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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新生:阴阳合同、疫苗、“作风问题”:政策风险指数如此对冲

崔新生 CCVI数据微观点 2022-07-09

1998年的秋末,在完成《中国政策风险研究报告》后,迫不及待地想续撰一个《中国等级市场分析》,实在是因为依据二十余个相关模型推演,等级市场的形成的自然而然的趋向。如同我完成了《中国的极限》(《国家的陷阱——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在中国的缘起》)后,续撰了《我们生活中的极权经济学》(后出版稿定位《制度简史》)一样,当着力撰述一题后时常有意犹未尽之感,续写一个“闲笔”了之。

《中国等级市场分析》写了半拉,因为要到深圳和温州进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深圳)与“市场经济中的计划”(温州)相关题目的调研,就暂时搁置,一直没有动笔。

如今,中国等级市场“蔚然大观”,政策风险弹簧机制强弱效能曲线几经僵硬和脆断临界,在一个一个极限的峰值跳跃,从自下而上的倒逼,到自上而下的强制;从各级政策贯彻落实过程的“携私”(一切政策的落实,以是否或多大限度地有利于自己为弹簧强度):

中央政府从默许这一“携私”到怂恿地方政府公开“携私”,盖因为最终必然导致中央与地方的“部门利益”冲突,由此使得自上而下行政阶层的权利博弈形成对局:

这种对局博弈行为,由于利益冲突的急遽或剧烈程度,是衡量自上而下政策效能或偏好的某种风向标。尽管可以通过组织或人事系统譬如反腐败等强化政策的正向,但一个隐含事实即“部门利益”已经固化,作用于日常行政的阳奉阴违的系统性的卸责行为成为常态。

所以,政策风险并没有因为行政机构的增减并转而减弱,“部门利益”会如影随形地随着所谓机构改革而迅速聚拢并进行渗透。

此为行政队伍“劣币驱逐良币”的发轫,即在一部门里,如果某一领导要推动下级执行自己的政绩意图,就必须通过腐败下级如给下级部门特权利益或好处。同时,下级迫使上级政绩要求,就必须作恶(比如罚款指标的完成标准),因为心存善良,即可能影响“罚款”目标的完成程度。

政策风险的指数对冲机制,在2000年左右曾兴致勃勃地做过一些实证游戏,即应用于腐败与反腐败过程,所采取的风险对冲:每一个人、每一个部门都是腐败的,而反腐败仅是使得每一个人、每一个部门时时发现自己的头上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可能掉下来。当发现腐败风险敞口过大时,就会加大或密集悬剑的风险或打击,以此将这一风险进行对冲。

这一风险对冲从进四、五年已经完成了一个对冲周期,意味着另一个风险对冲的周期来临。


在撰述《中国政策风险研究报告》时,互联网即网络舆论平台还没有形成气候。尽管那时笔者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百科知识》里撰写“互联网经济学”等专栏时,对互联网的“民主性”有过过于热忱的表述,也有距离地对网络的某种专政工具性抱有警惕,但如今事实上已经超出预想。


以上赘述,说明所谓“阴阳合同”本身的“制度性”由来已久,而譬如疫苗事件则是某种顺理成章。政策风险进入指数对冲阶段,通过“制造”一个一个的“新闻”达到一波一波的风险对冲,已经成为一种逻辑循环。

“阴阳合同”对冲的什么风险?中美贸易战:转移人们对中美贸易战的过度热衷;

疫苗事件对冲的是什么风险?中美贸易战:因为中美贸易战的风险正在加剧,所以需要更强度的对冲措施或者更具有转移力的“话题”;

“作风问题”即近日时髦的“性骚扰”之密集程度,一方面说明前几次对冲的效果,可能是某种风险敞口的扩大,而不是相反。而“作风问题”是一个可大可小的街谈巷议长舌妇话题,说明风险对冲策略已经转向。


“作风问题”所采取的互联网作为专政工具性,成为近年的日常状态。互联网本身不具有所谓的民主性,这是我二十年前的幼稚判断。而与此同时的工具性得到极限运用,网络言论正在摧毁群族信任与彼此信用,形成了一个庞大无比的乌合之众群体或意识渗透浪潮。

网络对法治的进步或建设性乏善可陈,乌合之众形成某种“网络暴政”即任何有组织性的大多数对少数甚至个体的强迫接受,都是一种极权势力:网络暴政并非指特定组织或机构的强制,公众人物同样也可以利用和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演化为一种组织化行为即对他人(个体)的极权干预。网络暴政即利用乌合之众者貌似求法治而不得的、迫不得已的选项,最终实现法治平等纯粹是一种臆想。

因为,法治首先体现了相互尊重(当然,把法律当专政工具除外),法治会带来群族的安全感,而乌合之众的集体施暴,除了宣泄情绪(风险对冲策略)之外,是更广泛深入的集体恐惧: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其外,任何人的日常行为均具有不同程度的瑕疵:没有谁是完美的,上帝也不完美。

但乌合之众总是假设一个自以为是的“完美”,然后将自己置身于一个道德或君子的制高点上审判他人。然后,相互接受对方的审判,结果就是使得审判本身也败坏了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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