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数据中心落地中国，背后有何深意？

日前

特斯拉通过官方微博宣布

已在中国建立数据中心

以实现数据存储本地化

并将陆续增加更多本地数据中心

有关特斯拉的话题再次引起热议

数据中心落地中国

背后有何深意？

“国产化”还有另一半

特斯拉方面证实，未来无论国产或进口特斯拉汽车，只要销售地在中国大陆市场，其产生的数据都将存储在中国境内。连日来，网络上许多声音对此给予积极评价；专业人士也多认为数据本地化，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开数据安全和类似“刹车门”事件的困局。

全球化和数字化交织的时代，数据是企业技术创新、服务优化的核心生产资料。产品和服务落在一个地方，数据来自当地消费市场、服务于当地消费者，因此数据本地化既是市场监管的需要，也符合全球产业布局的理性商业逻辑。

智能汽车与智能手机不同。手机的用户数据一般只是拿来分析，用于改进服务质量；而在智能汽车行业，数据一直在被使用，人工智能正是通过数据进行模拟训练、自我学习，由此，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才能得以快速发展。

特斯拉在中国还没建成研发中心，此前用户数据都是传回美国，在美国完成自动驾驶的研发、测试。于是就形成了一种错配：数据来自中国用户，服务的是中国消费者，现实中的技术开发却只能按照美国的路况和交通法规进行，从事研发的也都是基于当地思维习惯的美国团队。业内人士认为，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很大程度上就与因此而生的“技术适应性”问题有关。

传统汽车产业，国外跑得好的车来到中国一定也能开，最多因为一些设计上的区别，产生驾驶感受上的“小差异”。但当汽车叠加数字化之后，传统认知便遭遇了颠覆。

一家跨国车企向记者分享了一个案例：此前该企业带着中国媒体前往海外试驾新款自动驾驶汽车，车内人脸识别系统习惯了欧美面孔，难以辨认亚洲面孔结构，于是认为驾驶员因疲劳驾驶闭眼打盹，不断发出警报。后来这家公司的自动驾驶技术引入中国市场，专门研究修复了人脸识别BUG，再也没有发生此类情况。

人脸只是一个小细节，各个国家路况不同，驾驶习惯不同，各种现实情况千差万别，技术不可能依靠“想象”，只有依托真实的应用场景，才能长足完善。因此，特斯拉其实早已有所行动，中国市场规模起来后，他们按照全球化的商业逻辑，快速推动数据中心和研发中心本地化。

“公众一直在关注特斯拉的国产化。对智能汽车来说，如果数据和研发仍在国外，哪怕硬件100%国产了，也只是‘半个国产化’。”智能汽车领域从业者表示。

好的监管如同“沙盒”

本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简称《征求意见稿》），随着进一步完善法规，数据安全将划清边界，以数字为重要生产资料的智能汽车行业未来发展将有章可循。

特斯拉方面表示，《征求意见稿》发布后，已与业内专家展开研商，将坚定支持行业的规范化发展。数据中心落地中国，是其主动适应中国市场新规则的做法。

事实上，汽车数据安全的问题，并非特斯拉一家企业面对，而是涉及整个汽车行业。

互联网蓬勃发展以来，有关用户数据归谁，又该如何使用的问题一直为各方争论的焦点。特斯拉的新举动也引发了这一核心问题的讨论——行车数据的使用权和价值到底属于谁？

多位数字经济研究者认为，《民法典》颁布后，用户数据采集自个人信息，产权属于个人，这部分定义已很清晰。这表明智能汽车采集驾驶者个人信息，用于改进技术和提供服务时，用户是将个人数据产权“让渡”了出去。

法律定义虽然清晰，但在商业世界中，现实却十分复杂。汽车公司每次采集用户数据，如果都要经过“产权让渡”流程，驾驶员就几乎无法正常开车了。即使车主许可了车企所有的数据采集行为，车上随机的其他乘客也会产生数据，让渡许可将变得更加困难。

目前，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个人数据保护要求不一。比如欧洲最为严格，曾旅居欧洲的业内人士讲述其经历：使用一些企业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时，邮箱里会被塞满各类“同意书”“免责条款”，要填写确认大量电子表格，极为繁琐。这样的情况下，许多欧洲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缓慢，比如智能汽车领域，美国和中国企业已经反超了欧洲传统汽车巨头。

数字化时代，不被用起来的数据毫无意义，本身也是社会资源的浪费。但当企业不受约束采集、使用个人数据时，在最大化利润的趋势下，往往不关心个人隐私，导致损害消费者权益，甚至加剧社会矛盾。

“数字经济要健康平稳发展，政府的角色不能缺位。”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许志伟认为，面对数字时代的天然矛盾，政府需要增强数字治理能力，通过明确数据产权、保护数据产权，既能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又可帮助市场降低交易成本。

好的数字治理能力，不是无为而治，也非事无巨细。它平时可以“隐形”，遇到问题时却能不缺位。

上海最早探索自贸区建设时就意识到：“二线管住”能力有多强，决定着“一线开放”步子能迈多大。如今在智能汽车行业，当市场规则更加完善、各方沟通机制更加畅通，市场监管部门、第三方检测机构能力增强，类似“监管沙盒”的模式就能建立起来。而这不仅是消费者的后盾，也将成为中外企业发展的后盾，数据存储本地化，就是构成后盾的重要基础。

“数字化领域，中国不需要像欧洲一样设定一个非常高的监管门槛，而是要明确定义后，划定一个适当的界限。”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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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煜 徐蒙
微信编辑：佳思敏校对：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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