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现场｜丁学文：我在电台读《经济学人》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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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杨一

如果你收听台北的24小时新闻电台“News98”，每周三上午8点都有一位嘉宾如期而至，导读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他就是本集《去现场》的嘉宾丁学文。我和学文聊了聊他眼中的《经济学人》杂志，他所经历的台湾商业电台兴衰，当然还有透过《经济学人》这本杂志所观察到的世界趋势。

【嘉宾】丁学文

01 坚持了17年的节目

杨一：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丁学文的背景，他现在是在台湾的一间电台叫「九八新聞台」，每个礼拜三早上都有一个专栏，然后是读 The Economist，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你是从哪年开始做这个专栏的？

丁学文：2003年，所以今年已经是第17年了。

杨一：哇，将近20年了。其实我听这个专栏非常早，大概是大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专栏，然后每个礼拜三早上一开始是用电脑听，后来在手机上听。所以它真的是我的一个“起床号”。后来因为我去财经媒体工作，所以《经济学人》变成我每周都要看的一本杂志。所以你的专栏就给我很大的便利。我可以更快地了解到这一周的经济学人有一些什么样的文章。请先给我们的听众大概讲一讲你自己的背景吧，因为我知道这个其实也不是你的主业嘛。

丁学文：对的，其实蛮有趣的。我来自台湾，不过我在上海，今年已经待了第15年了。然后我的职场生涯刚好是过了30年。所以我跟家里在谈的时候就说，我到底是比较熟悉大陆还是台湾。那事实上去年我在大陆的时间已经超越了在台湾的工作经验了。那当年在2000年代初的时候，台湾的经济开始走下坡。然后大陆开始金融开放，那我个人觉得是更看好大陆的未来。于是我在2004、2005年，我就有打算来上海创业。

那时候「财经起床号」这个节目陈凤馨刚刚接任主持，她想做一个比较全球化的财经节目，然后就来找我。我就跟她说可是我要去大陆了，就不太方便了。她说不会啊，可以连线。我跟她说我去大陆我不太熟悉台湾这边的财经状况。因为我当时基本上是打算归零，完全以大陆为主。她说没关系你就看看你想谈什么都可以。

那时候我有一个烦恼，我们订《经济学人》都有一个烦恼，就是它每个礼拜都来。很多时候一忙就来不及看。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我应该帮自己找一个精神粮食，我要push自己，一定要把每个礼拜来的杂志都读完。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就跟陈凤馨说，我们干脆每个礼拜三就谈一谈《经济学人》有什么内容。她说好啊，所以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然后2003年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很辛苦，因为我也是刚来上海创业，上海其实很多金融的东西都蛮新的，我也需要花时间去理解。可是确实当时在上海喝咖啡都很难，因为星巴克都是客满的。那时候有一个香啡缤(CoffeeBean)，连麦当劳都还没有开始卖咖啡。所以我那时候的周末都是靠准备节目内容来度过的。所以这个节目是陪伴我度过了在上海的一个又一个周末，是最重要的精神粮食。

不过读《经济学人》给我的人生观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其实刚开始接触这本杂志的人，都会觉得很辛苦。因为它的用字很枯燥、很难。可是什么东西都是熟能生巧的，我刚开始准备一期节目要花6-7个小时，而且我在讲的时候还会磕磕巴巴。可是奇妙的是，越来越快，越来越顺。读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其实准备节目内容对我来说很简单。我刚开始6-7个小时，我现在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因为阅读水平会进步，理解能力会进步，这个对我帮助很大。

另外一个对我帮助很大的地方是视野(vision)。我想《经济学人》能持续这么多年，现在快180年了，去年是175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有一个价值观和信念。我看过有一个编辑曾经写过一句话，他说怎么去形容《经济学人》的内容，我们基本上是逼着自己从月球看地球，挑出60篇文章，这60篇文章是给在地球上有一定文化水平，对自己有一些期许，又想知道最前沿趋势的发生什么事的人。他们从头到尾都坚持自己的文章是写给这些人看的。这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是做投资的，我来大陆也是做股权投资的。我觉得这个对我后来做很多的判断，或者对趋势的判断帮助很大。所以我常常说这个节目的最大受益人是我。

02 原来声音的力量有那么强

丁学文：很多朋友后来碰到我会说“你这个”丁学文是“那个”丁学文吗？我说你问的是哪个丁学文？他说就是我听过声音的那个丁学文。我说我是。

杨一：因为每一次陈凤馨在介绍你的时候不会介绍你的title，她就会说“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所以我记得我当时找到你这个人的时候我也花了一些心思去Google你到底是哪个丁学文。

丁学文：没错没错，我碰到过很多这种事，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北京奥运2008年到2010年世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其实非常精彩。我那一段时间曾经想打退堂鼓，我觉得太忙了。我有几次不小心睡过头。八点多她打电话来让我参加节目，我发现我来不及了。我有迟到过那一次，过后陈凤馨的制作人跟我讲说“我们的电话都被打爆了”。我那一次感受到声音的穿透力有那么强。有这么多我不认识的人其实在听这个节目，我蛮感动的。

后来我们重新开始，到这几年，包括Podcast起来，包括大家对媒体的一些感觉不一样，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一代又一代的听众他们的索求更多。所以我觉得跟十七年前比起来，现在想听《经济学人》在干什么，想知道全世界在发生什么的人我觉得是有增无减，这蛮特别的。

