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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房价涨疯了！漂在大都市的80后，你们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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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工作各有各的不幸：北京的空气质量和户口制度，上海的创业创新氛围，而深圳，从2015年开始，房价是最大的问题。已经在社会上拼搏多年的80后，正处在成家立业为家人打算的时候，购置房产却成为他们的拦路石，到底是选择大城市的发展机会，还是小城市的安稳舒适？
作者：雷建平
来源：腾讯科技 原标题：高房价会让深圳科技业失去竞争力吗？一座城与4个人的故事
过去几年，在华为、腾讯之后，深圳还诞生了大疆无人机、华大基因等优质企业，北京、上海一大批人才也因为雾霾、机遇等原因涌入到深圳。不过，这种局面正在被深圳的高房价打破。
2016年3月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70个大中城市今年2月各种住宅、商品房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房价同环比上涨。而房价涨幅最高的城市是领涨全国房价15个月之久的深圳，涨幅远远超过北上广，与去年同期相比暴涨57.8%。上海和北京分别以25.1%和14.2%的涨幅紧随其后。
深圳房价暴涨正让这座城市的互联网产业发展面临变数，催生大批互联网从业人员逃离。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我们就有两个同事回内地了，高房价让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同时，公司的经营困难也在增加。因为无论是办公成本，还是用人、物价水平都会随着房价的上涨而变得让公司难以支撑。2015年，深圳已经经历了一场中小企业倒闭风波。
有消息称，正在建设的华为终端总部项目将于2017年5月竣工，华为大学也将随迁至松山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华为无法保障员工有能力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买房。
在日前举行的IT领袖峰会上，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主任陆健发布《深圳IT产业发展报告》。
报告指出，深圳是座硬件之城，是世界上PC板研发制造量最大的城市，到华强北能找到任何元器件，小到电子电感电容，大到各种各样的整体PC面板。这给深圳硬件创新带来便利。
深圳又是一座软件之城，中国的很多行业软件是由深圳的企业研发。另一方面，在深圳互联网应用非常多，差不多2/3的企业都在互联网上营销。
从电子制造业角度讲，2015年生产近1.5万亿的IT产品，占全国IT制造业的近12.5%。深圳IT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差不多3335家，占了全国高新技术企业当中的60.4%。
中国的百强电子制造企业当中有21家来自深圳。另一方面市政府为大力推进IT产业的发展，深圳建了大量的创客空间，IT类的创客人数已超过1万人。
光鲜亮丽数据背后，无法掩盖的是，过去1年深圳房价暴涨，让大量互联网人才和产业远离。
按照深圳规划国土委统计，2016年2月，深圳新房成交均价已达4.81万元/平方米，同比增逾70%。另据深圳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监测，同期二手房成交均价达5.26万元/平方米。
深圳市创新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执行主任南岭日前表示，深圳面临制造业的外移，像华为把手机总部和华为大学搬到东莞；中兴通讯也把产能放到河源。
