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在常识的基础上重构宏观经济学
本文来源：财经综合报道
作者简介：许小年1953年出生，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任职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顾问。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许先生为人直率，敢为敢言，他看似惊人的言论之下，隐藏着经济学家的独立精神和最朴实的市场经济原理。
常识一：中央银行印钞票不能创造价值。印钞票仅仅转移价值，仅仅是价值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转移，仅仅是价值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如果印钞票能解决经济问题，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经济问题，因为印钞票是最简单的、成本几乎等于零的一项政策措施。
常识二：财政部门不创造价值。财政的收入来自于企业和个人，财税政策仅仅是财富的重新分配，是财富在父辈和子孙之间的重新分配，是财富在国有和民营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如果财政靠借债增加支出，这就是典型的财富的代际转移支付，而债务积累的后果，我们都知道，很可能是希腊那样的财务和金融危机。如果财政支出的增加是靠税收，那么就是当代人之间的转移支付，对宏观总需求的数量没有影响。
常识三：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场高，这里讲的中央计划包括各式各样的规划。尽管市场不完美，尽管市场配置资源不是帕累托最优的，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也不可能比市场高。如果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高，我们就没有必要在1978年启动经济改革。中央计划之所以配置资源的效率没有市场高，因为政府官员既没有足够的激励，也没有足够的信息，使他们能够制定比市场自发配置更加高明的方案。这个常识在30多年前，我们在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就一再强调，但今天似乎已被人们忘记了。
随着社会分工和协作的日趋复杂，随着经济规模的越来越大，随着创新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上都可以证明，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比中央计划的效果会更好。
常识四：由于货币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财政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低，所以经济的增长是不可能依靠宏观政策来实现的。经济增长的定义就是价值的创造，既然政府不能创造价值，那么政府也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有两个，增加资源投入或者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在增加资源投入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教授早就证明，单纯依靠资源投入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道路就是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提高效率的最重要手段是创新。宏观政策的作用，充其量只能使短期GDP接近潜在GDP，而且是以价格信号的扭曲和资源行政配置的低效为代价所实现的短期目标。宏观政策对于潜在GDP，要么没有影响，要么更糟，可能会伤害经济长期的增长潜力。在这里我想澄清一个概念，我们通常所讲的经济增长，不是统计局那个GDP数字，我们讲的经济增长是潜在GDP的增长。这个概念在学校和社会上被搞乱了，在政策制定部门更是含混不清。
我们如果能建立起上述几项常识，再回过头来看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发现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有意无意在忽视和否定常识，用经不起推敲的假设和逻辑代替常识，在政府热心倡导下，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最重要的宏观问题，也就是长期增长，转移到经济的短期稳定，将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从企业和个人的创新转移到了政府官员的规划。为了扭转这个倾向，有必要在常识的基础上重构宏观经济学。重构的第一步是提出正确的问题，一个正确的问题比十个正确的答案都重要。宏观经济学研究什么？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要将宏观经济研究的重点，从短期波动和反周期政策坚决地转移到经济的长期增长上来。
即便对于短期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对于政策研究，我们也必须看到主流宏观经济学的致命局限性。主流宏观经济学在没有周期理论情况下，提出了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没有政府理论的情况下，提出了政府干预的主张。这些理论上的先天不足，使宏观政策在现实执行中走向了预期目标的反面。
为什么讲主流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没有周期理论的反周期政策？因为在凯恩斯主义的长期影响下，我们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思维，碰到经济过热就紧缩，碰到衰退就刺激，这些经典的政策已经成为人们坚信不疑的金科玉律，甚至变成神经质的条件反射，以至于人们不再追问，为什么经济会过热？为什么经济会出现衰退？