杨一：来聊一聊你跟电台之间的关系，在这个《经济学人》的专栏之前，你和广播电台有过接触吗？

丁学文：其实陈凤馨是第二任主持人，前一个主持人是郑弘仪。「财经起床号」是在2000年就开始了。我在2001年，他们刚开台的时候我就有参与他们一个节目。当时主要讲的是台湾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所以当年来大陆的时候，我是请辞的，我说我不想再看台湾的金融市场了。那时候陈凤馨刚接手，前一个主持人转到电视去了。所以她就跟我说希望能继续。现在她算是台湾财经新闻的“一姐”了。但当时她刚接触财经，之前她跑外交新闻，她就觉得财经这一块是有人要听的，所以我们才有那一段对话。我说这样既然我现在以大陆为主，那我们就谈全球的东西。

杨一：你17年来一直都是维持着电话连线的方法吗？你今天录我的节目是第一次到录音棚对吧。

丁学文：第一次，我这辈子还没有到过录音棚。她一直想让我去直播间，但我说我希望我传达的是《经济学人》要传达的东西，而不是我。然后这个节目17年到现在确实是每个礼拜三早上8点雷打不动。在之前的听众更多是上班堵车的人。

杨一：而且我大概回想了一下，你当时上节目的时候大概是台湾的90年代中后期，商业电台开始陆续地兴起。有「News 98」是那一波开台的，赵少康，飞碟电台这些。所以你开始做专栏的时候应该就是台湾商业广播电台最好的时候。

丁学文：你讲的没错，而且我还有一个很奇妙的经历，你说到商业电台，包括中广、飞碟、News98，我在上面都有过节目。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在风靡财经。但是那个时候News98给我的offer我觉得蛮有趣的，我可以讲我自己想讲的东西。广播这个东西需要很多“利他”的思维的，但是我很感谢的就是News98一直是让我自己决定我要讲什么，他不会给我任何的干涉，我自己选题我就自己去挑题目。刚开始我还不是只讲《经济学人》，因为那时候我不确定《经济学人》的论点是不是最符合，所以刚开始我还讲《财富》，《福布斯》，甚至是《纽约时报》、《商业周刊》，国际的财经媒体都会讲，可是后来你大概也很清楚，有些媒体就慢慢地衰落了。然后我现在就变成讲《经济学人》最多，还有伦敦《金融时报》。

03 媒体慢慢在分众

杨一：你刚才有讲到说你17年一直都是在那一个时段，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会有一个横向的思维去看整个传播，尤其是声音这块的变化。那个时候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有印象的事情，是它让你感受到，那个时候商业广播电台的力量非常强大，或者是说整个广告环境各方面都很好，最如日中天，你有一些什么比较直观的例子可以分享。

丁学文：我刚从学校毕业的时候会觉得阅读是最好的。比如看杂志，包括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杂志也很兴盛，所以最早的时候直观觉得阅读是最好的。接着会有一些专业的报纸杂志，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包括你的老东家《第一财经》都有纸媒。后来会发现纸媒很大的依赖是广告。譬如说2000年代初，我那时候觉得中国很多的财经纸媒其实有很多很专业的论点，但广告慢慢兴起之后，其实比较难坚持自己的理想，因为他必须有版面的安排。

我也研究过《经济学人》为什么可以特立独行起来，其实它很重要一点是它因为有自己的故事跟价值观，它反而凌驾了广告。所以《经济学人》他们常常很骄傲，说英国皇家要征管家会在《经济学人》做广告；美国的常春藤大学要招生，只会在《经济学院》登广告，因为他会觉得这些群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媒体其实慢慢在分众，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 

所以你如果问我说，我这几年看到的变化就是说，其实很多的媒体它都想做普罗大众的内容。可这个世界其实不是，你必须认清楚谁是你的受众，你去帮他量身订做他要的东西，而那个族群的力量是很大的，粘性是很大的，甚至可以凌驾所有世俗的东西，我说的就是广告。

杨一：刚才有讲到说你有一次因为迟到，然后会有很多人来打电话。你后来有感觉到比如说像News98这样的一些传统电台的媒介也在衰落吗？

丁学文：绝对是的，因为其实你知道传统的媒体或者我们说广播它其实是单向的，就是我一个广播节目，播出去，我不大知道我的听众是来自哪里的，但是它有盈利的压力，对吧？所以它必须有广告。过去传统媒体人对于“数字化”不是那么熟悉的，所以它还是传统媒体的概念，就是one way我怎么把我的东西传递出去，我有消费者，然后去跟广告商打交易。可世界的变化在于其实有广告预算的人也越来越“数字化”，然后年轻一代族群的人也越来越“数字化”，或者我们可以说“碎片化”，他要的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而这种“碎片化”的受众其实很少人专心去经营。

中国有一句话叫“弱水三千取一瓢”。我觉得在现在的时代，媒体们需要知道受众是谁。因为以我的感觉来说，我曾经有很长时间不知道我的听众是谁，因为我看不到他们。我反正每个礼拜在广播里面讲我的读书心得，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可是后来有一次我去欧洲出差，有两个礼拜就是时间错过，我的专栏没有播，回来的时候News98跟我说，他们的客服电话基本上被打爆了，因为所有人都来问“这节目停了吗？为什么没有了？”所以我后来发现，我的听众原来是很安静，但很consistent，非常有粘性的一个族群。而且他们的长相随着时间过去，我越来越看得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自己也在调整。你也能发现我讲话的方式，表达的方式在不断变化。因为我越来越清楚他们是谁。一旦看清楚之后，其实很多东西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了。