深圳市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金心异说，龙岗的房价都4万多，还能保得住深圳的科技产业吗？华为大量的生产环节迁到东莞，估计华为将来一些新的产业也不会放在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产业经济资讯中心主任龙隆也说，如果房价这样上冲，新的创业人员怎么进来？深圳供给侧改革可能把制造业、科技产业去掉，就变成纯服务业城市。
汉能投资CEO陈宏对《深网》表示，房价暴涨对创业公司来讲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无形之中会提高创业成本，对员工来讲，薪水一定要增加，否则他自己生活都顾不了，他怎么创业？
陈宏说，对一般制造业来讲，如果房价已经涨到足够高，员工的薪水就很难满足他的要求，这些企业就必须搬到外地去。
赛富亚洲基金首席合伙人阎焱表示，房价的暴涨对任何事都有影响，因为人工成本会大幅提高，房租大幅提高，企业很难生存，尤其是对那些早期公司，其还没盈利，或盈利能力很弱。
实际上，此前吸引大批北京、上海人才去深圳的重要原因除雾霾和交通外，相对低廉的房价也是重要原因，但如今深圳的房价过快上涨，会让大批这类IT人才对深圳望而却步。
年轻人可先不考虑买房，但深圳租房一样贵。有些年轻人工作几年后，会迫于房价压力离开。
当前，困扰深圳的一个问题是，深圳人口众多而面积很小，仅有北京约八分之一，广州约四分之一。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日前表示，未来要填海55平方公里，陆地整备50平方公里。
创新工场CEO李开复也对《深网》表示，面对高房价导致人才流失的现象，深圳可能还要多开发一些临近的资源，多填填海创造更多的土地，才有更多廉价的房地产。
就在深圳房价暴涨之际，深圳与乐视达成战略合作，并签署了乐视鑫根并购基金合作协议。乐视控股CEO贾跃亭表示，很快乐视智能终端总部将会迁移到深圳。
“从产品研发到供应链，到交付，甚至到前端的很多业务形态都会转移到深圳。”贾跃亭说，乐视以超级电视为核心的智能家庭系统和以手机为核心的移动可穿戴体系都会带到深圳。
另外也有消息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总部将会迁出北京，落户深圳。
中国电子是最大的国有综合性IT企业集团，业务涉足新型显示、信息安全、集成电路、信息服务等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电子信息产业领域。一旦中国电子迁移到深圳，影响必然巨大。
创新工场也准备将部分业务迁移到深圳。创新工场CEO李开复说，应该更早来深圳设点。
李开复对《深网》表示，深圳打动创新工场的主要有4个要点：
1. 深圳人才。深圳应该是拥有国内除北京之外最集中的一批人才。
2. 深圳在硬件方面有专长，从华强北到制造业到全世界硬件创业的任何人都必须重视深圳，考虑深圳制造。
3. 深圳的政府非常开明，对于每个想来深圳的VC、孵化器、创业团队都有非常多的支持。
4. 深圳的空气。相比北京、上海，靠近海边的深圳占有很大优势。
据南方日报报道，前海母基金或与深圳市及南山区联手打造一个20亿元的基金，而该基金的领衔运作者或为李开复。李开复表示，将创新工场部分业务迁移到深圳来，落户在南山区。
汉能投资CEO陈宏对《深网》表示，即使房价已涨得很高，但深圳还是非常好的创业城市。
“2016年的热点，可能是软件和硬件的结合，而深圳的硬件非常强。深圳整体的创业环境非常好，我们也看到很多VC、基金在深圳开设办公室，这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陈宏说，部分产业和人员的迁移，对深圳也是一个机会。“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一个自我改造、自我提升的过程，我倒不担心，就跟硅谷一样，竞争力很强，但大家都说房价贵得要命。”
在这一轮深圳房价大涨中，《深网》挑选了4个不同的命运个体，他们的人生都或多或少被深圳和这座城市的房价所改变。
房子与家都是问题聂瑞
2011年毕业的的聂瑞最初是在北京某电商公司工作，负责媒体宣传，两年之后，她因为考取了一个编制内稳定的单位，返回到故乡。
聂瑞原以为这辈子就在当地银行工作或找个人嫁人生活。不过，在外多年的聂瑞，已经不能适应故乡安逸却束缚的生活方式，在老家呆了半年后，2014年6月中旬，聂瑞迈入深圳这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工作也从媒介方向转为做产品。
