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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畹的中文世界

卢岚 亚洲考古 2022-12-25

[按]沙畹一生著作等身,弟子成行。他先后触及的汉学领域有碑铭学、古文字学、西域史、西突厥汉文数据、中国舆地学及地图绘制术等,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译注》、《司马迁史记》、《菩提伽耶中国碑考证》、《西突厥史料》、《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中国文献》、《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等,甚至在晚年还研究过道教(文章收入《东亚论文集》第3卷),只有中国的美文学、哲学没有涉猎。1918年,沙畹在巴黎去世,临去世的前几个月,还在索邦神学院的梯形大教室作了最后的演说——“论中国人的道德思想”。



畹(E.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以法国驻华使团自由工作人员的身份第一次到中国时,是个24岁的小伙子。抵达伊始,连“对不起”也不说一声,一步就闯进了《史记》这座古代中国通史大楼,且不见外得紧,在数千年以来积聚的家私杂物当中,翻箱倒柜,像私占人家空屋者,不再出来了。他要翻译《史记》。不,是注译《史记》。按照东汉史学家班固的说法,《史记》是一部“涉猎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年间”的史书,小伙子曾否自问能否挑得起重担?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主修的是康德的哲学,是院长佩罗( G.Perro)让他转向中国领域的。你屈指细算,他跟老师考狄(H.Cordier)学了多少天中文?方块字跟欧洲的拼音语言有极大差别,没有词根变化,没有时态,没有单复数,跟口语脱节,因为没有拼音。欧洲人学汉语谈何容易。长久以来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语言是第一障碍。《史记》即使于中国人,要看懂一个故事,也要翻上好几回《辞海》,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古文。“天其素王之乎?”你想明白,就得去查阅资料。据沙畹后来的说法,当年他就某一个问题去请教中国人,几乎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但小伙子对文字迷宫感兴趣,对埋在地下的历史感兴趣,一种偶然性把他推入汉学界,但没有谁能够再把他推出来。他迫不及待开始工作,在清朝驻法使馆参赞唐夏礼协助下,从中国的古老祭礼“封禅书”开始。翻译是两种文字的转换,而沙畹的翻译首先是探索,一边翻译,一边研究作者曾经参考过什么文献,利用过什么资料,其可靠性如何,然后他又去追踪那些文献,探讨其真实性,再将各种线路重新连接。难得的是在追索过程中,不用砸门撬锁,轻易将所有大门都打开了,所搜索出的资料的数量、宽广度,事无巨细,令人吃惊。你等着这个西洋小子闹出故事,谁知没有事故,且出手不凡,四年后已经注译了全书的一半,由基督教会主办的北堂印刷厂出版了。从1895年以后的十年间,也陆续在法国的ErLeroux出版社出版。注释的详尽,考据的广泛严谨,有理有据,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你看他的译作,就得左三页右三页地翻着看,因为译作由译文和附录两个部分组成,你看过附录才更加明白原文。他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熟悉,求证资料的复杂繁多,你没法理解,就像对伯希和的语言能力的没法理解。外国人从此读到一部有年份,有故事,有声,有色的最古老的中国故事:《史记》。君臣、父子、长幼、夫妇间的次序,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礼义廉耻,帝王的暴虐,或人神之间的感应,就在千年的律法底下,以立体面貌出现,各人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粉墨登场。在时间上和精神上都显得遥远的东方世界,被推到西方人的眼前来了。从利玛窦以来,每一代传教士对汉学的涉猎大体琐碎,着眼点大多是近期文学,着重于翻译或改写,是业余爱好者的研究方法,外国人从他们笔下认识的中国不多。而沙畹《史记》注译的出现,于译者而言,是探讨了中国上古历史和文化源头,客观效果是促进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汉学研究也被推动起来了。他的注译本事,可以把翻译家冯承钧对他的《中国之旅行家》的评述作为总体的评述:


初阅时觉多为我国旧籍中之记载,经外国人所译述者,不肖终读也。近检藏书复见之,重读一过,见中有若干材料,为余穷年累月所难解决之问题,今皆不难按图索骥。是此书不特为翻译之品,且兼有考据之功。中有数事,均足以补我史籍之缺……

