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观点】从个人记忆到“无中心”——在历时的文脉中设计（by 王斌）
【AT导读】本期“AT观点”特邀苏州个别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王斌，以个别建筑的作品为对象，通过对“文脉”一词的重新诠释，试图重构其与建筑设计的关系：共时的文脉包含场地条件和社会条件，历时的文脉虽然指的是历史的演化过程，但在具体设计中却是对于这种演化的记忆与理解，是一种个人化认知。从几乎是潜意识的个人记忆表达，到有意识地编辑成知识体系，建筑设计可以转变成主动的对于历时文脉的创造，而其结果是一种“无中心”的空间。以共时的和历时的文脉作为相互对照的设计工具，可以先验地引领设计，也可以通过经验回溯理论。
引用本文：王斌. 从个人记忆到“无中心”——在历时的文脉中设计[J]. 建筑技艺（中英文），2024，30（3）：16-22.
从个人记忆到“无中心”
——在历时的文脉中设计
文/王斌
关于“文脉”的讨论是建筑学中一个由来已久的议题，但何为文脉，甚至是否应该把“context” 翻译成“文脉”，一直都是有争议的问题[1−2]。直到最近几年，陆续有学者对“文脉”这一议题作出新的理论化诠释，其中有学者把文脉传承的主要路径分为“相似型、抽象型、智慧型”，同时表达了文脉应该是动态的、内在于主体之中的、与时代发展同步的“策动力”，对这一议题的理解颇具启发[3]。这说明，文脉和建筑本体（或称建筑自治， Architectural Autonomy）是息息相关的，而不是二元对立的。
那么，文脉和建筑自治在设计实践中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想借用索绪尔语言学中的分类，用“共时的”和“历时的”来进行阐述[4]。虽然也有学者曾经提及建筑文脉的这两个维度，但并未及辨析何为共时与历时的文脉[5]。在我看来，共时的文脉可以概括为具体的场地条件和社会条件，而历时的文脉则是导致这些条件的历史演变过程。但真正的难度在于，建筑学与语言学不同，现代建筑的历史是一部批判的历史[6]，这就导致其历史演变不是连续性的，而是革命性的，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历时文脉的断裂。这种革命同时又是结构性和普世性的，很大程度上抹去了传统建筑语言的多样性。因此，讨论历时的文脉问题就变得极为复杂且难免偏颇，在设计过程中也就难免映射出建筑师的个人记忆和知识结构，即一种对于历时文脉的个人认知。这种文脉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客观文脉，而是包含了“人”这个主观因素。
01
共时的文脉：
社会条件和场地条件
首先需要指出，建筑本体如果没有和其他元素（所谓“context”的本意“上下文”）互动，就失去了抽象的学科性和具体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这就是迈克尔·海斯（Michael Hays）所说的“worldly”——他认为“自治”不是建筑的力量所在，相反，是建筑的无力之所在[7]。纯粹抽象的形式在图纸上和思想层面也许是有吸引力的，但如果被建造则很可能是空洞的。海斯以密斯的作品（特别是早期的竞赛作品）为例，认为这种在过去和未来连接点之上的批判性，正是建筑学可以贡献的文化。这种与传统对话的批判性，也同样在阿伦·科洪（Alan Colquhoun）对于柯布西耶的评论中被更早地表达过，他认为柯布的革命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建立在一种和传统对话关系之上的文化意义传递[8]。
这种对于“批判性”的推崇是现代建筑的重要传统，不可否认也是一种对现代建筑的辩护。然而，我们必须对其中蕴含的隐患予以警惕和分辨。比如，密斯的一些早期竞赛作品仅在那个历史时间点具有这种批判性，是一种瞬时的批判性。在遍布传统肌理的古城区置入一个玻璃幕墙建筑，当然会是令人眼前一亮的批判性作品——海斯所谓的 “混乱都市中的清澈静默”[7]。但如果放到今天，在遍布玻璃幕墙的城市景观中，西格拉姆大厦又具有多少吸引力和批判性呢？大量的玻璃幕墙不失为另一种死气沉沉且千篇一律的都市景象。而柯布西耶的新建筑五要素，虽然确实是建立在与传统对话的基础之上，但不可否认其解决方案也是与传统的决裂。所以如果说密斯和柯布表达了某种文脉，其实质并非传统和历史的延续，而是建筑师用科洪所谓的“概念的错位”（Displacement of Concepts），表达了当时的社会条件与技术条件，其实质是一种对共时文脉的表达。
