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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区,那些拼尽全力“打仗”的人

上观新闻 2022-05-27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三层阁 Author 上观区情

上海抗疫,基层社区就是一个个前沿阵地。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许许多多新老居村委干部、机关下沉社区干部们,拼尽全力在“打仗”。


他们有过痛苦、无助、彷徨、焦灼……但沉甸甸的责任感和各级党组织的关心支持,始终推动着他们勇毅前行。我们记录下一个个镜头,一个个片段,无法概述全貌,惟愿历史记住他们的付出——


4个闹钟



周朝敏 嘉定区江桥镇嘉蓝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


3月某个凌晨,一切在忙乱中开始:周朝敏接到上级指示,小区有密接,要封楼。之后,他就没日没夜地奋战在社区,以办公室为家,每晚被4个闹钟吵醒,黑眼圈越来越深。


00:25、4:25、5:00、6:00,这4个时间点,是周朝敏手机里的常设闹钟。每次响铃,他就顶着熊猫眼,看一眼手机上每一个防疫工作群,根据更新的信息及时调整当天工作,这已成为他工作和生活的常态。


“我们和志愿者除了承担小区的核酸检测、抗原筛查、转运隔离等防疫工作外,还守护着每位居民的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保障。我内心不止一次打过退堂鼓,但社区需要我们,我退无可退。”周朝敏说。


如今,嘉蓝社区的抗疫日报长久显示:“今日阳性确诊:无。”周朝敏相信,再过不久,他和所有的社区一线工作者就能取消设在凌晨的几个闹钟,安心睡个囫囵觉了。


师傅来压阵



杨兆顺 全国劳模、普陀区桃浦镇社区党委副书记(开车者)


“师傅,小区封闭管理了,居民有些恐慌,您能过来压压阵吗?”3月18日晚,接到爱徒张斌打来的电话,65岁的杨兆顺赶紧从嘉定家中赶到他曾经的“属地”普陀紫藤苑。


紫藤苑是一个近8000人的大社区,大都是老公房,老年人、困难人群较多。小区突然闭环管理,基层压力很大。


小区集中核酸采样的那几日,连日大雨。杨兆顺撑着伞跟随着队伍缓缓前行,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和居民拉起了家常。“老杨,是你呀!”“老杨,你能来我们就安心了。”


忙碌中,老杨发现了不对劲——张斌一个人“大包大揽”,负责对接所有事情,饭也没空吃上两口。“抗疫是一场持久战,靠牺牲个人精力应战,迟早扛不住。得招募更多年轻人来帮忙。”杨兆顺说。


得到老杨的指点后,张斌理顺了流程,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志愿者的热情,他这个“总控”的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


孩子念高三



夏俊峰 青浦区赵巷镇崧鑫居民区书记


“儿子,你烧得真棒,看着就好吃!爸妈都在社区忙,今天还要给居民发物资。收下吧,这是爸爸的爱。”4月2日中午,看着儿子发来的一张诱人的鸡翅图片,青浦区赵巷镇崧鑫居委会书记夏俊峰心里涌上一股暖意。他通过微信给儿子转了笔钱,金额是520元。


“为啥给我钱,弄得怪不好意思的。你们辛苦了,忙完早点回办公室休息呀。”发了个“害羞”的表情后,夏俊峰的儿子夏海韬收下了这笔钱。小夏今年读高三,这段时间父母天天忙得不着家,小夏一边在家上网课,一边还要照顾86岁的曾祖母。


夏俊峰妻子也是社区干部,两人已经很久没回家。“家里除了读高三的儿子,还有我年迈的奶奶。我们夫妻俩不在家,我儿子说,他就是‘家长’了。我听了心里挺暖的。每天晚上,儿子会和我简短视频通话,聊聊一天做了哪些习题,老太太情况咋样。儿子这么懂事,我在一线抗疫,心里安定了不少!”


