，这些在前述的西方社区研究文献中显然是探索不多的。中国古代也是完全不同的基层社区治理，这一点是大家要深刻理解的，下面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东西。
一、传统中国的基层社区治理
大家可以读一读费先生和吴晗先生的一本书《皇权与绅权》。我们知道中国自秦朝以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皇权社会。但是古代的通讯条件那么差，皇帝怎么统治中国？秦始皇称自己是始皇帝，他以为千秋万代就这么延续下去了，可没想到秦二世三年政权就垮了。所以贾谊写《过秦论》，说你这么一个残暴政权，仅凭暴力控制，存在很大问题的。所以秦以后的政权就开始思考了，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到底怎么统治。我国虽然是中央集权，但古代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集权到基层社区。
基层是谁在统治呢？是绅权制在统治，大家可以去读一读费先生写的《中国绅士》。中国的绅权在民国以来、日本人入侵以后，加上战乱等因素就不断衰落，到土地改革以后被彻底消灭掉了，当然，科举制度的结束与绅权的衰落也有直接关系。科举是中国把绅权通过基层家族宗族联系到皇权的一个必要机制。科举不是考大学，是直接任命官员的，状元是可以出任宰相的。科举考的是一种思想体系，所谓儒家的四书五经，就是让你接受皇家的统治思想，但是在基层具体事情的管理上，奉行“皇权不下乡”，基层家族宗族自治。这样的制度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基层社区自治，基层群体的事情基层群体的组织自己管理，当然更符合基层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位学者将绅权写得很深入，就是张仲礼先生写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
绅权在古代中国基层治理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自古是一个家族、宗族社会，人们靠血缘连结，形成血缘信任。皇权允许这个体系自己自治，但是要遵从于皇权。如敢违反皇权，灭九族、满门抄斩，这个刑罚很重，所谓古代的“连坐制度”。中国古代皇帝不用管基层，只任命县官，政权的触角只到县这一级，基层是绅权治理的社会。
谁是绅呢？费孝通先生在《中国绅士》一书中讲得很清楚，就是地主。其实地主也不是大家想象那么坏，就是村里最大的那个富人，他往往也是族的族长，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他要保护本族，要交很多赋税给皇帝，完成跟县太爷以及皇权之间的交往关系。中国两千多年就是这样统治下来的。
但是这样的政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不是现代国家，所以在全社会、在基层没有公共服务体系。比如中国古代从不办学校，都是民间自办私塾。比如古代的北京城就缺少公共服务体系，没有公共厕所，基层的绅权是通过自己的家乡关系与首都连接的，比如绍兴会馆、湖广会馆。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层社区组织巨变
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就曾经尝试了基层社区组织的改造，建立农村党支部，可以理解为农村社区。美国教授杜赞奇写了一本书《文化、权力与国家》，大家有机会可以读读。他在书里介绍，新中国建立的这套体系是共产党先在根据地里实验的，不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后来全国解放以后，共产党就把这套东西带进城市里来了。所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使得中国现代国家政权有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同体，使中国连成一个现代国家了。
新中国的基层社区治理的变迁经过了两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基层政权与基层社区的实验（1949-1978）
第一个阶段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建立以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在城市里逐步尝试建立居民委员会、建立最为基层的党支部，把政权的触角深入到了基层社区，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要更早一些，早期在“解放区”就已经尝试了基层社区组织的建设。全国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将绅权彻底消灭，在全国范围建立了村级组织、村庄党支部，这样就从中央到地方连成了一个体系。当然，后来到了1958年建立农村人民公社，是搞过头了。人民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说大家都是公社社员，所有土地都归公社，农民看不到自己家庭的利益与公社的关系，这下老百姓干活就没有积极性了。当时弄大食堂也是共产主义实验，真的以为中国就要实现共产主义了，可实际上农村粮食就那么多。在大食堂里，大家胡吃海吃，吃着吃着就吃完了，后来1959-1962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