杨一：你具体讲你觉得你现在的听众是谁？

丁学文：我跟你讲个笑话，就是有一天有个出版社来找我，然后我说我不是名人，人家顶多知道我的名字跟声音，我又不是名人，你为什么找我出书？而且我对出书没兴趣。他说你错了，我们分析过，这个世界书越来越难卖，还会买书的就是会听你节目这种人。我说真的吗？他说你想看看谁会去听《经济学人》，谁会每个礼拜固定去听，而且谁会很黏地听十几年，这些人是会买书的。我说有道理。他的最后结论就是说，其实很多的书出来都想每个人都买，其实不对。我的结论就是说既然出版社说了我的听众是会买书的，我就还蛮珍惜我的听众们，他们其实是蛮特别的一个族群。

杨一：你这样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因为我自己的播客也不算是在Podcast里面流量非常大的节目，因为我们公司有很多其他的节目，有的听众会很多，但是像我的小节目就是属于没有那么多，但是我能感觉到有一群固定的人，他对你这个内容有需求，但他其实人数也没有很多。

丁学文：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我们一般会注意到，譬如网络上越敢放炮的，哗众取宠的人，他是属于声音比较大的。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很安静的，而这种安静的人他其实是有他自己的定位跟一定的质量的，只是我们不认识他，他可能也只是对于我们传递的一些东西有兴趣，可是在关键时候他会给你支持。他们给你很强力的支持，因为当News98跟我说客服电话被打爆的时候，其实我是很高兴的。原来这么多人在听，很怕我不再讲了，对。

04 传播的新形态带来了什么

杨一：虽然现在因为其实像台湾也一样，就是电台整个传播的形态也在变化，「九八新闻台」现在也在做播客。你的专栏其实以前我听的时候是需要去线上听直播，现在其实我更方便的话，其实我直接去听播客就可以了。然后他们也开了Facebook的直播，就是可以看到录音棚里比如说凤馨在读一些什么资料，都能看得到那个画面。你觉得这种体验跟你以前做那种有什么不一样吗？

丁学文：我觉得第一个我感觉的不一样，其实就是社交媒体。因为它有各种新的社交媒体起来，确实以我的节目或者传递的广度来说变得更宽更广。比如说YouTube上面，Podcast上有很多，以前可能中午以后上班或者晚睡的人，他可能错过了节目也没办法。现在他有机会再去听。而且《经济学人》的文章它其实比较没那么时效性，当场听，或者是过几天听其实还ok，因为每个礼拜都有新的。

杨一：《经济学人》是非常前瞻的。

丁学文：然后另外我觉得《经济学人》上还有一点，它非常与时俱进。杂志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一个国家拥有一个板块的只有美国，而且是在美国经济刚发展的时候。可是2012年它开始有中国板，刚开始只有一篇。到现在其实商业板块，财经板块一定有，而且中国板块也有。刚开始的时候它写得其实不大有深度，很像所谓的媒体报道，可是现在确实越来越多的东西，我觉得是一针见血的。

《经济学人》自2012年1月28日刊起，正式推出“中国”专栏

杨一：有远见，有观点，有视角的那些。

丁学文：对，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有在与时俱进。另外我觉得社交媒体化和数字化对声音内容的传播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它的扩大感传递感更多。我大概是这几年开始有Facebook，Facebook它跟微信跟微博是完全不同的形态。Facebook很多是分享，后来很多朋友跟我说，在Facebook上面转发我YouTube的音频的频率非常高，这种转发其实是有点像早期微博的这种形态，所以它的一个推波助澜很大。也因为这样子，我发现刚开始的时候2014年之前的时候，社交媒体还没那么繁华，大部分听众我觉得是白领，40岁以上，财经界的最多。

杨一：他们的收听渠道就是开车的时候听收音机。

丁学文：对，因为《经济学人》是一个很玄的东西，你觉得你应该读，但是真的很辛苦，而且来不及。大部分财经界的人都知道读《经济学人》，但是实在是太辛苦了。后来我这几年发现，因为社交媒体年轻的越来越多，各行各业的越来越多，会去想要知道《经济学人》讲什么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05 《经济学人》是一本怎么样的杂志

杨一：因为你读了这么多年《经济学人》，也是我们两个刚认识时候的一个共同话题，我觉得你有很多对这本杂志的一些理解，是这种长期的读者才会形成的，你最早接触《经济学人》是什么时候？

丁学文：我最早是在1999年左右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接触的，其实亚洲金融风暴后面还有一个2008年的美国金融风暴。其实1998年到2008年，我觉得是资本市场、资本主义或者华尔街开始让我感觉有点怀疑的时候，因为我是大概在9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念完书，就是华尔街在纽约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是克林顿刚当总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基本上在美国念书人觉得华尔街资本市场简直就是黄金的东西，所以1998年是第一次，我觉得something wrong，2008年是第二次。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发现《经济学人》其实一直没有改变它自由主义的心态，但是有做稍微的调整。然后在98年到08年，很多的纸媒都不见了。其中最有名的《商业周刊》；《纽约时报》都慢慢落寞下去了，可是《经济学人》是愈战愈勇，对我就会对它好奇，对它的论点好奇。《经济学人》本来就有一些蛮特殊的设计了，包括它永远没有记者的署名。

