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式”做药的上海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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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何映珂从工作了20余年的世界巨头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辞职，回中国上海，创立了源健优科，承接细胞与基因治疗的定制研发生产业务。
公司初设在距离外高桥地区标志性干道富特北路不远处的一栋办公楼里。不到一年后，占地1.3万平方米的源健优科研发与生产基地，在4公里外的意威路上拔地而起。
相似的场景，发生在20年前。
2000年，北大毕业后赴美深造的李革回国创业，从外高桥一间650平方米的实验室起步，创建了药明康德。再后来，药明康德在纽交所上市，其厂房面积也扩大至当初的329倍。产能和业务的爆发式增长可想而知。
但历史从来不会简单重复。
这20年间，中国早已不再是当年的中国。在创新药被视作天方夜谭的时代，李革将医药研发外包这种模式引进中国，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闯出一条新路。
而何映珂所处的创业环境，是产业链大幅完善、制度环境日趋成熟、社会认知普遍提升的今天。
数据统计，2015—2020年，我国生物医药基础研究论文发表复合增速为14.3%，约是美国的2倍。医药创新相关专利申请数量的全球占比从2015年的25.0%增长至2019年的29.2%。目前，我国生物医药行业存续和在业的企业共20202家，医药市场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
几代中国行业专家、创业者终于合力把“做药”这件事推向风口，也为今天讨论和观察中国式现代经济体系的探索实践，提供了特别的切口。
李革和何映珂双双选定的外高桥，是其中一个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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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环，从西向东过了翔殷路隧道，就是浦东新区北端的产业板块——外高桥。
这里地处黄金水道和黄金岸线交汇点，自199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保税区以来，依托“境内关外”的保税优势，外高桥很快成为“世界之门”。
早期，这里进行的是大量的来料、进料加工和轻纺家电产品贸易。再后来，外高桥的贸易物流优势渗透到微电子行业、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行业，形成新的产业群。
生物及制药企业在外高桥的集聚，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特别是药明康德落户壮大后，引发连锁反应。今天，外高桥已有超过800家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公司。”外高桥招商团队上海外联发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寿晓琪说。
其中，提供研发生产外包服务的企业机构，增长尤为明显。这显然是全球产业升级、国际分工深化的结果。
据何映珂观察，当前国际上生物医药产业已经走向高度细分，特别在细胞和基因治疗领域，整个产业链上的外包环节占比已经达到70%。提供全球化合同定制开发与生产服务的美国龙沙制药，订单长期饱和。一家新药研发公司如果想请龙沙帮忙定制一个病毒载体，经常要等一两年。
不过，这些企业机构的布局有其独特的地理特征。从市场配置资源角度看，这类企业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供应链网络，以及足够规模的产业空间。放眼全市，乃至全国，同时拥有港区地理优势和通关便利的地方，外高桥必然榜上有名。
源健优科此时要立足中国，并在全球市场分一杯羹，除了保障自身技术优势外，必然要依靠外高桥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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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金斯瑞集团在上海设立研发生产机构金斯康，同样选择了外高桥。
“公司主要开展体外细胞模型和重组病毒载体两大类业务，客户80%来自海外。”上海金斯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负责人谭号说。过去，金斯康在国内其他内陆城市运营，发现细胞、人血等特殊物品的进出口审批流程长，政策也常有不确定性。“如果产品无法按时交付，就会耽误客户的新药研发进度，我们也将失去订单。”
上海是全国最大贸易口岸，进出口总额连年增长的同时，特殊物品审批的经验和创新监管的实践，也在全国范围内有先行优势。为了抓住全球细胞治疗行业迅猛发展的窗口期，金斯康毅然将研发机构拓展至上海后，一年的销售增长就超过了70%。
显然，在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当下，强化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黏合，已经逐渐成为微观实践的主流。而这也给政府的营商服务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为了让金斯康的业务提速，上海外联发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海关事务团队协助企业优化了特殊物品风险评估的海关申报方案，大大加快了金斯康慢病毒载体的出境时效。
“我们这才有信心立足上海，面向全球承接业务。”谭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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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10年、20年，中国可能做不了新药。”
这不是何映珂的一家之言。长期以来，中国的生物医药市场呈“哑铃型”，一头是国产仿制药，另一头是海外进口药，新药几乎没有空间。
上海仁会生物总经理左亚军10年前推广糖尿病领域首款国产创新药时，仍有人质疑：你这是从海外哪个药厂引进的？
这样的质疑关乎信心，更关乎整条产业链的完备程度。要知道，20年前左亚军的实验团队想做基因测序，还需要打“飞的”把样本送去德国。10年前葛兰素史克在中国建立第一个研发中心，还被认为是件不得了的事情。
但今天不同了。至少在外高桥地区，一家新药公司想做基因测序，大大小小的检测机构都可以轻松承担。更不用提从研发、临床、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寻找合作伙伴了。
2021年，专注于基因测序的企业序祯达生物，与瑞典一家创新蛋白组学解决方案公司Olink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成为其在中国的第一家合作实验室。
序祯达生物联合创始人兼首席信息官费家俊介绍，这一合作是通过外高桥的招商团队牵线达成的。“招商过程中，他们发现我们两家业务有重合，就介绍大家合作，最终实现了落地转化。”
这样的本土化合作，对序祯达生物早已是家常便饭。“不夸张地说，张江、外高桥所有叫得出名字的新药公司，几乎都是我们的客户。”
