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污水进自来水，为何跟垃圾分类有关？

从官方调查报告可以看出，总建筑面积不到1200平方米的垃圾站内，涉及的主体至少有10个。多家公司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应，事故与自己无关。

易腐垃圾被大量分类出来，“现有末端处理能力已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易腐垃圾就地处理成了迫切需要”。

相较于以前的“垃圾桶-转运站-填埋场/焚烧厂”传统模式，分类后的垃圾种类更多、流程更长、环节更多，同时又涉及多个责任主体，“风险暴露点也就更多了”。

湖埠村分类的垃圾桶。 （南方周末记者 黄思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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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黄思卓

2020年7月26日是令西湖区湖埠村村民难忘的一天。傍晚时分，村民张大海正在洗澡，却惊讶地发现自己“越洗越臭”，妻子正用自来水洗菜也发现不对劲。

这是一起匪夷所思的自来水污染事故，易腐垃圾处理站的污水竟从村民家的自来水龙头流了出来——管道错接、违规操作、没有防污水倒流设施，污水水压大于自来水管压力，强力灌入（点击阅读报道：杭州湖埠村污水进入自来水管网，步步失守，何以发生？官方结论公布）。

在2020年8月28日杭州西湖区政府公布的调查报告中，事故被定性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责任主体步步失守，不幸印证了安全生产中著名的“奶酪原理”，如果多片奶酪的洞（指失误）位置都吻合，光线就恰好能穿过这些奶酪，安全事故发生。

事故也折射出垃圾分类浪潮下的垃圾分散处理的监管难题。

以现在的垃圾产生速度，杭州的垃圾仅需三四年就可填满整个西湖，垃圾分类是源头减量的必经之路。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刘建国教授观察，相较于以前的“垃圾桶-转运站-填埋场/焚烧厂”传统模式，分类后的垃圾种类更多、流程更长、环节更多，同时又涉及多个责任主体，“风险暴露点也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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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放出来的水确实很臭”

由于不敢饮用自来水，张大海和村民们已经喝了一个多月的瓶装水、桶装水。杭州水务一天两次报告湖埠村自来水水质符合标准，但对于村民来说，阴影仍挥之不去。

自来水发黄发臭，水务是最早接到投诉的部门之一。2020年7月26日13时30分许，杭州水务集团便派距离最近的之江分公司抢修班到湖埠村进行排查。

张大海和邻居看到多名水务人员进村排查，把路边红色消火栓打开放水，还同时放掉村民家的水，自来水哗啦啦地流了出来。陈维在长三角某市供水管理系统工作，他解释，所有的消防水和居民水表打开放水，是为让污染的水尽快排出去。

排水之余的关键在于确定污染源，而在一个面积达3.6平方千米的村庄里排查污染源无异于大海捞针。

一位当时参加抢修排查的水务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部分村民反映，“会不会是那个垃圾站的问题”？水务部门就去几分钟车程外的双浦易腐垃圾站查看情况，发现“那里放出来的水确实很臭”。一位看到了“开盖揭秘”现场的村民也记得，管道周围淤泥堆积、臭气冲天。

“当时我们把脏水放出去，避免（污水）进入村民家中管道。”该水务人员回忆。

与上海的干湿垃圾分类类似，杭州将垃圾分为易腐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易腐垃圾主要指的是餐厨垃圾和集贸市场的废弃菜叶等。为提升易腐垃圾资源化处置能力，双浦镇湖埠村地块易腐垃圾处置场建成，2019年底通电之后，垃圾站一直在试运行，直到7月26日开机试进料，事故发生。

事故调查现场，看到相连的管道和倒走的水表还不足以确定就是这个垃圾站惹的祸。通报指出，专家组根据水样检测结果发现，氨氮浓度高于化学需氧量浓度，判断源头正是垃圾站污水处理工艺中的滤罐。

确定源头后，垃圾站与市政供水管道的连接被彻底断开。调查报告认为，水务部门对垃圾站用水监测不力，没有去核查企业的防污水倒流的设施是否安装到位等，事后的抢修应急难以弥补事前的疏漏。