另一方面，以柯林·罗（Colin Rowe）的《拼贴城市》（Collage City）为代表的文脉主义试图纠偏这种与传统割裂的现代建筑弊病[9]。他指出现代建筑作为“物”的属性使其失去了围合城市肌理的能力，以此提出了所谓“拼贴的策略”[9]。但在所谓拼贴式的城市中，看似由历史原因形成的文脉其实也仅仅是一种共时的场地条件，因为“拼贴”其实就意味着一种共时性。因此，“在历史的维度上，它（《拼贴城市》一书）反对的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或者历史决定论”[10]。正是因为历时的文脉在现代建筑中的一再缺失，成为了“后现代们”崛起的理由——虽然“后现代”由于与社会条件和现代技术这些共时性文脉的不兼容，而最终成为了肤浅的象征符号。
如此看来，如果把个别建筑设计事务所（以下简称“个别建筑”）早期作品概括为“乡村粗野主义”[11]，其对于真实的乡村社会状况的诚实面对，以及利用唾手可得的建造技术作为建造手段，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对于共时文脉的回应。同时，个别建筑在设计过程中也始终试图协调作为“物”的抽象形体与周围肌理的关系，也是一种“拼贴城市” 概念下的场地策略。实际上，个别建筑的大多数设计都开始于场地条件的限制，比如村上湖舍几乎完全封闭的北立面是因为与相邻民居太近（图1）；陈溪乡乡邻中心的三角形结构形式是因为“边角料” 的用地条件（图2）；长漾里稻田餐厅的大屋顶角部轮廓变化是因为入口等级的变化（图3）；宣化坊裘宅的山墙开窗是为了在相邻建筑高度以上引入阳光（图4）。这些操作都是希望在表达建筑作为抽象实体的前提下，尽量与场地条件形成某种对话关系。其结果是一种“似与不似”[12]或者“作为调解的围护和自治的内部”[13]。
▲图1 村上湖舍鸟瞰 ©薛亮
▲图2 陈溪乡乡邻中心鸟瞰 ©王凯雯
▲图3 陈溪乡乡邻中心鸟瞰 ©王斌
▲图4 宣化坊裘宅鸟瞰 ©王斌
02
个人记忆
——历时的文脉的无意识传递
然而，在个别建筑的作品中总有一些空间特质是共时性文脉无法解释的，比如在好几个项目中都出现了幽冥的天光，这并非社会条件所致，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场地限制导致的结果，但其反复出现则可能暗含其他个人化的原因——一种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所谓的仅靠博学（Eruditon）无法做好设计的“黑箱”[14]（图5−8）。因为共时的文脉永远只是现实的一部分，而历时的文脉表达往往才能形成特征。而且正如索绪尔所言，两者并不相互排斥[4]。
▲图5 长漾里稻田餐厅仰视 ©王斌
▲图6 宣化坊裘宅门厅仰视 ©薛亮
▲图7 村上湖舍室内 ©陈颢
▲图8 陈溪乡乡邻中心室内 ©郝萍
这种空间氛围的反复出现，也许仅仅是出于一种个人记忆，几乎是无意识的。由于从小生活在苏州古城的环境之中，我的记忆中始终有这样一种空间：昏暗冗长的备弄，高处渗透下微弱的光线，以及狭窄空间和明亮天井之间的转换。从学生时代开始，我就纯粹出于兴趣对这样的空间进行了照片记录，并可能无意识地运用在具体的设计当中（图9,10）。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个人记忆是区别于简单的“地域性”或者“风土”的——即使这些空间印象都是在苏州这个地方建立起来的，但这种个人记忆会导致个体建筑师在其他地域的设计仍然带有这一惯性，因此本质上是个性的。这也就使得所谓的“当地的”建筑师带有一种天然的矛盾，即是否只有当地的建筑师才能够延续当地的文脉？以及是否当地建筑师只能在特定的地域中才具有设计的合法性？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里讨论的历时的文脉，仍然可以被看作当代多元文化中的个别表现形式之一。在现代建筑革命导致的广谱城市（Generic City）中，这种个人记忆，是历时的文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的途径。
