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冰墩墩的碳排放也被纳入，北京冬奥会如何实现碳中和？

▲ 2022年2月14日，中国选手苏翊鸣参加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资格赛。不少电视观众对赛场的大烟囱感到好奇，其实这是北京首钢的旧址，为冬奥场馆与工业遗产的结合。（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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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冬奥会虽然不是第一届提出碳中和的奥运会，但确是碳中和“含金量”最高的一届奥运会——核算的温室气体种类最全面、时间尺度最长、透明程度最高。

• 冰墩墩雪容融等特许商品有织物、纸质、金属、塑料等不同材质，每一项都是独立的排放源；甚至观赛发放的小旗帜，也分为国旗和会旗两项排放源，“这是因为它们的尺寸和使用场景不同” 。

• 从此前大型比赛的经验看，观众一直是最大的排放源。其中出行占了大头，尤其国际航空器的排放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引导观众尽量低碳出行、绿色消费，因为人类活动才是最大的排放源” 。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

责任编辑｜汪韬

请看以下选项，选出属于北京冬奥会的温室气体排放源：

A.外国运动员来华的国际航班；

B.东莞工厂加急生产的冰墩墩；

C.北京冬奥组委日常办公消耗的纸张、墨盒；

D.以上都是。

答案是D。

2022年2月8日，广东东莞，负责生产吉祥物硅胶外壳的东莞厂家正准备扩大生产。（视觉中国/图）

一改奥运会主火炬的高大形象，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的星火传递出无比清晰的环保理念。“水立方”变“冰立方”，“来自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6个奥运场馆复用；奥运历史上首次100%使用绿色电力……这届体育盛会正努力成为碳中和的试验场（详见南方周末报道《北京冬奥会：碳中和试验场》）。

北京冬奥会如何实现碳中和？2022年1月28日，北京冬奥组委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同步发布《北京冬奥会低碳管理报告（赛前）（2016-2021.6）》（以下简称报告，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下载报告全文），介绍了北京冬奥会碳中和方法学、温室气体排放基准线等。

这是北京冬奥会碳中和的第一份成绩单：即便采取一系列的低碳措施，在赛前的2016-2021年，北京冬奥会实际温室气排放总量仍为48.9万吨二氧化碳当量；预估全赛期2016-2022年实际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102.8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按我国人均年排放量7吨二氧化碳当量计算，这相当于一座约15万人的小镇一年的排放量，已经通过林业碳汇、企业捐助抵消产品等方式抵消。

报告的主要作者为清华大学核研院气候变化重点团队，团队成员周剑任北京冬奥会可持续性咨询和建议委员会碳管理工作组组长，相当于北京冬奥会的“碳设计师”，此前团队还研究提出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低碳管理工作方案》。

2月10日，周剑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北京冬奥会虽然不是第一届提出碳中和的奥运会，但确是碳中和“含金量”最高的一届奥运会——核算的温室气体种类最全面、时间尺度最长、透明程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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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种排放源，

生产冰墩墩也被纳入排放范围

“一墩难求”的火热场景下，广东东莞的工厂正火速增产冰墩墩，北京冬奥会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也随之增加。

自2014年申办起，北京冬奥就提出碳中和目标，但口说无凭——温室气体排放量统计方法和实测数据需要一项项摆到台面上，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多少，如何被中和，需要接受全世界目光的评审。

核算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第一步。一场奥运会级别的大型赛事，涉及的排放源种类繁多且分散，将它们全部考虑周全并非易事。全盘扫描，抽丝剥茧，北京冬奥会的排放源被分为筹办和运行过程、场馆和交通设施以及观众3大类，子类别高达200种。

北京冬奥会温室气体核算的排放源类别。（报告截图/图）

后两大类的子类别相对较少。场馆建设要考虑其消耗的物料和能源，排放源无外乎汽油、天然气、电力、沥青等十几项。观众则要抓住食、住、行等观赛活动。

筹办和运行过程则繁琐许多。北京冬奥组委日常办公中的纸张、墨盒、电脑等不起眼的办公用品不容忽视；运动员的饮食中，不仅食物和饮料分开核算，连它们的包装也要分开统计，服装中夏装和冬装自然也要分别计算；冰墩墩雪容融等特许商品有织物、纸质、金属、塑料等不同材质，每一项都是独立的排放源；甚至观赛发放的小旗帜，也分为国旗和会旗两项排放源，“这是因为它们的尺寸和使用场景不同。”周剑解释。

