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分类“低调亮相”：“柔性”模式，总量控制

目前社区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疫情防控，盯紧境外输入人员。此前社区招募垃圾分类志愿者的工作也一度停滞，“如果没有疫情，‘五一’就会按部就班开始了。”北京垃圾分类的指挥棒，是通过总量控制、生活垃圾总量增速减缓的考核目标层层倒逼社区、物业等责任主体。“我们在上海热切地关注北京垃圾分类，一些北京人反而感受不到热度。到底是不是外热内冷？我们静观其变。”

2020年4月28日，西城区广外街道朗琴园社区内，环卫工人将垃圾桶的旧标签更换为新“四分类”标签。 （南方周末记者 刘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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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刘佳

这个“五一”假期，围观过上海等城市垃圾分类的北京人摩拳擦掌，终于迎来了生活垃圾分类的正式实施。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19年11月修订，2020年5月1日开始执行。根据《条例》，生活垃圾分类违反规定且屡教不改的个人将被处以50-200元罚款，单位罚金则高至1万-5万元，单位罚款下限比上海的5000元高一倍。

但“你是什么垃圾”的天问，在北京还未出现，也未如上海那样诞生诸多流传甚广的“段子”。

“北京的垃圾分类模式与上海模式最大的不同在于柔性和刚性。”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总结，上海的垃圾分类盯到个人，投放点由专人破袋监督，而北京则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实施办法。

“柔性”体现在多个“不”上：不强制“破袋”，对投放不强制“定时定点”，更不强制撤桶。北京垃圾分类的指挥棒，是通过总量控制、生活垃圾总量增速减缓的考核目标层层倒逼社区、物业等责任主体。

5月3日，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工作指挥部成立，副市长张家明任总指挥。

“正处在爬坡加速阶段。”5月6日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城管委副主任张岩如是形容目前北京的垃圾分类，“低调亮相、不断拧扣，但标准不低、要求不减，重在从稳从实、环环紧扣、步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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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疫情打乱的计划

北京的生活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与住建部在2019年12月起实施的新《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标准中“四分类”吻合，分别对应绿、蓝、红、灰四色垃圾桶。5月1日当天，有北京居民小心翼翼分好垃圾，拿到楼下却发现“白费劲”，只有厨余和其他两个垃圾桶。

4月底至5月初，南方周末记者走访的社区中，垃圾桶大多没有达到4种，最常见的是“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三桶组合和“厨余垃圾+其他垃圾”两桶组合。朝阳区将台路附近的一个社区垃圾分类投放点，甚至只有“其他垃圾”一种垃圾桶。

2020年4月27日，朝阳区左家庄街道曙光里社区一处垃圾分类引导牌下，分类垃圾桶只有”厨余垃圾“一种。 （南方周末记者 刘佳/图）

分出厨余垃圾是最关键的一步。根据《条例》，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单位的办公或者生产经营场所应当设置四类垃圾桶；而住宅小区和自然村垃圾分类投放点的标配，可以只有“厨余垃圾桶+其他垃圾桶”两种组合，可回收物桶和有害垃圾桶每个小区至少设置一处；其他公共场所则是根据需要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两类收集容器。后期的官方解读中，对于大型活动现场周边、簋街等大型餐饮商业场所的路边等公共场所，可以增设厨余垃圾桶。

北京市对此也开展了督查。据《新京报》报道，前期检查组已经检查了部分小区的垃圾分类情况，仅5月1日一天，全市就开出约200张整改通知单，其中有的区一天就开出几十张整改通知单。

5月4日，在副市长张家明带队的第一次现场督导检查中，发现部分小区存在垃圾桶有破损、无桶盖、桶站值守力量不足、动员力度不足等六大问题，有的小区再生资源回收企业还未进入，甚至楼门长、志愿者等还未参与进来。

南方周末记者4月底随机联系了朝阳、石景山、西城几个区的社区工作人员，对方都坦陈了社区推进垃圾分类存在迟缓情况。

4月30日，西城区广外街道朗琴园社区居委会的一名负责了七八年垃圾分类的工作人员略显无奈，“（垃圾分类）实际靠大家自觉，不可能每个垃圾桶边都有人。”石景山区鲁谷街道新岚大厦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则表示，除了前期宣传，暂没有接到其他值守和监督的通知。

