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 | 北京市高校性少数学生群体出柜情况调查报告（上）
大家还记得去年517国际反同性恋歧视日开启的调查项目吗？
经过一年漫长的努力，也感谢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提供的帮助，ColorsWorld在去年的国际反同性恋歧视日开启的关于出柜的调查项目最近结束啦。
这个项目从去年的517开始，我们也希望它能为新一年的517增添一些色彩和意义。一年的努力让我们得以在今日，将这份彩虹报告呈现给大家~希望它对你们而言，是有意义的、有意思的。也希望各位能继续支持我们的其他调研项目！
研究背景及意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与北京同志中心等组织于2016年发布了《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在当前中国社会中，性少数人群的能见度依然极低，多数性少数人群都遭受过歧视、不公正对待以及身体和情感的暴力行为。与之相悖的是，无论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让一人落后”的原则或是社会包容性发展的需要，都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应因其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遭到不公正的对待。
但是我们面临的实际是，一方面，由于国内缺乏基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反歧视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这不利于上述原则的实现；另一方面，我国传统文化对家庭和生育的重视使得性少数权利保护并不受到传统道德观念的支持，这样的思想环境以及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多元性别教育的缺乏使得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的改善困难重重。
与性少数人群能见度较低的状况一样，我国当前关于性少数群体的具体可靠的调查研究仍旧不多，这对改善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的各方面都是不利的。就政策制定而言，这不利于政策制定者全面客观的了解相关事实，以便做出恰当的决策；而对家庭学校多元性别教育的普及而言，研究的缺乏意味着教育者缺少了解相关理论知识和教育方式的渠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研究关注北京市范围内性少数大学生的出柜情况，以期反映出性少数群体整体生存状况的一个重要侧面以及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深层机制，进而为政策制定以及群体整体生存环境的改善提供参考支持。
本研究以“出柜”为主题，“出柜”的具体概念将在后文讨论，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出柜行为的矛盾性，一方面，选择和表达的自由是个人重要的权利，不向外界表露自己的性别认同或是性倾向意味着自身将处于被隔离、被边缘化、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境地；但是另一方面，出柜这一行为往往又与歧视直接关联，由于并不友善的社会环境，出柜可能会损害原有的社会关系。
举例来说，在出柜的对象中家庭（父母）是一个重点，例如一位受访者表示的：“就是父母知道了这件事，知道了我的性取向，这就算出柜了。”由于家庭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父母具有的与个人关系最亲密的身份，在此情况下，对于性少数群体而言，出柜与否不再仅仅是个人的表露，更是家庭及其他社会关系的综合考量，也会对个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李银河所著的《同性恋亚文化》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科学的价值在于为人类服务。我们不能保证每次研究都有直接的应用价值，但应保证它们都是出于善良的愿望。我们在做同性恋研究时，也对他们怀有同类的善良愿望，希望对他们有所帮助，而不是心怀恶意，把他们看做敌对的一方。我们始终怀着善意，与研究对象交往。”