200种排放源虽然名目繁多，其实有章可循。报告按照产权标准和控制力标准，北京冬奥会的温室气体核算边界被定为自有排放、分摊排放、相关排放三类。

北京冬奥会碳核算边界。（报告截图/图）

自有排放和分摊排放的区别是，前者100%由北京冬奥组委支出费用的业务活动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例如冬奥组委的办公活动；后者是部分支出费用，例如场馆建设，只统计出资部分的温室气体排放。

相关排放则是北京冬奥组委不支出费用，但能够影响其行为的业务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这部分也全部纳入统计。例如观众的观赛行为，这取决于北京冬奥组委所倡导的低碳观赛政策的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北京冬奥会不仅考虑了自有温室气体排放，还将来自供应链体系的利益相关方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也纳入在内，相关排放所占比重高达六成。这也是国际通用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包括范围一二三，受到热捧的冰墩墩在生产过程的碳排放也被纳入排放范围。

北京冬奥会碳核算范围。（报告截图/图）

2

排放因子“接地气”

区分出不同的排放源后，根据排放源的活动水平乘对应的排放因子，再将所有数据加总，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例如汽油的碳排放因子与车辆行驶过程的油耗二者相乘，得出碳排放。

北京冬奥的活动水平数据全部采用实物量，以建设“冰丝带”场馆为例，沙子、水泥、钢筋、混凝土等各类建筑物料的消耗量分别乘以各自的排放因子，加总后，即可得出建筑物料的碳排放。

虽然排放源高达200项，不过周剑介绍，核算方法“万变不离其宗”，主要源自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学，无论是碳市场，还是大型活动，乃至一座城市的温室气体排放，都采用类似方法核算。

保证北京冬奥会温室气体核算数据准确，最关键的是拿到全面真实的活动水平数据，以及制定合理的排放因子。

“像北京冬奥会这种大型国际体育活动的碳排放核算，也是中国提出‘双碳’愿景后的第一次尝试。”周剑坦言，挑战之处在于构建起一个监测体系，把活动水平监测指标拆分、细化，再下发给对应的职能部门落实。既要把所有工作流程的不同环节全部纳入，又要简便和可操作，相当于画好一座数字摩天大楼的设计图。

本地性是北京冬奥会强调的特点。周剑称，不仅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甚至不同主办城市的能源气候、可再生资源禀赋也不同，因此排放因子差异明显。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一般依据OECD（经合组织，常被称为“发达国家俱乐部”）国家数据库，与中国情况差别很大，也与北京的情况有差距。

北京冬奥组委把排放因子做了本地化处理，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全部采用我国标准，优先度按照“中国/北京-IOC标准”排序，这一改进也受到了IOC的认可。

本地排放因子数据其实属于“后人乘凉”，得益于我国碳市场的“前人栽树”。2011年以来，北京、天津、上海等七个城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全国碳市场的准备工作也从2017年启动。“碳市场试点中做了很多数据相关的工作，我们叫MRV（监测、报告、核查）体系建设。全国共有一万多家企业参与了碳市场，他们连续多年的数据已形成一个数据库，我们从中就能得出本地性很强的排放因子。”周剑说。

由此，全世界的运动员从不同国家飞往北京，从他们启程的一刻起，他们的碳排放就已纳入北京冬奥会温室气体总排放的范围。外籍运动员在境外吃的食物、喝的饮料产生的碳排放，都按照IOC的标准计算，但抵达中国后的碳排放，统计则依据我国本土标准。

3

观众曾是最大的排放源

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相比，冰墩墩增产的影响非常微小。

基准线排放是东道国得到主办权后，对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预估，用于明确低碳管理目标及针对各排放源的低碳措施。早在2018年，团队预估北京冬奥会基准温室气体排放量为163.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观众部分就贡献了81.2万吨，约占一半。场馆建设改造和交通基础设施、物流服务排放45.2万吨。特许商品和奖牌、运动员号码牌、观赛物资、防疫物资、门票、 证件等总共排放量为6.8万吨。

观众部分的温室气体排放源自交通、住宿、餐饮。周剑介绍，从此前大型比赛的经验看，观众一直是最大的排放源。其中出行占大头，尤其国际航空器的排放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引导观众尽量低碳出行、绿色消费，因为人类活动才是最大的排放源”。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北京冬奥会观众人数比原定计划大幅减少，且不再面向境外观众售票。2021年团队修订了温室气体基准线排放量，调整为130.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观众部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51.2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北京冬奥会基准温室其他排放数据表 （报告截图/图）