▲图9 苏州天井仰视 ©王斌
▲图10 苏州景德路杨宅天窗 ©王斌
在绍兴宣化坊裘宅的设计中，虽然业主与我有大量关于绍兴历史和地理的讨论，但是在实际设计的过程中，我感觉这种历时的文脉对具体的设计来说是模糊的、抓不住的。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这并不属于我个人的记忆和知识结构，因此无法物化成空间。虽然被要求设计“粉墙黛瓦”，然而这种风格倾向并非来自历时的延续，而是由历史保护区中共时的环境所决定的（图4）。廉价的红缸砖和老松木板的运用更多来自于造价限制。虽然这种设计也曾被声称是对于熟悉材料的陌生化处理[15]，但与传统的关系仍然是海斯所谓的“批判性”的对立关系。
这个项目中同样有着一些并非出自共时文脉的影响，然而是在建成之后我才意识到的——复杂精密的通透空间系统和我熟悉的苏州园林在意象上是极其相似的（图11,12）。如果我说设计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园林式空间，那绝非事实。但由于回溯才发现的相似性反而更让我震惊，因为这种相似性的获得是无意识的，属于个人记忆（也许也是一种集体记忆），同时也许有对于“透明性” 这种学科知识的学习和理解[16]。
▲图11 宣化坊裘宅室内空间 ©王斌
▲图12 留园揖峰轩嵌套式空间 ©王斌
03
知识体系重塑
——以备弄为例
正是因为对于文脉的回溯性思考，让我在新的项目中尝试了全新的设计方法——主动把个人记忆前置，并整理成一种知识体系，以此指导设计的走向。这个项目位于苏州东山镇陆巷古村，计划建成为一个餐厅。然而由于其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传统肌理之中，我内心已然把它看成一处住宅。基地北侧是明朝宰相王鳌的纪念馆，西侧是控保建筑三德堂，东侧和南侧紧临新民居。王鳌纪念馆有着主导性的江南传统建筑结构，三路宽阔的建筑被狭长幽暗的备弄所分隔，成为了陆巷古村中最为明确的主体结构（图13,14）。
▲图13 王鳌纪念馆和新建餐厅工地鸟瞰 ©王斌
▲图14 王鳌纪念馆和新建餐厅一层平面图 ©个别建筑
这种以备弄组织空间的模式大量出现在江南的传统建筑中。如果翻开《苏州旧住宅》一书，几乎可以看到这种典型江南城市的组织群像[17]。可惜这样完整的肌理在苏州城区早已不存，而是更多成为了苏州的历史碎片和集体记忆。仔细辨析这些传统建筑的平面图可以发现，在一些方正的场地中，备弄呈现出笔直的形态（图15）。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地形并非完全规整，因此备弄也出现了很多微妙的转折（图16）。事实上，这种转折的备弄往往能创造出出其不意的空间，最著名的当属留园的入口狭长走廊。这一经典空间绝非孤例，而是深深地植根于苏州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城市脉络之中，它由场地条件而产生，最终成为了一种文化记忆。难得的是，这种历时的文脉就出现在我们的场地之中，历时的与共时的文脉发生了重叠，成为设计的出发点（图17）。
▲图15 苏州富郎中巷陈宅一层平面 来源于文献[17]
▲图16 苏州西街曹宅一层平面 来源于文献[17]
▲图17 东山餐厅一层功能平面 ©个别建筑
传统的备弄作为高密度群落建筑中最清晰的空间结构，虽然紧邻庭院，却往往不开窗。当作为服务空间时，它同时用于对整个建筑群体的分隔和连接，却不是为“主人”而存在的，因此不是意图被表达的对象，是一种空间的“poché”①。在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看来，“poché”的发展使其具有了人在内部活动的可能，这也是当代建筑中空间冗余的特征之一。而其天然具有的隐藏属性，在一种规范的社会下，让人在其中的行为边缘化[18]，一种受限制的社会接触受到保护，成为一个内部的内部[19]。也就是说，所谓的服务空间天然暗含一种不被表达的等级观念。而“poché”也就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图纸上的等级，也是社会等级的物质化。