这一“善良原则”正是本研究在个体层面的意义之所在。对性少数群体而言，他人的经历是个人行为选择的重要参考。这是本研究在定量的研究方法之外，还采用深度访谈的重要原因。关注大时代中个体的故事和命运，不仅是研究方法的需要，更是希望更多人能了解每一个性少数个体的真实想法。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实现与社会的发展同样重要，也唯有如此，“不让一人落后”的愿景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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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概念界定
“出柜”一词，较早可见于荷兰学者森格斯（W. Sengers, 1969）的著作，其含义是“自我接受”。但是“出柜”本身的历史却更为悠久。王晴锋（2013）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出柜的含义是初入同性恋群体的人被人介绍进入文化同伴群体的仪式，这一时期其内涵更多在于“进入”而非“走出”，到了70年代出柜才更多被理解为向异性恋群体和家人表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这一含义的演变过程反映出了出柜具有的两种内涵，亦即认同并接纳自己的性少数身份以及向他人表达这种身份两方面。这二者之中，前者则更为学者所重视。例如Robert J. Kus（1985）认为出柜的本质在于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接受同性恋特性，这是“成为同性恋”的过程。Mark Blasius（1992）视出柜为一个进入性少数群体建构的关系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人得以参与自我、社会规范和真理的建构。
“向他人表达自我身份”这一层面的含义则与我们通常对于出柜的理解更为接近。不仅如此，这一含义进而引申出了更现实的问题，即“走出柜子”带来的压力问题。根据Evelyn Hooker的观察，出柜一词将“走出柜子”与“柜中骷髅”两种含义组合在一起，特指在揭露自己的性取向后承受生活中他人的否认与排斥所带来的压力。
在概念阐释之外，学者对出柜的一般过程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Eli Coleman（1982）将出柜的过程分为5个阶段：前出柜（Pre-coming out），个体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但这种身份意识的增强却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不愿意向他人表露自己；出柜（Coming out），个体开始与自己和解，并愿意告诉他人自己的身份；探索（Exploration），个体探索新的性身份，与性少数社群接触并学习人际交往的技能；初次关系（First Relationship），个体意识到自己的吸引力并寻求稳定的亲密关系；整合（Integration），随着身份整合，个体开始有能力维护一段稳定的关系并处理遇到的种种问题。Vivienne C. Cass（1984）则提出了6个发展阶段：身份困惑（Identity Confusion），个体认为自己的行为可能被定义为同性恋，这造成了相当的困惑与紧张；身份比较（Identity Comparison），个体接收了同性恋身份的可能性后，由于自身与异性恋的清晰差别，个人可能面临异化的感觉；身份容忍（Identity Tolerance），随着对自我身份的逐渐承认；个体开始寻求同性关系以满足生理和情感需求；身份接受（Identity Acceptance），随着性少数群体接触的增多，个体更加积极地看待自我并发展出朋友网络，开始选择性的向朋友和亲人透露自己的身份，身份困惑的问题得到解决；身份骄傲（Identity Pride），个体开始为自己的性少数身份感到骄傲并对性少数群体感到忠诚；身份整合（Identity Synthesis），随着与异性恋群体的积极接触，个体不再将同性恋身份视为最重要的个人表征而是自身多侧面性格的一部分，性身份不再被隐藏，自身的私人和公共部分得以整合，进而带来平和之感。
上述理论反映了性少数群体出柜的一般过程，这个从身份困惑到逐步接纳自己并愿意向周围人表达自我身份的过程也与前文所述关于出柜的两方面内涵的理解相符合。
但是，在一般化的“阶段论”之外，正如上一部分提出的，本研究关注的不仅是性少数人群出柜的整体状况，也关注个体的经历和态度。例如一位受访者表示：“出柜是指自己的生活圈或者周围的人知道了这件事情，至于方式的话可以有主动的，也包括信息被泄露的情况。”受访者的说法提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情况，即无意或被迫让周围人知道了自己的性少数身份，这种情况会加大个人遭受的压力。而在受访者谈到的影响自己出柜的因素中，经济独立情况、亲密关系的稳定性等方面，都会影响个人的出柜选择，这意味着在身份认同以外，其他外部的社会因素同样对出柜行为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个体对出柜的理解也许无法推广到整个性少数群体，但是这种理解的意义在于它符合的是关注少数人的命运这一善良的愿望，尽管持有某种观点的人在这一群体中可能也是少数，但他们的想法同样不容忽视。