“再说我就要哭了”



刘苗  虹口区嘉兴路街道香港丽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4月5日,一条四分半钟的电话录音刷屏朋友圈——“再说我就要哭了”的居民区书记刘苗,一夜之间让众多网友“破防”。


事情发生在4月4日上午,录音里的护士是小区居民,她住的楼是封控状态,她打电话给刘苗,希望能回医院上班。


刘苗当时穿着“大白”防护服在做核酸的现场,表达了这样几个意思:“我不敢做主,现在只要你能够承诺,你确确实实是返岗,那我就放你出去。”“你出去了也可以回来,但你不可以去其他地方去,纯粹是为了工作才可以出去。”“你既然是医务工作者,为了上前线你就去。”“这个事情不能讲了,再讲我要哭了。”


刘苗告诉记者,当时确实有点压力,怎么做居民工作他懂,但怎么防疫不是专长。当时建议护士先把核酸筛查做了再出去。之后她把承诺书和相关证明都发来了,就放她出去了。


刘苗是位转业军人,自2021年夏天开始,到香港丽园当了居民区书记。他说:“我们小区有1383户,居委人手不多,都住在了居委会,我们在这里,老百姓就不慌了。”


配药不能拖的



王韵 嘉定工业区越华社区党总支书记(右一)


王韵走得飞快,“大蓝”服在她身上摩擦出“刷刷”的声音。她手里拎着一个大塑料袋,里面放了无数个小塑料袋,每个小塑料袋里都装着社保卡、病历本。“每次来医院都有厚厚一叠!少则几十张,多则上百张。这也是出于效率和安全考虑:进出医院有风险,一次能多配点就多配点。”


她去嘉定区中心医院为居民配药。有的人有新版社保卡,有的老年人还没换,是旧版社保卡,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不能用的话就要自费建卡;有很多老年人是外地的,没有本地社保卡,也要自费建卡,建卡信息在老年人提供的塑料袋里,她要翻出塑料袋、拿出小纸条、递给挂号窗口的工作人员。


好不容易挂好全部的号,领药环节也十分复杂:医院取药有一号、二号两个窗口,有的药需要在一号窗口取,有的药需要在二号窗口取。取好药后,还要一袋一袋对照单子分拣。好不容易分拣完,个子矮小的王韵扛着一大袋药,匆匆往医院门口走去。


“能快一分钟是一分钟,缺药的居民眼巴巴盼着,不能拖的!”


扫帚当作扁担



胡坚 黄浦区委组织部干部,下沉打浦桥街道蒙西居民区


蒙西居民区有个由7个楼栋组成的片区,一度疫情严重——其中5个楼栋有居民“阳”了。90后胡坚主动请缨,承担这一片区的居民服务工作。


160多户居民,每天的生活物资堆积成小山。为减少感染风险,胡坚不请志愿者帮忙,全是一个人手拎肩扛。7层高的老楼没电梯,穿着“大白服”的他,每幢楼每天至少上下跑两次。碰到政府发放物资的日子,他要从早送到深夜。


为能尽快将物资送到,他找来一根扫帚扛在肩膀上,前后挂着装满居民物资的马甲袋,一层层运上上楼。小伙子瘦高的身影,拖着大大的马甲袋,让人心疼。


生化马桶是啥



乔峰 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江阴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3月底,28岁的小伙乔峰临危受命担任江阴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江阴居民区是个老旧小区,一些居民还在合用厨卫,防疫压力大。让合用厨卫的居民足不出户,难!


乔峰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在一些零星爆发阳性的楼栋内,为合用厨房的居民送餐,减少因为做饭引发的交叉感染。后来,街道还给居民发放了生化马桶,这种马桶可以迅速将排泄物固化,可容纳100人次使用。发放生化马桶时,一些居民很难接受,不愿意在本来就拥挤的家中放马桶,乔峰他们就耐心解释,减少接触才能阻断病毒的传播,现在只好请大家委屈一下。


50多天下来,乔峰的手机里新增了两三百微信好友,几乎都是居民。居民有事发微信给他,他必定回复。为此,他每天最少要回复上千条,哪怕要忙到凌晨一两点。


隔街大哭



李云 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多伦居委会干部 


3月31日,浦西封控前一晚,社区要求家住外区的居委会干部住进社区。李云的家住在杨浦,孩子爸爸是普陀区一位派出所民警,早就在半个月前住进了单位,家里只有儿子一人。她决定带着11岁的苗苗一起住到居委会活动室。