后来又提出一个新的政策，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就是名义上还是人民公社公有制，但是，实际上生产队（村庄）是基础，还是人民共和国所有，核算的时候按照生产队（村庄）核算分粮食。这样老百姓看到村庄的产量与自己家庭收入有直接的关系，再加上允许农民家庭有“自留地”，农民又开始积极干活了，因为农民知道不干活村里没粮食，自己家庭也分不到粮食。后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决定，将人民公社彻底解散了。1949-1978年这是很特殊的一段时期。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与基层社区变迁（1979-2022）
第二段时间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基层社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的最大变化就是人民公社解体。所以，人民公社就是今天的“乡镇”，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大陆没有乡镇，只有人民公社。如果将这段时间的基层政权说成乡镇，这属于学术型错误。所以要特别小心，1983年以前，只能说人民公社。总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发生了极大变化。
农村和城市基层社区体制不同，农村社区的变迁经历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大包干”、人民公社解体、农村经济的家庭化等；农村社会组织的变化包括：农村经济股份制变革、农村新型合作社实验、公司加农户实验等等。全国各地还进行了农村土地变革实验、新农村建设实验、乡村振兴实验、农村基层社区治理实验等。
三、中国城市社区的重大变迁与城市社区重建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区变化极大，最大的变化就是城市的房屋归居民所有了，这一点确实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极大。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代初提出住房制度改革，起初很多人都有所怀疑，那个时候商品房确实很便宜，但是大家没钱，而且如果公家能分房，没人会花钱买房。直到2000年前后，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坚决卡断，任何单位都不允许分房，于是，房地产就真的走向市场化了。对于原来分配的房屋也采取了改革的政策，把存量的房屋卖给职工。
总之，城市的变化远远超出我们原来的想象。社会学的社区是一个很灵活的概念，它是一个弹性概念，你可以认为它没有界限，大到城市，小到小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社区治理研究的基本单位。当然，目前媒体上说的“社区”多是指“行政社区”。今日中国有多少行政社区呢？我国农村共有村民委员会58.5万个，村民小组470.4万个，村委会成员230.5万个；我国城市有社区居民委员会96693个，居民小组135.8万个，居委会成员49.7万人。
历史上的城市居民委员会还是比较接地气的，原来的一个居委会的规模类似于咱们今天的小区。后来，民政部提出一个要求，一个独立的社区居委会需要具备很多条件，比如具备养老设施、一定规模的会议室、娱乐服务设施等条件。按照这些要求，一算下来，原来的居委会公共设施没那么大面积、没有那么多设施，于是就合并居委会。其实，我个人认为，当时不应该合并居委会，没合并的时候居委会有很强的自治特征。没合并前的居委会多是本社区成员，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很有社区活力。
所以，今天的社区居委会需要思考的是要怎么样真正实现自治（这是法律规定的）。总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基层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为中国社会学的社区治理研究带来了发展条件与机会。目前大家在研究社区和小区的关系。小区一般是指有围墙的商品房小区，现在是一个居委会往往辖几个小区，居委会规模太大，居委会也不了解各个小区的具体情况，这样“居民自治”就成了一句空话。
最近北京市政府提出各个小区都建立“物业管理委员会”，这是一个新举措，有利于让居民参与到社区管理中来。“物业管理委员会”是在小区基础上建立的，委员会由小区居民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由居委会领导承担，物业公司的成员不在这个委员会里。这样，使得物业公司在这个委员会的管理下，听取小区居民意见，提高物业管理水平。这样居民自治又恢复到了小区的规模，比较接地气。当然，现在名义上各小区都成立了“物业管理委员会”，但是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继续尝试。