罗宾·伊文思（Robin Evans）指出，在文艺复兴的建筑中，作为“服务”功能的走廊是不常见的，那时候的空间都是房间连着房间，即使是私人住宅，主人和仆人都可以从中穿过，因此建筑空间都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走廊作为重要的空间连接方式，直至17世纪中叶以后才在英国出现，其目的就是分离主人和仆人的流线，使其尽量不要交叉，并逐步成为了建筑布局的主流，并强化了社会的等级制度[20]。
与伊文思对于走廊的明显批判态度不同，也有学者为走廊的积极性进行了辩护。马克·贾佐贝克（Mark Jarzombek）认为，一旦走廊从一种宗教或形而上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即可以提供一种清晰的结构性，而其代表的效率至上是现代资产阶级和职业化社会所需要的，也因此自然被大量运用于市政建筑、学校、酒店、办公楼和医院等现代建筑之中。他进一步以20世纪初美国佐治亚州一所高中的开放走廊为例，提出走廊既可提供空间结构的清晰度，同时可以参与空间表达，那么就可能具备一种提供开放式的新型空间关系的潜力[19]。
无独有偶，苏州的民居在1949年后同样出现了由社会结构改变而导致的巨大变革，原来供一家人使用的住宅变成了一种杂居状态，不再有主人与佣人之分，这导致作为服务空间的备弄很多时候变成了主要的公共交通空间，以使不同住户可以直接到达内部的特定空间。同时由于功能需求，各种杂物间、厨房、卫生间纷纷见缝插针，塑造出一种更加公共的复合空间。我在苏州街巷的实地考察中，发现杂居住宅入口往往还有一个空间上的遮挡，让人无法看到内部，而在体验上则再次形成了一种上文提到的转折式交通空间（图18）。虽然狭窄、昏暗，经常靠着一线天光采光，备弄却逐渐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空间记忆，并成为了一种文化表达。
▲图18 苏州作为主要交通空间的“备弄”入口 ©王斌
可见，备弄的空间形式不仅在中西方的建筑传统中都有大量使用，而且其功能都是随着社会结构和等级观念而变化的。因此我们在东山餐厅中希望有意识地发展这种空间形态，一方面保持作为集体记忆的空间私密性和神秘感，另一方面试图使备弄空间能够与其他功能性空间产生关联。由此，备弄这一空间要素并非全部直接来自于场地条件的共时性文脉，同时也加入了一种历时的文脉，并和建筑学中的这一议题建立了联系，成为了一套知识体系。由此，无意识的个人记忆和经验变成了一种主动理解历史转换的动机，并以此做出的当下反应。这种对于知识的梳理与个人记忆一样，可以超越普世性的现代主义，使断裂的历时的文脉得以被有意识地重构。
必须指出，这种个人的维度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并非现代所独有。即使是传统的无名工匠也会有其自身的表达，更不用说“建筑师”这个称谓本身就含有这种个人性。而个人性又包含了对社会和技术条件的不同理解，因此历时和共时两个坐标在这一情况下相交了。由此我们可以说，文脉不仅是客观的条件，同时也是主观的认知，设计就在两者的交汇处。这似乎是对于“context”这个词的原意“上下文”的更全面的解释。
04
无中心空间
——宅与园的互含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典型的苏州园林包含宅与园两种要素，表面上看往往有着明确的分界（比如图15中西侧标注为“花园旧址”）。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身处园中或是身处宅中，这也是寄情山水和礼制规训之间的分界。宅内部的开敞空间往往被称为“院”或者“天井”，然而“花园作为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建构传统，以及作为人的内在世界的建构方式，在20世纪被极大程度地废除了。它脱离了与建筑的对话而退化成景观，也许获得了一种最大的文化重要性，但同时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则开始衰落”[21]。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园林。园林的艺术价值不在于宅与园的分界，而在于这种分界所产生的张力。园只有和建筑空间产生对话和转换，才能成为作为艺术的园林。