在朝阳区左家庄街道，垃圾分类动员工作尚未开始。4月27日，左家庄街道曙光里居委会一位姓井的副主任坦言，目前社区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疫情防控，盯紧境外输入人员。此前社区招募垃圾分类志愿者的工作也一度停滞，“如果没有疫情，‘五一’就会按部就班开始了”。

按照官方对《条例》的解读，2019年12月起，全市会入户“面对面”向居民和单位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对入户率还将进行考核。朗琴园社区的工作人员回忆，春节前社区和物业到区城建科开过会，当时讨论了推广垃圾分类的方案，也提出和公司接洽，用积分模式鼓励居民垃圾分类。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这一计划，到今年“五一”垃圾分类全面启动，一些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没有接受培训。

刘建国认为，疫情防控常态下推动垃圾分类，不会一下子把标准提到太高，需要一步步渗透。“但是最近我接触的几个区级政府，大家都是有决心做好的。”

北京市城管委在4月底宣布的计划是，全市居民小区从5月开始逐步配齐垃圾分类指导员，开展社区宣传、现场指导、分类整理、投放监督等。

2020年5月6日晚，朝阳区左家庄街道静安里一处垃圾分类投放点，厨余垃圾混入了“其他垃圾”桶。 （南方周末记者 刘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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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八门的商机

据南方周末记者搜索，北京市各行政区印发了垃圾分类行动方案，但略有差异，各个社区的实际操作也五花八门。

海淀区规定厨余垃圾由区环卫中心上门“桶车对接”；在朝阳区呼家楼街道呼家楼北里社区，居民定时定点投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垃圾分类指导员在垃圾投放点巡回指导，对居民没有准确投放的垃圾进行二次分拣；东城区建国门街道赵家楼社区，指导员还会帮助社区居民回收纸箱、易拉罐等可回收垃圾并积分，用于兑换日用品。

有的社区引入了高科技智能设备。在西城区德胜街道新风街社区，居民“刷脸”成功后打开桶盖，为垃圾称重积分。

还有些社区引入了厨余垃圾资源化一体机。海淀区学院路街道二里庄社区的一体机，可以将居民产生的厨余垃圾转化为植物营养土。

五花八门的垃圾分类也催生了定制服务。

北京“爱分类”科技公司接到的垃圾分类服务订单中，有一百余个万科物业管理的社区。这些社区垃圾分类服务是“两桶一袋”（厨余垃圾桶、其他垃圾桶和可回收物收集袋）的模式，“爱分类”对于这些社区所有的可回收物不分品类和价值全部回收并按市场价付费，再通过封闭厢式货车运输到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全程实现信息化溯源管理。

此外，“爱分类”公司也拿到了昌平、丰台、朝阳、大兴等区的垃圾分类政府采购服务，由“爱分类”负责垃圾分类的全流程管理，按照每户每月的固定价格收取一定的垃圾分类费用。

长期深耕废品回收行业的“小黄狗”总裁桂博文认为，北京的模式可能是更灵活的选择。小黄狗自2019年下半年重组后，调整了业务范围，从以智能回收机为主扩展到提供全品类的垃圾分类解决方案服务。对桂博文来说，北京市场的多元化给企业提供了更大空间和商机，“有些社区需要基础设备，有些只需要做收运，有些只做宣传科普”。

“宁可慢不可错，太着急问题很多，比如有些基础设施，有些末端处理设施都没有完善。”“爱分类”创始人徐源鸿也感受到北京的谨慎态度。过去，北京各街道公开招标采购第三方公司或机构的垃圾分类服务，其中大部分是代替居民做二次分拣。现在，各区各街道在与垃圾分类企业接洽时考虑得更多。“他们也意识到，不做不行，瞎做也不行。”

2020年4月30日，在中关村街道垃圾分类宣教体验中心，参观者通过墙面展板了解垃圾分类知识。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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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居民柔性，对机构严格

在中国垃圾分类的进程中，北京搭上了最早的那班车。

1996年，在环保组织地球村的帮助下，北京西城大乘巷社区发出《致居民的一封信》，开始垃圾分类探索，2000年，北京被确定为全国首批8个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之一。

超大城市的扩张带来生活垃圾数量的剧增。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8、2019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2017和2018年，北京和上海，均以近千万吨的生活垃圾产生量排名分列第一。