之后,他扩展学术涉猎领域,非凡的智力,超人的工作能力,使他从一门学问到另一门,就像一连串活动着的镜头。你忙着看他的《史记》,他已经到了《中国两汉时期石刻》《华北考古记》《邦宁拓片之中亚的十种汉文碑铭》《汉文大藏经中的五百故事和寓言》……考古,历史,地理,语史,碑铭,简牍,民族,宗教,中国古代石刻,既无国界线,也无学科之分。到处是沙畹,不用打起大旗,一眼就可以看到他。他读遍中国古籍书:《周易》《诗经》《尚书》《书经》《礼记》《前汉书》《后汉书》……你感到陌生的还有《独断》《白虎通》《公羊传》《毂梁传》……然后左一把右一把给你引述,千页万页文字向你撒过来,直叫你惊也不是,喜也不是,恼也不是,不知他以什么东西去跟魔鬼换取回来的鬼本事。如果将伯希和的学问和活动能力比作海啸,沙畹的呢,不比也罢,要比就沙畹比沙畹。他把中国的文化兜底翻,有谁找出过他的岔子?没有。奈何。何况人家还谦逊得紧,一早声言:“我只是尽我的所能,我会为所有的批评指正感到高兴。”你能够怎样?都说他注译的《史记》是西方汉学界整理中国史学的一部严谨而精细的著作,最优秀的范本,是他的学术成就的王牌,其实他的考据、解读、辑纂史料的新方法,也是他的王牌。他手中有好多王牌。第一次来华,四年后奉命回国,接替德里文侯爵在法兰西学院的职位,主讲“汉语、满语和文学”讲座,才28岁。但考古学和史学研究已经硕果累累,成为法国汉学研究的生力军,及时成为法国汉学研究的接棒人。原来他到中国,冥冥中就为《史记》。这项工程成为施展他神迹般的智慧,以现代手法来对付一门最古老学问的天地。从此《史记》与沙畹紧密地相连在一起。


他深深地沉浸在这部通史中,乐此不倦地漫游在这个远去了的古代世界里,却没有迷路,他以旁观者的目光,对这部通史进行全面思考,从序言和著名的长篇导论中都可以看到。他强调《史记》是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两人的手笔,属于司马迁的文字不会多。司马谈在宫廷主管星相学部门,相信天象直接影响到大地的生活,而这种观念也产生于古罗马时代,同样有过记载。因此,司马谈在工作过程中,必然追踪从古到今在地上发生的事件,尤其有系统地记载日食、月食、地震、水灾及其相关大事。他的职务也容许他接触到宫廷收藏的最古老的档案资料,因此,所做的工作就不只是星相学的工作,同时也着手历史记载,如他所说:“掌握秘籍,职司记载”。且不只是编纂历史,他的博学,精天文,熟史事,对诸子学术的思考和研究,使他有可能像一个真正史学家那样去记载。所以沙畹认为,司马谈可能一早就起草了部分《史记》,且正式付诸文字。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很多段落以“太史公日”为开头,有些人认为这是议论史事的写作方法,沙畹却认为可以相信这段文字是司马谈本人所写。最后一章《太史公自序》明确指出,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到泰山进行封禅大典,而司马谈留滞洛阳,“发愤且卒”,为不能参与封禅祭礼而遗憾终身。去世前,“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日:‘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承诺完成其未竟之业。但某些段落的“太史公日”则指司马迁本人:“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太史公日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但指司马迁的情况不太多。怎样区别父子的笔墨?从篇章上无法辨别,若从观点或精神着眼,尚可分辨其中差异。司马谈研究过墨家、儒家、法家、道家等诸子学派后,倾向于道家,一种比较自由的思想,司马迁说其父“崇黄老”,老子被称为“黄老道德之术”。而他本人则倾向儒家,崇拜孔子。他拜访过孔子故乡,礼拜过孔庙,孔子世家篇写得非常详尽。


太史公笔触冷漠,沙畹如是认为。写吕后对戚夫人母子的极度凶残,也像叙述普通事情,不流露个人情绪,一种无人称的零度风格。作为时代的发言人就够了,不必道出个人的观点和思考。沙畹认为这是太史公独特的文字技巧。西方有些历史学家,将个人倾向介入历史,以个人的观点、志趣来再创造,古罗马历史学家提特李维(Tite Live),就给严酷的古代世界滚上太多的美丽花边。司马迁父子则无意留下个人印记,把收集到的各时期的文字记载,进行辑录,筛选,再把它们镶嵌和连接起来,使其成为连续的历史故事,依然保持历史事实的原貌。“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之前,历史只是地方性的编年史,《史记》开创了有完整故事的历史。没有它,后人对古代中国的认识只能限于不肯定的片断。陈胜吴广的作乱,没有必要写进历史,他们只是冒险家,抓住一个时机作乱,六个月就被镇压下去,没有值得称颂的史迹留下。沙畹如是认为。相反,把孔子这个道德伦理学家放进诸皇贵胄之列,是司马迁的首创。但孔子并非是“有圣智而无位”,因为“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孔子实际上已成为贵族,但没有参与统治,只为世人提供了思想和言行的准则。通史里还收录了诗歌、论述、诉状、民歌、著名的语录等,因为写著名文化人的时候,必然牵涉到他们的作品。作品被收录下来,避免被遗忘,满足了希望了解过去的人的好奇心。《史记》因题材的伟大而伟大,“历史学之父”的美名,唯司马迁当之无惭。