4

温室气体核算种类最多、核算时间跨度最长

在奥运会历史上，提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北京冬奥会并不是第一届，但很可能是“含金量”最高的一届。

北京冬奥会核算的温室气体，除了二氧化碳（CO₂），还包括甲烷（CH₄）、氧化亚氮（N₂O）、氢氟碳化合物（HFCs）、全氟碳化合物（PFCs）、六氟化硫（SF₆）、三氟化氮(NF₃)共七类温室气体，后六类被称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简称“非二”。周剑称，这是奥运会历史上首次将全部温室气体都纳入核算范围。

长期以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管控“非二”一个短板是监测能力薄弱、底数掌握不清。北京冬奥组委的解决办法是，抓住几个重点排放源。例如，垃圾和污水处理是“非二”主要排放源之一，团队通过统计垃圾和污水处理量，再依据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的方法学，即可换算出“非二”温室气体排放量。

再如，液晶显示屏使用过程中会排放含氟气体，从冬奥组委办公室的电脑，到比赛场馆的LED大屏幕，团队需要统计所有屏幕的数量，区分每一块液晶屏的尺寸，掌握它们的使用时长，最终计算出含氟气体排放量。

北京冬奥会除了核算全部温室气体，还把核算的时间拉长到全部奥运周期。2015年申奥成功，团队统计的时间范围是自2016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覆盖了赛前筹备、赛时运行和赛后拆除3个阶段。此次公布的赛前报告，仅针对2016—2021年北京冬奥会筹备过程，在冬奥会结束后，团队还将根据实际测算结果算一笔总账，呈现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碳中和结果，并形成赛后报告。

周剑研究了过往几届冬奥会发现，从2006年都灵冬奥会起，冬奥会开始核算温室气体排放量，但统计的时间范围窄，例如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和2014年索契冬奥会，都采用“60天原则”，即从奥运村启用到冬残奥会闭幕，并没有核算赛前筹备和赛后拆除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平昌冬奥会与北京冬奥会核算的时间范围近似，但前者统计的温室气体种类比后者少。

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也提出了“碳中和”，周剑曾和东京奥组委有过几次交流，他观察到，北京冬奥组委在披露的透明度方面也做得更好。“我们看不到东京奥运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学的一些细节，只能看到大的框架和最后的统计结果。”

2022年2月14日，一只小鸟落到比赛场地上。（新华社记者 周密/图）

5

引入“裁判员”，核算实施第三方评估

以“绿色”作为办会理念之首的北京冬奥会，集合了诸多世界领先的碳减排技术。张北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助力奥运史上首次实现所有场馆100%使用绿色电力；国家速滑馆、首都体育馆等场馆使用低碳清洁的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从根源上避免破坏臭氧层，节约能源；所有新建室内场馆全部达到了目前国内最高的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

这些低碳行动使北京冬奥会减少了大量碳排放，但与零排放还有距离。要想达到碳中和，还缺一步碳抵消。

赛前报告除了详细介绍了温室气体核算方法学，还涵盖了奥运历史上首次建立的碳减排量核算方法学和碳抵消方法学。

周剑说，东京奥运会的“碳中和”实际上透支的是未来的额度，未来几年内，待一些新建林业碳汇项目完成后，才能抵消温室气体排放额度。而北京冬奥会的碳抵消量已经“实打实发生”，主要采取三种方式：林业碳汇，赞助企业赞助和碳普惠制。

赛前，北京市和张家口市对此前造林工程产生的林业碳汇量进行计量、监测与核证，分别将53万吨和59万吨林业碳汇量捐赠北京冬奥组委。中国石油、国家电网和三峡集团3家北京冬奥会官方合作伙伴，也分别捐赠了20万吨CCER（国家核证自愿碳减排量）、CER（核证减排量）。2020年7月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低碳冬奥”微信小程序，利用数字化技术手段记录用户在生活中的低碳行为轨迹，鼓励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截至2021年12月底，已有超11万用户参与。

和预估的102.8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相比，目前已有的碳抵消额已经超过总排放量，北京冬奥会预计将实现碳中和。

周剑说，目前国际上对一项大型活动究竟是否实现了碳中和并没有一个界定标准，过往的案例都是由主办城市自行提出，再自我声明的方式去实现。但北京冬奥会引入了“裁判员”，委托具有联合国指定经营实体 （DOE ）资质的核查机构，对北京冬奥会碳管理工作全过程和碳排放量、减排量的核算实施第三方评估。受此委托的是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裁判员”的判定是：通过。

（南方周末实习生符文馨亦有贡献，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下载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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