那些马路上疾驰的送样车，把基因测序所需要的时间和物流成本压缩到最低，也成了近年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得以降本增效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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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这些还远远不够。目前，我国产业经济正稳步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高附加值、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被视作未来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方向。
生物医药行业毋庸置疑身处其列，但国内相关领域仍有极大进步空间。
多位业内人士在采访中指出，中国生物医药在产业价值不高的一端，链条更全，规模效应更显著。而在价值链的高点，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仍有不小差距。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产业链的价值节点始终在跳跃。恰如计算机行业曾经利润最高的环节是组装，芯片制造甚至无人问津。如今却反过来了。我们今天专注的某些看似不太高端的环节，未来也有可能成为我们最大的优势。”谭号说。
何映珂则进一步指出加快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链配置的迫切意义：“前两年我在日本负责肿瘤药物的开发，发现美国、日本虽然大分子、小分子药比我们走得早，但细胞与基因治疗领域，和我们处在同一起跑线。中国完全有机会在这一赛道上赶超发达国家。”
寿晓琪更关注各个产业环节的联通效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不能脱离‘从临床中来，到产业中去，再回归临床’的产业路径。特别是研究型医院的建设，对串起产业链各个端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以上海阿特蒙医院为代表的研究型医院也在外高桥落地，以研究型医院为核心、研发为路径、制造与商业化应用跟进、金融资本为支撑的完整产业生态链终于在这片沿海土地上走向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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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开始，伴随中央“引领区意见”的出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成为上海浦东，乃至全国各地讨论的热词。
外高桥长期被誉为是上海“离世界最近”的地方，当地市场主体对于“开放”，始终有着高于其他区域的敏感度。
费家俊告诉记者，保税政策固然实惠，但就拓展全球业务而言，制度环境更重要。2020年底，上海自贸区推出“全球营运商计划”，帮助企业做大市场、做大增量。序祯达生物搭载这一平台后，那些“拖不起”的生物样本，再也不用担心卡在报关、物流环节，业务发展迅猛。
去年，上海进一步通过制度建设保障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的进口便利化。药明巨诺政府事务和公共关系部负责人孙静介绍，过去研发用物品要进口，必须办理《进口药品通关单》。而办理通关单的前提是药品已在中国国内注册。这就使得许多企业不得不选择国内已注册的药品，无论项目设计还是研发方向、材料选择等都受到限制。
如今，药明巨诺被列入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机构）进口研发用物品“白名单”，只要是在“白名单”内的研发用物品，进口都不再需要办理通关单。“而且一次进口的量也可以比原先更大。我们首批申请的研发用药已一次性进口100瓶，并运用在了实验当中。”
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打通了经济循环的血脉，能够让各行各业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外部环境中，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强化国际规则协调、争取制度建立的行业主导权。
而市场主体在微观层面的实践也一再证明，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当中，以规则、制度环境、营商环境，乃至创新和公平环境为基石的“开放”，远比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开放，来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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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的将来，源健优科研发与生产基地就要启用了。与何映珂先前建在美国的工厂比，外高桥工厂不论规模还是功能，都拓展了数倍。
何映珂说，不少国际客户通过和美国公司的合作，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公司的技术经验和质量体系，从而更有信心选择中国工厂。
“其实客户选择我们，有时和我们选择地方政府是逻辑相似的，根本上都是让对方充分了解和信任你的制度、环境、技术优势。”
当前，上海进一步强化供给侧改革，除了围绕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出台相关办法、落实具体细则，还持续推出各类生物医药产业优质空间，制度与环境优势日益凸显。
仅在外高桥地区，上海外联发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就先后开发了两期U-LAB，建设了挑高4.8米以上，并且一体化解决生物医药产业排放、用水、用气问题的实验室空间，并且提供精装和毛坯多种选择，创业者完全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上海外联发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商务咨询部U-LAB团队的胡楠告诉记者，打造这样的产业空间形态，是基于前期的产业调研。团队发现，相比张江，外高桥长期缺少产业链前端的研发机构，“也缺少创新活力氛围”。
为了降低这类企业机构的入驻成本，进一步完善外高桥地区生物医药产业结构，外高桥深度挖潜，将老厂房等闲置资源进行了二次改造。如今，一大批中型研发机构已经入驻U-LAB。“园区的公共区域常有年轻创业者聚在一起讨论‘新药’‘靶点’等专业名词，海归创业者前来考察和咨询的也有不少。”胡楠说。
采访中不少企业也针对上海的生物医药产业提出了建议，他们普遍希望上海能够加快推动跨境保税研发、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等。通过政府与行业合力，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松绑，为更多新药走出国门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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