杨一：是个编辑部集中创作的感觉。

丁学文：有很多媒体喜欢绕弯，就讲来讲去不知道重点是什么。它不是，它很直接，而且它有一些幽默，而且常常讽刺你。

杨一：英国人的一套。

丁学文：对，尤其是你在读它英文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这样表达是这个意思。它用的名词都很有意思。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常常在读英文的时候是会怕它的，觉得好难理解，因为应试教育，要考试。可是《经济学人》你读到了一个水平之后，会觉得 I love English，英文真的是全世界其实最容易，但是最容易在里面“话中有话”的。

其实读《经济学人》学透了之后，你就会知道，怪不得人家说英国人幽默，他确实很多时候很会用文字，你读完之后你会会心一笑，但是你又知道他在讽刺你。包括我最有兴趣是标题，还有它的封面设计，它的封面设计就是一个设计图，但是我觉得全世界媒体没有人可以跟它比，你看它每一期的封面设计，你都会感觉它很用心，每次都很妙。

然后第二个我就翻到它的正文内容，它的标题，我觉得那个不是一般的英文写作，那是有文学素养的。可是你看完他的插图或者封面设计，或者他的标题。我觉得当有一天你“欣赏”这两个的时候就代表你读通了，你就没有再被它的每个字去折磨了。

杨一：你刚才也提到说财经圈的人，一直都看《经济学人》的习惯。比如说你好了，你自己喜欢它什么呢？

丁学文：封面故事我是一定会看的，因为我觉得他的选题很好，确实是全世界最该关心的。今天不管你人在台湾、新加坡或上海，你不知不觉就会比较关心跟你有关的。可是作为一个global的人或地球村的人，其实你更应该去知道40亿的人关心的是什么。所以封面故事我一定会看。接着绪论(Leaders)这边会稍微看一下，这周有这五六个重点。现在我觉得跟中国有关的我也很有兴趣，我觉得中国现在很精彩，真的在一个非常棒的阶段。所以不管是财经板块或商业板块，甚至绪论，每一期我觉得都有很多中国精彩的东西，可是是从全球的视角看中国。我觉得对中国的年轻人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论点。

接着我觉得这本杂志有时候也会谈一些，我们基本上根本就没去过，也不会想去的国家，就会很有趣。它每年会选一个年度国家，以中国的角度，你想不到它会选那个国家，我们习惯的就是选得到奥运冠军的，国家最强的，GDP最高的，按照中国的角度是这样。它不是，譬如说我们看过它选过乌克兰，它觉得那是最快乐的国家。

杨一：然后第一次评这个奖好像选的是爱沙尼亚，因为它那个标题很有意思，叫能把一个国家copy在一个优盘里面的国家。

丁学文：然后在那一刻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的人或者跟我们同年纪的年轻人在过不一样的日子，可是人家也有人家的生活。就套一句话，我们常说窗户打开才知道世界有多大，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代表它的多元化，读一读《经济学人》会觉得你不用离开上海，可是你窗户打开，你会知道全世界在发生什么事。

06 最重要的10%

杨一：你有什么让你印象非常深的，比如说经济学人的封面，或者是它讨论过的一个话题吗？

丁学文：我们谈比较新的，因为它每一期我都很喜欢。最新这一期，昨天我才在节目讲的，大概在4月底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它曾经出过一期，很多人看不懂那个封面，是一个鲜红的封面，上面写一个90%economy，很多人读不懂，很多人翻译都不一样，我当时的翻译是这个只恢复了90%的经济。最新一期的财经板块的第一期，它说恢复90%的经济体又回来了，他是第二次提论点。我觉得这一个的选读很多人其实不理解，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巧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实在，如果不出国，就待在上海，甚至十一的时候，我们只在北上广跑一跑，你会觉得好像都恢复了。

《经济学人》2020年4月30日刊封面

它那一期的封面非常特别，你看到是红色封底，然后写90%，他右边撕掉了10%，封面是撕掉了10%。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都觉得everything ok，所有事情都恢复了，我也开始出去吃喝玩乐了，我的生活没影响，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知道，很难恢复到一模一样，有些事不一样。你比如说以我的情况来说，以前我常开玩笑说我自己是三城记，我每个月一定要新加坡、台北、上海这样飞。我现在不可能了。光两岸，我来大陆要14天，回去要14天，我28天我怎么做？所以对我有影响。我的生活怎么安排，我工作的安排，我所有的出差都被毁掉了。

然后我们有一个案子是投在印尼的，我1月份就给他钱了，我到现在还没去过，因为东南亚到现在不让国外的人落地。所以你说有没有人受伤？有。跟你刚才问我的听众一样，我觉得这个世界其实因为这个疫情有很多business是受伤的，但他们很安静。所以你会从你认识的人，譬如说看电影的人，吃火锅的，你觉得everything is ok，可是不是，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伤疤还没恢复。所以我觉得他只是一个红色的封底，撕掉10%上面写恢复了90%的经济。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身在其中有被影响，你就会觉得讲得实在太好了。