2019年夏天，上海“最严垃圾分类”全网刷屏。强制执行的前6天，上海开展执法检查9600次，超1/3被责令整改，共开出罚单190张。而北京的垃圾分类，截至2020年5月6日12时，尚未从公开报道中搜到开出罚单。

“这与北京的审慎有关，虽然短期内强制撤桶、破袋可以保证分类效果，但北京更强调对居民柔性，把居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刘建国说。

《条例》中，产生垃圾并负责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分为单位和个人，如若违反规定，居民个人处罚的门槛相对较高，屡教不改、恶意拒不履行才会接受处罚，同时如果愿意参加社区垃圾分类志愿工作也可免于处罚。

“执法部门做出处罚决定了，被处罚的个人可以先拿着处罚通知单去街道‘报到’，由街道指定某一个社区，让受罚人去当一天垃圾分类指导员。”新《条例》发布伊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办主任郝志兰和市城管委固废处副处长马建骥作出的官方解读中如是提到。

柔性还体现在北京官方制定的目标上。上述解读提到，到2020年底，只对各学校的垃圾分类知识普及率有要求，要达到100%——这也是教育部等六部门在2018年提出的要求。对市民的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正确投放率则只给出定性要求——“不断提升”。

不过，北京对企事业单位、管理主体和收运处置企业更严格。

单位未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至相应收集容器，且拒不改正的，将罚款1万-5万元。负责管理垃圾分类的责任在社区和物业，如果没做到也要接受处罚。

2020年5月2日，建国门街道城管执法队队员来到辖区内的一家餐厅检查垃圾分类情况。 （新华社/图）

北京市城管委主任孙新军曾表示，混装混运是对垃圾分类的毁灭性打击，要坚持发现一个处罚一个，屡教不改的将被逐出市场。在中端转运环节，要规范化配置和涂装分类运输车辆，让运输车辆受到严格监督。修订后的《条例》，垃圾“混装混运”的处罚金额，也由“5000元-5万元”提高为“2万元-10万元”。

产业层面，最理想的状态也是收集、运输、末端处置企业环环相扣形成倒逼，“如果收集的垃圾没分类，运输企业可以拒收，如果运来的垃圾没分类，处置企业可以拒绝处置。”刘建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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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的生活垃圾增速目标

垃圾分类是一种生活习惯，业内人士担心，如果没有影响投放习惯的强制措施，居民恐怕配合度不高。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环保联盟理事长、住建部市容环境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张益经历了上海的“史上最严”垃圾分类。他觉得，上海的全民总动员，得益于政策通过强势监督直接触达居民，而北京的分类压力更像从市级到区级再到街道的层层传导，如果中间某一环执行不到位，效果就会打折扣。

刘建国认为，北京模式的核心是倒逼机制。市里只是确定了思路，任务分解下来，区级层面怎么操作，不会管得很细；每个社区怎么做，区里也不会管太细，总量控制的目标会发挥作用。

早在《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行动计划(2017—2020年)》里，进入垃圾焚烧和填埋处理设施的生活垃圾增速逐年下降，2018年、2019年增速控制目标分别是12%、8%，2020年则定在4%左右。

“4%”成为北京市垃圾分类总量控制的目标，也是促进垃圾分类的指挥棒。刘建国认为，北京市前几年可以通过经营性的宾馆、餐饮企业不提供一次性用品，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带来减量。疫情之下，短时间内直接让生活垃圾实现零增速或者减量并不现实，通过增速放缓逐渐过渡到类似发达国家的平台期，再缓慢下降才是必经之路。

张岩在5月6日的发布会上表态，检查组已经检查出的问题“由各区、各部门督促相关的责任人，逐一落实整改”。12345市民热线、媒体、新媒体微博等市民反映的问题，都纳入问题整改清单，形成对问题的发现、整改、反馈闭环管理。

对于生活垃圾总量控制的具体考核方式，垃圾减量的数据真实等问题，北京市城管委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我们在上海热切地关注北京垃圾分类，一些北京人反而感受不到热度。到底是不是外热内冷？我们静观其变。”张益说。

编辑 视觉 | 汪韬

（本文首发于2020年5月7日南方周末，原创作品，转载请与后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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