历史学家面对的难题,首先是史料的来源,沙畹认为《史记》史料的来源,有亲自经历的,有从当代人获悉的,也有从典籍文献中得到的。重要的是如何判断史料的伪真,又必须从中走出来,客观地给它一种形式,根据不同时代复活过去,给事件以合理的连续性,因为讯息往往是以片断传递而来。史料的来源既是历史学家的着眼点,也是读史者的着眼点。《史记》的史源一直有争论。沙畹认为除《楚汉春秋》外,《书经》是重要的来源之一,因为他引述了其中许多语录。这部最古老的中国文学巨制,收录了不同时代的作品,所覆盖的时间从尧、舜,直至公元前2000年。但沙畹认为《史记》内容的比例不合理,目录中有一半篇幅是写秦朝之后发生的事,换句话说,最后130年的历史,比起从远古至公元前221年那部分的篇幅要长。这种比例明显是失调的。原因何在?司马迁对发生于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事件写得很多,但该事件持续时间不长,三年后暴君就死了,文化局面很快得到恢复。在焚书过程中,数量少的典籍无疑是永远消失了,但数量多的,由于广泛流传在民间,因而得到保存。另一方面,许多历史事件,某些作品的内容,还保留在精英的脑袋里,就有恢复原状的可能性,比起秦朝之前发生的事,司马迁能够找到的史料会更多。《书经》在秦始皇的焚书中被毁了42章,留下来的只有58章,后来经过不断恢复,内容难免“现代”化,甚至成为毫无根据的编造。如果作者选择经过恢复的文字,作为读者,就不知道是哪一个时期恢复的《书经》。《楚汉春秋》也有同样情况。沙畹就从《史记》的内文求证,他发现司马迁参考的《楚汉春秋》是近史,参考《书经》九篇都是新本,而非旧文。


作为法国人,考据的是中国文化,思考的是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著书立说,他很中国了?当年利马窦穿儒服,戴儒帽,出口之乎者也,道德文章,比中国人还中国,但沙畹决非如此。他漫步于中国古代世界,做他的学问,却以社会学家的立场,对现代中国有所思考,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发现他所研究的事物是陌生的。“这个辽阔的帝国人口众多……它的人民一生中都恪守我们所陌生的原则。”读中国古书的过程中他发现,“孝”字是最重要的思想,也是最重要的道德表现,“百行孝为先”。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日:“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没有尽孝是一件大事,是要天罚的。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如是,同样的上下尊卑关系,也伸延到家族成员中,臣民中,君臣中。对来自于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导精神的国家的人,面对“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不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观念,陌生得就像面对外星人的事物,宁可死给你看也不会认同!吉卜林( R.Kipling)有谓:“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个世界永远不会互相了解。”当年带有新思维的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也没能打倒。沙畹还发现,文学把这种思想反复加强传递,“时至今日,这些基本思想依然是中国人生活观念的组成部分”。他又说,书本没有教会中国人运用理性,也不引导发展个性和个人品质,“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注意本分,不依据自己的意识行事,而是屈从于外界强加的规则”。上层社会的人沉醉于文学和文学知识中,为求一官半职,就必须参加科举考试,而文科是考试的唯一科目,“排除了数学,实验科学等所有学科”。他以1889年考试题目为例,三篇作文题目皆取材于古文:《论语》《中庸》《孟子》。如果文章阐扬道德规范,提出政治见解,词藻讲究,就有入选当官的可能,因为他们理解祖先的教导,日后才能掌握国家大事,成为传统的卫道者。而学校培养人才,也只是推崇记忆力,忽略准确的观察和推理智慧的训练,导致书本知识扼杀了思想。“结果很自然,在那些源于科学的应用并改变世界面貌的发现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的成果。”所以,近代科学不产生于中国,中国人甚至没有将祖先的发明加以完善。沙畹还认为:


“中国人从未在他们的研究院的大门上写过:‘非数学家莫入’,他们既没有自己的笛卡尔,也没有自己的培根( F.Bacon)。”



沙畹这就从汉学转到社会学。他认为,要更好地跟中国人打交道,必须认识这个非理性的古老民族,研究汉学就有其必要性。


都说沙畹为当代汉学研究确立了专业化、科学化的规范。你不怀疑这种能耐来自笛卡尔。按照笛卡尔的机械唯理论,世界是均质均等的几何学般精确的空间,在机械的规律底下运转,包括人体的循环在内,所以,物质世界的科学,必须以现实世界的绝对确实性为基础,要像数学那样能够运算,将“可能”“好像”的因素摒弃。要一加一等于二。沙畹拒绝权威性的教条,只接受理性的科学,要像科学那样精密严谨,经得起解释。一连串几何学般的精确推理,可以认识一切事物,最后找到谜底。于是就有他的精密考据。他的考据是要将过去的世界翻出来。在当时追求准确、缜密的风气底下,连象征派诗人瓦莱里也研究起数学来了,手稿中就出现许多数学运算公式。后来的哲学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都认为笛卡尔的机械唯理论,促使了法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因为科学发展需要一种新的超验感觉,它首先来自于哲学。笛卡尔的学说对他所处的世纪,和身后好几个世纪产生了巨大影响,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沙畹的一丝不苟和冒险精神,不只表现在思辨能力和研究方法上,也表现在考古跋涉上。他翻译《史记》,研究两汉时期的浅浮雕、石刻,就以考古作为研究的支柱,以传教士的冒险精神,在百多年前匪夷所想的艰苦条件下,跑遍半个中国,将中国的历史一直翻到鹤嘴锄能抵达的最深处。笛卡尔的学说为他照亮了最阴暗的洞穴。