对于刚工作几年的年轻人来说，最节省时间成本的方式是在公司附近租房。最近两年深圳房价的疯涨，给这样一批年轻人有很大的心态影响。
很多年轻人会觉得奋斗一两年自我价值翻倍，年薪可能翻倍，但是房子的市场波动涨幅却比自己的成长速度或挣钱速度快太多。
聂瑞相对乐观，认为在高房价之下，最重要的是调整自己的心态。知道自己现在阶段要的是什么，是投资房产还是投资自我，给现阶段带来最大的满足感，而非相互对比、相互影响。
在她看来，也许人生有个阶段需稳定的居住房，或像买玩具一样能随时买房做投资时，才会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当然，深圳房价暴涨也给聂瑞造成影响——房租大涨。聂瑞自己真正独立也就这两年，来深圳时一个人住是两千多，现在也是一个人住，只是换到马路对面，房租都快达到五千了。
来深圳不到2年的时间，聂瑞还处于随公司迁移的不定居状态，房价虽然涨了，但聂瑞自己也觉得变得强大了，居住环境比刚来的时候改善了很多。
不过，对于聂瑞而言，最需要考虑的不是房价问题，而是眼见年纪越长，择城成本越大，工作性质的变化，交到新朋友遇到未来另一半的机会变得更少，自己却被社会贴上待嫁标签。
聂瑞想的是，选择了逃离安逸，就必须为选择承担和付出，结婚和买房是为和意中人共同构建一个家， 这可能是英语home和house的区别，我要回家，回的是一个家，而不是房子。
在和闺蜜交流的时候，聂瑞说，深圳吸引大家的可能是天气，可能是便利，可能是离海近，也可能是机会多赚钱快。
蜗居深圳 未来可能离开吕孟邹
对于1987年的吕孟邹而言，来深圳最朴实的愿望是挣钱。吕孟邹原来在中部一座城市工作，月薪收入3000到4000元，养活自己不难，但想买房太难。
2015年，吕孟邹在谈了女朋友后，买房压力陡增，在女友鼓励下来他到深圳发展。如今吕孟邹在深圳宝安一家医疗电商企业担任软件工程师，一个月的薪水大概是7000到8000元。
过去1年深圳房价的暴涨，让吕孟邹感到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不过，与很多准备逃离的人不同，吕孟邹当前并不愿意返乡，这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
1. 深圳程序员就业机会大，容易找到工资还勉强维持自己生活的职位。其他非北上广深的城市，在薪资这方面与深圳比较起来，直接没有吸引力，失去了基本优势。
2. 深圳绿化率高，环境好。竞争相对比较公平，有能力工资加薪还算快。
3. 深圳推出部分经济适用房和安居房，可以暂时抚慰一部分人的心里。
4. 深圳靠近沿海，外贸，进出口有优势。创业人员要扩展海外市场、拉投资相对容易。
深圳房价暴涨对吕孟邹影响较小的原因在于，公司给员工提供了宿舍，是三室一厅。当然，居住的环境远谈不上舒坦，房间里住了6个人，平均2个人一个房间，房间里还是上下铺。
这样的空间里，显然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要差很多。吕孟邹的一些老员工搬离到附近住，不过，很小的单间就已经涨到至少700元，一室一厅至少是2000元以上。
尽管住得相对压抑，吕孟邹却也还满足，毕竟一个月能存下3000到4000元，这相当于是在原来城市一个月的薪水。
更重要的是，吕孟邹的女友还因为他，将工作从老家迁到了广州，只为与他更近一些，这让吕孟邹感到很欣慰。如今，每逢周末有空的时候吕孟邹都能到广州与女朋友相见。
当然，深圳房价暴涨，让类似吕孟邹这样的打工一族对扎根深圳、定居深圳的打算越来越少。
吕孟邹的想法是，要先苦后甜，年轻时在深圳打工，等有一定基础后到老家买房，等到家里机会发展起来后，选择撤离深圳，回家乡发展，或找个好点子回家创业。
幸运的有产者汪真
相比2011年毕业的的聂瑞、1987年的吕孟邹而言，1984年的汪真（化名）无疑是幸运的。
汪真早在2008年就选择来深圳。当时深圳一家IT企业到学校校招，汪真和同期的一批同学就此来到这家公司深圳总部工作。汪真月薪也从当初的2000多元上升到约1万元。
在深圳奋斗的8年时间，汪真在深圳结婚、买房，孩子现在已经三岁多。2009年时，老公公司有福利房，可以总价3折到4折价格买到，100平方的房子总价才60到70万。
汪真买的房子区域位于深圳南山区TCL、康佳总部附近，如今，马路对面的房子每平方已达到5到7万元。汪真这一套同类型的房子价格已达到500到700万。
