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太原南丨我们在村里上过的事筵——
在我们太原南部地区，老百姓把办大事，摆宴席招待亲朋，俗称“做事筵”或“办事筵”。婚嫁之事筵，俗称“红事筵”。丧葬之事筵，俗称“白事筵”。村民们前往帮忙、赴宴，则叫“上事筵”。旧时，由于事筵上待人的范围窄，一个人一年上事筵的机会屈指可数，孩子们视上事筵如期盼过大年一般。如今，随着办事筵项目的逐渐增多和待人范围的日益扩大，上事筵成了很频繁的事情，有时一个月内就会有三五个事筵或更多。孩子们已将上事筵看作一件很不情愿的事儿，就连大人们一说上事筵也有点发怵。
然而，无论事筵如何演变。办事筵对于一个人、一个家来说，仍是一件决不可掉以轻心的大事。而依附于事筵上的浓浓乡俗，也从未走远。
办事筵如同唱大戏，要的就是个红火，热闹。办事筵的人如同台上的演员，尽心尽力地将自己完美的一面奉献给大家.上事筵的人则如同台下的观众，除了尽情的享受之外，必要时还得喝个彩，叫个好,免不了还得买张票。熙熙攘攘之间，一个事筵就开场了。
晋源地区，将邻里乡亲办事情互相帮忙称作“戳发”（cua fa）。
“戳发”的盛况，尤其体现在办事筵上。早些年，村民们红白事筵，都选择在家中办理。红事筵的前两日，“戳发”的乡邻会主动上门，搭掤、打火、借家具、贴对联、扎彩、买菜、剥葱捣蒜、和泥捣炭……凡事筵上的活，除少数提前有安排外，其余人员都会根据情况自己找事情做。近年来，随着事筵规模的逐渐扩大，提前来事筵上“戳发”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事一起做，没事大家坐着闲聊，直至饭后离去。对于主人家来说，则是人越多越高兴，会忙不迭地打招呼，端瓜子，递纸烟，倒茶水，生怕招待不周。往往500人的事筵，前一日就有300人吃饭，哄哄吵吵之中，体现的是一种浓浓的乡情。人们也往往把事筵上“戳发”人的多少作为评价这家人与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们相处好坏的标准。到办事的正日子时，为了避免乱中出错，事筵上的总管会和主家商量，以事定人，将“戳发”的人员固定下来并张榜公布。如果是老人去世的白事筵，则需“戳发”5天至7天，时间拖得更长。
在太原南部地区，事筵上安排戳发人的名单,叫“执事单”。红事筵的“执事单”，大体为：总管、礼房、大伙房、二伙房、看席、端盘、洗碗、杂使。白事筵的“执事单”还要多出迎亲、灵前、端遥祭盘、抬材等几项来。
在戳发的人员中，总管至关重要。因为事筵上的大小事务，主家届时很少顾及，均托靠总管来办理。总管不仅要通晓人情事理，懂得风俗习惯，还要通盘掌握，指挥得当，一般由村内或族内有一定威望的人担任。在几天的事筵中，其它戳发的人可忙里偷闲，唯独总管必须天天坚守岗位，不敢有一丝毫懈怠。接下来，礼房的人选也很重要，这几个人，必须要精通事筵上的全套礼数，如红事筵上礼盒内该放些什么；娶亲、送亲该什么人去，各应注意些什么；白事筵上孝怎么拉，头怎么磕，祭奠时什么人在前，什么人在后；排席时哪些人先坐，哪些人后坐等等。旧日，上事筵的人对这些礼节十分看重，若安排稍有不慎，很可能闹出大的麻烦来。因此，礼房先生在精通的基础上还要精心，如果说总管是事筵上的总指挥，那礼房先生就是总参谋。
在事筵上，其它戳发人的职责大体如下：大伙房，主要负责午餐的炒盘和碗菜，有厨师（俗称大师傅）和帮厨之别。二伙房，主要负责早餐和午餐的冷盘与面食。看席（也叫执席），主要负责下菜。早先年，这几个人必须通晓桌面上各种餐具的摆放规矩，各种菜式的摆放样式和位置等。捧盘，负责端饭盘上菜，大多由腿脚利落的年轻人担当。在这里，看席和端盘者绝不可嘴叨香烟，否则会遭总管或长者呵斥。
由于事筵上戳发的人全为义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作为酬谢，主家会在办完事的第二天请这些人再喝几盅。这些年，此规矩已取消，主家会事先安排由总管在席散后另发几合香烟作为酬谢。