有村民希望更换自来水管道，陈维认为暂时没有必要。一是因为管道上市前经过浸泡实验，本身不会产生污染，吸附污染物质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二是因为现在自来水的水质检验显示符合标准。

双浦易腐垃圾处置点附近的管道已被水泥浇筑。 （南方周末记者黄思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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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事发垃圾站的主体至少有10个

湖埠村过去六七年间完成了拆迁安置、新农村建设、管网更新。现在周边风景如画，种植着著名红茶品种“九曲红梅”，村民们住在三四层楼的气派洋房里，和来自各地的观光客打交道，杭州话和普通话可以任意切换。

矗立在湖埠村1.5公里之外的双浦易腐垃圾站并不为村民熟知。8月29日，南方周末记者看到，这个垃圾站建在地势略高处，没有任何指示牌或标志，外人很难看出这是一个易腐垃圾处理站。

双浦易腐垃圾处置点。 （南方周末记者黄思卓/图）

从官方调查报告可以看出（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事故调查的官方报告原文），总建筑面积不到1200平方米的垃圾站内，涉及的主体至少有10个。多家公司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应，事故与自己无关。

垃圾站给水管网施工方、杭州李杭建筑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的陈姓经理说，他们是通过招投标方式拿到项目的，2019年就已完成了建设和验收，“（事故）是设备供应方和运营方的事情，和我们无关”；监理单位浙江蟠龙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的一位工程部门员工称，“我们不可能一天24小时盯着他们施工”，主要问题出在别的公司身上。

直接出事的两家单位，还可能存在关联性。调查报告指出，错接管网的员工来自广州希奕餐厨降解设备有限公司；违规操作的员工来自歙县敬一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前者和设备总包单位广州希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同属广州希奕环境集团，近6个月中标7个政府项目，金额近3000万元。后者通过比价，成为垃圾站的日常运营方。天眼查显示，公司2019年5月才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实缴资本15万，注册地址位于安徽省歙县郑村镇向杲村，参保人数只有2人。公开资料中未能查到该公司接手的其他项目。

南方周末记者检索发现，歙县敬一的法定代表人曹良名下还有浙江中卓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而中卓环境2018年12月变更退出的高管名叫周芳，恰巧广州希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有位持股34%的高管也叫周芳，但两者是否为同一人尚未可知。9月1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来到浙江中卓位于杭州余杭区的办公室，但大门紧闭，无人办公。在位于广州的希奕环境集团办公地，两位工作人员神色紧张，以周芳不在为由拒绝了采访。

杭州西湖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是负责垃圾站组织实施的单位，是西湖区区属国有企业。西湖环境集团法定代表人赵峰和分管副总经理赵国建已被免职，移交纪委调查处理。2020年9月9日，西湖环境集团的官网首页还挂着赵国建的发言，称要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环境卫生精细化管理。

在新的任命还未下来之前，西湖环境集团暂时由西湖区城管局代管。西湖区城管局副局长南北鸣书面回复南方周末记者，事件发生后，西湖区已采取场地封停、应急清运等措施，及时消除点位隐患，并对西湖区相关小型就地处理设施进行针对性专项检查和评估。对此事涉及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通过刑事、纪检、民事等多种途径进行追责，西湖环境集团也已组建了律师团队，开展相关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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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围城的压力

事故之后，整改在全市传导。杭州拱墅区和江干区的两家易腐垃圾处理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相关部门在7月底至8月初来检查了，主要内容就是污水管网连接和防倒流设施的安装情况等，“还让我们做自检报告交上去”。

垃圾分类之后，杭州各区均有易腐垃圾站点建设计划。仅拱墅区就在2020年计划每个街道各建立一处。

南北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9年1月至8月，西湖区易腐垃圾日均产生量在60—70吨/日，9月达到79.64吨/日，10月达到101.91吨/日，而天子岭餐厨项目处理能力需保障五大主城区，处理压力已经非常大。

杭州天子岭第一填埋场是中国第一个城市垃圾卫生填埋场，至2007年填满封场退出历史舞台，第二填埋场也逐日接近满载的结局。2019年，还在综艺节目《奔跑吧》中露脸，展现垃圾围城、垃圾混装带来的难题。