杨一：对，像原来你自己的生意，其实你刚才有讲到你要跨越很多不同的地方，现在因为隔离的关系，所以你可能生意还在做，但是你不能用原来的方法去做了。

丁学文：不能了，你就要被迫改变。

杨一：再往下深一步地说，其实我的一个感受是有没有可能以前有很多人，他对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选择其实是隐性地基于交通的便利，是基于我可以快速的在几地之间迅速地移动，才能够工作在上海，家放在台北。

丁学文：你讲的没错，你想想看以前的你，可能今天某个事情你蛮有兴趣的，你包一背就往虹桥机场去了。你现在不会，你会要先上网看一下，台北对入境的隔离要求是什么，这边出境我健康码要做什么登记，然后我要不要跟小区有什么汇报，我要不要做什么动作？

100年前出国是很难的事，可是交通工具的进步变得很简单，飞机这么快。可是我觉得现在又把我们拉回了很多以前的事了，出一趟国重新变回成是一件很大的事。问题不是在飞机上坐多久，而是准备工作。可是准备工作又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举个例子，我这一次出国是9月1号回来隔离14天，所以9月15号开始工作。当然国外就会开始有一些行程会问“你什么时候要回新加坡？你不用急，基本上我们要决定10月底的行程。”可是10月底对我来说我接下来就要决定了，因为我要去算，我什么时候飞出去隔离14天，出关处理完我再回来，还要隔离14天，我未来三四个月完全充满不确定性，我没有办法答应任何人下一个行程。因为中间有变数。或者我们也担心，现在很多人跟我说秋冬的时候疫情会有第二波，万一14天隔离变28天就不知道。所以这种不确定性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东西。

杨一：我觉得它会改变非常多的经商模式。

丁学文：是的，而且有些人说的话我是不大赞同，我想杨一听到很多人说，太棒了，不用出差，我用视频就好了，所以视频开会太有效率了，我不用坐飞机。很多人这样在自我安慰。I don't believe。当然不一样啊。就像今天我们在录音棚，我们这样面对面聊天，跟我们always用微信或视频聊天，它是不一样的，更不要说business。尤其像我们做投资的，你说我都没有见过他，他的工厂我也没看过，那个城市我甚至没去过，你叫我打个2000万人民币给他，我怎么下决定？所以做决策变得难了。

第二个还有办公室政治，为什么有办公室政治？管理里面很多牵涉到面对面的一些文化。你现在不能进办公室，所有的员工都在家里办公，你老板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怎么做管理。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觉得你知道有一句话叫自我安慰，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businessman是在自我安慰，可是你如果去问每个决策制定者，他应该生不如死，很痛苦。

杨一：我会觉得这个趋势可能甚至都不是一两年可以解决，这是一个心理上的变化，我们可能一下子回到了几十年前甚至100年前的状态，就是大家会觉得出门很麻烦，我就减少那些不必要的出门。

丁学文：我觉得为什么我说《经济学人》那个封面故事很有意思，当你有伤疤，当你只恢复9成，

杨一：剩下那有10%的伤疤的时候，心里那个伤疤其实可能有40%。

丁学文：而且现在这个世界还发生了一个我们应该以金融或财经来说前所未有的事，就是钱变得不值钱了。其实中国比较特别，中国这次在纾困上面没有像上次4万亿那样子来弄，可是中国是唯一例外。全世界都在搞4万亿，所以全世界的政府都在纾困。以美国来说，17%失业的人，他基本上是不用出门，是靠纾困金在过日子的。你知道人性是有lay back特性的，你当每个月时间一到就去美国政府领失业救济金，不用工作，6个月之后，我觉得很难回到正常岗位。这个都是后遗症。

杨一：他可能彻底离开就业市场了。

丁学文：是的，因为我在大陆有一次看一个文章，他说中国的大学生如果毕业三年之内都没找到工作，他应该不会再出去工作了。一样的，疫情这个事情搞三年，很多人靠纾困，年轻一代他的竞争力可能就被牺牲了。

杨一：我最近也是因为见到一些朋友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一个人的才华也好，或者他工作的能力也好，其实他是需要一直在状态之中他才能维持。他一旦变换一个状态之后，可能会慢慢失掉这个能力的。就好像说你是摔伤腿在那里养的时候，其实感觉是在恢复，但其实很多时候是在萎缩的状态。

丁学文：你讲的完全正确，这个很可怕，这叫后遗症，所以很多时候是你觉得你这边你care的东西已经ok了，但其实你不知不觉失去了很多东西，这就是那10%，所以你说10%重不重要？好像不重要，有90%，但是那10%很重要。

2016年10月摄于伦敦《经济学人》旧总部外

07 危机就是转机

杨一：你有没有看过一些《经济学人》的文章，对你自己的投资的工作或者你个人带来一些启发的。

丁学文：有的，2个例子。我们先讲过去8个月，我想对所有现在还在职场的人影响最大的就是8个月的疫情影响。但是你如果问每个人说这8个月给你最大的一个惊喜是什么？我想就是特斯拉。或者电动车或者出行产业，在这8个月我注意到《经济学人》对这个议题紧抓不放，你仔细去看，包括电动车，包括特斯拉在中国为什么可以起死回生，包括中国怎么利用特斯拉来把自己的供应链拉上来，包括我们清楚的蔚来、小鹏、理想一年前都快倒了，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给他钱？所以这就是我佩服《经济学人》的地方，它对这个议题抓得非常准。