乡情是浓郁的，但也是世俗的。在老南郊地区，有两句实在话。一句是：“吃糕送糕，留下的道道”；一句是：“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就是说，“戳发”是要基于一定条件的。在大大小小村里头，都会有那么几个“寡人”，平时别人有个大事小事，他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更少伸手，到他家有事时，“戳发”的人也就寥寥无几。而办事情没有人戳发是很没面子的事情。这样的人家，会临时抱佛脚，提前跑东家进西家，请人“戳发”，或花钱雇人“戳发”。不过，这样的“戳发”，双方都很尴尬，离“戳发”的本意有了些距离。
这些年，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办事筵由专业厨师承包或选饭店承办的逐渐增多。虽然事筵上真正需要戳发的事情越来越少，但体现浓浓乡情的“戳发”，仍在延续，仍在传承。
旧日上事筵的人大致为三部分：一为亲戚、二为族人、三为邻里。亲戚的范围变化较大，随着时间逝去，老一辈人的下世，旧的亲戚会越交越淡，最后不再来往。虽攀上几辈仍可沾上亲戚两字，但办事筵时你若不待，他也不来了。族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五服之内，为近亲属，有事筵时自然会互有往来，出了五服，则不一定了。而邻里之间就不大一样了。在老太原地区，旧日的事筵讲究有“礼”才待，所谓有礼，即祖辈上即有交往，这个范围比较固定，后辈人轻易不会去突破。因此，尽管屋舍相连，可上辈没“礼”，办事筵时也不会告。而即便后辈搬离原住处，老邻居们有事时仍会相告。
近些年，太原南部地区上事筵的人员范围逐渐扩展。族人已不太讲究“五服”，只要是一姓本家一般均告，而邻里更无一定之规。除上述人员外，同学已成事筵上的一个主要群体，有新人的同学，新人父母的同学，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等同学。另外同事、朋友、战友……甚至凡能沾到点边的交往者，也会出现在事筵上。
在老南郊，事筵上有部分亲戚会受到主家和办事人员的特殊款待。红事筵上，把他们称“上司”，白事筵上，把他们称“人主”。
“上司”的称呼出现在亲戚交往中，显得比较奇怪，它本是旧时下级官吏对上级官吏的一种称呼，是官场用语。据考证，它的由来缘自明代的军屯制度。在旧太原县，有九营十八寨一说，足见军屯相当普遍。当时，屯军多贫苦，只好娶卫所军官（即“上司”）家的“丫头蛮女”为妻。名分所碍，只能将岳父家称为“上司”家。后军屯制虽亡，这一称呼却在民间流传下来。红事筵上所称上司，现在特指结婚男女的舅舅、姨姨。旧时，婚礼要在天地堂举行，叩拜亲朋时要由礼房先生按序呼叫，必须先叩舅舅、妗子，再叩姨夫、姨姨。然后才能呼叫姑姑及其他亲戚。安席时，第一桌的上席必须先安排舅舅。这一顺序绝对不能出错。而旧时讲究男女分席，一桌只能安排一个“上司”，如果事筵规模较小，如上司家七大舅八大姨人数多时，主家和总管必得向上司家多说好话，求得谅解，才可将“上司”安在副席的位置。在晋源，还有“老上司”和“小上司”的说法。在婚事当日，只是新人母亲的娘家人，才会受到高规格的款待。新人奶奶的娘家人，老南郊称“老上司”，虽也是上司，却要退居二位。但席位足够时，尽管靠后，也要给“老上司”安排上席。除非迫不得已，一般不安排副席，即“‘老上司’不陪‘小上司’。”还有，旧时办喜事，一般新人的姥爷和姥娘都不会去。否则会给主家和总管帯来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在老太原，还讲究“姥爷不夺舅舅的席”，当日必须由舅舅坐第一桌上席，这是因为姥爷已享有过这样的款待了。但舅舅先坐了，姥爷则很难安排，会使场面很尴尬。