沙畹所推崇的英国哲学家培根,是将世俗的学问按照记忆、想象和理性三种能力,分别划分为历史、诗歌和哲学三个领域。中国有《二十四史》,有被誉为世界历史学典范的《史记》,有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太史公司马迁,历史这个学科中国领先了,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埃及,就没有系统的历史记载。中国也被誉为诗歌的国度,《诗经》的时代涵括了从上古时期直至春秋中叶,即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从古到今,记忆和想象在中国是得到很好的发展的。唯有哲学领域有所欠缺。在沙畹眼里,无论仁义道德的儒家,以推理作为认识手段的墨家,以处罚作为教化方法的法家,“深乎!为万物宗”的道家等,没有哪一家的思想对科学发展有所启发。谈到中国的社神,他说:


“今天,人们不再把土地神尊崇为自然界的万能,而是保佑人们发财致富的神灵。”



礼拜社神也是从实用价值出发。至于民间艺术和装饰物,都具有象征意义,就是表达心愿。“生活幸福和长命百岁不是中国人的唯一愿望,他们还希望多子多孙。”他认为中国人的难处不在于思想含糊,而在于是个现实主义者。


沙畹开始翻译《史记》时,就到山东搜集了武梁祠和考堂山石室的碑文,参照饰有图像的纪念碑文来帮助译事,同时加以阐释,汇编为《中国两汉时代的石刻》(1898)。在注释《封禅书》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引发了他对泰山实地考察的念头,1891年1月24日,他第一次登上泰山。1907年第二次访华,走遍了中国的千山万水。第一部分旅程从东北向东走,在辽宁考察了清帝祖先的陵墓,到鸭绿江畔看了高句丽的刻于414年的“好太王碑”。第二部分旅程持续五个月,从北京到泰安,到孔子故乡曲阜、开封、洛阳,再折回西安,到乾州、太原、五台山、大同。他所选择的路线,无论在满洲或中国北部,都是留下许多古迹的荒山野地,他对那些古迹比中国人更了如指掌。



但要抵达那些地方谈何容易,在那个年代,且莫说交通工具,就连道路也没有,也没有任何卷籍记载过,沙畹只凭自己的知识去翻山越岭,有时必须放弃畜力车,骑马过溪涧。山东中部山石嶙岣,连畜力车也不容易走,山路只能让一辆独轮车通过,或骑马走过,一旦遇上方向相反的过客,谁也不让谁,直至骡子嘴碰嘴,那时候就得设法将畜力车攀附在斜坡上,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车栽筋斗,掉落到深谷。路上也可能遇上强盗、土匪,当年伯希和的西域探险,就请了哥萨克人的护卫队。即使旅程顺利,也有许多生活上的不便。有一回,他们在西安府的黄土高原上,日暮异乡,黄土漫漫,像经历着一场梦境,最后找到一间洞穴客栈投宿。一行人与十头骡子、五辆畜力车,同时挤进一个窑洞,里面已入住了其他旅客,还加上老板和仆役。天气炎热,窑洞不通风,人畜一室挤做一处。这种旅程于谁都不容易,遑论他这个从少养尊处优的哥儿。千辛万苦去追踪,去拾遗,去整理的遗迹,携回的拓片和壁画等文物,都不是他们的老祖宗的东西,而是中国人老祖宗的东西。你整理、注释、研究得再好,也是人家老祖宗的文化。但沙畹不会这样想。这条路线可有一个中国文人走过?过去没有,现在也不会有。你自问有否勇气去走一趟?没有。你不会去经历这种拼老命的旅程。但百多年前的沙畹经历了。


这片古老而崎岖的土地对他充满诱惑,时空上带他走得很远。他去到孔子的故乡,看,耶稣诞生前551年,中国一位大哲人就诞生在这里。但他眼里的孔子,决非是司马迁眼里的孔子。司马迁是“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二十岁开始游历名山大川,来到孔子故乡,“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余低回留之,不能去”。此行对他的精神有极重要的造就,越发成为坚定的儒家卫道者。但在沙畹眼里,“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他自比为使者,四处敲钟游说,宣传君主的明智指令”,因有助于维持封建社会秩序,被“历代皇帝尊崇为万代师表”。他对孔子的评价是:“孔子之所以流芳百世,主要是因为他修订了经典作品,‘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者’是他首要的荣誉称号。”他整理了《书经》和《春秋》等,整理过程中特别着重道德价值。孔庙宏伟了些,沙畹更喜欢藏在密林深处的简朴的陵墓,就在一个香炉,一个石头打成的祭台后面。中国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沙畹会同意吗?


