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现场｜朱鸣岐：即使媒体不再是一份工作，我也离不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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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期｜主播：杨一

各位《去现场》的听友牛年快乐！农历新年后的第一集，请来了前凤凰优悦广播U Radio主持人朱鸣岐。九年前，伴随着港府推动数码声音广播(DAB+)发展战略，凤凰卫视正式启播了香港地区第一家数码广播普通话频道--凤凰优悦广播「URadio综合台」。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齐聚香港，开始了新媒介的创业，朱鸣岐就是其中之一。离开媒体圈，朱鸣岐如今从事宏观经济分析师的工作，他又如何完成职业跑道的转换。媒体人离开媒体行业真的只有无奈与遗憾吗？本集《去现场》来听朱鸣岐的媒体故事。

【嘉宾】朱鸣岐，荣鼎集团宏观经济分析师，前凤凰优悦广播U Radio主持人

01 我不觉得媒体是一份职业

朱鸣岐：我在2011-2014年这段时间在香港凤凰卫视的电台部门《凤凰优悦》做普通话的广播。那个时候有做记者、制作、主持的工作，有的时候也参与一些凤凰其他节目的制作和采访。那之后去美国念书，现在做宏观经济研究方面的工作，平时做的话题都跟贸易、投资、中美关系这些有关。我另外一个背景是学过国际关系，跟外交有一点关系。做的事情比较杂，算是一个斜杠青年的样本之一吧。

杨一：其实你是外交学院的背景，做媒体算是一个你非常理想的去处吗，还是说走进媒体的圈子其实也挺偶然的？

朱鸣岐：我去香港之前都没有正儿八经地考虑过把媒体作为职业，我现在其实也是这样的想法。我并不觉得媒体是一份职业，至少对我来说它的定位不是一个全职工作、一件要上班的事情。虽然我现在的日常工作并不是媒体，但是我跟媒体有非常多的接触。比如参加《去现场》这档节目，我平时也会跟传媒圈的朋友聊天，参加一些媒体的采访、活动。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考虑说以后要不要做这行，我觉得特别是对刚刚本科毕业的朋友来说，如果对未来还不是有那么明确的规划，去做两年媒体非常好。虽然大几率是赚不到什么钱的，但没有任何其他一份职业可以让人在短时间之内接触那么多不同的人与行业。

02 千万不要小看日常的兴趣爱好

杨一：所以你当时去香港凤凰做这份工作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呢？它是你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吗？

朱鸣岐：这是我第一份全职的工作。我事后意识到，千万不要小看日常的兴趣爱好，或者是业余时间做的那些事情。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工作文化下，很多人的下一份工作就是今天的业余爱好。我在学生时代的一个业余爱好就是做一些音频的东西，比如说在广播站去学习剪辑。因为当时有非常大的自主权，没有人管，我可以很长时间泡在小小的房间里面研究怎么剪音乐、怎么调音频，就这样对广播或者说音频媒体的一些原理有了基本的了解。

有一天晚上我收到一封邮件，是我以前的一个朋友要在凤凰组织一个新的广播项目。邮件说要不要来试一下，如果要试一下的话，先发一个小样过去。我当时刚好在录音设备旁边，那我就现录一个吧，这个事情在30分钟之内就完成了。后来那边说好像还可以，于是进一步谈。现在想来，要不是有这么一个事情，我可能就早两年出国念书去了。

凤凰的招人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它不要求你是什么传媒专业毕业的，不然我肯定都进不去，我也没有普通话证书这些东西。当时去面试的时候，我感觉面试的内容并不是要判断一个人说话口音怎么样，口条好不好，更多是看这个人有没有意思，是不是一个适合做媒体的人，而适不适合其实也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

03 即使是今天，电台还是有很多的可能性

杨一：其实你们这批人算是《凤凰优悦》这家电台的创台元老，你们是到了香港之后再去搭建频道的。

朱鸣岐：我们提前一两个月到香港然后开始筹备。当时除了主播之外，还招了一些工程技术、编辑等等。我们当时的人员构成还是非常有凤凰传统特色的，大陆、香港、台湾的人员要按照1:1:1的比例配置，编辑也好，主持人也好，都是照着这个比例去配置的。比如说我有一个编辑同事是香港朋友，他的普通话说实话是非常一般的。但后来他的普通话进步到，可以在我缺人手的时候用普通话参加节目。私下里他也会带着我讲广东话，我后来也可以用广东话来交流。这个过程可能是在任何其他中文媒体里都无法复制的。