白事筵上的“人主”称呼比较好理解，他们应当是为丧者作主的人。在老太原，“人主”分“正人主”和“偏人主”，其实与红事筵上的“小上司”和“老上司”大体一致。如果去世的是女性，则该女性的娘家人，即孝子的舅舅、姨姨为“正人主”，而该女性丈夫的舅舅、姨姨为“偏人主”。如果去世的是男性，人主的正偏要调个个儿。“人主”在白事筵上享有相当高的礼遇。如报丧时，其他亲戚派个族人上门即可，“人主”家则须孝子亲自出面。又如死者亡故后第三天下午由亲朋及族邻上门吊唁，叫“烧三”。这一天，其他人不论远近，均自备交通工具，而“人主”则必须由主家派车接送（旧时是马车，现在是汽车）。其他人上门，有人接待即可，“人主”家上门，孝子（女）等必须全部跪道迎接。其他人的孝衣由总管安排，“人主”的孝衣必须由孝子用托盘顶到头上，跪地奉上。到出殡那天，祭奠、排序等也须处处将“人主”放在头前，特别是掩棺前，必须由人主在侧并放话才可进行。
上述种种事筵上对“上司”和“人主”即女性娘家人的抬举和尊重，体现着民间对旧时男权社会中妇女地位低下的一种救济和补尝。然而这种救济和补尝的现实意义十分有限。在境内，也曾有舅舅因受到慢待而掀翻桌子、离席而去的事例。还曾有姐姐受虐而亡，兄弟（人主）用哭丧棒教训忤逆外甥的传闻。但其结果也仅是亲家变成仇人，并给事筵制造一点混乱，给乡民增加一点闲聊时的谈资而已，与改变妇女地位丝毫无补。近年来，尽管作为一种习俗，关于“上司”和“人主”的一些说法仍在民间延续着，但已越来越多地趋于一种形式，一种过场，逐渐淡化了。
事筵上的“礼”中国，有丰富而悠久的“礼”文化。这个“礼”，往大说，是礼节、礼仪、礼俗，几乎涵盖了人际交往的所有方面。往小说，则指礼金、礼物、礼品，是金钱、物质在人际交往中的体现。在晋源地区，事筵上的礼，也有众多的讲究和说法。
在红事筵上，娶亲的队伍和送亲的队伍中，都会有一个专职提礼合的小孩。这个小孩一般为新人的弟、妹（叔伯弟妹、表弟妹也可）。在娶亲队伍中，唯独提礼合者会得到对方赏的一份喜钱。而送亲队伍中的提礼合者，往往是除压轿者外得赏钱最多者，可见这一礼合在事筵上的重要性。而礼合中所放物品，也各有说道。
娶亲礼盒内，早期放有《投门帖》，解放后取消。其它物品各村小有差别，但大体均延旧习。一是新媳妇所需物件，如红布裤带（缝成筒状，内可装物）、铜刀铜镜（系于红裤带上，辟邪用）、富贵钱（早期4元8元，后增至88元，现888元或更多。装于红裤带内，婚后过100天方可取用）、岁数钱（先为铜钱，现为硬币，其数为新娘虚岁数加二，供新娘下轿时抛撒）、开脸线、开脸蛋（五色线各壹条，染红的熟鸡蛋四个，供新娘开脸用），另还有头花、胸花、茶色眼镜等。二是专给新娘母亲准备的奶抱赠，旧日为较讲究点的一身衣料，现大多为一千元至几千元的现金。此礼也可提前交付。若新娘有奶奶，则要另备一份抱孙赠。第三部分为酬谢女方帮忙的人的红包。如开脸钱、梳妆钱、戴花钱、茶水钱、下饭钱等（原来为2元、4元，现在增加到20或40元）。另外还有一包总犒钱，意在犒劳女方总管和礼房，望有不周之处时多多包涵。还有喜烟两合，喜糖一包，作为打点礼房先生和总管之用。
送亲礼盒内，原来所放贴式有《叨谢帖》《送亲帖》等，现基本不用。其它物品，一为喻意吉祥的，如铜铁各一块，即父母希望女儿结婚后的基业做到铜绑铁底。谷根一束，老辈人都说谷子有探海之根，寓意女儿成家后要深深扎根在婆家。豇豆一摄，日子过的比人强；蜂蜜，用两酒盅对扣，里面放少许蜂蜜，再用红纸条搭成十字封好，另加一束艾草，表示恩恩爱爱、甜甜蜜蜜。筷子、葱、辣椒、长寿面、盐，在睡觉前，让小两口喝和气拌汤，做到和和美美，有滋有味。枣、核桃以示早生儿子。此外，还有最重要的《妆奁礼单》，现通称为彩单。彩单为两部分。一部分封皮上写着“完璧归赵”，意为用男方所付彩礼钱所购之物，如首饰、衣物等。另一部分叫“锦上添花”，是女方的陪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日婚礼结束后，礼房先生会约新郎母亲在喜房内与新娘依照彩单所列，一一核对物品。届时，会有不少好事的女人们前来围观、品评。现在人们已无此兴趣，彩单由礼房先生直接交给主家，有时连翻看都不看。送亲的礼盒内，同样也有烟、糖馈赠男方礼房、总管。
事筵上的礼，最直观的，还是反映在礼金上，中国自古就有“礼尚往来”或叫“来而不往，非礼矣”的传统习俗。因此，无论红白事筵，都设有礼房，备有礼薄（或称礼账），由礼房先生收礼、回礼，处理相关事宜。
