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风险指数 l 1998、2008、2018，一切皆与1978、1988有关

1998年，我完成了《中国政策风险研究报告1998-2008》，在出版社已经下达印厂时被停印，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收到该书的书号，但一直没有进入市场，我手头也仅有一本样书，现在也不知所踪了。停印的理由，就是“政策风险”的提法过于敏感，这一段收拾枯纸堆，还找到些手绘的模型图示有待整理。

《中国政策风险研究报告1998-2008》的“素材”，是源于我的另一本《1977-1998年的中国经济学手稿》，收集了这一时间跨度的几乎所有政策文件，包括这阶段中国决策的前因后果解析。这些，在我1998年撰写《国家的陷阱——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的中国缘起》（另有名《中国的极限》）时，派上了用场。假如来日得缘，或写另两个题目《国家的繁荣——1977-2011年的中国崛起真相》以及另一个有关2012年后的中国命运的预测或解释。

1978年

1978年作为“拨乱反正”的一个历史分水岭，这一年成功地完成了与之前二十年的切割，恢复了一个国家正常的治理程序：

1、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次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人民政政协会议章程》和决议，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政协主席，乌兰夫、韦国清等22人为副主席。与上一次全国政协会议相隔已有13年。这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政协恢复了重建，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由于其取得的成果和特殊背景，而时常引起后人的关注。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达3456人。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会议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提议，决定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为副总理，决定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会议选举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从最高领导人员的构成上看，一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会议取得的另一个巨大成果是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1978年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6000人出席，盛况空前。代表中，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农村、部队、医院的科技人员3478人，占代表总数的62.3%。其中，副研究员、副教授、副总工程师以上的有近千人。开幕大会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号召大家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华国锋作《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闭幕会上宣读了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表彰了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大会对改革开放的影响既重且深，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4、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发到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交企业试行。《工业三十条》规定，国营工业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并分别明确了企业党委和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责。这个文件下达后，各地抓紧进行整顿企业的工作，使一批重点企业较快地改变了面貌。《工业三十条》指导了工交领域拨乱反正，从而推动了中国工业的改革和发展，成为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新开端。

5、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是著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前缀，此“大讨论”始于1977年2月，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将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以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共举行了七次研讨会，至少有两千人次以上的理论工作者参加研讨。

6、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文章遭到了严厉的指责。在激烈的反对声中，理论工作者又在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真理的标准》的文章。这一系列的文章从哲学层面上讨论解决党内的路线分歧，在全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呼唤社会主义新时期伟大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巨变的先导，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7、1978年4月27日～6月6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8、《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从1974年11月起，中国和日本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开始谈判。1978年8月12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华国锋、邓小平、廖承志出席，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国外务大臣园田分别代表本国在条约上签字。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史上的又一件大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共五条，其基本内容是，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缔约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确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愿意继续为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缔约双方还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条约有效期十年。8月16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项条约。10月16日、18日、28日，日本的众议院、参议院、日本政府分别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应邀访日，两国在东京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9、“北方谈话”是相对于邓小平1992年在深圳等地的“南方谈话”而言的，是指1978年9月13～20日，邓小平出访朝鲜归国，先后视察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之后又经停唐山、天津，所到之处发表的重要谈话。“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1，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2，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3，我国体制存在很大的弊端，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加大地方权力，特别是企业权力，要讲责任制；按劳分配，增加收入，刺激经济发展；精简机构，发展服务行业安置劳动力；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要到发达国家看看，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等等。“北方谈话”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在历史大转折前夕的理论思考，对这一转折时刻的到来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10、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90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主要体现在:1、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根本的指导思想。2、会议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3、会议提出了要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全面改革开放战略方针的开端。4、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5、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会议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6、会议给已经查清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并提出要继续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7、会议提出科学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强调要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8、会议研究了国际战略，确定了外交方针。9、会议确定了祖国统一的新方针。10、恢复和确定了正确的组织路线。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为贯彻执行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奠定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11、中美建交1978年12月16日，中国和美国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联合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公报说: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中国和美国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中美建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12、城市改革的试点

13、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突破口

1988年

相比1978年之中国决策的“空前繁忙”，1988年的这一年乏善可陈。“大讨论”开始“不争论”，之前被称之为“伟大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由此，猫论成为主导中国之后、至今的运程。

猫论的极限发挥，使得中国所有人，成为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即每个人都被利益捆绑，成为物质暴富的既得利益者。

1998年

1998年，中国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8%，实际完成7.8%，主要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影响。

