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种传播到技术扶持——400年前徐光启的农业改革实践

传统农学知识的建构与传播

——以徐光启《告乡里文》为例

摘要

中国古代的学者是如何获取知识，并将这些知识服务于大众？传统文化对他们有什么影响？而他们又是如何突破传统以获得新知？不同背景的知识又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在知识由精英向民众的扩散过程中，大众对于学者官员又有何种反应？一则新发现的徐光启佚文《告乡里文》（1610），可以为知识在传统中国的建构、传播及运用提供一个研究的样本。

三

  从外乡到本地

徐光启的《告乡里文》显然是面向他的乡里乡亲。乡里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一般是指县以下的区域单位，县下为乡，乡下为里。这是自秦朝有郡县制以来所形成的地方基层组织结构。徐光启的乡里是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徐家汇），很明显它的读者对象就是上海县法华汇的百姓。《告乡里文》向法华汇的百姓介绍了三种水灾过后补种水稻的办法，其中“寻种下秧”是宋代以后本地和外地都通行的方法。[1]“车水保苗”是徐光启自己亲自试验得出的方法；“买苗补种”则是“江浙农人常用”的方法。这便引出了一个区域间农业文化交流的问题。

松江府本属于元代江浙行省，明代归南直隶管辖，因此，徐光启这里所说的“江浙”指的是松江以外的历史上所谓的“江南”和“浙江”两地，即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地缘是影响交流的主要因素。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一个以水稻生产为主体的农业生产区域。区域内农业文化的交流十分活跃。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吴种越粟的记载，主要活跃在今江苏境内的吴国使用主要活动在今浙江境内的越国归还的稻谷作种子。虽然在事关粮食安全方面，难免有地方保护主义的考虑，以邻为壑的倾轧，关税的壁垒，甚至有各种人为的阻隔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农业交流并没有因此而阻断，尤其是在灾害发生之后，灾民为了活命往往逃荒到外地，或为了恢复生产从外地购买或借贷种子、耕牛等农资产品，农业文化的交流更是活跃。

“江南”与“浙江“

明 《赛尔登中国地图》 现藏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文化交流的结果（无论是有形的物产，还是无形的技术）在本地和外地之间相互交流传播，扩大了文化的覆盖范围。一些以产地命名的品种，明显是交流的结果。如原产越州剡县的品种“剡籼”，在台州（赤城）安家。娘家在浙东婺州的品种“婺州青”，远嫁到了江东徽州。淮东泰州的品种“泰州红”落户到了越州。一些品种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区种植。如黄穋稻，在江苏、浙江以及江西等许多地区都有种植。“江西早”这一水稻品种则遍及浙江、江苏、安徽、福建、湖南、湖北等地。

同一地区所种植的作物品种也可能来自两个或更多的地区。北宋曾安止《禾谱》所载水稻品种除本地江西泰和县水稻品种之外，还包括“近自龙泉（江西遂川），远至太平（安徽当涂）”的品种。明黄省曾《稻品》记载的苏州34个水稻品种，也包括来自毗陵（今江苏常州）的3个、太平（今安徽当涂）6个、闽2个、松江（今上海松江）8个、四明（今浙江宁波）3个、湖州5个。这样的例子也不单存在于江浙一带，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农业交流普遍存在。有形的物产交流的背后，更多的是无形的非物质的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可以从一些技术的时空分布变化来考察技术的起源与传播情况。

《坤舆万国图志》

明 李之藻 利玛窦

区域间的交流动力来自很多方面，有官府的提倡，有民间的参与，有商人的运作，也有官员的作为。其中官员角色最值得注意，“地域回避”加上“定期轮换”的官僚制度，以及官员个人丰厚的人脉，使官员在频繁的迁任过程中，对于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农业技术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可谓见多识广，这是普通农民所不具备的，而由重农劝农传统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又使他们能够把他们认为先进的经验和做法由一地向另一地推介，成为本地与外地农业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这在《劝农文》中就有反映。如南宋咸淳八年（1272）黄震在《抚州劝农文》中提到浙间（浙江）和（江西）抚州两地之间的农业生产情况。