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对出柜的解读也是出柜行为意义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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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北京市范围内性少数大学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问卷设计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收集受访者的家庭与个人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与“出柜”相关的问题，包括自评与父母的关系、信任程度、父母对性少数群体的了解情况以及向父母出柜时主要考虑的因素，第三部分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受访者的社会环境与社会交往情况，第四部分使用父母同伴依恋量表（The 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来具体了解受访者与重要他人的关系。
研究的调查问卷采取网络问卷的形式，其中网络问卷借助ColorsWorld和Purple两个微信公众号进行发放，并利用社交媒体的转发功能，以滚雪球的方式获取调查对象，将无效样本剔除后，调查共收到583份有效问卷。本问卷未能采取随机抽样的原因如下：本研究团队并未掌握一种技术去辨别一个某高校在校生是否为LGBT+群体的成员（甚至这种辨别方法可能根本不存在），因而本研究无法形成一份完整的抽样框名单，故而无法实施随机抽样。但是为保证样本构成的多样性，本研究在发放问卷时考虑到了性别、院系和学历的均衡，在发放过程中有意识地根据样本收集的情况实时增设问卷滚雪球的传播起点。
在预调查的问卷末尾，受访者可以选择是否留下微信以接受深度访谈，经过筛选，最终有10人成为了深度访谈对象。深度访谈以半结构访谈的方式进行，主要关注受访者向父母出柜的个性化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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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概况
问卷调查样本的基本社会人口学特征（不包含性别情况）如图1至图6所示。从样本的年龄构成来看，样本中最大年龄29岁，最小年龄17岁，大多数（73%）样本年龄集中在18-22岁之间，大多数为独生子女（78%）。与样本的年龄分布一致，样本的年级分布以本科生为主，本科各年级分布较为平均。样本主修专业学科分布也较为平均，且所覆盖学科较齐全。
就样本的籍贯而言，几乎所有（98%）的调查对象都来自中国大陆，居住地以城市和县城为主（92%），乡镇和农村样本较少。
图 1 样本年龄情况
图 2 样本籍贯情况
图 3 样本民族情况
图 4 样本主修学科类别情况
图 5 样本年级情况
图 6 样本进入大学之前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所属的类型
图 7 样本独生子女情况
表1显示的是样本的性别、性倾向、性别认同以及恋爱状况。根据调查对象对自我是否属于性少数群体的判断，样本被分为性少数和非性少数两部分，其中性少数样本占多数。
从表中可以看出，性少数样本和非性少数样本均不涉及间性人，在性别认同上都以顺性别为主，但均存在跨性别（即性别认同与出生性别不一致）人群。在性少数样本中，性倾向构成较为多元，以同性恋和双性恋为主，也存在一定比例的异性恋和无性恋人群。非性少数样本则以异性恋为主，但也存在着多种性倾向。就恋爱状况来看，总体而言，样本中多数并未处于一段稳定的感情中，但相比而言，非性少数样本的更多处于恋爱当中。
值得注意的是，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在调查中，一定数量的非异性性倾向以及跨性别人士并未将自己视为性少数人群，这是本研究值得注意的地方。
表 1 样本的出生性别、性倾向、性别认同以及恋爱状况
注：本表格依据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您认为您是否属于性少数群体”划分性少数与非少数群体
从样本的人口学特征来看，受抽样方法和研究者能力等因素的限制，本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首先，网络问卷加转发的调查方式容易造成样本的同质化程度较高的问题，例如样本大多多来自城市，农村地区的样本量不足；其次，样本中非性少数人群数量较少，且该部分人群中性别分布不均衡，以女性为主；另外，当前社会整体环境对性少数人群而言仍很难称得上友好，这可能会导致在选择填写问卷时对人群的筛选，造成了样本可能主要由对性少数议题不甚排斥的人群构成。