每天回到住的地方,虽然已经累瘫,但看见儿子酣然入睡,她还是快乐的。


然而,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一位志愿者不幸感染了新冠,得知确诊的消息,居委干部们都快崩溃了。大家既怕自己感染,更怕自己回家传染给家人。那一晚,他们以纸板箱为床,在居委会活动室打起了地铺。为了防止传染,苗苗也被临时安置到了社区其他地方。


李云打电话给丈夫述说了情况,他立刻请了一个小时假来看望。深夜,站在居委会门口那条熟悉的马路上,李云让丈夫不要过来,就这样,隔着一条马路,他们两两相望。


那一刻,李云多日的委屈、恐惧、担心都涌了上来,站在马路的这边,第一次放声大哭。丈夫静静地看着他,慢慢地安慰。大哭一场以后,李云心情也好多了,决定继续回去战斗,丈夫也转身回到了他的战场。


再委屈也要扛



江文强 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瞿西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4月的一天晚上,江文强接到一个求助电话——92岁独居老人在房间内摔倒了,亟须送医。


老人是一位阳性确诊病例。52岁的江文强立即穿上“大白服”,赶往老人家,叫来了救护车,还把老人背下楼,送上救护车。老人的一位亲戚也住在该小区,上了救护车,陪同老人前往医院。


一波三折。老人是阳性患者,必须前往定点医院,但居委干部当时并不知道该院没有骨伤科。老人亲戚发现该医院无法解决老人的诊疗需求后,情绪激动地打电话到居委会责问。


当晚,老人被闭环送回了家。由于摔伤,老人一日三餐与上厕所都成了大问题;而转运到定点医院,还在等待中……


“这事只有我们扛了。”之后几天,江文强每天都会穿上“大白服”,到老人家里送餐送药。老人居住的房屋9户人家共用两个厕所,老人无法使用,需要在屋内用痰盂解决大小便。江文强每天会将老人的大小便一并消杀处理。


最快的施救者



张志平 杨浦国一(2)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左二)


凌晨4时许,张志平刚在居委办公室的躺椅上眯了一会儿,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书记,我爸刚才起夜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动不了!我自己被封控在家里出不来,怎么办?”


睡意全无。张志平一听楼栋号,立即反应过来,这是一家“阳性楼”的居民。“老年人最怕摔跤。”他急忙穿好防护服,向居民楼跑去。


到达现场后,张志平看到老先生躺倒在卫生间的地上,动弹不得,老太太受了惊吓,在一旁束手无策。


张志平立即蹲下身试图把老人扶起来,却发现老先生太沉,一个人无法抬起来。他便急忙打电话给居委主任倪华来帮忙。两个人合力,小心翼翼地把老人抬到卧室的床上,并做了急救措施。


小区里不止一次出现“阳性楼”里的老人在家摔倒的情况。“在120救护车到来之前,我们居委干部是最快的施救者。”


帮转运居民照看狗狗


 

潘海鸣 杨浦新江湾城尚浦名邸小区居民区书记


5月的某天,尚浦名邸小区一天内突然出现了两个阳性楼。阳性户里住着一位外公和一对母女,还有一个特殊的“家庭成员”——一只法斗。


母女俩转运当天,年轻妈妈紧张不安地对潘海鸣说:“什么困难我们都可以克服,唯有狗狗的问题解决了,我们才能放心离开。”隔离点不允许带宠物,又不能把狗留在家里5天时间无人看管。潘海鸣提出,让狗狗临时寄养在居委会,由他来照看。


于是每天早晚,居民们都能看到潘书记牵着狗在楼下遛狗。他在居委会腾出了一个房间给狗狗暂住,定时给它换水、换狗粮。狗狗到了一个陌生环境,刚开始会不安地叫,潘海鸣每天细心地观察狗狗的饮食、排便状态,和它逐渐熟悉起来。他说希望能解决被转运居民的后顾之忧。


在这场疫情中,潘海鸣的父母、女儿和妻子都先后感染了新冠,而他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工作岗位。“我妈最先感染,我爸还是肿瘤晚期病人。”7岁的女儿刚确诊时一直咳嗽,妻子焦急地给他打电话,他说自己当时很无助。


如今家人都已无恙,但他至今还未见过他们一面。


遥远的一公里



陈超 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下沉社区干部


凌晨时分,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平安办干部陈超接到一位父亲的求助电话。“我们一家三口都确诊了,我和爱人分别被运到了不同的方舱,现在家里剩下一个7岁的小朋友,第二天一早要转运。你能帮帮忙,把他送到我所在的方舱吗?”