类似于“河长制”，杭州推行了垃圾分类“桶长制”。 （南方周末记者 黄思卓/图）

对双浦镇所在的西湖区之江片区来说，商品房、回迁楼盘及新建学校、综合体已交付使用，这意味着易腐垃圾被大量分类出来，“现有末端处理能力已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易腐垃圾就地处理成了迫切需要。”南北鸣回复。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环境院副院长蔡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家庭厨余垃圾需要定点投放和定点收集运输，目前国内各地城市的家庭厨余垃圾处理设施欠缺，只有部分大城市建设了处理设施，“但依然处于调试过程中”。

一位从2020年1月1日起就在事发垃圾站工作的村民回忆，他和另一位村民去当分拣员之前，仅有一个名叫刘强的员工管理着偌大一个垃圾站。刘强打电话告诉他们今天有活干，他们就去上班，“我们只懂分拣垃圾，其他什么也不懂”。试运营7个月以来，整个垃圾站，除了往来进出的垃圾车，常常只有操作员刘强和两个当地分拣员在工作——刘强正是歙县敬一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未按照规范操作的责任人。

在8月28日的官方调查结论中，歙县敬一被冠上了许多“罪名”：安全管理混乱，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不落实；未组织本单位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安全操作规程；未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蔡辉看来，和杭州天子岭这样大型垃圾填埋场的垃圾渗滤液不同，易腐垃圾处理站的污水产生于家庭厨余垃圾、餐厨垃圾或其他厨余垃圾，污染物种类和性质区别于混合垃圾填埋场的渗滤液，“这种污水经预处理后是可以排入市政管网的”。

蔡辉认为许多小公司的处理能力参差不齐，她曾在某市发现一家企业操作处理一体机时，温度设置很高。一体机采用的是好氧堆肥工艺，本该在五六十度活跃 “吃垃圾”的菌种其实已经“被热死”，“所以根本没有处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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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靠过去的分行业管理已经不管用了”

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看来，垃圾分类不是“一分就灵”，而是涉及更多的责任主体和监管部门，需要和垃圾种类、数量、多种处理方式与复杂处理系统相匹配的全过程精细化监管。

“单靠过去的分行业管理已经不管用了”，更多的设施和条线都亟须监管，刘建国认为只有政府相关部门统筹协调综合管理才能“把漏洞堵上”。

湖埠村分类的垃圾桶。 （南方周末记者黄思卓/图）

南方周末记者以湖埠村村民身份向杭州水务咨询时，一位工作人员回复称，他们主要负责“水表前”，至于“表后”企业怎么误接管网，自来水公司也力不能及。

生产单位需要从市政管网补充自来水的现象很常见，比如冷却塔、锅炉等。陈维多年前也碰到过类似误接管网导致污染自来水的情形。令他感到棘手的是，事故是企业生产活动引起的、企业内部发生的。因此，企业才是生产和管理责任主体，但是“厂区内部的私拉误接很普遍，（水务部门）很难管理、没法杜绝”。

在交叉管理的制度空白之下，刘建国还担心出现“形式上的垃圾减量”——负责就地处理垃圾的企业为了节约成本，通过蒸发水分达到垃圾伪减量目的，实则是以高能耗成本为代价，然后又通过偷排漏排误排等方式将污染转嫁到环境中去，造成更大的危害。

杭州拱宸桥街道办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他们对于易腐垃圾处理站涉及的专业技术领域并不是很擅长，因此在选择公司时去四处考察，除了报价之外非常看重公司的技术力量和企业文化，要和街道社区保持良好的沟通。在和此后相关监管部门的系列检查的配合中，街道办也在慢慢提高专业管理能力，“垃圾分类不是一阵风的事情”。

2020年9月4日，据杭州日报等当地媒体报道，杭州市城管局在杭州市水务集团设立了杭州市水务行政执法办公室，将整合水务管理、行政执法和企业监管等职能，来破解水务稽查人员发现违法行为却无执法权限的尴尬。这个跨部门的合作直击痛点，但这个新成立的办公室婉拒了采访。

（于茗骞对本文亦有贡献。张大海、陈维为化名。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10日《南方周末》，原创作品，转载请与后台联系）

编辑 视觉|汪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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