旧日，在老太原地区，红白事筵上礼大不相同。同样的红事筵，嫁、娶也不相同。在娶媳妇的事筵上，“礼”一般为现金，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正常的礼金，另一部分叫“拜礼”，是新人在天地坛拜过天地、高堂以后，由礼房先生按预先拟好的亲戚名单呼叫：“某某舅舅，新人拜下了！”“某某姨夫，新人拜下了！”然后新人鞠躬，呼叫的舅舅、姨姨须另掏一份礼。这一习俗，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些村还延续着。此外，还有一个不明文的规矩，即事筵上，舅舅的礼是最高的，如果有人上礼高过舅舅，舅舅会很没面子。但是，由于旧日农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如果舅舅的礼低了，会让整个事筵收入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新郎的母亲往往会私下给娘家兄弟垫几元钱的礼钱。但如果娘家的兄弟姐妹多，只垫给其中的一位，（往往是老大），或是数量超出了常规，往往会引起其他人的猜嫉和不满，影响以后的亲戚交往。
嫁闺女的事筵，旧日太原境内较娶媳妇要简单一些，规模也小的多。嫁闺女事筵上的礼一般为物，且有“大”、“小”礼之别。大礼，一般为衣料，上礼者主要是新娘叔伯（称大爹、二爹）、姑姑、舅舅、姨姨。小礼，也称“村礼”，是有交往的族邻以及新娘同伴等人送的礼，如合伙买块挂镜、脸盆，或单买个香皂盒、一双袜子等。无论大礼、小礼，都会提前送去。合伙送的小礼会用红纸写些吉祥的话并题上全部名字。上大礼者，办事筵的那天会待以酒席，上小礼者，则仅回赠喜烟喜糖。
到上世纪八十年带以后，娶媳妇和嫁闺女的事筵已趋于一致，上礼全成现金，再没有大小礼一说。至于礼金，已从解放初期的1元2元到后来的10元、20元， 100元，100元、200元……一路水涨船高，现在的事筵上500元、1000元的礼金已很平常。上述礼金中，小数是待一个人时上的礼，大数是待全家人时上的礼，是一般亲戚或族邻的标准。舅舅、姨姨、姑姑仍然要高一些。
白事筵上的礼，叫“四色礼”，即四种礼品。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四种物品为一抬（多为笸箩，12斤到16斤）或一篮（4斤）馒头，2瓶酒，2瓶罐头，一块布料（挽帐，俗称帐子）。四色礼仅限于亲戚本家之间。馒头的多少和布料的好赖与亲戚的层次有关。上述礼品由礼房先生登记入账后，布料须另用一张裁好的白纸，上写类似“驾鹤西归”等悼词，落款后贴于布料上先挂在院内，待出殡时还要挂于车上供人浏览。同时，与红事筵不同，白事筵讲究回礼。一般为一抬馒头者回一半，一篮者回一斤，酒与罐头各回一瓶。
解放前后，一般村民白事筵十分简单，事筵上戳发的村民也不上礼。后来也多是几人合伙买块布料。到八十年代以后，白事筵与红事筵规格趋于一致，礼金成为了主体。现在除少数亲戚携四色礼（其中现金代替布料）外，其余全部为现金。
另外，老南郊地区的白事筵上，“人主”只上普通礼，反而是亲（念qìng）家，即逝者儿媳、孙媳的娘家人上礼十分打眼，叫“死人头上亮亲家”。如果有妯娌几个，会互相攀比，叫“妯娌娌，相比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即有上冰箱、彩电者。近些年，随着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上述风俗逐渐趋于理性，很少有人攀比，也极少有人品评了。还需提及的是，无论亲家所上礼品贵贱，所上礼金高低，均归该媳妇所有，不归大账。
事筵上的席事筵上招待亲朋的饭菜酒水，叫“席面”，席面丰富与否，直接反映着这个事筵的档次高底。礼房安排亲朋就座用餐，叫“举席”。亲朋就座，叫“入席”。斟酒下菜，招待亲朋好友吃好喝好，叫“执席”……事筵上，一个席字蕴含了众多乡俗。