这是从外地来上海工作的一家三口,住在长白社区一栋公寓楼里。陈超连夜联系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但临时安排不出车辆转运小朋友。他查了地图,这位父亲所在的方舱离公寓距离约1公里。“没有专门的转运车辆,最快、最安全的方式,就是我自己陪他步行过去。”


第二天一早,陈超穿好防护服,又随身带了一套防护服,到公寓里找到小朋友。他把随身带的防护服给小男孩穿上,用夹子夹住长出来的部分。陈超背上他的全部行李,一大一小就出发了。


他们沿着图们路一路走,街上没有人。小朋友生着病,穿着大白又很闷热,一路上走得很艰难。“爸爸就在那边等着你,加油!”陈超一边走,一边喊着“1,2,1,2……”的口号,给他打气。1公里的路程,他们走了20分钟。


陈超自己有一个3岁的孩子,对于这位父亲的焦虑,他感同身受。“我当时的信念就是,我一定要把小男孩送到他爸爸手上。”


不要怕,师徒一起扛



梁慧丽 党的十九大代表、普陀区桃浦镇原莲花公寓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莲花公寓小区7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25%,小区闭环管理期间,子女不能进出照料。“守护好他们”这个重要使命,就扛在了莲花公寓党总支书记张群丽(小张书记)和居委会7名社工身上。


自4月1日以来,67岁的梁慧丽毅然背着行囊进驻莲花公寓居委会,每天和居委干部同吃同住。她安抚小张书记说:“不要怕,我们师徒一起扛。”


连续奋战一个多月后,4月下旬的一天,正在居委会忙活的小张书记,晕倒在梁慧丽面前。梁慧丽立马把她搀扶着坐下,又给她冲泡了一杯糖水,喂她喝下。自己却背过身去,眼泪哗啦地流下来,“他们都是好样的!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瘦了10多斤,看了让人心疼。特殊情况下,睡眠无法保证,吃的方面可不能再含糊了。”


从那以后,每日三餐,梁慧丽都会亲自去镇里拿好,再给居委干部们端送过来,盯着他们一口一口把饭吃完。


突然间很难过



苏澔翔 宝山区淞南镇淞南九村第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左)


驻守居委一个多月,高高瘦瘦的小苏书记看起来更单薄了,嗓音也变得沙哑。


头两天睡行军床,还有些不习惯,但很快,因为工作太过劳累,一躺下他就能立刻睡着。看着挺结实的床,睡着睡着都有些塌了。


每天都有接不完的电话、回不完的微信。为了不错过一条居民求助,小苏随身携带两个工作手机。


小苏的妻子在另一个社区工作,也不在家,两个孩子全靠丈母娘和丈人照看。这一个多月里,小苏没啥时间和他们视频通话。


“4月初,孩子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说,爸爸,老师让我们看一个腾讯视频学习,我不会操作。当时我正在忙,只能和他说,爸爸没有时间,你和老师说一下,这个课先不要上了。说这话的时候我没什么感觉,挂掉电话之后,心里突然觉得很难过。”


一个劲往前骑



陈力夫 普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下沉宜川四村支援


由于宜川四村居委干部在工作中不慎“中招”,相继全部被隔离。陈力夫和另外7位下沉干部临危受命,迅速转换角色,以“临时居委干部”的新身份,出现在了宜川四村居委会。


让95后陈力夫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早期的抗原试剂发放。


那会儿,他的三轮车骑得很不熟练。“就是死马当活马骑的那种,一个劲往前骑。不太会拐弯,也不知道有倒挡。到拐弯的地方,就跳下来推着车走。”陈力夫说。


当时,其他几位下沉干部都在有事忙碌,原本和他配合的几位居民志愿者所在楼被封控了。他就一个人骑着三轮车,硬是完成了90多个楼栋、2.3万支抗原试剂的分装、发放,足足从下午2点,一直忙到晚上8点。


一个多月来,他不仅运用法律特长为社区制定了团购公约等,连三轮车也骑得很熟练了。


艰难的暗夜



郭丽瑾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宝山九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吃住在居委办公室近50天的郭丽瑾,度过了一个个难熬的夜晚。