另外一个我注意到的是大概6月夏天开始的，它一直在注意中国的资本市场改革。我当然知道中国在推资本市场改革这件事上，有很多人其实是很怀疑的。我个人是觉得未来10年中国的资本市场改革绝对是一个领头军，而这个议题我发现《经济学人》抓得非常准，包括金融市场怎么改革，资本怎么流动。我们今天不要看特朗普在干什么，外国企业跟资本跟中国的互动才是《经济学人》在关注的。它其实讲到特朗普就是骂特朗普，它非常不屑于特朗普。

所以对我来说这两个议题，也等于说在疫情卡住的时间里面，我没有办法去美国，我没有办法去东南亚，我没有办法去欧洲，可是我通过这本杂志看到了全世界这个趋势，我自己就会比较有底气，或者会觉得自己的一些判断比较靠谱。所以反而疫情这8个月，我觉得它更用功了。所以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你知道为什么《经济学人》在过去10年，当其他纸媒衰退它没有衰退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他聪明地利用了两次的金融风暴。我回头想一想，对，它的销量跟获利完全都在1998和2008之间，远远把别人甩出去。所以我觉得危机就是转机。

杨一：你刚才其实前面有提到说《经济学人》它不是一个那么有时效性的杂志，它有很多前瞻性和中长期的视野，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丁学文：有。杨一可能听过，现在她不提了，有一段时间每次我们在看杂志，只要谈到“金砖四国”，陈凤馨就说“这个就是学文第一个在我们节目提出来的”。我在2001年就讲了BRICS，就是《经济学人》最早提出的金砖四国，那个时候在中国，2000年代初其实很多人还不看好的，那时候《经济学人》就讲了金砖四国。而事实上在2001年到2010年，金砖四国确实是引领全球，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它很敢讲别人还不确定的东西。

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引经据典，它从来不会无的放矢，它会有数据，他会有来源，它会有为什么这么说的理由。更有趣的是它里面有时候会用一些圣经的或者古代文学东西来隐含。我说的有趣就是这样，它在提一些还没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譬如西方人喜欢看古神话或圣经，它会让西方人一看，原来这一篇讲的是科学怪人，那一篇在讲钟楼怪人。谈到中国现在有个《茶馆》专栏，其实站在中国读者角度，你觉得你找得到比“茶馆”更适合来形容中国的一个专栏吗？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会让很多多元化的人在这个里面找到归属感。你了解我，然后你又知道我想看我在这个地方看不到的东西。

杨一：你自己其实分享《经济学人》这么长时间，你等于是一个中间媒介。

丁学文：对，我是说书童。

杨一：你有没有印象是有一些读者是因为听了你的节目之后，然后开始对《经济学人》感兴趣的？有的。因为事实上我觉得语言这个东西很奇妙，你比如说普通话，全世界人都认为中国话最难学，可是我们在这边长大觉得理所当然。我觉得《经济学人》可以突破一些文化的鸿沟，因为你如果去看它的文章，中国人看它的文章写中国，会会心一笑。你看英国美国的文章会更了解英国，美国人原来是这样在看事情。而它用《经济学人》的文章把大家牵连在一起。

丁学文：有一个很有趣一件事，大概在三年前，台湾有另外一个媒体叫《远见》，他跑来找我，他说你这个节目蛮好的，因为媒体圈的蛮多人听这个节目的，尤其财经相关的记者。他们就想把我讲的东西变成文字，结果好像还开始不到几个月，他们就接到了《经济学人》伦敦的律师的律师函。

杨一：洗稿。

丁学文：说你怎么可以干这个事。然后《远见》就会说不对啊，我是用中文表达，我不是英文，他们就真的有去打官司。 

杨一：给大家补充一个背景，《经济学人》在台湾是和《天下杂志》合作。

丁学文：然后对我来说我倒是置身事外，因为第一个我做这个节目17年我没有受过任何酬劳，我完全是抱一个利他的心态，所以我没有任何的收入。第二个我觉得太好了，代表伦敦也注意到，华人圈有一个人在用中文讲《经济学人》，对我来说我觉得蛮好的。后来我就问《远见》说他们会不会写信给我，《远见》说不会，他们应该是写信感谢你，帮他做宣传。我相信很多华人世界的听众或读者，会因为这个节目更了解《经济学人》。

08 《经济学人》的“忽左忽右”

杨一：因为你又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长达将近20年一直在讲这个东西，我觉得确实他应该感谢你。有一件事情是我很好奇的，因为你通过长期阅读《经济学人》，整个的国际环境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你有在这20年当中感觉到这本杂志透露出来的世界的那种变化吗？

丁学文：有，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2018年，《经济学人》满175年的时候出过一个175周年的特刊，他把175年当做它的封面故事。那篇文章的开场白它就说，我们是因为支持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塑造了现代世界。可它的结论是这样，但是今天的现代世界反过来反对我们的自由主义。其实熟悉《经济学人》就会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论点。因为经济学从来不放弃自由主义，因为他早期创立阶段就是为了支持谷物法。

《经济学人》2018年9月15日刊封面

有这样子的一句话在175周年，我觉得它其实非常的与时俱进，也就是它其实还是坚持支持自由主义，但对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其实已经有了一些反思，而且它后面的文章内容里面还提到，现代的年轻读者对自由主义的认同已经跟100年前不一样了。