这些可能的局限可能导致对性少数群体所经历困难的低估以及对社会环境的过于乐观的估计，我们将在后文中尽力避免这些局限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但这也是我们今后进一步的研究亟待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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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表 2 出柜情况概述
如表2中所示，受访者中的已经向父母出柜的比例为23.6%，说明七成以上的大多数人尚未向父亲或母亲出柜，而曾经向朋友或同龄亲属出柜的比例则达到91.3%和71.9%。向父母出柜时，没有处于稳定的恋爱关系的受访者占62.1%，拥有稳定的恋爱关系的较少，说明向父母出柜的人不一定拥有稳定的恋爱关系，就经济水平而言，经济完全不独立的占大多数（69.5%），独立的极少。其平均值的95%置信区间为1.43～2.04，说明平均而言经济不独立的程度介于基本不独立与完全不独立之间。
在向父母出柜的这一行为中，完全主动性的出柜行为占53.7%，被动的较少，多数为计划中的行为（55.8%），其平均值的95%置信区间为4.23～5.10，说明平均而言向父母出柜是有计划的，但计划性较低。
在向父母出柜之前，受访者一般采用多种方式进行试探性的出柜行为，一半以上的受访者曾经给父母介绍或暗示过与性少数问题相关的信息（55.5%），比如在社交网络上分享相关内容（34.8%），与父母谈论相关的新闻时事或人物（33.3%），与父母谈论身边的性少数群体实例（30.3%），从学术角度与父母讨论性少数问题（25.4%），给父母分享相关的文艺作品（17.4%），且有六成左右的受访者表示曾经询问父母能否接受“退而求其次的条件”，比如不结婚、不生子等（59.2%）。
但是就个人试探性行为的多样性而言，共有2种及以下试探性行为的占51.0%，采用6种及以上方式的极少，其平均值的95%置信区间为2.37～2.78，说明平均而言出柜试探性行为不够多样。
在出柜预期中，受访者平均而言预期自己出柜后短时内与父母的关系会有些恶化，短时内父母的接受程度不高，但是受访者认为在较长时间后，父母的态度会有所好转，但是可能仍然持负面态度。
在对出柜后的结果评估中，受访者在出柜后的短时内与父母的关系产生轻微恶化，父母的接受程度不高，与受访者的预期一致。在出柜后短时内，受访者的性少数身份认同“基本不变”的占36.8%，“略微增强”的占26.3%，“有些增强”和“大大增强”的共占28.4%，其平均值的95%置信区间为4.63~5.12，说明平均而言，短时间内性少数身份认同略微增强。可见尽管出柜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出柜者的身份认同得到了增强。其实这很符合社会心理学中所说的，公开承诺会导致认同的增强。
在出柜较长时间后，受访者父母的关系及父母的接受程度均有所改善，受访者长时内性少数身份认同平均而言，略微增强（n=94，M=5.07，SD=0.122，其平均值的95%置信区间为4.83~5.32），对自己看法态度就平均而言略微积极（n=94，M=4.76，SD=0.141，其平均值的95%置信区间为4.48~5.03）。
关于出柜行为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受访者平均而言认为对未来人生规划略微有影响（n=95，M=4.88，SD=0.189，其平均值的95%置信区间为4.51~5.26），基本不后悔向父母做出出柜行为（n=95，M=4.08，SD=0.094，其平均值的95%置信区间为3.89~4.26），出柜后的生活总体变化偏向于轻微积极（n=95，M=4.34，SD=0.136。其平均值的95%置信区间为4.07~4.61）。
对参与调查的受访者根据“向父母出柜这一行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进行分类，比较两组的出柜结果。
短时内结果显示，父亲态度（p=.001）、母亲态度（p=.001）、与父亲关系（p=.001）、与母亲关系（p=.012）均表现出预期的显著差异，即主动组态度更好、接受程度更高。
而短时内父亲接受（p=.100）和母亲接受（p=.051）均只呈现边缘显著的差异。
另外，短时内心理健康（p=.011）、性少数身份认同（p=.035）、对自己的看法态度（p<.001）也呈现预期的显著差异。
长时内结果有所不同，父亲态度（p=.964）、母亲态度（p=.536）、与父亲关系（p=.823）、与母亲关系（p=.816）、母亲接受（p=.213）、心理健康（p=.165）均未呈现显著差异，但父亲接受（（p=.044）、性少数身份认同（p=.035）有显著的差异，对自己的看法态度呈现边缘显著（p=.051）。
其他方面的结果显示，在对未来人生规划（p=.520）和应对生活变化的态度（p=.309）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但是被动组更后悔向父母出柜（p<.001），并且主动组生活总体发生的变化更好（p=.031）。