由于1998年上半年只增长了7%，国务院经人大批准后紧急增发1000亿元财政债券，投入基建，靠投资把增长拉了上去。这一年，中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权衡利弊后，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而是通过鼓励出口，吸引外资，打击走私和骗汇、逃汇、套汇，以避免对外贸易出现大的波动。

1998年之后，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地位有了长足提升。如果当时中国也和周边一样，货币竞相贬值，东南亚经济金融将不堪设想。所以，一国的经济地位与其实力有关，也与其对国际社会的态度有关。

当时，索罗斯猛烈做空东南亚金融市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愤怒地说：“这个家伙来到我们的国家，一夜之间使人民十几年的奋斗化为乌有。”索罗斯回应，“我没有制造泡沫，我所做的只是加速了泡沫的爆破。”他还说，“看到泡沫，我会先买，理性地去参加。当泡沫成熟时，我就会卖出或者短炒”，“从亚洲金融风暴来讲，我是否炒作，对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

今年5月17日，周小川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上说，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没有经历过大的经济危机，但是我们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对2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没有利用机会很好地认真总结。

从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看，危机的原因主要是：

• 透支性的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高膨胀，比如东南亚的房地产泡沫，以及韩国大企业过于容易地从银行获得资金，最后的结果都是大量的银行呆坏账；

• 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政府在资源配置上过度干预，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监管体制也不完善；

• “出口替代”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原因，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要素成本提高，国际收支不平衡，反过来会抑制你的出口，此时仅靠资源廉价的优势无法保持竞争力。

在那场危机中，“东方之珠”的香港也遭遇重创。香港楼价1995到1997年上涨了50%，1997年到2002年下跌了57%。2003年SARS爆发后，“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跌至45.71点，即当初在楼市投资1块钱，剩下四毛五。由于贷款比例高，还款负担重，在楼市最低潮时，香港有10.6万左右的“负资产”人群。

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感同身受，审时度势，加快了国企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当时工农中建在内的国有银行体系被国际上认为已经“技术性破产”，2000年前后不良资产率超过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但最终，依靠剥离不良资产、国家注资、按照市场化和专业化方式经营等措施，银行业转危为安。中国加入WTO后，企业竞争力提高，新一轮外向型经济增长启动，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持续繁荣，银行业遂有了资产负债表扩张的十年牛市。

2008年

2008年是股灾之年。3月13日上证综指跌破4000点，6月12日跌破3000点，9月16日跌破2000点，10月28日跌至1664.93点。一年内破了五个千点关口！

这一年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全球，汶川地震也让国人悲情四溢。年初中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还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9月之后转向为“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五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暂免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降低住房交易税费，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当时的口号是，“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2009年，刺激力度更大，当年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了9.59万亿元，同比增长差不多一倍；2009年底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同比增长了27.68%。

关于刺激之利弊，仁智之见颇多，这里不做展开。我想举一个微观上的例子，企业如何应对危机，就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B2B业务2007年11月16日在香港上市，发行价13.5港元，收盘39.5港元，但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半年多时间股价跌破了4港元。2008年7月，马云给员工写了一封信，叫《冬天的使命》。他说，冬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准备，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它有多长，多寒冷！

把危机当成变革的契机，回归商业本质，十年之后，马云当时说的话都兑现了。作为企业，无法左右宏观形势，但可以调整自己，变革自己。当然马云很幸运，股市火爆时在香港融了116亿港元，有了过冬的粮草，但如果心态不好，光靠钱也是撑不下去的。就是在这次危机后，马云提出了阿里巴巴未来十年的发展目标：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并迈开了构建生态的步伐。

2018年

2018年，又是风云突变的挑战之年，金融市场压力倍增之年。

过去40年，中国经贸在很多方面是跟着美国主导的规则跑，双方形成了很好的耦合关系和互补效应。原来的赛道很清晰，现在被特朗普的扬尘弄得有些模糊。好在目前双方所争，还是赛跑与规则问题，没有谁要改打拳击。经济交融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冷战的概率极低。美国也不是要离开牌桌，而是要重新梳理打牌的规则。中国最近从开放到合规出台了很多政策，《专利法》也会修订，在规则方面是从善而行的。但美国也不要以为美国规则就是世界规则，历史上美国自己不守规则也比比皆是，美国在道义上的优越性不断被它自己蚕食。

现在来谈谈中国自身的经济。我觉得中国好像一架大飞机，飞得很高很快，其中有“中国动力”的作用（开放的市场经济，创业者劳动者的红利，政府的帮助之手），但也有“过度透支”的作用。现在既要在动力这部分“加油”，又要在透支这部分做一次“大维修”。空中加油不难，空中大维修不易。因为大维修涉及到换零件，要把一些无用的、低效的、副作用的零件清理掉。这些“零件”不是没有血肉和情感的“东西”（thing），是活生生的利益群体，是人。这就难了。