不过，房价的上涨跟汪真关系不大，有时她会说，房价上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房子没产权证，又不能卖，我们还是刚需，是自住。她只是直观感觉，买菜的价格比以前贵了很多。
汪真的学弟学妹们心态就不一样，觉得深圳房价太高，这种蜗居生活无法体现自己价值，都想着过两年再返回二线城市过一种更体面的生活。
汪真表姐的选择更像是一个悲剧。汪真表姐和表姐夫做IT工作，两人一个月收入3到4万，一起在深圳打拼多年，早在2014年就想买一套学区房，无奈深圳房价2015年暴涨。
1988年的陈康是湖北人，个头不高，不善言谈，看起来很腼腆、安静，然后他的座右铭却是“年轻就是要折腾”。
由于是学习的软件开发相关专业，大学毕业后就直奔互联网比较发达的深圳。在深圳呆了两年，从事网页设计与前端相关工作，每天三点一线、日复一日枯燥的工作让他看不到未来的方向，于是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毅然选择了辞职，后去义乌跟朋友一起做电子商务。
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他们便把一个3-5个人的草根团队，成长为年销售额上千万的小公司。
再后来由于种种问题，陈康选择了离开，又于2014年回归到那个他熟悉的深圳，不过，在经历最近1年的深圳房价暴涨后，陈康已经在两周前向公司提出离职，决定回到武汉扎根。
陈康离开前已是深圳这家电商公司的核心员工，对于他的离开，老板李斌（化名）显得无奈：不少类似陈康这样的从业者准备离开，回家乡发展。还有人准备卖掉房子到二线城市生活。
陈康离职前在深圳没有房子，也没有谈女朋友，不过，陈康利用过去几年在外打工赚来的钱，于2015年底在武汉买了套房子，春节在老家相亲，谈上了女朋友，并决定今年年底结婚。
过去那么多年陈康都没有谈，这次一谈就谈上了，你能说跟买了房子没有关系么？李斌说，类似陈康这一类打工者，在深圳已经看不到买房的希望，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深圳是陈康在外呆的时候最长的城市，前后一共有4年，不过，陈康始终没有归属感。
陈康多次和周围的朋友说，在深圳的生活成本很高，租个稍微宽敞一点的房子都感觉到有压力，更别谈在这边买房了，自己也已经不想一辈子在外面这样飘零。
陈康在深圳时的工作是电商运营经理，带领一个小的团队，主要网上销售一些母婴类的产品；薪资为8000元的底薪+提成，平均一年约有10多万收入。
不过，在扣除房租、餐饮及其他消费后，陈康一年最多只能存4-5万元左右，还不及深圳部分地区房屋一平方的价格。
“深圳节奏太快、压力大，感觉每个人每时每刻好像都在为生存忙碌，没有一点生活的幸福感”陈康这样说。
由于在深圳亲戚朋友不多，除公司的同事，其他的圈子很小。陈康一到周末时就孤独、无聊，有时候深圳一天都宅在不到10平米的小出租房里看看电影、打打游戏，饿了就叫个外卖。
陈康之前一直想着，男人要干出番属于自己的事业或成绩才考虑结婚；现在考虑先成家后立业；已离开深圳的陈康如今想法是，计划在武汉创业，从事领域依然是他熟悉电商母婴行业。
这几天陈康正在武汉到处找办公室，陈康感叹，武汉租办公室价格比深圳便宜太多。
陈康选择武汉的理由是，本身自己是湖北人，离家里近，回老家看望或照顾父母方便；女朋友家人也是在武汉。另外武汉高校满地，是全国毕业生大学生最多地方，找人也比较方便。
注：为了保护隐私，文中人物一律用化名。
作者：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近期中国一线城市房价持续上升，引来一片争议，有的说是最后的泡沫与疯狂，有的说是买房投资正当时……纷纷扰扰，莫衷一是。让我们从三个小故事来看当下围绕楼市的争论和隐喻。
故事之一。
有金融人士说，我刚才观察了一只股票，叫上海机场，股价在28元左右，流通股约10亿股，也就是说，拿出大约280亿元，就能成为上海机场这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我回家看了一下自己所在的小区，大约有2000多套每套千万元的所谓豪宅。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小区的市值，居然抵得上一个拥有浦东和虹桥两大机场的上海机场集团。简单的比较是，我这个占地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区，居然和占地了得，有庞大建筑群和设备的机场市值相等！上海机场每股净资产为10元，净资产收益率为9%，每年有约10亿的利润。我这个小区每套房屋月租也就2万元，全部房屋的租金怎么也到不了哪怕5个亿！一个优秀的机场集团，估值居然不如这个城市中的一个居民小区。究竟是股票太便宜还是房价太贵？