除了地域来源，专业背景上也是有这样的分配比例的，比如有将近一半的人都是像我这样来自各行各业或是刚刚毕业的非传媒专业学生。但好像我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整个过程中也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杨一：我记得你当时好像主持了两三档节目，比如《3D话新闻》《荒岛陪读》，这些节目都是你们当时策划出来的吗？

朱鸣岐：是。当时大家的定位是：在周一到周五要有一档日常的节目，周末的时候有一个与自己兴趣爱好有关的自选节目。《3D话新闻》算是一档时政新闻类节目，有点像时政评论或者说是新闻的集锦。而因为我很喜欢看梁文道的《开卷八分钟》，《荒岛陪读》算是有点模仿它，我当时就是每周读一本书，然后讲讲这本书里面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杨一：因为你们来自五湖四海，背景也各不相同。所以你们当时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你们这些新人在一个新工作中手忙脚乱中遇到或是超出预期的。

朱鸣岐：其实我之前是稍微做过一些音频的剪辑，但有些同事之前不是从事音频而是做电视或平面媒体的。所以我们当时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学习怎么样录音效果最好。

我记得我们当时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用一个月时间每天去盯着一档节目，把这个节目拆开然后分析：节目几点开始播，每个板块多长时间，几点钟报时，广告是几点钟，整个节目的编排流程是什么样的。然后大家再讨论一下节目里为什么要这么做，哪些做得好，哪些不好。大概知道了它的原理以后，对后面自己的制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杨一：我当时听你们的节目，感觉它跟你以往的作品或是跟大陆的广播相比，状态挺不一样的。

朱鸣岐：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当时跟我家人说去香港做电台，我爸的第一反应是现在谁还听电台。那个时候大家对电台的印象要么是汽车广播，要么是深夜卖药节目。但是说实话到了凤凰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后，我发现即使是今天，电台还是有很多的可能性。以今天的角度看，这其实就是初代的播客，但在当时没有人管这个叫播客，只是一个“音频的形式”。

后来也发现了，直播的听众远远少于听录播的人，当时智能手机才开始普及，大家听播客的习惯还没有完全建立，包括技术上的条件还不是那么成熟。但事后回想起来，这跟今天的播客非常像。

杨一：你还记得你们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吗？

朱鸣岐：前一天晚上定选题，当天大概八九点钟提前两个小时左右到公司，把要顺的东西比如稿子大概顺一遍。如果是录播采访通常是前一天下午录好，如果是直播，会在头天晚上约好，然后在直播的时候把电话打过去。

杨一：相对电视新闻类节目，广播节目中主持人的参与度还是比较高的。

朱鸣岐：广播其实是一个非常上手的一个节目，主持人可以参与整个流程。当时所有的嘉宾都是我自己去联系，我都要提前给他们打一遍电话，录音也都是我自己录、自己剪。基本上除了将节目通过天线发射出去这件事我做不了以外，其他事情都要靠我自己。

杨一：这个节目是双主播的模式对吧，你们当时主播之间有什么分工吗？

朱鸣岐：这是一个日播的节目，所以每天都要有话要讲。我平时算是一个话很多的人，但如果作为一个工作每天都要讲两个小时的话，时间长了还是会有些压力的。分工上其实没有明确规定，但时间长了熟练以后，就像讲相声一样有一个人捧一个人逗，两个人磨合久了以后，自己会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但是很难一开始就给两个人设立一个定位。

杨一：你当时还做了一档《荒岛陪读》，它是每周末更新，话题也比较文化一点，还是你一个人主持。这档节目里你的状态有什么不同吗？

朱鸣岐：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一个项目，我愿意干嘛就干嘛，所以蛮反映我那段时间的生活状态。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一句广东话都不会说，所有的字我看得懂，他们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文化都跟我也差不太多，但是他们说什么我听不懂。然后因为我刚到香港，初来乍到也没什么朋友，周末可能就躲在家里读书了。

但是香港有一个非常好的出版环境，它有各种神奇的书店，我住的地方离香港中文大学也非常近。港中大出版社又是社科方面的一个重镇，经常会举办一些文化的讲座，我在香港读了很多以前想也没有想过的书，这些书也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所以这档读书分享类节目等于说是我个人生活状态的反映。

杨一：你当时是如何构思节目形式的？比如说你希望更多的是你自己对书的体悟和分享，还是你自己也会做一些采访？

朱鸣岐：采访很少，但我会去找一些新书发布会，或者说作者演讲的视频。但因为这只是一个周末的小节目，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采访，大部分时间还是我自己。

04 把语言障碍当作生活中的冒险

杨一：其实对你来讲，在香港生活也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体验，你在那两年在这个城市生活和工作，有经历过哪些比较深刻的印象？