谈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不要扯上美国，因为和美国没太大关系。

比如，我们很多地方政府都陷入财政困难，甚至要借钱发工资。卖地实在是无奈之举。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太超前，成了“扔不掉、养不起”的“白象”工程。怎么办？2017年底之前“官粮”井喷，又是融资平台，又是产业引导基金，把一级市场的估值也抬上去了，这些钱，财政出的只是小头，大部分还是银行的，是有成本的。现在估值下来了，怎么退？还得了银行吗？很多部门热衷于花钱，但花的有效率、有效果吗？

美国有次贷危机，中国的影子银行也有类似危机，不少融资活动带有“庞氏性质”，没想过偿还本金的。大量居民参与其中，有的甚至分文不剩。中国一些发达地区的县市最近也在发生“钱荒”，居民的钱一部分“冻结”在房贷上，一部分被集资活动洗掉，这又导致消费衰减不已。很多地方，很多企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建立起“好好还钱”的意识，搞什么市场经济、法治经济？！

股市就更不要说了，一大堆不好好发展主营业务、脑子里都是“市值管理”和歪门邪道的大股东，最近各种爆仓，“灰犀牛”已经来了。

……

政府理财，企业理财，居民理财，过去五六年这场规模空前的资管狂潮，把人心弄得也金融化、资本化、证券化了。发展资管不是问题，人人搞资管、无知无畏搞资管就是问题。资管一层层叠上去，基础资产（项目本身）和现金流如何，却无人关心。但走到最后，还是现金流说了算！

我们的政府、金融机构、企业、投资者、居民，每花一笔钱、投一笔钱、贷一笔钱的时候，是遵循严格的投资回报测算、现金流预算、绩效测算，有把握才做，还是头脑发热、怀着侥幸心理击鼓传花，甚至是“改正自己的错误太难，所以去犯更大的错误”？！

当我们没有走上德国那样的“生产性创新”之路，而是集体性地沉迷于“资产性繁荣”，结局早已注定。每一次“资产性繁荣”的最后，就是“明斯克时刻”——好日子的时候，你敢于冒险；好日子时间越长，冒险越多，直到过度冒险；一步一步地，你会到达一个临界点上，就是资产所产生的现金不再足以偿付用来获得资产所举的债务，从而导致资产价值的崩溃。

怀抱自立和反思精神上路

有人说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的时候，在我看来，我们到了最需要理性、自立和反思的时候。

我们需要理性的繁荣，而不是非理性的繁荣。所谓理性，就是以客户为中心创造真实价值，或者投资那些真正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企业；就是做你真的懂的事；就是高度关注现金流；就是要明白，企业的盈利只有高于其资本成本时才能给股东带来回报。

我们需要自立的精神，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对结果负责任。我们有太多企业把心思花在怎么搞政府关系和补贴，怎么搞资本运作赚中小投资者的钱，怎么做大规模然后糊弄政府、要挟银行、资源套利。一个规则不公平、资源配置被“看得见的脚”踩来踩去的市场，不是有效的市场。不自立的企业，不管国企还是民企，都不值得尊敬，甚至没有尊严可言。作为投资者，自立表现在，自主决策后自担风险。

我们需要认真的反思，用尼采的话，就是“重估一切价值”。反思我们的文化、教育、市场、法治、政府服务、企业治理、公民素质等等。中美贸易争端美国出台的每项措施，背后都有详细研究报告和论据，对中国研究得很透，用的都是中方公布的各种信息，而我们对美方的研究很不充分，我们对自己的研究其实也很不充分，拍脑袋想当然的很多。最大的反思对象应该是自己，最核心的反思应该是——我们的每一种经济行为，是在浪费资源、时间还是在创造价值？是在扭曲规律还是在顺应规律？是带给人们长期稳定的预期、发挥其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动能，还是抑制其雄心，消融其斗志，诱导其机会主义？

一切皆有可能。凡事都不简单。站在2018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时刻，重温肯尼迪那一句“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仍有启示。当每一个人，特别是拥有更多资源调度能力的官员和企业家、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管理者，能够怀抱理性、自立和反思精神上路，不浪费资源，善待周边利益相关者的时候，自然就是在为国家出一份力。

在另一个维度上，国家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在这个风雨骤起之年也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力行法治公平，保护契约履行，建立竞争性市场，鼓励多元化的社会氛围，补民生短板、让弱有所扶，促进公平正义，缺一不可。

1998后之作者：秦朔；

来源：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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