如上所述，社会学有深厚的社区研究学科基础，这些知识可以在社区治理研究中发挥巨大作用。社区治理研究也成为中国社会学者从事多方面研究的重要基础和载体，也是他们参与各级社会治理决策的最重要领域。
中央最近一再强调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十四五”规划和十九届六中全会决定都使用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共同体更接近于社区原来的涵义，更体现出是一个有活力的、人们互助互惠的群体。全国各地对于基层社区治理研究有迫切的需求，前一段做课题发现几乎每个地方都想做基层治理研究。有些地方还成立了社会治理委员会，这都是地方政府的一些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学必须研究的重要领域。以上是我讲的第三点。最后一点简单介绍一下我带领清华大学团队进行的“新清河实验”。
04
“新清河实验” 对基层社区治理的探索
本人组织的清华大学“新清河实验”课题组，在北京清河地区进行基层社区治理实验。实验与地方政府合作，得到地方政府和各级组织的大力支持。自2014年元月开始，至今已超过八年时间。前面提到杨开道、许仕廉，燕京大学两位教授，在1928年带领学生做清河调查，其实当时叫“试验”，后来我们就加了一个“新”字，叫“新清河实验”。
研究地点选在清河的原因，第一因为清河离清华近，学生骑车出了五环就是清河；第二因为社会学历史上就有清河试验，有历史传承；第三有利于深入扎实的社会调查。传统上建设学生基地都很偏远，有的时候在不同的省份，去了以后往往是走马观花，调查难以深入持久；第四清河这个地方社区类型复杂，大部分是城市，但也有农村，社区类型在全国有代表性。所以就选择了清河。
清河地区位于海淀区东北部，北到西北旺，南到北五环，西至京新高速，东至京藏高速。辖区面积9.3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本地加外来）接近20万，社区居委会29个（包括村庄）。
清河地区范围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清河社区分布示意图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一、什么是“新清河实验”
究竟什么叫“新清河实验”，理论上就是刚才讲的第七种理论，是一种社区干预实验，是一种专家学者参与的社会学社区干预实验。以搭建社区议事平台、促进居民参与为重心，将参与的理念落实到社区治理、公共空间更新和推进民生保障中。我们国家的特点是党和政府力量十分强大，但是老百姓参与不足，也没有动力去参与，基本上是一个指令型的社会，上面说什么下面做什么。但是这样就有一个大问题，下面有很多具体的情况，上面并不知道，什么事情都靠上面解决，必然出现很多漏洞。就像这次疫情一样，有的大城市本来是中国管理水平非常高的城市，但是此次在疫情之下，简单采取一种指令型的方式，结果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出现很多漏洞。这就证明任何城市如果基层社会、基层老百姓没有活力，都不参与基层治理，完全靠上面指挥，那是无法管理好的。
“新清河实验”逻辑上分成两块，第一是组织实验，要想让老百姓参与，就得有组织；第二主要做社区提升，要让社区治理水平上升，让大家满意。
清河这个地方之前主要是毛纺厂，后来毛纺厂衰落了，但是毛纺厂的社区还在。毛纺厂的老同志说起来过去的历史都是很有光荣感的，当年毛纺厂的工人在这个地方社会地位是很高的。怎么现在毛纺厂居民区弄成这个样子呢？所以他们的一些老同志们自己建立了一个组织，叫作“毛纺厂居民委员会议事委员会”，经常给居委会提意见。
城市居民委员会如何真正实现自治也是个大问题，改革难度很大。现在的居委会都是街道党政聘来的雇员，街道给发工资，绝大多数居委会工作者都不是本社区或本小区的居民。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作为上级派到这儿的工作人员、雇员，任务当然就是完成上级指令，“居民自治”从何谈起呢？
开展实验的三个典型社区（橡树湾、阳光、毛纺南）
（1）第一方面：社会组织体系实验
社会组织体系实验内容主要包括：组织居委会议事委员选举，组织居委会议事委员培训，建立居委会议事委员制度，建立居委会议事委员参会例会制等。
组织社区居委会议事委员选举，我的社区服务我做主，居委会议事委员真正是老百姓投票选出来的。议事委员也属于居委会的成员，责任是向社区居委会反映居民意见，但是不拿工资，来议事参加会议有会议补助费。2015年1月，举办了议事委员选举大会。
组织议事委员培训，目的是使议事委员们学习议事规则程序，认识议事委员的职责、工作程序。
筹备议事委员选举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2015年1月 议事委员选举大会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议事委员培训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2）第二方面：社区提升
社区提升的作用机制：促进社区参与是实现社区共建共享的基础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1
人的提升、组织的提升