如果深入研究一下经济波动的原因，如果经济的波动是由于新技术的产生而造成的，我们就会发现，有无必要进行宏观调控都成了很大的问题，反周期政策很有可能从根子上就是错误的。例如在19、20世纪之交，世界上出现了一项新技术，那项新技术带给人类生活和生产的冲击丝毫不亚于今天的互联网，那就是铁路。当铁路作为新技术出现时，引发了一波投资的高潮，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进入了繁荣期，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经济过热了。这时我们要问，伴随新技术而来的投资高峰使经济过热时，中央银行应该采取什么政策？难道中央银行应该像今天教科书的标准答案所说的那样，提高利率，收紧银根吗？我们仔细想一想，这样的政策是不是合理？为什么要在一项新技术推广普及因而经济繁荣的时候采取紧缩政策呢？为什么要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来抑制投资呢？为什么要阻止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呢？对于教科书上似乎是普遍真理的说法和社会上的固化思维，我们要怀疑，提出挑战。
当全国性的铁路网已基本铺设完毕时，投资下降、经济进入衰退，这时政府又该采取什么政策呢？按照今天固化的思维，当然是央行减息，放松银根，刺激投资。但是在下一轮的新技术出现之前，到哪里去投资呢？铁路建设已经都完成了，新的技术还没有出现，电力电网是十几年以后的事，宏观调控调什么呢？我们现在会不假思索的说：既然经济进入衰退，当然应该减息、降准，但是实体经济处于两个技术高峰之间的低谷，缺乏投资机会，央行放出货币只能流入资产市场，推动资产泡沫的膨胀，就像今天我们在国内所看到的那样。在没有周期理论的支持下，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对策不仅无法稳定经济，反而会制造新的经济波动，这就是多余货币所造成的资产泡沫，以及资产泡沫破灭后的经济衰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不就是这样产生的吗？
这是我们对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批评，它设计了反周期的政策，却没有一个周期理论作为基础，这个学说的另一个问题是提出了没有政府理论的政府干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天生是不稳定的，因为在私人部门中，企业家具有非理性的“动物精神”，在快速的创新和市场竞争淘汰面前，他们对未来又是异常乐观而过度投资，有时悲观失望而无所作为，经济于是便随着他们的“动物精神”而发生波动。凯恩斯敏锐并正确地观察到了预期的重要性，这是他对经济学的一大贡献。上一世纪，经济学上有理性预期学派，预期进入经济学分析中是凯恩斯的贡献。遗憾的是，凯恩斯给出了正确的诊断，却开出了错误的药方，他的药方是政府干预，用政府干预抵消民间“动物精神”所带来的后果。然而凯恩斯忘记了，如果决定投资的企业家有动物精神，那么制定干预政策的官员也有动物精神怎么办？动物精神对冲动物精神是负负得正吗？还是两害叠加，经济波动更大？所以我们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第二个批评就归结为没有政府理论的政府干预，这个由凯恩斯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起码是不完整的，如果再严格一点讲，是内部逻辑不一致的，而逻辑的不一致是学术的大忌。
人们或许会说，制定干预政策的官员是理性的，或者不是完全理性，但要比民间理性。那么你必须告诉我，为什么政府官员是理性的，而民间的企业家就充满了动物精神？我们需要理论和事实证明这一点。你不能假设，不能为了稳定经济，假设一个理性的和无所不能的政府，政府不仅希望而且能够稳定经济。你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证上证明，这样一个政府的存在。实证上我们看到的是上一世纪的“大跃进”，“大跃进”是什么精神？理性的还是动物的？我们看到2009年的“4万亿”，“4万亿”又是什么精神？如果政府官员也有动物精神，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凯恩斯主义的说法，由具有动物精神的政府官员来纠正市场中具有动物精神的企业所造成的错误，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体系它的局限性和内在的自相矛盾还不限于这几点，在这个体系中，复杂的生产过程被简化为生产函数，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被简化为死气沉沉的瓦尔拉斯均衡。在这个体系中，时间消失了，经济活动中非常重要的时间因素消失了，所有的经济活动包括政府的干预都是瞬间完成的。时间消失了，创新消失了，制度消失了，常识也消失了，只下一位无所不能的仁慈牧羊人，手抓一把青草，引导着为食而亡的羊群走向美好幸福的未来。这就是主流的宏观经济学为我们描述的一幅图景。
宏观经济学需要重构，重构的基础是常识，而不是先入为主的假设。常识来自于对经济活动的观察，来自于对于经济活动参与者行为的观察。任何学科都需要假设，但假设要符合常识，不能为了体系的完整而任意假设，更不能做出自相矛盾的假设。重构宏观经济学的起点是现实经济，现实经济活动的各种参与者：政府官员、企业家、老百姓、消费者等等，对于他们行为的观察，对于生产和市场交易的观察，是我们研究的起点。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这30多年的经验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我们应该在学习和批判国际上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充分的利用中国经济实践为我们提供的材料，重构宏观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