同年6月21日,他第二次登上泰山,中国最古老的世界,秦汉以来历代皇帝进行祭天地的东方之巅,那里游荡着历代中国的神佛和鬼魂,夜间有着流萤般的鬼火。他以西方人,同时又是东方学学者的文化视角,以近代学术的研究方法,尤其使用原始材料来使历史张嘴说话。他把山头、刻石、庙宇、寺院进行梳理,相信自己在上边可以做很多事情,既锻炼智慧,也锻炼灵性。必须像摄影镜头,绝对准确,不能走出理性所容许的哪怕一步。泰山极顶的“玉皇上帝大天尊”的庙旁,立有一块大石碑,无字,后人称之为无字碑。沙畹给它记下数字,高4.85米,上阔1.10米,下阔1.25米,厚度上85厘米,下90厘米。要准确数字,不要印象的朦胧。都说该碑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时登山所立,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过碑文:“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而眼下无字的结论是:经历两千多年时间的融蚀,文字被磨掉了,这个结论可信吗?沙畹不相信。他更相信成化年间(1465-1487)《岱览》的说法,石碑表面平滑,没有曾经刻字的痕迹,跟周围石碑的状况大有差距,相信是汉武帝于前110年举行封禅大典时所立的石碑,从来没有刻字。那么司马迁所记载的碑文是怎么回事?道听途说?沙畹没有考证。


他要把山上的满天神佛和蒙尘的怪异说出所以然。他把我们带去看他的泰山,他所抵达的泰山,沙畹的泰山。你说,这座东岳之峰很高,历代帝王来“封禅”,是要在高峰上以地帝的身份跟天帝交个朋友,比个高下,较量一下腕力,“仁圣天齐皇”,“天齐仁圣帝”,沙畹说不够;你说,山上充满自然力量,是生命的无尽泉源,那里有“送子娘娘”“催生娘娘”,也不够;你说神佛在那里逍遥快乐,能兴云致雨,可以跟天帝直接沟通,地上的人通过祈祷、献祭,付出一笔“佣金”,可以请他们作“中介”,将自己跟神签订的合同转交天帝,请他履行合约,也不够。沙畹的泰山是他的脚板底下的泰山。他参照两张地图,一张是1830年的,另一张是1902年的,都是外国游客所制作的简单地图,从最高峰往下走,一路描绘山势,标出山峰、封祀坛、庙宇、刻石、祭坛、亭台、殿堂、观、寺、祠、坊的名称,就从三尖峰开始,一路下来,有上桃峪、望吴迹、碧霞宫、桃花洞、玉皇阁、灵应宫、五松树、王母池、普济堂、奎星楼……直至第252号的关帝庙。他给每座建筑物加以或长或短的注释,搜索出相关的典故。望吴迹由一个哭泣妇人的故事,引出孔子的“苛政猛于虎”。乾坤亭附近的废墟有一石碑:“孔子小天下处”,那是1837年,一位大名颜继祖的人士所立。孔子当年登泰山,脚下的鲁国变小,再向上攀升到此处,天下也小了。多少典故,就来自于那个古老的山头。他述说自如,就像叙述他从小熟悉的故事。


泰山是个墓外的鬼神世界,岁月使它失忆,一切都不肯定。沙畹就在神祗中,在寺庙楼阁中,在颂扬道德,评判善恶的碑文中,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推理。当他为泰山的地理环境、地貌、历史、庙宇、刻石等作详尽描绘后,再加上考据、典故,直至近期庙宇的葺修,有多少细微、繁复的文字要写下来。当他作全面而系统的描写时,就是对泰山整体文物作了记录、整理、注释和研究。封禅仪式也没有被忽略,所谓“封禅”是向天地日月拜祭,为的是给人换来好处,入神之间签定的,都是这类合同,不会是别的。《诗经》有谓:“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开始,历朝帝皇,都有过耗资巨大的封禅大典,上山筑坛以祭天地,报天地之功。祭祀至高无上的神灵,却不妨碍他们施行暴政。帝皇们上山向天地禀告皇朝的得胜,颂扬自己的功业与光荣,“天齐大生仁圣帝”,“峻极于天”,祈求避免地震、水灾,风调雨顺,农业丰收,还祈求福寿,子孙昌盛,长生不老。然后将告天地书刻在一块玉板上,放进一个玉盒,再将玉盒放进一个以石头打成的石箱子,四角以倒角石槽固定,不能再开启,最后将底座埋入地下四英尺,人向神索取好处的合约就这样坐实了。如果神单方面毁约,那是谁也没有办法的。


各朝皇帝的祷文,都给作了详细记录,如魏孝文帝的“祭岱岳文”,唐高宗的“封泰山玉牒文”,明太祖的“洪武二十八年讨广西蛮酋告泰山文”,明成祖的“永乐五年征安南告泰山文”,神宗的“万历元年即位告泰山文”等,再加上碑铭、碑记的翻译,民间的祭神活动等,都是我们所忽略的东西。他还考证社神石敢当的来源,引证1366年《辍畊录》的记述:“当住宅的主门面向一条小街,一条曲径,一条桥,一个十字路口,会竖立起一个小石将军,或者将一块石头埋入土里.当头写‘石敢当’。”又说,该风俗起源于战国时期,有一石姓家族,他们敢于面对和克服一切困境,“石敢当”就从这个家族的故事而来。立个石将军,就让他来担当或抵挡人所遇到的困境。