我会觉得很多人会说它就是个乌鸦，它是一个来自英国的自由主义支持者，你如果仔细看它对很多事情的论调，比如说它对于过去自由主义者极左或极右的一些论点，它其实在往中间靠。我觉得这其实代表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杂志。所以其实很多人当时就会跟我说，它就是自由主义者，它永远都在讲这种观点，其实我不觉得。

杨一：对，因为我也会有这种感觉，以前我在财经频道工作的时候读《经济学人》，读了一段时间会发现像它的“leaders”的文章，它的“leaders”就是有点像别的媒体的社论。所以它一般都会在后面有非常干脆的一些建议，直接地表达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以及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但你会发现它其实到后面会有一些比较会有很笼统的做法，譬如说可能很多社会问题，它会最后归结到教育的提升；比如说一些跟大的政策框架相关的，它就会回到一些自由主义经典的说法，比如小政府大社会，减税等等。会感觉到它的结论好像最后都很大而宏观，但是好像缺乏具体事务的那种比较有针对性的建议。

丁学文：不再那么鹰派。其实最明显例子就讲中国板块，其实认真来说，如果它是支持自由主义，它应该对中国是最有意见的。可是其实你看它的文章论点，对于中国做得好的东西，它是不吝赞美的。而且它甚至会说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做得最好的、exceptional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其实它还是有它善尽媒体第三方的角度，但是有时候讲话又很直很狠。我会觉得如果要在里面看到一些比较宏观的论点，或者比较直指中心的一个论点，我觉得还是看得到。当然了，不可能每篇文章都完美，还是有一些文章我们会觉得不好。比如说以我的角度，我觉得他们两岸的文章写得就蛮low的。

杨一：充满了一些这种刻板印象。

丁学文：对，而且报道性的比较多，当然很难了。

杨一：你觉得它了解台湾吗？

丁学文：不了解。

杨一：因为有的时候会在亚洲版和中国版里有一些台湾的报道。

丁学文：我几乎没有看到比较有深度的，它在两岸的都是一些新闻报道性的或者引述的。然后当然了其实就算咱中国人，两岸的东西都讲不清楚了，都很难懂，老外我觉得基本上搞不懂。就像很多台湾人，他最大的挫败是什么？他去东南亚都会碰到很多人说“Taiwan! I know Thailand.” 很少人知道台湾是哪里来，都以为是泰国，因为拼字几乎一样。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短板，不过慢慢在补。就像我看到它报道中国这8年，它其实已经从完全不懂，慢慢理解，到开始比较接地气，我觉得它还是有能力。而且说实在，一个来自伦敦的媒体可以写全世界的深入报道，也不容易啊。

我还发现一件事，他有时候还是会引述，像有时候一些“Special Report”，或者是一些“Briefing”，它会去讲，这个是特别有哪个记者写的。

杨一：他的“Special Report”是有署名的。

丁学文：对，然后我有去特别注意这种所谓在“Special Report”里面去带领团队的记者，有一个让我还蛮敬佩的地方是这些记者年纪都不大，很容易能在网上搜到，也都是非常有文化深度的，很多是历史背景的、文化背景的，然后去帮《经济学人》写稿。看他们的文章有时候还蛮有趣享受的，不像是读新闻报道。

09 全球化的营销策略

杨一：在你读《经济学人》的这17年过程当中，你觉得这本杂志本身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

丁学文：我觉得基本上它的笔法是没有怎么变化的，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些优势有掌握。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它在触达到它的受众的手法越来越灵活，包括你说的Podcast，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你现在上他网站的右下角，其实可以去听到它的整本杂志。

杨一：它有注意到“听”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我自己觉得《经济学人》非常厉害的。就是说在整个大的国际媒体的环境当中，一般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对于趋势有很多自己的判断的媒体，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很能掌握趋势的人。媒体看多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媒体它自己感觉自己在做前瞻性的报道，可是它自己是掉队的。

丁学文：是的，没错。

杨一：就自己本身的经营却根本没有跟上这个时代。但《经济学人》我觉得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就像你刚才说的，它很善于抓住机遇，金融市场的波动就是这样一本财经刊物的机遇。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它对于媒体这件事情本身的思考是非常清楚，而且它自己的判断是能够化为行动的。

丁学文：对，还有一点，它的行销策略我觉得也很厉害。就说其实这10年吧，所有人最关心的就是说它为什么可以异军突起，而且它现在全世界大概160万本销量，可是其实数字化的差不多快占到一半了，纸媒还是有100万本。其实里面很重要一点，你知道中国也在讲“产业升级”、“工业化实体”，我们一直希望我们做高端的东西。可是中国过去企业在国际上最常被人家诟病就是杀价就是卖便宜的。 

《经济学人》有一点我觉得很厉害，它确定它的受众之后，它确定它的内容高人一等之后，它的价格是很贵的，它永远不降价，自己就是这么贵。

杨一：它认为它的目标受众绝对能消费得起它这个价钱。

丁学文：你讲的没错。所以这其实在商场上叫行销战略。比如最有名的拼多多，它不是也是知道它的受众是谁嘛，对吧。

杨一：就是要低价。

丁学文：所以我说这个事情为什么可以拿出来讲，我觉得中国的企业下一步绝对是全球化，而且有机会。你必须要学会全球化的行销战略，跟在中国本地不一样。这个是中国企业现在下一步最重要要做的功课，对吧。你怎么在全世界打品牌？你怎么在全世界做行销？这个其实才是中国下一个最大的挑战。不是说你很会制造，你就能够有品牌，Apple为什么卖那么贵？它为什么坚持不降价？