从这种相对专业的思维模式看，许多人可能低估了中国产业地产的政府补贴，同时高估了商业地产的租金回报。一是中国在过去十多年的土地出让中，始终是以商品房的土地出让收益，去弥补工业和开发园区的超低地价。对土地用途的限制往往使得土地估值差异性很大。因此就商业机会而言，收购一些一线城市陷入困境的工业地产地块，等待土地变性机会，也许是可赌之局。二是上海机场集团当然是国有企业，A股动荡不已，既有外部金融动荡的压力，也有内部改革步履艰难的约束。一些国企估值不佳既折射出投资者对改革前景和股市趋势的情绪，可能也提醒了悲观情绪笼罩下的投资机会。三是对商品房租金收益率的普遍高估。有可靠的实证研究显示，全球主要城市的住宅租金净收益率仅在约2%，低于产业资本的收益率，更低于金融资本的收益率。作为上述各种纠结和冲突的折衷选择，现实生活中，机场集团往往会将候机楼建设得十分庞大，以使候机楼更类似一个商业地产项目，而不仅是停机候机功能本身，机场集团往往也会对空港酒店，物流，会展，配套住宅等具有强大热情。
故事之二。
房价上涨并不仅仅是中国一线城市的事情，北美楼市也疯狂。北美主要城市的住宅成交活跃，房屋从挂牌到完成销售通常不会超过一周。可见抢房之凶。温哥华一位官员这样回复因房价飞涨而抱怨更加买不起房的温哥华居民说，我作为官员，年薪大约10.8万加币，也买不起温哥华市区的房子，因此只好搬到远郊。可是市政府不能将流入温哥华的财富驱逐出去，更无权限制谁可以买房谁又不可以买，毕竟财富流动和人口迁徙是合法自由的。诸位市民抱怨买不起房很正常，因为2015年温哥华市民的中位数收入不足8万加币。作为政府官员，我无力让诸位市民很快地提高收入水平，高收入是家庭，教育，天赋，勤奋，机遇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啊。各位市民，上帝从来也没有赋予我们应该有资格在特定城市居民的权利。
从这种坦率的官员应答中，我们可以看出，房价仍然是决定财富流动和人口迁徙的残酷门槛，但政府仍需要完善提供更人性化门槛的能力。一个国际化大城市的扩张极限，就在于其生活成本之高，已迫使大部分野心勃勃，能力超群的年轻人都望而生畏时，大城市漫无边际的扩张才会逐步收敛。一线城市的房价仅具有榜样作用，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人们很难观察到全球主要城市中任何一个有活力有前途的城市，其房价是便宜的。人们也很少能观察到当地政府通过有所作为，显著改善了大城市中低居民的居住条件。能否在一个大都市生活下去，确实不应该是上帝或政府赋予的特权。政府想努力的，总是试图留住财富，留住人才，留住创新活力，这才留住了一个城市的未来。
故事之三。
围绕房价和股价，还存在另一个广泛流传的段子，即甲卖掉房子准备筹资投入股市，而乙则是伤痕累累地从股市退出，筹钱来买甲的房子。两人成交并相互了解对方的意图之后，都在表面上祝贺对方投资成功，却又在心中暗暗骂对方愚蠢。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当下资产配置的巨大困惑。如果我们总是认为全球经济将陷入二次衰退，同时还面临更大通胀压力；如果我们总是悲观预测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那么我们的资产配置行为就会产生巨大混乱。由于从长期看，我们都会死去，因此在短期不妨乐观一些。至少目前的中国股市比泡沫时期更具有投资价值；同时，中国楼市也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相信在未来五年中国楼市去库存的进程中，地方政府会努力留住财富，留住有野心有能力的年轻人，也许一些地方政府会考虑半买半送的方式，去吸引优秀的大学生，农民工精英，或者小城镇的殷实之家长久地住下来，专注创业和工作。我并不怀疑，中国楼市的去库存煎熬，很快就会转换为除少数热点城市之外，大部分城市不惜以房为诱饵，试图留住财富，留住人口的激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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