沙畹的注意力特别放在秦始皇出巡时代的秦代石刻,但当时只剩下“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两种残石,以及宋朝的摹刻“峰山刻石”。后来他把记录在《史记》中的八种石刻注译出来,收在第二章的附录中,与《泰山——中国祭礼专论》一起,洋洋数十万言,成书600页,成为泰山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中国古代史,1910年出版。考据成果具长久生命力,至今依然拥有使用价值,泰山从此成为古代中国讯息的宝藏,也名扬国外。


沙畹两次考古考察,收集了大批拓片、铭文,山东的汉代纪念碑,唐朝帝王陵的非佛教雕刻,龙门石刻的佛教雕刻,携回一批碑铭、壁画等文物。1891年登泰山时候,还从碑贾手里购得武氏墓刻石拓片。后来他撰写《华北考古考察图谱》,四卷图文并茂的考察记,拥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把山东武梁祠的画像以及有关的碑铭,收录在《武梁祠画像》中。沙畹这方面的成就,给西方汉学界提供了泰山信仰文化的研究资料,他也成了欧洲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先驱。这个人就可以这样不见外,去到中国,就比你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事无巨细。扬子江中的钝吻鳄他知道,象征喜事成双的一种蜘蛛蟢子,他也知道,而你不知道;去到泰山,又比泰山人更了解泰山,“天子之宗社曰泰社”,“天子之社曰王社”。如果我们惊奇于沙畹从古物中提炼出许多新信息,于我们却无动于衷,皆因我们来自于那个古老的世界,跟那个世界同样古老,已经习以为常了。


沙畹的考据就是拿个鹤嘴锄,一锄一锄往下挖,做学问的审慎缜密,近乎自我苛求:“我可以只刊出确凿的文献资料,舍弃可疑的章节或猜测性的译文。”资料的来源绝对要第一手。1894年他着手研究古代印度和伊拉克使徒的行传,就跟着当年修士行脚的路线,一站接一站,一间修道院接一间修道院走访,不管是否白费功夫,或路上有什么危险。当他面对所搜得的原始材料时,就开动他的具有卓越哲学思想的脑筋,向事物的深广度进行考究。他的译作《中国500寓言》,其中大部分篇章从印度移译过来,如《国王的500匹马》《无花果树下得道的释迦牟尼》等,都是纯粹的印度故事。就像基督教的《圣经》,带有劝诫意图,教人如何向善,避开邪道,如何面对人世间的阴暗和动荡。长久以来,一般人直至专家,都认为是民间创作,经过世代加工而成,但沙畹一步步追索,看故事最初出自于哪些人,由哪些人传递,以怎样的途径传递,在哪些地区发生,探索过程中,推翻一些现成的理论,去掉夸张部分,最后得出结论是:故事并非来自民间,并非我们习惯上认为的民间故事,而是出自于精英的脑袋。既然这些故事关系到道德、劝诫、隐喻,甚至策略,都是形而上的东西,只有精英的脑袋才能产生。是他们在沉思默想时刻,在热切的祈祷中,在充满智慧而慈悲的心愿中产生的。属于文学创作范围。这些精英们大抵出身于印度的宗教或哲学学校,有的已经成为教士,都受过良好的思想和教育训练。这类学校是产生最热切思想的地方。一般民间艺术,大抵肤浅,贫乏,简单,零碎。如果沙畹看了我们的《木兰辞》《孔雀东南飞》《阿诗玛》,他一定会考据起来,说,民间创作?恐怕不是。长期以来,我们认为《诗经》《书经》是经过长期加工的民间作品,但沙畹的看法是:“这些作品的最终状态不是自己形成的,应当是某个改编者或整理者,在一定时候对手中资料进行筛选,并按一种顺序整理出来。”


他的学生伯希和自认:“我对于艺术不感兴趣,……所以我的译稿少言艺术。”而沙畹不一样,他是一位全才的汉学家,研究范围宽广,对文学艺术同样感兴趣。在《史记》译文的《乐部歌曲》中,加入了他的论文《希腊音乐与中国音乐的关系》。他考察龙门石窟时,对公元五世纪的北魏艺术的细腻典雅称赞不已,使这个在黄河隘口上,距离司马迁的故乡韩城400公里的石窟,从此成为许多外国游客观光的目标。在《史记》的导言中,他赞扬司马迁没有忽略在非常时期产生的著名诗歌,如项羽的垓下之围,四面楚歌时候的英雄末路的感慨:“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汉高祖的《大风歌》也收录了。在《泰山》专论中,也饶有趣味地收集了一些传说。齐王攻打宋国时,经过泰山脚下的小村泰安府时,梦见两个人对他怒目而视,因为“师过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泰山有五棵松树进入传奇,因为秦始皇封禅登山途中,风雨大作,到五松树下躲避,为感恩,把它们册封为“五大夫”。考察的丰富经历,使他联想起出生于龙门山下的司马迁,尽管游历广泛,但“博学抹灭了独到的观察,广搜资料,但不能通过描写史实发生之地的环境还原为历史的生动,自然环境在其书中完全不存在”。泰山也使沙畹想起西方的香榭丽舍(Champs-Elys 6 es),古希腊人想象中的灵魂聚集处,一个死者的王国。死去的人在那里继续生活,就像生前在世上生活那样。神圣泰山的地底,则是中国人的另一个世界,死者也在那里继续生活,继续做他们要做的一切。既然先人的满意或不满,可以直接影响到后人,活人必须到那里去跟他们沟通,保持死者和生者的和谐与幸福。从古到今,泰山又怎能不是一个香火鼎盛的地方?