去年5月,她被诊断为视网膜静脉堵塞,前前后后做了7次手术,至今左眼几乎失明。本来,3月她要去医院复查一次,可来势汹汹的疫情打断了计划。特殊时期,她每天要处理大量手机微信群信息,用电脑操作表格时,右眼常因使用过度而眼压升高、造成头疼。


最忙碌的日子里,她一天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熬夜工作。因为眼疾的缘故,走夜路对郭丽瑾来说特别困难。在夜间昏暗的灯光下,行走在居民楼之间的小道上,她时不时会出现失去平衡的感觉。“最开始走夜路真的特别累,人也会晕晕的,现在好多了,慢慢适应了。”


吃螃蟹的人



张立民 杨浦区四平社区同济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在一个居民区内部划分出小型的“封控区”,此前并无先例,张立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果成功了,可以使居民不再陷入14天的‘封控循环’。”


4月16日,同济新村检测出一个阳性病例,张立民带领居委把筹划已久的小型“封控区”方案付诸实践。


“以阳性楼为中心,包含前后左右的多个楼栋,以小区主干道和绿化带作为分界线,围合起一块区域。”小型“封控区”用高1.8米,一面蓝色、一面灰色的轻钢铁皮围合而成。除了居民楼以外,区域内还要纳入物资防疫车、垃圾清运车、消防车、120救护车可进出的通道。


“书记,我们楼栋离阳性楼远,为什么要划进去封控区?”“划分标准有什么依据?”……每天,张立民每天都顶着巨大压力,跟居民做大量解释工作。


“划分原则一定要考虑周全,哪些楼、哪些道路应该囊括进去,我们都经过仔细推敲。”分区地图每天都在更新,居委会动态地会向全部居民进行推送。


以前,只要小区里有一栋阳性楼,整个小区就是封控区,14天重新开始计算。如今划一块,清一块,解封一块,让这个有着270个楼栋、6000多名居民的大型社区看到了希望。


母子相见



陈依诺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宝城新村居委社工


社工小伙陈依诺和母亲都没想到,2个月来母子俩第一次见面,是在医院急救室。


3月初,陈依诺去支援浦东机场一线防疫工作。从机场回到住地,隔离期满后,4月11日,他住进居委会,转战抗疫新战场。  


5月6日临近中午,忙完居民出门证办理、核酸采样工作的陈依诺,脱下“大白”后不久突然呼吸不畅、手脚痉挛。紧急送医后,他被诊断为“换气过度综合征”,经过4小时抢救,病情稳定下来。


在医院,这个先后在浦东机场、社区抗疫累计40多天的95后小伙,终于见到了从抗疫一线赶来的母亲。投身工作的母子俩,2个月来第一次相见。


见到儿子的那一刻,母亲哭了,病床上的陈依诺反过来安慰她,“你看,我还好呀,没事的。”短暂相聚后,依诺母亲又匆匆离开,返回工作岗位。


白发丛生



孙廉 嘉定区江桥镇新江村党总支书记


“村里人说我头发白了好多,我本来没注意,自己拿着手机拍了张照,才发现果然如此,也许是这段时间压力太大了吧!”摸了摸那一簇灰白的头发,孙廉笑着说。


从驻村抗疫,到感染病毒进入方舱,再到如今康复归来继续战,孙廉已经连轴转工作了两个多月。他只有43岁,正值当打之年,却在疫情期间忙得、愁得白了头。“工作千头万绪,摸着石头过河,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真的感觉有点吃不消!但也只能咬牙顶住。”


3月29日,确诊后的孙廉进入方舱医院。“虽然有镇里工作组接手,但是他们毕竟不像我那样了解村里情况,有些工作我必须要参与。”于是,他在方舱里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工作,参加视频会议、接打一个又一个工作电话,常常忙到深夜。“病友们打趣说,他们来方舱是养病休息的,而我是来出差工作的。”


如今,孙廉又战斗在工作岗位上。“防疫成果来之不易,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把工作做得更实、更细。”孙廉捋了捋灰白的头发,“等疫情过去,要去理个帅气的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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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茅冠隽 周楠 唐烨 黄尖尖 吴越

微信编辑:安通

校对:咚咚咚、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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