我们介绍罗伯特议事规则，怎么形成共同思想，解决共同事务。然后讨论谁来提升，提升什么，怎么提升？阳光社区老百姓提出了95条改造意见，然后通过民主投票，从中选出5件首先要解决的事情，包括：南里活动室建造、自行车棚改造、北里垃圾楼建设、改善社区绿化环境、文明养犬。
今天的小区跟老百姓的利益直接相关，因为老百姓的房屋产权归自己，一个小区建设好坏，关乎自己家庭利益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理解，今天的老百姓跟过去住公房的老百姓的观念是不一样的。现在的房屋是自己的，所以老百姓有极大的参与社区提升的积极性。
议事委员、热心居民参与小区植树活动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2
公共空间环境整体提升
下面的一些图片反映了清河阳光南里社区公共空间环境的整体改造与提升活动。整个改造都是清华大学课题组设计、参加、实施的，包括刘佳燕、谈小燕、肖林、陈宇琳、王拓涵、陈孟萍、赵罗英等，社会学系和建筑学院的不少学生都参加了。
改造初期重点：规范停车、议事厅、三角地带的改造、室外活动用房；
进一步的推进：其他微空间的改善、楼栋美化、整体公共空间提升。
阳光南里公共空间提升改造前后对比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阳光南里改造讨论会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多次讨论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3
文化提升：社区参与嘉年华，社区活力的发现
参加今天讲座现场的，大家学的学科叫城市规划，迄今，在专业学科上还没有社区规划。因为社区是微观层次的东西，不是传统规划讲的那些内容，而且大部分是和人打交道。要新创一个“社区规划师”职业很不容易，虽然市里也在提责任规划师，但是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认证体系和证书。目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建筑学院也在尝试社区层面上的规划课程教学。罗家德教授等已经组织出版了十本教材，估计未来会成为新学科。当然，在实践上也在尝试社区规划。而社区层面规划很大程度上要先了解民意，是一定程度上的参与式规划。这方面虽然早就有理论与实践，但是在国内做参与式规划，实施起来极其困难，所以我们也在思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清华学生向社区居民征求社区空间改造意见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下面是社区logo评选，我很惊讶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之高。社区小朋友也都来参与，设计者讲解自己的作品并给自己的方案拉票，居民投票选出社区logo。最后，我们给每一位参与的设计者用其设计的logo制作了一只杯子，送给他们。
社区logo公开评选：小区居民们都积极参与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街道、社区、居民、课题组的多元参与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4
社区空间环境改造的公众参与
在社区公共空间改造方面，居民参与度很高。居民对于空间方面提出的想法，有点像简·雅各布斯在书中所说的，居民常常没有按照设计师设计的路径去走，她批评说：美国规划师的一些想法也是在屋子里面拍脑袋想出来的。实际上居民的实际行动轨迹、行动频率很可能跟规划师想象的不一样。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公共设施的规划、建筑设计不合理，我想可能就是拍脑袋设计出来的。规划不能拍脑袋，需要有很多深入的基层调查、一线数据的支撑才能做好规划。
阳光南里社区的彩绘墙、墙绘、三角地改造都已经完成了。三角地改造之前是一个杂草丛生脏乱差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社区活动中心了。
改造完真人真景的彩绘墙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二、探索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新模式
由于得到北京市政府的支持，所以毛纺北社区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改造，特别是不少单元楼门都成功加装了电梯。当时的一个难题就是一层住户普遍不同意，后来肖林同学等带队进行说服，与居委会一起经过艰苦的工作，居然全都说服了，这一点我觉得很不容易。后来，北京市蔡奇书记也来参观了。毛纺北社区是一个综合改造，还修了一个巨大的立体停车楼，所以应该承认，国家为基层社区、小区建设的投入确实非常大。
我们在调研以后才知道，北京市政府每年为每个基层社区居委会和党支部拨款额度真不小。经费由街道管控，社区居委会要申请，有了明确用途才能批钱。大家开始不知道这笔钱怎么用，因为从字面很容易理解为党员活动费，这样就很受局限了。后来我们给大家解释，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就是党的建设。所以实际上北京的基层治理要想做点儿事情是完全可以的，这也正是我们推进的社区提升活动。