都说沙畹为20世纪法国汉学的繁荣开创了局面,法国远东学院院长戴仁(J.P.Dre ge)说他是“同时代汉学研究第一人”,美国学者劳费尔(B.Laufer)说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每一顶桂冠都金光闪闪。他也全心指导学生,为其弟子伯希和、葛兰言、马伯乐、戴密微开拓了道路。他将自己大开门户,等着需要他的人走进来。马伯乐说:“任何对远东感兴趣的人,都似乎由此而获得了对他个人及其知识提出要求的权利。所有人都被他以这种已成为其性格基础的善良本性接待,其中有些人又过分地利用了他。”英国斯坦因1900-1901年的中亚之行中,携回大批汉文文献;1907年从敦煌的藏经洞也取走了一批,数量不亚于伯希和所取走的。后来他将汉晋简牍和唐代文书交给沙畹考释,沙畹接受了。他无意将知识收藏起来,将自己关闭起来,知识是世界的公器,他知道。但繁浩的工作毕竟损害了他的健康。后来他在《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献》的序言中写道:


“不久我就意识到,当我把两千多份文献摆在面前时,首先要做的是用放大镜一片一片地检查,筛选,哪些无法使用,哪些可以破译。一大堆文献中大约有一半就这样被筛选掉。我阅读了剩余部分,分类后进行了翻译。”



当罗振玉得知斯坦因将这批在木简上篆刻的,关于贸易的汉文文书交给了沙畹考释,即给沙畹写信,希望获得这批材料,沙畹慷慨地把刚完成尚未发表的成果,一股脑儿寄给了罗振玉。后来他与王国维一起加以分类考证,编成《流沙缀简》。沙畹给人伸出的友谊之手不是一只,而是一双。


提起汉学研究,中国文人耿耿于怀的是,中国一直不曾成为研究中心,要将这个中心夺回来。1930年代,史学家洪业说:“我们一定要争口气,把汉学中心抢回我们北京来。”1960年代,蒙古学家韩儒林说:“19世纪以来,元蒙史研究中心不在中国,而在巴黎,其后转到日本、苏联。”陈寅恪则以诗表达心情:“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就连汉语音韵学研究也不在中国,而在瑞典或巴黎。这些研究中心可以在任何地方悠转,立足,就是不在祖家。你越是呼吁,它越走得远,现在西渡到新大陆去了。它有本事在国外吸引大批可以做别的学问的世纪天才、奇才、鬼才,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形成了一个国际汉学世界。中国人希望它出现在北京,却夙愿难偿。为什么?“吾华尚有人乎?”不是没有,但如果人家更接受沙畹式的与时俱进,吸纳新发现的资料,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呢?如果这门庞大学问的研究,因着以考古考察为支柱,而必须拥有盛世时期强大的财力和人力来支撑呢?又或者,这门古老的学问,对年轻的西方国家的学者,比起对自己国家的学者更具吸引力,“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嗅觉已失去灵敏呢?什么灶神、土神、门官、石敢当到处皆是,南方有的人家床底下还立个“姑婆”,专保幼儿。这些琐碎的现象,研究得再精确、详尽,何用于国计民生?有何经济利益可图?但,这样想的不会是沙畹。沙畹着眼的是学问。戴仁曾经说:“19世纪时候,汉学是西方的发明物,依据欧洲范例谈论中国。”从这句话我们首先知道,他们是以欧洲范例,而非中国范例谈中国;其次,所谓谈,并非是处于盛世时期的欧洲人,口袋里有几颗银角子,饭后一边喝咖啡一边谈论中国,事实上,他们将汉学作为一门学问,是通过行政措施来谈论中国的。1814年12月11日,法国政府在法兰西学院开设了汉语、西域语、满语、历史和文学讲座,由雷慕沙(A.R 6 musat.1788-1832)主持,他成了第一代汉学家,汉学研究中心就这样产生了。否则,汉学这个学科也许不存在。雷慕沙之后是儒连( SJulien,1799-1873),到沙畹是第三代。这个机构的存在到现在已经有两百多年历史。既然这个中心不产生于中国,就没有丢失可言,更没有夺回来的问题。在我们的习惯意识中,汉学嘛,不就在中国的高等学府里,在知识界的群体中,在每一个知识人身上?有谁想起要研究自身的问题吗?