表 3 社会环境与社会交往情况结果概述
在关于受访者的社会交往情况问卷中，曾经与朋友谈论过向父母出柜有关话题的受访者占70.1%，曾经向朋友出柜的比例占91.3%，相比于向父母出柜的比例大大增加，说明大学生群体可能更倾向于向同龄人、朋友出柜，这有可能是因为代际之间对于性少数话题的熟悉和接受程度有差异，侧面说明大学生的同龄人群体之间对性少数相关话题更熟悉、接受程度更高。向朋友出柜后，受访者的心理健康情况平均而言偏向于略微积极和比较积极之间（n=402，M=5.40，SD=0.059，其平均值的95%置信区间为5.29~5.51），与朋友之间的友谊平均而言略微积极（n=402，M=5.03，SD=0.061，其平均值的95%置信区间为4.91~5.15），对于自己的性少数身份认同偏向于略微积极和比较积极之间（n=402，M=5.20，SD=0.058，其平均值的95%置信区间为5.08~5.31），自尊水平有略微增强（n=402，M=4.88，SD=0.056。其平均值的95%置信区间为4.76~4.99）。
5.2
影响出柜的因素
影响出柜的可能因素繁多,如人口学变量、个体认同、父母同伴的认知和支持等。为了更全面且细化地探究影响出柜的因素，本调研首先进行KM单因素分析及Cox多因素回归分析，尽可能多地将各类可能因素纳入预测中，其次使用Logistic回归和相关分析，且将变量划分为家庭、认知、社会支持等因素，探讨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向父母及朋友出柜的情况。
5.2.1 出柜考虑因素排序
受访者在向父母出柜时，对父母的健康状况、父母的可能反应、自身的经济独立状况、自己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压力等考虑五个因素进行排序。约有43.4%的受访者将父母的可能反应排在第一顺位，在五个因素比例最高(如图8所示)；约42.9%的受访者将社会压力排在第五顺位，在五个因素中比例最高(如图9所示)；该数据反应了不同种类因素对受访个体的重要性，受访者在出柜时更多会优先考虑父母可能的反应，而社会压力是最末考虑的因素。这一结果是受访者依据自己的主观认知情况得到的，可能与真实影响出柜因素的顺序存在出入。
图 8 向父母出柜时考虑的首要因素
图 9 向父母出柜时考虑的末位因素
5.2.2 各因素对出柜的整体影响
5.2.2.1 KM单因素分析
主修学科类型 针对学生专业与出柜的关系进行初筛研究，通过KM单因素分析，我们发现，在受调查的大学生中，学生选择的学科与是否出柜存在联系，p=0.025，具有显著性
在校阶段 针对大学生在校阶段（本科一、二、三、四年级，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及以上）与出柜的关系进行KM单因素分析，我们发现，高年级学生在出柜方面的现象更为常见，硕博研究生普遍高于本科生，p<0.001，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受调查本科生与研究生比例约6:1）
入学前所属地 针对学生入学前所属地（城市、乡镇等）与出柜的关系进行KM单因素分析，我们发现，归属地是否来自乡镇或者城市，对于大学生是否出柜，没有显著性的差异，p>0.05（城乡比例约2:1）
是否为独生子女 针对大学生是否为家庭独生子女与出柜的关系进行KM单因素分析，我们发现，独生子女相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更倾向于向家人出柜，p=0.05（独生子女与非独生比例接近4:1）
父、母亲学历 针对大学生父、母亲的学历教育程度与出柜进行KM单因素分析，我们发现，父亲的学历程度对于大学生而言，没有对于其出柜行为存在影响，p=0.074；母亲的学历程度对于大学生而言，对于其出柜行为存在显著的影响，p=0.002，高等教育的母亲更能成为孩子出柜的影响因素，但中等学历之间，没有存在阶梯式递增的关系
与父、母亲关系融洽程度 针对家庭中学生与父母亲关系与出柜进行KM单因素分析，我们发现，父母亲与孩子的融洽程度，对于其出柜行为没有显著的影响，均p>0.05
对父、母亲的信任程度 针对学生对父、母亲的信任程度与出柜进行KM单因素分析，我们发现，学生越信任父亲，其出柜倾向就更加明显，p=0.016；学生对母亲的信任程度与其向家庭出柜没有显著的影响，p>0.05
父、母亲对性少数群体的了解 针对父母亲对性少数群体的了解与出柜的关系进行KM单因素分析，我们发现，父母亲对性少数群体的了解程度越高，学生出柜倾向越大，均p<0.001
父、母亲对性少数群体的支持程度 针对父母亲对性少数群体的支持程度与出柜的关系进行KM单因素分析，我们发现，父母亲支持程度越高，学生出柜倾向越大，均p<0.001
是否有稳定的恋爱关系 针对恋爱情况与出柜的关系进行KM单因素分析，我们发现感情状况并不能够直接影响学生的出柜行为，p>0.05
经济是否独立 针对经济情况与出柜的关系进行KM单因素分析，我们发现，经济状况越是独立的学生，出柜倾向越是明显，p<0.001