“……太守是浙间贫士人，生长田里，亲曾种田，备知艰苦。见抚州农民与浙间多有不同，为之惊怪，真诚痛告，实非文具，愿尔农今年亦莫作文具看也。浙间无寸土不耕，田垄之上又种桑种菜，今抚州多有荒野不耕，桑麻菜蔬之属皆少，不知何故？浙间才无雨便车水，全家大小，日夜不歇，去年太守到郊外看水，见百姓有水处亦不车，各人在门前闲坐，甚至到九井祈雨，行大溪边，见溪水拍岸，岸上田皆焦枯坼裂，更无人车水，不知何故？浙间三遍耘田，次第转折，不曾停歇，抚州勤力者耘得一两遍，懒者全不耘，太守曾亲行田间，见苗间野草，反多于苗，不知何故？浙间终年备办粪土，春间夏间常常浇壅，抚州勤力者斫得些少柴草在田，懒者全然不管，不知何故？浙间秋收后便耕田，春二月又再耕，名曰耕田，抚州收稻了，田便荒版，去年见五月间方有人耕荒，田尽被荒草抽了地力，不知何故？虽曰千里不同风，抚州不可以浙间为比，毕竟农种以勤为本……”。[2]

这种比较在改变人们观念的同时，对于技术的传统是有帮助的。

徐光启就非常热衷于作物的引种和农业的拓殖。“每闻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同志者或不远千里而致，耕获菑畲，时时利赖其用”。1608年江南水灾发生后，他将甘藷、芜菁、旱芋、女贞和桑树等从外地引种到他的家乡。1613年到1621年期间又两次到天津，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垦殖，把江南地区的水稻种植技术推广到海河地区。

芋苗

明 徐光启《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

明 徐光启 书中关于栽桑法与桑蚕农具的描绘

但区域之间的农业文化交流更多的是以民间自发的方式来完成的，其中商人在物产交流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历史上许多较长距离的交流都是由商人来完成的。比如，北魏时，蜀椒种子经商人之手引种到了山东青州等地。[3]借助商人的力量农业文化达到了远距离传播的目的。《告乡里文》中提到的“江浙客游者”实际上有一部分人就是商人。相比之下，普通农民引种的距离要短一些。但农民之间的交流以其经常性、持续性同样不可小觑。1608年大水过后，浙江桐乡县从江西（一说泰州）引进了一种名为“赤籼”的品种进行补种，几十年后，浙江的嘉兴、湖州、海宁一带，也有了这个品种。有人推测是由“邻润”的结果[4]，其实就是区与区之间农民接力传播，相互渗透所致。

“买苗补种”原是“江浙农人常用”的方法，1608年水灾过后，经过“江浙客游者”和徐光启的推介，由江浙传到了徐光启的乡里松江。几十年后，在浙江湖州的《沈氏农书》中再次提出了“买苗速种”的应对水灾的办法。只是不知道沈氏所提到的方法，是对湖州水乡古已有之的总结，因为湖州本来就属于江浙的一部分，还是受到了徐光启的启发？从时间和地域上来说，不排除这种可能。如果是后者，这也间接地证明了《告乡里文》在当地的接受程度，以及在江浙沪三地的影响。知识的传播经历了一个从外地到本地，又从本地到外地的过程。这样的例子很多。[5]

四

从传承到创新

《告乡里文》中所蕴含的知识，从其来源而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人知识的传承，如“寻种下秧”和“买苗补栽”；一类是作者的创新，如“车水保苗”。

进一步去探究这两种不同来源的知识，就会发现所谓“传承”，并不是旧有知识的照抄照搬，而所谓“创新”也并非无中生有。以“买苗补种”为例，早在宋代，江南水乡的百姓就采取了在水淹不到的地方（高田，或高亩）育秧，等水退之后将这些在高田上育好的秧苗移栽在水退过后的稻田中，这样既可以保证水稻有足够的生育期，又可以减少二次移栽所致种苗浪费，以此来应对水灾。[6]这或许也是水稻移栽得以普及的原因之一。明清时期，已成为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水稻生产的一种通行的做法。[7]

“买苗补种”虽然在技术上与之有渊源关系，但一个“买”字说明，它已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同时也是一个经济问题。高田育秧虽然可以躲避水灾，但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当年没有发生水灾，可能就是一种浪费，浪费的不仅是稻种，也包括土地和劳力。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由于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有限，耕地已非常宝贵。与水争田的结果，使稻田不断向湖心进发，泄洪能力下降，一些原来不被水淹而能按期栽插的稻田也偶尔被淹，因而使原来在高田准备的秧苗更显不足。一些“四平无山陵”的地区，如嘉兴、湖州等，更没有高田可以用来种秧。