法国争取自己成为汉学研究中心,让汉学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这是有目共睹的。从19世纪的雷慕沙,到他的弟子儒连,都各有学术上的突破,他们还编写了法语与汉语、满语对照词典。儒连之后,汉学研究经历了一段沉寂时期,沙畹及时地成为接棒人。他既采用新方法研究,也参照西方古典旧学的研究方法,开创了从第一手资料着手的汉学研究局面。他的考据严格,精确,详尽,总有一个谜底可揭晓。重要的是走出前人的窠臼,以精密取代猜测,谜底就在深海似的典籍中,也在脚踏的泥土下。《史记》给他提供了科学考据的实验空间,他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将《史记》变成了他头顶上的一片天。从此提起《史记》就必须提沙畹,就像提起敦煌就必然要提伯希和。


说有了这批汉学研究人才,才有汉学这个科目,他们成了传播中国文化的大使,一如流落国外的文物成了传播中国文化大使那样,这种说法你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傅斯年说:“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可以这样设想。但作为一门学术,谁有本事研究就让他研究,反正是赔本生意,谁来研究都是汉学。埋在地下,迷失在废墟中的文物,不挖白不挖,谁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就让他挖去,挖出来就是中国的文化。土耳其的特洛伊、希腊的迈锡尼,是德国人挖出来的;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场,也是德国人从地底挖出来的;沉落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克娄巴特拉女皇的行宫,是法国人发现,并将无数的石碑、石柱、雕像打捞起来的;《埃及概况》是法国人写的。这类例子举不胜举。但经过20世纪欧洲汉学研究的高峰,伯希和一早预感它会走下坡。据语言学家和民族学家王静如回忆,1936年自法归国,伯希和对他说:“君来时法国汉学可谓极盛,君去后恐未必如此矣,华人知此者固少,即吾法国青年习此者亦日渐微。”到1945年葛兰言、马伯乐、伯希和相继谢世,欧洲汉学最辉灿的年代一去不回。到去年纪念沙畹诞生150周年,法国汉学研究的鼎盛时代已成了美好的回忆。


自从1967年在法国梅松纳夫(Maisonneuve)出版社出版了沙畹《史记》130卷中前47卷译作,去年夏天终于在“友丰书店”出版了全套的法译本。据书店老板潘先生答记者问,当年沙畹的部分翻译在梅松纳夫出版时,他就觉得有必要将尚未翻译的《史记·列传》这部分译出,以便给法国读者一个完整的史记版本。2009年,他为法国当代汉学家班巴诺(J.Pimpaneau)出版部分列传的翻译《史记·列传》时,向班巴诺表示,希望他继续将这部分的翻译全部完成。他得到肯定的答复,也取得有关部门的经济支助,就有去年夏天全套《史记》法译本的出版。全书分九卷,前五卷为沙畹的注译,后四卷为班巴诺、康德谟(M.Kaltenmark)的补译,班巴诺续译《列传》部分,康德谟补译《荆燕世家》《齐悼惠王》。全书总共四千二百多页。版式基本按照梅松纳夫出版社原来的设计。


沙畹逝世近一百年以来,其伟大学人的形象从未离开过我们的视野,名声越来越膨胀。都说沙畹的学问宽广无边,却谦虚谨慎,不自以为是,永远不抬高声音说话。他的私生活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的儿子尚未到服役年龄应召投入空军时,他曾经为此大为憔悴。幸好孩子平安无事,还得了战争十字勋章。沙畹从投入工作的第一天直至最后一天,带着同样的热忱。唯一的社会新闻还是弟子伯希和为他打抱不平闹出来的。法热内尔(F.Farjenel),经济部图书馆的职员,自学的中文,曾经揪着伯希和不放,在一份亚洲杂志上撰文,说他携回的敦煌写本是赝品,王道士造的假货,他以真金实银换回来,伯希和不将此事放在心上,但法某还一再指沙畹译文有错。老师被冒犯,还得了!“除非我看不到这个人,见了就一定要打!”他说。就在一个学会的晚餐会上出来,给那厮扇了一个巴掌。伯希和被告上法庭,在警察法庭开审,伯希和败诉,被判罚款五个法郎,给法氏赔偿一个法郎。象征式得紧。胜者不荣,败者不耻。一位盲人表示支持伯希和说:“我并不盲。如果有人能够同时做出各种文字的假件,所有学院都应该接受他为学院的院士。”但没有人提及沙畹的态度,他的胸怀也像他的学问,宽广无边,可以撑船,也可以走洋轮。除了一笑置之,不会有别的。他继续将自己放任于无边无际的业务海洋中,将历史扔在古海中的瓶子一一打捞起来,提取讯息,再把干页万页白纸涂黑,扔给出版社,再扔给我们。在52岁的盛年,就悄然回到虚无中去了。大家为他的早逝叹息,因为我们仍然需要他。但他已经做得很多,甚至太多了,所取得的骄人成就,是我等活100岁,甚至200岁都没法取得的,还能要求他什么呢?


- 完-

亚洲考古学会发布(Asian archaeologic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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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卢岚《沙畹的译事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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