特斯拉也不便宜。

我觉得其实西方人在这一块，有自己的道理。我们今天谈的很多的内容，其实很多高价的东西、奢侈品牌为什么都是西方的？我觉得这一块可能是中国的商业世界下一步要做的功课。我觉得我自己这15年在上海我感受蛮深。我曾经跟你谈过，因为你是80后，那时候我们刚认识，我说那个时候80后蛮憋屈的，那个时候很多80后说我们机会没有60后70后这么好，房子已经很贵了，然后薪资都不长。

我那时候曾经跟你说，我说若干年后你会觉得80后绝对是最幸运的一代。当然现在很多80后90后还会说，不不不我们还是很辛苦，可是《经济学人》教会你要学会把自己往前看。我为什么说现在是最好的黄金时段，10年后80后90后，你拥有的东西绝对不是60后70后拥有的。而我相信60后70后的人现在的焦虑感是很重的，因为他看不到未来是什么。

杨一：我懂你的意思，其实80后其实刚好他是处在一个不是那种社会转型，而是说整个大的硬件的转型的时候，他们是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跟着这个变化在走的一群人。我觉得60跟70后的焦虑是在于说，当处在上一代的时候，他们拿到了很大的红利，但是突然一下子世界的一些基础的东西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会失去方向。然后对于更年轻的人来说，就是当他们出生的时候，新的世界已经建成了，它又变成是一个零件。我非常懂你的意思。

10 滴水能穿石

杨一：在做这17年的节目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故事，你觉得还有印象或者是对你感触很深的事情。

丁学文：我也必须要给News98点一个赞，因为一个媒体平台能坚持一个节目这么久，也不容易。而且非常特别的是这个节目有个制作人专门跟我约访的。节目刚开始做的时候，他是大学刚毕业，他现在还在。然后应该是去年年底他跟我说他已经生两个小孩，那种感觉我其实是蛮强烈的。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容易，但是其实以前中国的老祖宗说过一句话，滴水能穿石，很多事情是要日积月累的。我真的非常希望能够传递给年轻的朋友一句话就是，很多东西是要积淀。现在整个中国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是积淀，短平快的时代我觉得过去了。比如说现在中国其实最想追逐的是半导体，因为被美国勒得很紧。

杨一：就像最近华为的事情出来之后，大家才发现原来半导体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强。

丁学文：我曾经在《经济学人》有一篇文章是在科学版块，你知道科学版块是读《经济学人》的人里面最少读的，因为它的科学板块其实都还蛮深的。可是我曾经在科技板块看过一篇文章，现在全世界都人都在问中国做半导体能不能超越美国？我想是全中国包括产业政府学界都最关心的一件事。

《经济学人》怎么讲，它说中国当然有机会，人才这么多，政府那么给力，而且市场那么大。中国只要改一个小小的东西，要忘记过去赚钱有多容易，只要能定下心沉淀。因为半导体是一个要沉淀、要耐心的行业。

杨一：这个台湾有很多经验，因为台积电做得就很好了。

丁学文：那后面还有一段你听了会笑，后面就会说很多人问为什么台湾可以做成半导体，大陆不能做。它的结论非常好笑，非常符合经济学，它这样说，台湾因为经济不好20年了，所有最棒的人才只好去做半导体。中国因为互联网太牛了，所以所有的人才都去做互联网。所以你怎么可能打得赢台湾。所以政府看到了我觉得很好，怎么把人才倒过去？怎么告诉新一代的年轻的基础科学的人才，你要有耐心，你要积淀。

我觉得《经济学人》或者这个节目如果能给大家一些东西，会觉得说原来积淀很重要，包括我自己阅读英文的能力，也是日积月累来的。半导体也是这样。我最后问你一个开玩笑的问题，那个文章里面还讲了一句话，它的最后结论最后一段说，大家知道半导体或者台积电一个制程是多少道工序吗？你知道汽车是最复杂的，汽车的工序大概是200~300个，而半导体是6000个，6000个里面环环相扣，1个工序出问题，整个bug就出来了。

所以你说要不要耐心，这像不像现在中国在讲的“追求工匠精神”，对吧？故宫里面东西很多人我们以前说过一个杯子，可能是一个人做了10年才做成一个杯子，所以它可以放在故宫。我觉得或许中国的下一波产业发展要开始回去想一想沉淀这件事。

杨一：你觉得它会到来的很快吗？因为现在中国其实还是有很多热钱可以赚的。

丁学文：对，钱很多，但是我觉得政府看得很清楚，所以不管电动车跟半导体，我觉得是中国的机会，加上它也看到了资本市场是美国人最擅长的，我觉得资本市场改革能推进，半导体和电动车能抓到，下一代的年轻人，他的事业是不一样的。而且中国有这么多的留学生，这么多在国外沉淀，这是大好的机会。

📖延伸阅读：

https://www.economist.com/analects/2014/01/08/old-hands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20/09/16/is-the-world-economy-recov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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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编辑：李文浩 | 排版：李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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