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应学院是什么级别?透析中国大学的“官帽子”
一般情况下，普通本科高校的级别是正厅级，但是，在全国有32所大学被定位为副部级大学，这32所副部级大学的书记和校长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任命，中组部宣布，这些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全部享受副部级待遇，由中组部管理。其中，国防科技大学为副大军区级别。
中国32所副部级高校名单如下：
北京区（7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天津区（2所）：南开大学、天津大学
东北区（3所）：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陕西区（3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上海区（3所）：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
江苏区（2所）：南京大学、东南大学
湖北区（2所）：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湖南区（2所）：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副大军区级）
安徽区（1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福建区（1所）：厦门大学
广东区（1所）：中山大学
浙江区（1所）：浙江大学
四川区（1所）：四川大学
重庆区（1所）：重庆大学
山东区（1所）：山东大学
甘肃区（1所）：兰州大学
除去32所副部级高校的所有一本院校和二本院校，即包含7所985大学、所有非985的211大学，以及其他所有普通本科高校都属于厅局级单位，其中，中央直属高校的书记和校长由教育部任命宣布；高职高专院校则属于副厅级，包括所有公办专科高校、公办职业技术学院。另外，独立学院有公办民助的性质，级别一般也是副厅级；民办高校一般不署行政级别。
戴着“官帽子”的中国大学，与人们心中兼容并包、独立自由的学术高地早已相去甚远。这些年来，直接从教育部空降下来的重点大学校长、副校长，越来越多，若干司局长熬了许多年，在大学里谋个副部安度余生的例子不胜枚举。正所谓“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就是这个意思。
说到这里，有一个真实故事：
某学生本科读的是重庆大学，硕士读的是浙江大学，博士读的是北京大学，结果毕业证上统统盖的是北大校长林建华的章。找工作的时候，面试官调侃说：“造假也要专业一点嘛，你就不能多刻几个章？”
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段子，经过查证北大林校长的履历，发现这名学生确实没有弄虚作假，怪就怪中国校长走马灯般变换得太频繁了。
林建华履历（节选）：
2010年12月至2013年6月任重庆大学党委常委、校长;
2013年6月至2015年2月任浙江大学校长;
2015年2月至今任北京大学校长;
2015年3月5日，国务 院正式任命林建华为北京大学校长。
不得已，林校长决定“忍痛割爱”。2016年，林校长在“两会”上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建议取消大学行政级别。不过，这一建议后来也被吐槽是“烟雾弹”，因为林校长“去行政化”计划里，只是革去院系中层领导的行政级别，并不包括自己的副部级头衔，因此，有教育界人士认为“改革校长”林建华此举只是权宜之计，是一种策略，缺乏动真格的勇气。
相比于北大林校长，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更关注教育的使命和目的，他认为，“行政化”并不体现于校长、副校长的行政级别，而是指教授和科研人员不把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和学术上，却用在了冗长的行政环节中。确实，大学不教书育人，而落入沽名钓誉的怪圈，如此循环往复，岂不误国误民！
插一句，今年1月，施校长愤而辞职，原因是清华“就业引导教育”的功利性，导致中国所有精英都想干金融，无人再潜心科技研究。以施校长之材，绝对是清华一大损失。
也就是说在“官本位”的渗透下，中国诞生了32个副部级大学，那么就需配置64个副部级干部。由此类推，正厅，副厅、正处、副处......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教授都争着谋个处长或副处长的原因了。另外，要是能在教育部或国家学术评审机构占个一席之位就更好了，这样不单提升了学校的“综合实力”，教授说话自然也更有分量。“官大学问深”，不是共识，却已成通例。
在中国，大学还被加上了“985”、“211”和“双一流”等前缀，当然，这些前缀都是有含金量的，往往意味着政策或拨款倾斜，因此也有人嘲讽，“985”、“211”与普通大学的区别就在于“钱”，前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郑强，调至贵州大学担任校长后，就曾感慨“贵州大学过去30年得到中央政府支持的总和，顶不上我原来工作浙江大学的1年。”哈哈，郑书记耿直得很哪。
除去32所副部级高校的所有一本院校和二本院校，即包含7所985大学、所有非985的211大学，以及其他所有普通本科高校都属于厅局级单位，其中，中央直属高校的书记和校长由教育部任命宣布；高职高专院校则属于副厅级，包括所有公办专科高校、公办职业技术学院。另外，独立学院有公办民助的性质，级别一般也是副厅级；民办高校一般不署行政级别。
高校去行政化
“行政化”更为通俗的表达是“官僚化”或者“官本位”，否定大学在学术性和人文性的独特性，将大学和学术事务当做行政事务来管。不少学者视其为限制大学发展的“毒瘤”，批评其祸根在于学术对于政治的依附以及行政对于学术的吸纳，窒息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精神。
“行政化”使得政府将大学视作其行政机构的延伸部门，在严格控制的同时，无法做到管办评分离。大学作为独立法人和办学主体，本应依法享有的人事、学术、财务等自主权无法落实；政府又无法完全履行监督评价等方面的职责，管理风格随意性大，处处讲究等级。
取消行政级别，是“去行政化”的一剂猛药。这也意味着高校的校长无法再晋升教育部。然而，在大体制恒定的背景下，反而可能促成高校内部混乱、自主权下降的风险。一种看法认为，由于高教界精英集体行动能力下降，地方精英则会强化对自己辖区内部的精英高校的控制力。一种可能的后果是，教育部将丧失对于地方的谈判能力，弱化中央教育政策的压力机制。
“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而是要回归到以学生和学术为本位。让行政为学术服务，让教师都能安心教书、做研究，让学校能静下来，回归大学本质，探索适应全球化、网络时代新的育人理念，构筑高质量的培养体系，提升学校的科学研究水平，强化学校对社会发展的服务和影响。
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关注客家圈、客家人、客家事
读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