另外，水稻移栽的四月，又赶上养蚕，劳动力最紧张的时候。因此，不是每户人家都愿意在“高田育秧”，甚至也不是每家都有高田可供育秧。当不幸遇上水灾的时候，加上这里的商品经济相对发达，买秧（苗）补种就成为一种很现实的选择。既是买就会牵扯到卖方的经济利益。更何况徐光启所说的还不是等待移栽的寄秧，而是“买其种成晚稻”，是已经移栽到大田，甚至是“耘耨已毕”的禾苗，这不仅加大了移栽的难度，也加大了买卖的难度。这也就是需要徐光启在技术和经济上寻求创新与突破的地方。

拔秧 运秧

南宋 楼璹《耕织图》 狩野永纳摹写 和刻本

农业创新往往是将他乡经验和本乡实际融会贯通的结果。以《沈氏农书》为代表的农学经验在湖州以外的地方并不可以照搬复制。也正是体认到区域间的差异，清初张履祥在得到了《沈氏农书》之后，又作了《补农书》，他认为“土壤不同，事力各异。沈氏所著，归安、桐乡之交也。予桐人，谙桐业而已，施之嘉兴、秀水，或未尽合也。”他认为，“天只一气，地气百里之内即有不同。”[8]即以水旱灾害而言，在同样的降水条件下，桐乡就与周边湖州等地的情况不同，张履祥说：“吾乡视海宁为下，既不忧旱；视归安为高，亦不忧水。”[9]试把《补农书》和《沈氏农书》做一比较，就会发现，《补农书》更多地考虑防旱，而《沈氏农书》更多考虑防水。

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不同的农业。沈氏的家乡湖州，以及张履祥的家乡桐乡东面的嘉善、平湖、海盐，西面的归安、乌程，明显是以水田农业为主，蚕桑等旱地农业次之，即田多地少；而桐乡“田地相匹，蚕桑利厚”，“多种田不如多治地”[10]。即便同是水稻种植，两地也不尽相同。以稻种而言，《沈氏农书》提出以“早白稻”为上，“黄稻”次之，这当然是针对湖州涟川一带的种稻而言。而张履祥在《补农书》中则说，“吾乡田宜黄稻，早黄、晚黄皆岁稔；白稻惟早糯岁稔，粳白稻遇雾即死。然自乌镇北、涟市西即不然，盖土性别也。”[11]这也可以视为张履祥对于江南生态环境及其应对的一种认识。江南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及农业生产差异于此可见。

刈稻

清康熙 《御制耕织图》 焦秉贞

当买卖双方是邻里时，徐光启所突破的还不止是经济和技术，更是传统的邻里关系和思想观念。传统的邻里关系强调和睦互助，即孟子所说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12]。和睦的邻里关系主要靠道德来维系。“重义轻利”成为处理邻里关系的首要准则。即便涉及利益，也要“义”字当先，如“义仓”和“义桑”之例。日常生活中要求自我约束，切忌损人利己，当邻里发生困难的时候，强调借助，而不是买卖，不是利益交换。即便是稀有的资源，如普遍缺乏的畜力，也是如此。[13]当不幸发生争执时，要选择让步。只是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这种单纯依靠道德维系的睦邻关系难以持久。尤其是每次灾害之后，物价踊腾，单纯的道德说教显然无济于事。徐光启提出以市场经济和技术手段来处理邻里关系，实现双赢。这是对于传统邻里关系学说的一大突破。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传统社会进入到后期所出现的现象。也就是说，虽然“买苗补栽”传承的是已有的知识，但徐光启也根据新的情势，增加了新的内容，并结合实例，使这种从外地传入的技术更具操作性。

同样，“车水保苗”虽然是徐光启亲自验证的新知，但所谓“新知”也有来源。水稻具有再生性。汉唐以前广泛流行的“火耕水耨”，宋代遍及两浙、江淮，甚至于荆湖等许多地区的再生双季稻，[14]其实都是对水稻再生性的一种应用。南宋时浙江台州、临海等地的农民利用水稻的再生性，使并未完全被干旱损毁的早晚稻，重新“长茂”，并“抽茎结实”，当地百姓称为“二稻”、“传稻”，或“孕稻”[15]。车水保苗不过是把培育“二稻”的方法用于应对水灾而已。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即灾害过后，补种已不可能，买苗又缺少资金，残存在田中的稻根就成了这部分农民唯一的希望。徐光启虽然不赞成利用再生双季稻，[16]但对于利用水稻的再生性来应对水旱灾害却大加肯定。车水保苗是继承上的创新，更是创新之上的继承。