在当代的高密度环境中，与宅相对的园往往太消耗用地资源，如何在“院”和“天井”中创造出园林感成为挑战。舍去山水花木，是否还能用去繁化简的建筑手段创造空间的张力？其实这恰恰是苏州传统建筑中早已存在的特征（比如图12中的空间其实就出现在留园中“宅”的部分，而不是“园”的部分）。
这也是我们在东山餐厅项目中，通过打开备弄希望解决的问题（图19）。传统的建造方式决定了备弄是由两道厚厚的砖墙所限定的，而在当代的技术条件下，这种极小跨度的狭窄空间无需耗费如此多的结构资源。打开备弄的一边，让其始终参与到空间的塑造和功能的使用中去，便成为了设计的依据。结果是，备弄的结构性仍然可以被感知，但是仅仅作为交通功能的走廊却大大减少了。
▲图19 东山餐厅的转折型备弄，向两侧空间打开，
参与到功能的使用中 ©王斌
这种对标传统的思路似乎又再次回到了与密斯的“批判性建筑”的对话中。比如，密斯的巴塞罗那德国馆以及早期的院宅正是在现代性和“如画”传统之间建立了一种建筑桥梁，而据说密斯正是受到了中国传统建筑和哲学思想的影响②（图20,21）。有学者认为，它不是基于一种形式逻辑或外部现实，而是基于一种敏锐瞬时的空间经验[22]。而这种对于外部景观的控制又是一种建筑手法，通过理性的操作把景观变成了建筑体验的一部分。自然只有被解释和揭示才能具有文化属性，也才因此有了意义，从泛泛的景观变成为园林。从这个角度说，巴塞罗那德国馆无疑是一座现代园林，其价值在于同时对历时性文脉和共时性文脉的利用和表达。
▲图20 巴塞罗那德国馆平面图 来源于文献[26]
▲图21 密斯的院宅练习方案 来源于文献[26]
密斯的建筑依赖自然条件，但他仅仅是操控自然，而非占有自然[23]。而基于苏州的文脉，宅与园（也包括宅中间的院落）之间的相互映射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互含关系。对于备弄来说，它曾经也是一种稳定的空间形态，极长、极窄，更重要的是极度封闭。在功能和社会制度全然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这种单向、稳定的状态同样需要向一种 “如画”的空间状态转变——其特点并非构筑一种 “物”，而是要观者在行进间构建一系列逐渐被揭示的与外在的关系[23]。这种关系的建立事实上是在不间断地抵抗“轴线”“正面”“中心”，无怪乎上述密斯的两个作品是其所有作品中最没有“正面性”的。
个别建筑之前的作品似乎也都有一个空间的 “中心”，而这种空间似乎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现代主义中的英雄主义倾向。而在东山餐厅的设计中，一种“如画”的无中心空间成为了主导。相比之前的一个空间高潮，东山餐厅的设计可以说是在迂回的游荡中慢慢释放出能量，在任何一个局部都无法体验到全部的空间表达，但却能隐隐体验到建筑的空间结构。这可能就是“如画”的讨论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它可以作为美（Beautiful）与崇高（Sublime）的中介，不能理解全部，却又被整体所感知[24]③。
这种无中心的空间类型似乎也是在历时的文脉中设计的必然结果。因为若想要融入历史的演变（而不是突变），就必然需要这种无中心的姿态，只有这样才能瓦解作为“物”的建筑。就像苏州城的传统肌理是无中心的，城市才是那个“物”。无中心空间的发现于我本人而言显然又是回溯性的。但是如果以此来理解空间与文脉的关系，重新整合知识体系，它同样可以成为未来设计的前置性思考，并获得新的路径。在我看来，对于建筑传统的继承，也并非是要毕恭毕敬地延续这种传统的物理性，而是需要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地重构传统，使其变成当代话语的一部分，并创造出新的意义——虽然未必要像批判性建筑学那样走向完全的对立面。这种个人化的解读和回应，即使结果会与传统不同，但却可以说是在当下建筑学被普世性技术所覆盖的情况下，还能继承历时文脉的唯一方式。