是否向朋友出柜、朋友是否是性少数及与朋友是否讨论相关话题 针对以上三个因素与出柜的关系进行KM单因素分析，发现，均与学生的出柜行为没有明显的影响，p>0.05
5.2.2.2 Cox多因素回归分析
根据KM单因素分析的结果，将具有显著性的因素纳入多因素回归分析中，同时挑选出不具有显著性的、但存在影响潜力的因素，同时纳入研究之中。结果表明，多因素回归分析之后，只有“经济独立状况”以及“学生在校阶段（年级）”是整体出柜的显著性影响因素，且p均<0.001。
5.2.2.3 简要分析与思考
对于单因素分析，我们发现，学生本身特质的因素中，在校阶段因素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出柜行为，这可能是因为，学生进入大学之后，接触群体多元化，思想成熟和自我认同感有所提高，从而更容易有出柜行为，但是由于年龄因素中，潜藏着其他因素的干扰，所以无法直接确定的阐明其中的关系。
学生所选学科对其出柜也有影响，理学科和信息学科方面，相对出柜概率较高。
家庭因素方面，我们发现，独生子女更容易有出柜的行为，这可能是于样本中的非独生子女人数过少（仅22%）导致了这一结果。母亲的学历程度也对其有所影响，我们猜测，在中国家庭中，母亲是孩子在家庭中主要的沟通对象，因此，母亲的学历程度影响着她对于性少数派的了解程度，从而给予了孩子直观的感受：母亲对于性少数派是否有支持的可能性。对于父亲的信任程度是显著的影响因素，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家庭中，父亲属于家庭的主导力量，尤其是父权影响没有消除的情况下，学生可能认为，出柜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亲的想法和态度。当然父母对于性少数派的支持程度和了解程度直接影响了学生出柜的行为。
在其他因素中，我们发现，即使朋友圈能够提供性少数派的氛围，仍然不能影响学生的出柜行为，只有经济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之中都起着显著性的作用，这也符合当下青年及大学生在出柜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和策略，在没有脱离家庭的经济支持情况下，大学生不会冒险进行出柜行为。
5.2.3 不同类别因素对向父母、朋友出柜的影响
上述的分析全面地展示了影响个体出柜的可能因素，接下来会将分别呈现向父母出柜和向朋友出柜的情况，详细讨论不同类别的因素（如家庭、认知、社会支持等）对出柜的影响。
影响向父母出柜的因素
对非异性恋群体，以是否向父母出柜为因变量，以家庭因素为自变量（如：母亲对性少数群体支持程度、对父亲的信任度等），分析影响非异性恋受访者向父母出柜的因素。
首先对向父母出柜与否和家庭因素进行点二列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下表4所示。数据表明：向父母出柜与否和父母亲对性少数群体支持程度显著负相关，和父母亲了解性少数群体及问题相关信息渠道多样性显著正相关，和父母亲对性少数群体与相关问题的了解程度显著正相关，和父母最高学历正相关，和家庭社会阶层显著正相关。相对未出柜的受访者，已出柜受访者父母最高学历更高，家庭社会阶层也相对更高，并且父母对性少数群体的认知情况也更好，但父母对性少数群体的支持程度反而更低，这一结果可能源自观察者偏差，即已出柜的群体相比未出柜的群体可能会遭受其父母更多“反对”的声音，而未出柜群体的父母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对。
表 4 向父母出柜与否和家庭因素的相关分析
注：* 表示 p<0.05, ** 表示 p<0.01, 下同
其次，对对向父母出柜与否和家庭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整体模型的Hosmer-Lemeshow检验未达到显著水平，表明整体模型的拟合优度理想。参数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显著影响向父母出柜与否的因素有母亲健康、母亲依恋（信任）、父亲对性少数群体支持程度、母亲了解性少数群体及问题相关信息渠道的多样性及母亲对性少数群体与相关的了解程度。模型的分类正确率，Logistic回归分析效度较高；Cox-Snell关联强度为，Nagelkerke关联效度为，因变量与自变量间的关联强度较强。
接着分别对已出柜群体的出柜情况和未出柜群体的出柜想法进行探究。
① 已出柜群体
已出柜的受访者评价了自己出柜时主被动程度和计划程度以及与家庭关系相关的因素（如：与母亲关系和谐融洽程度、母亲对自己的信任程度等）。出柜的主被动程度和计划程度显著正相关，这符合“计划越好越主动”的常识，与母亲关系和谐融洽程度、对母亲信任程度、父亲对自己的信任程度、母亲对自己的信任程度和父母同伴依恋量表：母亲信任，均与出柜的主被动程度和计划程度显著正相关。数据表明家庭关系，尤其是与母亲的关系(相互信任程度)，和出柜的情况有较强的关联，家庭关系越好则出柜的情况越好。同时，父母同伴依恋量表：母亲疏离，与出柜的主被动程度显著负相关，这从反面印证了这一观点。(表5)
表 5 家庭关系与出柜情况的相关分析