新清河实验团队骨干肖林博士在向居民介绍情况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三、归纳一下新清河实验五个方面具体内容
第一，从组织上进行社区居委会议事委员实验。全国各地也都做了类似的探索，等于扩大了居委会的代表，真正实现社区居民自治。
第二，进行社区空间改造实验。空间改造意义非常巨大，基本上每个社区、小区一挑就能挑出毛病来。如果有经费，做一些和空间相关的小的改造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大的空间改造动不了，得由规委批，小的改造是可以的。
第三，社区保障改善民生实验。这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最近我们在社区居民养老服务做得多一些，因为老旧小区的人口老化都很严重。
第四，社区物业管理实验。其实只要把物业建设好了，小区就建设好了。现在基本上物业分成几种不同情况，新建的商品房小区都有比较好的物业，但是非商品房小区、房改房、老旧小区很多没有完整的物业管理，这样的小区也没有缴纳物业费的传统，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比较多。
最后，社区社会组织实验。我们成立了一个社区提升中心，也是海淀区正式批准的。因为我们都是兼职的，做实验需要有专职人员。街道也比较支持，把它作为一个基层社会组织专门推进清河地区的社区提升。
四、后疫情时期“新清河实验”的新探索
最近，后疫情时期这段时间比较特殊，疫情更体现出了中国特色基层治理模式。我们实行了一种极为特殊的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模式，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能搞得了这套东西，因为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基层社区组织。
疫情期间“新清河实验”并没有中断。我们在疫情期间积极参与基层社区治理，探索一种以人们实际居住小区为基础，改进了传统社区居委会管理模式的、居民广泛参与的基层治理模式。
我们尝试建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简称“物委会”），这是北京市委和政府的一个新的尝试。北京绝大部分的小区还没有成立“业委会”，而且，我们的调研也证明，“业委会”真正实现居民、业主自治比较好的，也十分罕见。“物委会”是由居委会领导任主任，成员由小区居民、业主组成。一个小区成立一个“物委会”，解决了“居委会”管辖几个小区，“管不过来”的问题。由于社区居委会、党支部负责人任主任，管理物业也比较有权威，可以真正指导物业公司的工作。2020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开始实施，明确将物业管理纳入社区治理体系，并支持在社区物业管理区域内成立业主大会。“社区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实验，给很多短期内成立不了业委会的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居民参与、决定物业管理事项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在后疫情时期，我们的“新清河实验”将继续探索议事委员基础之上“物委会”的组建与运行实验。
以下这些都是2021到2022年特殊时期“新清河实验”课题组组织的一些活动。实验的好处就是产生了社区居民自身的动力，已经可以自己运转。从我们的社区治理经验看，要想在小区内干成一件事，一定要把儿童带动进来，只要儿童带进来全家就都来了。
垃圾分类：由儿童为大家分享参与“我是小小分类员”活动感想；
2021年5月23日，“井盖彩绘”亲子活动；
2021年毛纺南小区社区端午节活动；
2021年中秋节联欢活动：节目表演+表彰奖励+互动游戏+猜灯谜。
重阳节敬老活动
（资料来源：“新清河实验”课题组）
后疫情时期无接触经济也使得我们科技创新有很多新的发展，最近中央也在提在基层社区治理中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科学管理、科学治理等。在这个情况下，“新清河实验”也在思考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的治理创新。
当然作为社会学学者，我也在考虑，怎么样让国际社会学界也能理解我们所做的基层社区治理的事情。中国学者做的这些事情是有一些特殊性，但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是共同的。“新清河实验”的很多事情，还要总结出社会学的通识理论。人类“基层社会共同体”的运行规律必然有其共同性。总结出这方面的理论才能够回到社会学学术的平台上来。总之，学术的研究不仅应得到国内学界的认可，也应该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只要是科学的东西、有坚实社会事实为基础的东西，就必然会得到普遍的认可。这就是“新清河实验”的学术涵义和学理涵义。
The End.
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