即举席的次序。红事筵上，其顺序一般为新人的舅舅（妗子）、姨夫（姨姨）、姑父（姑姑），如同一次序有多位，则依年龄大小安排，若有叔伯舅舅、姨姨、姑姑，则排在亲舅、姨、姑后面。以上为第一席列，是举席的主要对象。其后为新人的老舅、老姨、老姑，要先举母亲系列，再举父亲系列。最后其他亲戚，如儿女亲家等。族邻则不专门安排，有空位入座即可。在红事筵上，还有两类人员虽不在亲戚序列内，却需要特殊安排。一是娶媳妇事筵上娘家的送亲人，须根据人数提前安排。二是介绍人，介绍人旧称媒人，也称“冰翁大人”。有俗语叫“媒婆婆、媒汉汉，混的吃饭饭”。旧俗，专职的媒人社会地位不高，在事筵上并不享受特殊待遇。解放后，介绍人的地位日渐提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的村事筵上需安排专人送一桌酒席至介绍人家中。现这一习俗已不复存在，但在事筵上介绍人席位往往安在舅舅前头，以表其功高劳苦。
白事筵上，则按先正人主，后偏人主，再其它亲戚的顺序安排。
在开席后，主家或新人（白事筵上是孝子）敬酒时，同样要依上述顺序来。
至上世纪七十年代，老南郊地区摆席用的都是方桌，办事筵时从左邻右舍借来。高脚的叫“团桌”，安在地下，配以条凳，为男人席。矮脚的叫“炕桌”，安在炕上，席炕而坐，为女人席。早先，每桌只坐六人，正面左手叫上席，右手叫首席，安排主要亲戚入座，两侧为陪席，安排一般亲朋入座，下首不坐人，为上菜口。后期，由于事筵规模扩大和饭菜品量增加，方桌改坐八人，下首增加两人。到八十年代，方桌便逐渐被圆桌所取代。虽仍有上席、首席的说法，却远不如方桌分明。
旧日，一桌的上席即一桌的灵魂。上席入席，须从右侧绕过首席后入座，首席也须从右侧入座。他两人不入座，其他人是不能坐的。冷盘上齐，执席人为每人斟满酒并说“请”后，须上席先喝一口，其他人才能喝，上席先动筷子，其他人才可动筷子，上席先夹那道菜，其他人只能动那道菜，直到上席放话“大家随便吧”，其他人方可随意拣自己喜欢的菜吃。碗菜上来后，重复上述程序。酒足饭饱后，上席会征询大家是否吃好，如大家都说好了，待上席离席，其他人才可离座。
如今，上述程序已不再讲究。但一桌人入席时，仍会推举年长辈高者坐在正面。且尚未有人放下筷子时，决不能离开席面。即使有事需提前退席，也要和同桌人打个招呼，说声“对不起”，否则，会被视为没有教养，不懂礼貌。
乡村之间，将事筵上待客的饭菜，统称席面，席面的档次，反映着事筵规格的高低，席面的演变，则反映着时代的发展和乡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传统的席面分浇头和整菜两类。浇头菜是在碗中衬以白菜，粉条，豆腐，山药蛋等普通菜，只在表面浇淋一些带汁的肉块，肉丝，肉丸等，档次较低。整菜则是表里如一，名副其实，档次较高。旧日的席面，一般会上8个凉碟，4-8个荤素各半的碗菜，主食是馍馍，酒则一律是汤壶烫热的烧酒。八碟（猪头肉、肝花、俊儿肉、蛋卷、豆豆、豆腐干、酸白菜、豆芽）八碗（条儿、肘子、粉箭肉、喇嘛、蔓菜、炸豆腐、海带、灌肠）是传统的席面，直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变化不大。改革开放以后，老南郊地区曾一度盛行三八席，即除8个冷盘，8个碗菜以外，中间又加了8个炒盘。而且菜的品种也与时俱进，先是整鸡整鱼，后是海参鱿鱼，近则各种山珍海味，凡饭店所能见到的菜品几乎都可见诸于乡村的席面上。
然而，无论席面如何变化，有两点却至今仍在讲究。
一是“有样没样，豆豆为上”，无论席面怎么变化，冷盘中必定得有一盘“豆豆”，早期一律是煮黄豆，后改为花生豆，现在有用桃仁、杏仁、核桃仁、腰果等代替的。且这盘豆豆必须摆在上席的前面，即方桌左上角。
二是席面必须要有“头儿”。即烧肉块。一般席面，头儿有两个，一碗叫“条儿”，肉块为条状，一碗叫“肘子”，肉块为块状。这两大碗上桌后，均摆在桌子的正中间。旧日，南郊人称上事筵为“吃烧肉疙呀！”可见这两道菜的重要性。
以上内容作者为郝妙海先生
由政协太原市小店区委员会科教文史委提供
篇幅缘故，略作改动。
专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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