已出柜的受访者评价了自己出柜的主被动程度和计划程度以及与父母对性少数群体认知相关的因素（如：父亲对性少数群体支持程度）。父亲和母亲对性少数群体支持程度和出柜的主被动程度即出柜的计划程度均有显著正相关。数据表明父母对性少数群体的直接支持和出柜情况正相关，支持度越高，出柜情况越佳。（表6）
表 6 性少数群体认知与出柜情况的相关分析
已出柜的受访者评价了自己出柜的主被动程度和计划程度以及与社会支持的数量和满意度。出柜的主动程度和社会支持的满意度有显著的正相关。数据表明受访者的社会支持满意度越高，出柜的主动性越强。（表7）
表 7 社会支持与出柜情况的相关分析
② 未出柜群体
未出柜的受访者评价了自己出柜想法强烈程度以及与家庭关系相关的因素（如：对父亲信任程度、母亲对自己的信任程度等）。出柜想法强烈程度和对父亲信任程度、对母亲信任程度、父母同伴依恋量表：父亲沟通均有显著正相关。数据表明家庭关系与出柜想法强烈程度有较强的关系，家庭关系越好，受访者出柜想法越强烈。（表8）
表 8 家庭关系与出柜想法的相关分析
未出柜的受访者评价了自己出柜的想法强烈程度以及与父母对性少数群体认知相关的因素（如：母亲了解性少数群体及问题相关信息渠道的多样性、父亲对性少数群体支持程度等）。出柜想法强烈程度和父亲及母亲了解性少数群体及问题相关信息渠道多样性、父亲及母亲对性少数群体支持程度均有显著正相关。数据表明，父母了解性少数群体及问题的渠道越多，对性少数群体的支持程度越强，受访者出柜的想法越强烈。（表9）
表 9 性少数群体认知与出柜想法的相关分析
未出柜的受访者评价了自己出柜的想法强烈程度记忆社会支持的数量和满意度。出柜想法强烈程度和社会支持的满意度具有边缘显著的正相关。数据表明受访者的社会支持满意度越高，出柜的想法越强烈。（表10）
表 10 社会支持与出柜想法的相关分析
影响向朋友出柜的因素
对非异性恋群体，以是否向朋友出柜为因变量，以友谊因素为自变量（如：同伴依恋、经常交流朋友中性少数比例等），分析影响非异性恋受访者向朋友出柜的因素。
首先对向朋友出柜与否和友谊因素进行点二列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下表5.2.8所示。数据表明：向朋友出柜与否和经常交流的朋友中性少数的比例显著正相关，和经常交流的性少数朋友关系密切程度显著正相关，和与朋友谈论过向父母出柜有关话题显著负相关，和同伴信任、同伴沟通均显著正相关，但与同伴疏离显著负相关。相对于未出柜的受访者，已出柜的受访者经常交流的朋友中性少数的比例更高，经常交流的性少数朋友关系密切程度更大，同伴信任更强，同伴沟通更多，而同伴疏离相对较少，此外，他（她）们的社会支持数量也更多。然而，已出柜的受访者，更有可能未和朋友谈论过向父母出柜的话题。
表 11 向朋友出柜与否和友谊因素的相关分析
其次，对对向父母出柜与否和家庭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整体模型的Hosmer-Lemeshow检验未达到显著水平，表明整体模型的拟合优度较理想。参数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显著影响向朋友出柜与否的因素有经常交流的性少数朋友关系密切程度、同伴依恋（信任）。模型的分类正确率，Logistic回归分析效度较高；Cox-Snell关联强度为，Nagelkerke关联效度为，因变量与自变量间的关联强度较强。
5.3
出柜的结果和预期
对于父母在出柜后的反应（包括出柜后个体与父母的关系、父母与个体的态度、父母对个体性少数身份的接受程度），短期来看，MANOVA分析表明未出柜的个体对出柜后的预测较已出柜的个体报告的出柜后的短期状况有显著差异（F(1, 395) = 25.926, p < .001），对于每一个问题，未出柜的个体对出柜后的预测都更为负面。这可能说明LGBT个体倾向于高估出柜的难度，也可能表明敢于向父母出柜的个体有更包容的家庭环境。由于本研究为回溯性研究，较难给出因果判断。
图 10 不同出柜状态的个体对出柜结果的评价或预期
（误差线表示95% CI；评价数值越低，表明对应观点或描述越负面）
对于已出柜的个体，尽管数值上来看较长时间的评价相比较短时间的评价有更积极的趋势，但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F(1, 176) = 1.106, p = .361）。
图 11 已出柜个体对出柜后不同时间结果的评价
（误差线表示95% CI；评价数值越低，表明对应观点或描述越负面）
6
总结
在本研究中，受访问人群的结构构成上，我们纳入了一定比例的非性少数人群作为本研究的参照对象，与研究目的人群进行对比。受访人群中，无论是否是性少数人群，对于性别认同方面，都存在着自我跨性别的认同，这与我们传统观念上此现象主要出现在性少数群体中的观念并不一致，这提示着我们，性别认同是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并非单单从生理性别上就可以做出单一的判断。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在性少数和非性少数人群的样本中，双性恋\泛性恋倾向的比例在两组人群中都占有相当的比例，甚至在性少数样本中占有接近1|3的比例，这提示我们自我性向的认知也并不是单一的，可能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性向是流动的，对于青少年时期或者之前，就要关注并进行适当的性向知识的认知及普及，而非让其在环境暴露中强制形成。