05
结语
本文通过对文脉这一概念的拆分，试图用共时的文脉与历时的文脉来概括设计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也希望回答一个设计中暗含的问题：建筑设计是否可以是先验的？一般说来，所谓“如画”是建立在场地条件之上的，而非一种思想的内在运动，物质存在先于思想[24]，是一种共时的文脉。但如果任何一个建筑设计都需要考虑现场条件，并受社会条件的限制，那么这早已是一种陈词滥调。本文想指出，文脉同时包含了另一种建筑学的传统，即建筑师个体如何与个人经验对话，并重构知识体系。这些也是设计过程中的“上下文”，并且有可能先于物质而存在，而这也是历时的文脉得以延续的途径。同时，恐怕很少有当代建筑师可以声称自己没有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从而导致不太可能再回到单线的历时文脉延续，而更多的是个人化的“文脉重构”。
同理，用共时和历时来概括文脉的含义也仅仅是一种自我剖析，绝非想要暗示“在历时的文脉中设计”具有普世的正义性——事实上这种机会可遇而不可求。在真实的设计过程中，建筑师不可能也不应该以某种标签化的“主义”——无论是粗野主义、批判性地域主义或是文脉主义，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而亦步亦趋。而本文有意使用主观经验和客观论述夹叙夹议的方式，也是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所谓“建筑师的文章”和“理论家的文章”之壁垒，而这也恰恰是个别建筑和我个人的真实设计状态——一种先验智识和实际状况的博弈。正是在这种博弈中，思考可以引导实践，设计也可以回溯于理论。对于文脉的思考也是抵抗建筑学被压缩到一种纯粹抽象形式的努力。如果“建筑自治”是建筑学的底色，我认为它应该是有弹性的，并在与文脉的互动中产生新的意义。
致谢：陆巷村村委会和吴中区住建局给本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支持，导师王骏阳教授给本文提出了宝贵意见，共时与历时的挪用受到王方戟教授对于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启发，现就读于库伯高等科学艺术联盟学院的丁凯怡同学提供了部分文献资料，在此特别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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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Poché是巴黎美术学院对于使用空间划分而剩下的“破碎”结构的说法。
② 这一说法来自泰国文脉主义建筑师Org-ard Satrabhandhu的采访，详见文献[25]。
③ 在A picturesque stroll around “clara-clara”（文献[24]）中，作者用“sublime” 和“beautiful”的对比，讨论了体验和视觉的差异性，并且视“picturesque”（如画）为调节两者的中介，因此把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等现代艺术与古典艺术（巴洛克）连接起来，形成了艺术史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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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斌
苏州个别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本文刊登于《建筑技艺》杂志
2024年3月刊（点击杂志封面了解本期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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