朱鸣岐：我在纽约也住了四年多了，跟我在香港的时间其实差不多。我经常跟我朋友说，我到纽约的第二个礼拜我就觉得我是本地人了，但我在香港至少前两年一直是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这里面语言占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我的英语水平远远超过我的广东话水平。

当时在香港我每天做事情之前需要考虑沟通的成本，因为别人不一定明白我要讲什么事情。去餐厅吃饭我也每次都点那么几个菜，因为那几个菜我知道怎么讲。这样的生活状态会有很大的压力，但没有让我感到很沮丧，说实话我还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每天都能有一点新的挑战，每天都有点像通关打怪的感觉。比如我今天去坐一辆小巴，我要成功地让小巴司机知道我要在哪里下车。

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能力就会变得特别强。虽然我没有完整地系统性地学习过广东话，但大概到一年半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觉得我开窍了。首先是听得懂了，我坐在小巴上听广播，我知道它在说什么了。后来梁振英与唐英年的特首选举，当时香港第一次做选举的电视直播，我竟然还去做了一个同声传译，把广东话翻译成普通话说出来。这当时对我来说有了一个信心的建立，不过虽然听是听得懂了，但说的时候口音还是非常重，别人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会笑，不过我倒也不是很在意。

因为我对这个地方非常陌生，所以我对周遭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观察力也特别强。

杨一：感官都打开了。

朱鸣岐：对，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如果你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里面，很多事情都会觉得习以为常，不会去想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子，没有那么大的新鲜感。但因为我当时对香港有陌生感，所以我有一个很强的求知欲。我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去了解一个地方，我到后面也觉得我对香港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这个过程对我也是一个很珍贵的体验。

杨一：因为你当时的工作在凤凰的体系中是新媒体或者是全媒体的一个尝试。我原来采访过凤凰的员工或者是前员工，但是你是第一个在香港楼里面工作的人。其他人都是在北京或是在上海驻地的记者。因为你每天在凤凰的环境中工作，你作为一个参与其中的人，你对凤凰的认知和印象是什么样子？

朱鸣岐：凤凰可能在华语媒体历史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是一个时代下很多机缘巧合的结果，可能以后也没办法复制了。今天的凤凰和过去的凤凰又非常不一样。

我刚到香港的时候有一个体验上的反差，本科的时候我们外交学院每个宿舍都有电视，我们可以收到很多境外的台，每天都可以看凤凰台，因此我对凤凰台电视的内容非常熟悉。那个时候如果从中央台切到凤凰台，你会明显看出来这是不同的台。但是到香港之后，凤凰台和香港本地的比如无线电视（TVB）、亚洲电视（aTV）、香港有线电视（Cable TV）等也有很大的不同。

杨一：所以你前后在凤凰优悦广播一共做了四年不到，你在快离开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你觉得这四年的经历符合你当时在学校接收到那封邮件时的预期吗？

朱鸣岐：我觉得这可能我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这份工作鼓励我每天都要走出门，去了解我陌生的世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次是香港的区议会的选举，我要去采访。那个时候我刚刚学会一两句广东话，我就要去采访街坊投票的感受。那些人虽然觉得很奇怪，但是大家都很友好，还是很有耐心的。

至于为什么没有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也是因为我觉得我并不需要把媒体当作一份全职的工作来做。我完全可以做其他的全职工作，但这并不妨碍我这辈子都会跟媒体保持或多或少的联系。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媒体的平台，我不需要把自己绑定在一个媒体机构。

很多人都会觉得做媒体做记者很简单，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做。但实际上这是一份非常难做的工作，因为你的时间非常短，比如说我每天都在讲一个不同的话题，但我又不能够在这个话题上完全得无知，所以我要能够带着大家在有限的时间内去了解这件事情。这真是一件非常难做的事情，它需要你保持一个非常强的学习能力，然后也要有一定的常识，常识说起来简单，但培养常识真的需要不少时间。

我觉得媒体的技能对于任何工作、任何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需要有些专长。当然我也有很多佩服的人一直在做媒体，能坚持一辈子做记者非常厉害、难得。不过说实话在今天这样的媒体环境，在这样的行业特点之下，一辈子做全职的记者恐怕是很难的。可能对更多人来说，或许是需要有自己的一摊子事情，同时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媒体感”，可以非常熟练地运用媒体平台和工具，把自己的那一摊事情讲出来。

05  学习是因为有智识上的好奇

杨一：你离开凤凰之后去美国读书了。你现在做的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方向，这个发展方向是你在离开媒体的时候就考虑清楚的吗？