本次调查问卷中，我们根据受访者可能受到的不同的影响因素纳入参考对比的范围中，以此推测出真正的独立影响因素。其中包括了受访者本质特征、家庭因素、社交情况、自我认知等方面。
根据结果分析，受访者的大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出柜的想法更多，出柜率更高，这一结果与调查初始的设想一致，但是由于年龄作为时间因素，并不能够作为独立的分析因素，其中包含了多方面的混杂影响，故而我们进一步分析。
本质特征方面，我们发现受访者作为独生子女的出柜倾向高于非独生子女，这与社会认知中独生子女承担更多的出柜家庭压力而不易于出柜的想法相左，我们推测可能此结果与受访者的家庭结构相关，例如独生子女的家庭多在城市，而非独生子女家庭多在乡镇地区。这一解释也同时被我们研究的“入学前所属地”结果相一致，城市出生成长的大学生相对于乡镇学生有更多出柜的倾向。
在与本质特征有交互影响的家庭因素分析中，我们发现，母亲的学历程度及与父亲的融洽程度对于大学生出柜有着显著影响，我们推测，受过高等教育的母亲可能对性别、性向等相关领域的态度更为开明，子女更有可能认为母亲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接受程度更高。除此之外，在传统式家庭结构中，父亲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和决定权占比较大，父亲的权威地位不止影响到女子出柜的选择，也间接影响母亲对此的态度，因此与父亲关系的好坏可能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出柜的信心和把握。父母对于性少数群体的了解，如大众认知一样，分析得到程度越深，其越能影响大学生的出柜倾向。恋爱关系及经济方面，有着稳定恋爱的活着经济独立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出柜。我们可以从以上的分析结果发现，大学生的出柜倾向可能更多地取决于环境因素给予其信心的多少，当其周围的影响因素给予的信心达到某一阈值之后（因人而异），其结果事件“出柜”即可发生。值得一提的是，多因素分析中，只有年龄及经济独立状况成为了独立的影响因素，可见在当今社会环境下，大学生的出柜倾向大体上仍然受制于自己经济无法独立。
对于已经出柜的群体来说，短期内虽然与父母的关系会有轻微恶化，但是长时间后，关系基本不存在问题，可见父母需要一段对于性少数方面的接受过程，这也提示了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多元的理念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着社会今后对于这方面的接受程度以及性少数群体出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出柜的对象方面，我们发现，朋友同辈相对于其他人群来说是更容易倾诉的对象，这与大学生进入大学之后相处人群结构模式变化有关。大学生在入学之后，会接触到不同类型的人群，其中包括是否认同性少数群体、性格各异、是否同为性少数群体的人，在相处的人群基数增大的同时，也极强了拓展了身边人员的构成，增加了其接受到认可的机会。与原本在封闭的家庭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同，因而可能成为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
在与受访者的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每个人在处理出柜这一问题都显得小心谨慎，并且无论是否是主动或者被动地出柜，都并不后悔，这一结果很好的反应了性少群体对于处理“出柜”这一问题以及处理家庭关系的能力方面更为成熟。此外，受访者大多提及的都是生活中父母旁敲侧击的反应和细枝末节的话题，而这些大多都来自非原生家庭的周遭人物的对比和提问，这也正是父母的压力来源之一，父母不能独立于自己的朋友圈而存在，由于周遭环境并不能有着很高的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接受程度，因而会对于父母或者自己造成着舆论的压力，即使父母自身能够成熟，但是作为孩子的学生，父母更加担心其孩子在社会层所承担的巨大压力和可能的不公平待遇。
此研究的受访人群地区、学校和年龄段都存在着局限性，我们也希望能够从典型易受影响的大学生群体中找到关键因素，从而帮助性少数群体更好地了解出柜的合理方法和时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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