车水

明 徐光启《农政全书》

对已有知识的传承与创新，不仅是具体的技术和知识，也包括思想和观念。自古以来，水旱灾害常常被视为天灾，而天灾又是由人事导致的。徐光启继承了传统的天人学说，并以此解释当日的太湖水灾，指出水旱灾害与水利失修有关。

徐光启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也参与到知识的建构中来。他是个充满探索精神的学者，和《告乡里文》一样，他的代表作《农政全书》中的许多论述，都是他把采访所得同亲身实践结合起来，所获得的新知。如提高乌臼结子率的方法，最初来自于山中老圃，经过他的反复试验，再写进书中。[17]实践者（老圃）的知识，经过作者（徐光启）的采访，提炼，试验和总结，形成文字，再经由文字向更广大的读者传递，这就是知识在传统社会传播所遵循的一种模式。

乌桕

摄影：叶枫

乌桕

江户晚期《本草图谱》岩崎灌园 

乌桕

清 吴其睿《植物名实图考》 

徐光启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知识传播的受益者。《农政全书》的内容和大多数农书一样，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杂采众家”，摘引前人的文献资料，一是“兼出独见”，发表自己的心得体会。前者延续了经学传统，而后者则体现了应用学科的特点。据统计，《农政全书》征引前人文献共225种，属于徐光启自己的文字约61400字[17]。当然徐光启在传承原有知识的时候也存在以讹传讹，甚至错上加错的现象。比如他在《农政全书》中提出的“蝗虫为虾子所化”的观点就来自早前的蝗为鱼子所化说[19]。而这种观点的提出和接受可能与他经历的1608年至1610年的三年大水灾有关。因为当年在水灾过后，并发了蝗虫（荒虫），而且蝗虫过后，鱼虾特多，于是很多人都将蝗与虾联系起来，认为虾为蝗虫所化。[20]在此基础上，徐光启推断出蝗为虾子所化的观点，认为虾蝗为一物，“在水为虾，在陆为蝗”。

总之，徐光启的《告乡里文》及《农政全书》乃至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农书所展示的知识建构，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现实的依据，既有他人的经验，又有自己的实践，边界与接点交叉融合，相得益彰。

