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19，向生活的艺术家学习！

我几乎对什么年过半百之类的没什么感触，觉得这个距离自己很遥远、遥远到自己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而浑然不知。这不是自欺，我觉得除了有些容易疲倦之外，别的没什么差别，反而觉得越来越好了。

但我对这个世界的无所适从，仍然没有真正得到调整或者梳理。我内心羡慕那些在生活里从容不迫的人，他们对于生活是那么游刃有余，至少在我看来。

我没有特别强烈的功名心，在我少年接近青年那一相对短暂的矿工生涯，我已经经历了死亡和认为最纯朴的人性之美：面对死亡和伤残，生命本身具足的光芒，足以照耀我的一生，让我竭尽善良而不堕落。

我深以为然，如同经过战场的人，最贪生怕死。因为只有真正见过死亡的人，才知道惜命是多么的重要。所以，若干年后，诗人黑大春有句“顺便谈谈死亡”，对我而言，那可能是一种残酷的美。因为这一经历，对所谓的功名利禄，是从骨子里的不信任，此与生命相比实在不值一提！

2018年的末梢，我失去了亲近的朋友，他的名字不重要，如同还有若干的名字一样，可能会导致我这一小文推送不出去。至于多亲近，只有他知我知，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其实，其实早就“失去”了：在，或不在，他都在那里。一直就是一个偶尔的念想，见不见面，反而倒不重要了。最后一次在香港田园书店，再后来一次，我陪孩子假期到香港澳门，返回香港时电话告知，看能不能见上一面，他就顺着我走过的路线，约了两三处地方，都因我时间错不开而没有见上。生者，总有或深或浅的怨念，真正见不到人，方觉得一切太多鸡毛蒜皮：好好的活着、活的好好的，这一个好字十分重要！

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及或之前之后的一代人，赶上的是之后的八十年代，这是一个好时候！好到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是那么的对我好。这样的名字数不胜数，无论他们如我一样咬文嚼字或者市井商贩。我与人从无敌意，所以感觉不到什么人对我心怀叵测。因为一个人有与众不同的经历或体验，你就会不知不觉地与世界保持一种清晰而本能的距离，但这种距离不妨碍你去感知美好的事物。

三四十年过去了，特别是三十年前及八十年代的“好时候”，这样的“好时候”还因为成就了现在各自领域的中坚力量：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其中有那些可称之为榜样的朋友。这一“榜样”，彰显我的生活旋涡里的局促不安，“你让我描绘生活，而不是总结生活”，此似乎是弗罗斯特的一句诗。

从本质上我属于那种横竖不吝的人，只认简单的关系，所以对那些在生活里游刃有余的朋友，总是心生钦佩。随着岁月过往，逐渐体会生活本身的智慧，不是你成为别人眼里的什么人，而是你每天每时每刻怎么的生活：生活即是一个人生命的全部，而别的只是活法。

那时候的关系一串就是一串儿，比如1986、87年左右，我在深圳德兴大厦底商处找到刘国越，国越就要把我的文字推荐到他的朋友，如黑大春、雪迪等等，数年后，我在北京找到黑大春，感受到大春无微不至的关心，那是我相对最潦倒的时光，在马尾沟大春处逼仄的小屋吃喝，晚上把几条椅子一拼，就对付一夜，大春说这个椅子食指也这么对付过，大春和王兰担心我到哪个地方都尽可能带上我，最后为了我“东山再起”，大春说还我几百美金是不是给我换了。当然，没有到这个地步，不久我就在光明日报做了个合作项目，总算有了着落。再后来，我住定慧寺，偶尔大春过来喝酒，而我也偶尔上门蹭饭。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其实，我一直有愿望，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有所“回馈”——这一天直到今日。

我一直无耻地享受着这种与交易绝缘的朋友对我的好！他们对我好，从来不会想到有什么回报，他们不会做生意，喜欢就是喜欢，没有什么所谓理由。

比如有一天，马建知道我要去海南，马上就写条推荐我找韩少功。到了海口接通电话，韩少功马上就约让去海南师院的家里，那时他刚翻译完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马上把样书签送一册，接着就问我在海南有什么事要办。我反应迟钝，后来才知道，他是要想帮我的忙。我没说，他就不说，即使想帮忙也要不留痕迹，从骨子里透着对对方的尊重：最不想让对方知道欠了人情。再过几年，我在海口一大排档和培养吃饭，隐约听到有人喊我，回头一看，韩少功远远的边打招呼边走了过来。

真正对你好的朋友，总是不留痕迹地对你好。我见到国越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以及“圆明园”的名字和关系；我找到韩少功时，我不知道或者没记得他是什么作协主席。

诸如这样的好，在我周围记不得有多少，我都记得：他们确实影响了我，直到至今，我也是顺水人情、成人之美的事做就是，不想让对方知道你做过什么。慢慢地发现了如此的妙用：没有任何人情负担，首先自己就非常轻松，你活着的主要“目的”，就是感恩那些对你好的人和事物。

2019年来了。纯属偶然，小马奔腾的马总约到宋庄见方力钧，他似乎知道我一定知道方力钧是谁似的，其实我别的朋友并不了解或者知道这个名字。我当然知道，是因为我有若干画画的朋友，他们上溯到八十年代与我的交集。我从不琢磨一个人，所以，我仅仅止于大概。

半个下午，方力钧就入骨三分地批点我，包括我的情商为零。所以，当旁边有人要试图“利用”我时，他就不高兴了：他是那么爱护我，似乎怕我吃亏。整个饭桌，喝着方力钧自己酿的酒，听着他似乎针对我将王阳明什么，我只知道王阳明这个名字或大概，其余别的其实我没有认真听。

现在似乎活着，就是有意无意地“自行了断”。我随意提起的这些名字，首先因为他们是“生活的艺术家”：他们在生活，深入浅出而且游刃有余。他们可以拒绝世俗诱惑，比如韩少功，可以任由求着让他当“官”，还可以讨价还价，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生活领域；比如方力钧，自己酿酒、随意天南海北转悠，画出来就是钱，但不会被其胁迫。他们不排斥赚钱，而且似乎非常容易就可以赚到钱，大概因为对他们来说的“太过容易”，所以就没当回事。他们率性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而我却做不到。他们解决或处理生活的从容不迫，我只能心向往之。

我之所以称之为“生活的艺术家”，与他们的其他符号无关，因为他们一直在生活，为了生活而生活，没有“为了什么”，首先就是生活，是那种自然主动的习以为常。而我是一个逃避生活的人，尽管我可以与人交流毫无挂碍，但本质我是生活的悲观主义者。

对于我而言，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可以拿出来的，也没有多少人懂。这些，都不妨碍我与人打交道。我是那种身无分文可以在一个陌生城市活着，混吃混喝几载都不会饿死的人，我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每个场合里的“自己人”，即使初次见面，对方也会自然聊起他们同事之间的事儿，好像我就一定会知道这些似的（事实上我确实多少知道）。我习惯与陌生人打交道，即使这些朋友和朋友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什么瓜葛，都与我无关：我不需要用过去的种种为自己“背书”，而且我的“过去”确实也没什么可以让自己觉得可以“背书”。

我对生活有如此的定义，所谓生活，即生命的活力，如果用一个模型，那就生命的长度和宽度横竖轴，长度是寿命、宽度是丰富性，以此设定生活的价值坐标：凡是对生活的活力有损伤者，则以此用权重剔除。我用这个忽悠过很多人，之所以忽悠，是因为我自己都做不到。

2019，我如此为自己设定目标：好好与生活相处，无需为“好”定义，就是生活。可以生活而不“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