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新生：文明的跌落以及中国思维的塑型

放眼近百年历史，人类文明精神领域几乎毫无建树。海洋文明族群接受文艺复兴沐浴和洗礼之后，奠定了自身族群继往开来的基石，由此成就绵延至今主导性的人类文明进化史。

我在1980年代初“语言实验”时，到1990年代末“失足”撰写《制度简史》始，一直试图在中国所谓漫长的历史过程，发现或找到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囿于我才疏学浅，终于不得究竟。

我用《制度简史》、《制度解释》以及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为自己这一“悬疑”做了一个“定论”。

中国历史碎片之所以支离破碎，在于缺失一个可以提纲挈领的价值坐标。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只有王朝史而没有人类文明史，王朝史可以是人性极权演化，而不属于文明进程的环节连接。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类，举手投足皆直指人性，无论善恶之呈现都是那么的赤裸裸：没有清晰的共识价值观，或者根本不可能对所谓“第三方”具应有的尊重，换言之，中国没有这样的第三方即超越一切世俗权势或权利的仲裁者比如法律。中国没有法律只有纪律，我在《中国的极限》（1998年）里专辟一章“纪律与法律”，解释了法律与纪律的区别：法律的广泛平等性与纪律的等级极权性。

中国在上个世纪初、中期曾经有过“文艺复兴”的一鳞半爪，那一时期的学人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并在此基础上接受、吸纳并服膺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之民主思想，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即通过确立自身生命独立意识为前提，对所生存的国家治理进行全新建构。所谓民族主义者，源于本民族系统性的觉悟启蒙教育，包括人性善恶的界限以及底线认知。为了求得新知，丰富和放大自己的认知范围二漂洋过海。

当20世纪后半期来临，人性恶斗得以登峰造极，所谓运动即是人与人斗，假如之前是隐蔽的斗，比如人们起码知道人与人斗本身是不道德的；那么在此之后，加以“运动”之名，这一不道德性已经成为普遍的“道德”。人们由此默认这一道德的“合理性”，逐渐成为一种群众意识——此为近数十年中国思维的塑形或训练。

我对文革成长起来的几代不存什么变革的期望！包括一九四十年代末以及五、六、七十年代初诞生及成长起来的几代。因为这一阶段的人性及思维塑形或训练，已经使得这一群族的精神基因完成了变异，几乎无人幸免。假如这一阶段有所变化，那也仅仅是一种人性演化的偶然事件。

所谓中国思维，就是一个封闭的思维循环，即一切观照皆有预设、比如常说的“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从看人到看整个世界，都有预设、都提前戴了一个“有色眼镜”，世界或者他人，皆是变形的事物和场景。

这些似不重要。只是这一思维的另一面，所有的人都以自身的极权意识，主导对世界的认知，以及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所谓极权，我在《制度简史》里的定义，即强制他人的愿望和行为。

假如以百年为人类思维塑造或形成的认知意识单位，中国近数十年的计划思想模式，决定了这一群族行为意识及其走向。情绪变化无常，即是极权意识的表现，而从极权意识到极权意旨，即是计划思想模式的思维逻辑路径。

在人们不吝为近数十年的变化缔造者歌功颂德时，已经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已经被物质利益收买。假如说近数十年的前半期，计划思想模式的趋向，是精神价值和思想趋向的扭曲或变异；那么后半期到如今，计划思想模式的趋向，就是使人们忽略、忘却精神或思想本身，而驱使其进入物质、物欲的追逐和漩涡里心无旁骛：人类失去独立思想、丧失精神认知，成为毫无意识的极权怪兽，之后发生什么或者能够发生什么，我们如今已经置身其中。

用中国思维解读特朗普的“套路”有多邪乎？

第一次从一个所谓的“八零后”口中耳闻其对“套路”的热衷和沉迷，是在GQT组织体系内，现今的中国，人们是那么的热衷于套路思维，比如说如何读懂特朗普的“套路”云云。

理解或解释美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假如用中国思维的套路逻辑，那不但复杂而且认知崎岖，套路逻辑总是要让一切充满误解，然后振振有词地将这一误解作为“真理”认知。

无论是美国或者朝鲜，常识即是正解，但决策者无视常识而任由自身的极权意志而将正解覆盖。因此，所有的群众认知，就是这一覆盖的表面人云亦云、纠缠内耗，大概也就是这样，人们才无暇去究竟一个人的生命的终极价值和生存意义：是的，人们都很忙，即使真理迎面而来，也会视之为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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