朱鸣岐：完全没有。其实我念书的专业方向根本不是宏观经济研究，我研究生读的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这个学校的特质是一半是国际关系，另有一半的必选课就是经济方向的。它要求每个学生除了国际关系之外，都需要非常了解经济。比如说我的美国同学，他们毕业之后大部分的就业去向是美联储或是美国的财政部，这些工作都需要有国际关系的知识，同时也要结合经济或财经知识的支持。

杨一：我周围有很多朋友是在工作几年之后再去读个硕士学位。但是一般来说他们考虑的事就是要在职业上转一个方向，其实是非常务实的。你那时候有这种考虑吗？

朱鸣岐：我现在也觉得我当时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然后我说实话，我也觉得这个决定非常正确。那个时候在我们学校，中国留学生都集中在外国学生在美国就业最容易的专业里，而我在的可能是最不容易的一个专业。我当时不是抱着就业的目的去读这个专业，而是纯粹地觉得，这个学科我在智识上有兴趣。2014年前后，我当时在香港开始看到社会的张力在慢慢上升，只是那个时候还没到一个爆点。因为我每天要在外面跑新闻，我很明显地感觉到人和人之间有那么多相同的地方，又有那么多的不同。

当时带着这样一种非常天真的想法就选择学习冲突管理。那个时候大家都说你中国学生来学冲突管理干什么，中国又没什么冲突。但我也经常告诉我自己，学习不就是因为有求知的目的吗，我就是为知识而学，我对这个领域是真的有好奇的地方。

杨一：你后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了两年，然后去做了现在这份工作。

朱鸣岐：对，其实这中间又有一个转弯。这跟我在斯里兰卡做的研究有一点关系。我那个时候去斯里兰卡之前，最初的印象就是“猛虎解放组织”没有了。我们当时去考察的是当地内战结束后国内和解的过程，当时去到当地那些受害者的家庭里面，还去采访政府的官员，去采访当年可能参与过叛军的这些人，尝试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个人的一个兴趣是，中国在这边有很多投资，中国当时在科伦坡最核心的一个地段边上建了一座港口城。这是中国在南亚非常大的一个旗舰项目，当时对标的就是香港的港口城。每天在那边散步一定会碰到来自中国的工人，我们会经常聊天，慢慢会注意到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投资。然后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人开始提出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在这边投资的利率特别高，对斯里兰卡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债务有一定的质疑。

你会很明显地发现，斯里兰卡国内冲突的两边对中国的投资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简单来说，政府那边会非常欢迎中国的投资人，但可能到泰米尔人那边会有一些抱怨。这样的现象就激发了我研究的兴趣，所以我回去了以后，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些研究。等于说这个算是我的一个切入点，然后开始对整个宏观经济的问题产生了兴趣。

说实话我是一个野路子出生的经济研究者，所以很多时候我的视角没有那么学术化。因为我是做冲突研究的，经常有人问是不是所有的冲突都是经济问题？实际上经济从来都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简单，比如有的时候不是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是分配的问题，又比如说是期待的分配和实际分配会有落差。这里面有很多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没有涵盖的问题。

杨一：因为很多经济学理论是把人默认成理性的人。

朱鸣岐：这说实话是比较老套的。我在学校做的硕士结业论文跟行为经济学的一些内容在冲突里面的表现有关，比如说人对于损失的厌恶。假如现在一个人有50%的机会得到一块钱，或者说有50%的机会丢一块钱，如果其他事情是一样的，他更倾向于选择不要打赌。因为你讨厌失去的程度要胜过获得相同价值的渴望。

杨一：包括预期管理，因为金融市场是特别对预期敏感的领域。

朱鸣岐：没错。很多时候一个事情会有一定的收益，但因为低于预期，所以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反应，即使大家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是不理性的。

比如说在贸易战的环境里面，即使所有人都知道关税这件事情对于经济是不好的，其对美国的杀伤力要大于对中国的杀伤力，但美国政治界仍然要这么做。这是因为有些问题有经济的根源，但也有超越经济的部分，比如说组织行为的问题，这个决策有多少程度是个人层面的问题，又有多少是官僚机构的一个惯性。我会想象自己是个记者，一个媒体人，然后尽可能把这件事情讲给一个对经济学不是那么熟悉或是没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让他能理解。

杨一：你现在的工作很多时候是需要去跟媒体打交道的。

朱鸣岐：对，然后我们现在的工作一旦跟政策有关了，在做建议的时候就会涉及到公共讨论。比如最新出来一个政策，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好还是不好，你需要借助媒体的技能和平台把这个意见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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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制作：CC｜片头设计：陆佳杰

节目运营：得闻｜制作总监：王若弛

文稿编辑、排版：李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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