明 徐光启 《农政全书》

书中提到了《农桑通诀》《齐民要术》等农书前著

本文原刊于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3卷（2012）第3期

感谢作者赐稿

公号编排，略有删减

END

参考资料：[1] 如南宋淳熙九年（1182）五月十六日诏，“近者久雨，恐为低田有伤，贫民无力再种，可令淛东西两路提举常平官，同诸州守臣，疾速措置，于常平钱内取拨借四、五等以下人户，收买稻种，令接续布种。”（《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八之一五）。1608年水灾暴发之后，时任嘉兴桐乡县令胥之彦（日华）从县财政中拿出黄金三百两，派人到江西买籼谷，颁发民间，作为稻种，取得丰收。（[清]周广业：《乾隆宁志余闻·食货志》，引许全可《阴行录》卷四。）明末清初桐乡人张履祥详细地记载了当时从外地引种赤米品种，进行抢救性补种的情况。（[清]张履祥：《杨园先生诗文·赤米记》卷十七）。自宋以来，江南地区的人们便通过选用黄穋稻、乌口稻（即徐文中的“六十日乌”）这样一些耐水而又早熟的品种，以适应水灾地区种植的需要。徐光启在其所著《农遗杂疏》又推荐了一些适合他家乡松江水灾区种植的品种，如：麦争场、一丈红、松江赤等，如一丈红，徐玄扈云：“吾乡垦荒者，近得籼稻，曰一丈红，五月种，八月收，绝能（古耐字）水，水深三、四尺，漫散种其中，能从水底抽芽，出水与常稻同熟，但须厚壅耳。松郡水乡，此种不患潦，最宜植之。”（影印本142）；又如松江赤，《杂疏》云：“其性不畏卤，可当咸潮，近海口之田，不得不种之。”（影印本143）[2]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八。[3] [后魏]贾思勰原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4] 乾隆《宁志余闻》卷四《食货志》。[5] 如苎麻，据《诗经》等的记载，周秦时期北方地区已有种植和利用，但此后似乎消失，直到宋元时期又从南方向北方推广。如麋鹿，现在中国境内饲养的麋鹿是1985年以后从英国引进的，而中国原本是麋鹿的故乡，而在1900年最一批麋鹿在中国消失，而此前三、四十年麋鹿已被引进到欧洲。又如《天工开物》（1637）传到日本等国后，在中国却失传了，直到1920年代才又从日本“引进”。[6]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八。[7] [后魏]贾思勰原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8] 乾隆《宁志余闻》卷四《食货志》。[9] 如苎麻，据《诗经》等的记载，周秦时期北方地区已有种植和利用，但此后似乎消失，直到宋元时期又从南方向北方推广。如麋鹿，现在中国境内饲养的麋鹿是1985年以后从英国引进的，而中国原本是麋鹿的故乡，而在1900年最一批麋鹿在中国消失，而此前三、四十年麋鹿已被引进到欧洲。又如《天工开物》（1637）传到日本等国后，在中国却失传了，直到1920年代才又从日本“引进”。[10] 苏轼说：“苏、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种。”[宋]苏轼：《苏东坡全集（下）》，中国书店，1986年年版，第354页。[11]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一卷《乃粒·稻》：“湖滨之田，待夏潦已过，六月方栽者，其秧立夏播种，撒藏高亩之上，以待时也。”.[12] 《补农书校释》，第99，116页。[13] 《补农书校释》，第145页。[14] 《补农书校释》，第101页。[15] 《补农书校释》，第38、116页。[16] 《孟子•滕文公上》。[17] [宋]陈傅良：《止斋集》卷四十四《桂阳军劝农文》：“火下牛畜，迭相借助，少有言气，且务休和”。[18]曾雄生：《宋代的双季稻》，《自然科学史研究》 2002年第3期，第 255—268页。[19]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奏廵历至台州奉行事件状》卷十八，《四部丛刊初编》,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20]徐光启《农遗杂疏》云：“其陈根复生，所谓稆也，俗亦谓之二撩。绝不秀实，农人急垦之，迟则损田力。”（影印本143）[21]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八《种植·木部·乌臼》。[22] 康成懿编著：《<农政全书>征引文献探原》，农业出版社1960年版，第16、34页。[23] 如，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陈经纶在的一篇题为《治蝗笔记》的文章中提到：“因阅《埤雅》所载，蝗为鱼子所化，得水时则为鱼，失水则附于陂岸芦荻间，燥湿相蒸，变而成蝗。”《埤雅》为北宋陆佃（1042～1102）所作，因知宋代已有此说。明人谢肇淛（1567～1624）《五杂俎》卷九《物部一》亦言：“相傅蝗为鱼子所化，故当大水之岁，鱼遗子于陆地，翌岁不得水，则变而为蝗矣.雌雄既交，一生九十九子，故种类日繁。”

[7] 如，崇祯《吴县志》卷十一《祥异》：“六月，有虫如蚊而大，抵暮聚集空中，望之如烟雾，声响成雷，经月忽不见，于积水中生细虾无数，饥民取以为食，或云即虫所化。”

作者小传

 曾雄生 ：

我本农家子，1962年11月生于江西新干农村。世代业农，种稻、植棉、树橘。自幼随父母行走畎亩之间。1979年入学江西师范大学，习史学。1983年至1985年执鞭吉安白鹭洲中学。1985年至1988年入浙江农业大学（今浙江大学），受业游修龄氏门下，专攻农史。自1988年始迄今供职京师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农史、水稻栽培史、农业文化研究。寄居城市，心系田间，偶获闲暇，探视乡居双亲，不忘躬耕南亩。古人有言，“太守特识字一农夫耳”。我非太守，为“识字耕夫”应是无愧。平素无所好，唯读书、上网、写作而已。入道以来，二十余载，著有《中国农学史》、《中国稻作文化史》、《中国农业通史?宋辽夏金元卷》、《亚洲农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农业与世界的对话》等数种，并论著章节、论文、译文及科普文章等多篇。充数者不少，满意者不多。复又创办并主持“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网站agri-history.net，我会不断地把我自己及同行最新研究成果介绍上网，敬请关注，期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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