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日子不太好过。”一位公务员朋友跟我吐槽:体制内的日子是“越过越紧”了。
如果是在网上看到“公务员要减薪”的帖子,我大概不会有啥感觉,甚至有点暗喜。虽然公务员少发了也轮不到我多拿,但我还是会和不少网民一样,有点莫名的幸灾乐祸。是啊,“收入高、干活少、压力小”,还能耍耍官威,这大概就是网上刻画的公务员脸谱。再说,有些地方正常收入之外,还巧立名目发奖励搞福利,公务员收入水平与当地职工平均收入反差太大,是该好好整治整治。但轮到我熟识的这位公务员朋友就有点不一样了。我知道,她这样的基层公务员,基本上是“收入不高,压力挺大,经常加班”。
所以,她说“为啥一过紧日子,先就想到要动我们的奶酪”,我立即表示赞同和声援。
政府过紧日子,我倒是觉得,有些习以为常的地方可能还真有不小的空间。
比如朋友小徐家门口,一整个夏天的景观那是天天不重样,“今天红配黄,明天粉加蓝,整天都在挖,争奇又斗艳”。
一次大型活动结束后,她甚至看到路边不久前刚放的盆栽都被挖出来,扔到货车上拉走了。“工人说活动结束了,盆花都不要了。开得正好呢,太可惜了。”
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我还想起一条新闻——有个社区花31万元买了3棵树,绿化社区办公楼。
贵吗?社区书记的回答是不贵。当时也是城市举办大型活动,“全省树木价格普遍上涨。在采购中,我们比较了多家供货方,这个价格是最低的,较大的那棵樟树原价18万多元,后来打折到16万元。”言下之意,还给公家省了钱。
就算价格是实打实的,一个社区办公楼真需要十几万元的树吗?
书记说:“参考了其他单位的做法,很多是购买这样的树种。”
的确不是孤例。据《半月谈》报道,东部一座城市从湖南购买的一棵紫薇树,一到冬天,就要给这棵树“盖房子”,用木板围起来,在外面裹上塑料膜,像伺候紫薇格格一样。曾经,一些地方违规兴建楼堂馆所,外观气派内部奢华,“不求最好,但求最贵”,“远学迪拜,近学新加坡,普遍模仿拉斯维加斯”,群众对此颇有意见。在中央三令五申之后,这样明目张胆的高调奢华,已经不大见了。但种树种草、搞搞景观之类的“软装”,却多了起来。你引进网红植物,我就快快复制;你有万亩荷塘,我种十里银杏;你追求“四季有花”,我就要“日日见景”。一棵树能有多少钱?摆点花也会“离大谱”?确实,一棵树贵不到哪去,但架不住种得多啊。南方某海滨城市种了一条道的罗汉松,一下子花出去800万元;华东地区有条公路搞“绿化形象工程”,来来回回修整了4次,每次验收考核评选之后,又重新埋设管道、绿化种树,一算,1000多万没了。再比如,听说某地一个不大的公园,光门口的铜牌石碑就花了100多万元,很多地方都在建公园城市,都这么干要花多少钱?还有某地,因为领导觉得以前的树太小,就把机场路两侧的香樟全部挖掉,又种植了一批新树——还是香樟。这上百棵,加起来又是多少钱?还有,搞绿化景观不听专家意见,只求一时效果,违背自然规律建起来了,养护成本巨贵,与群众的获得感相较性价比极低,这样的现象还少吗?“花花草草”中的奢靡之风,究其本质,还是权力的任性。有园林部门的负责人吐槽,领导有时开会说“某某城市做得好,要向他们学习”。与会的人听到后,就会揣测,领导是不是喜欢那个城市的树?有时领导去考察,随口说“这里的花开得不错”,那随行人员也会认真考虑“领导意见”,让这个花规模化出现。
这逻辑也似曾相识。摄影师吴国勇曾走遍全国,拍了200座“白宫”式建筑,其中政府大楼有26座。有幢区政府大楼,设计方案领导始终没有点头。知情人说:“后来了解到,区一把手想仿照美国国会大厦的形式盖楼,于是重新做了一版方案,通过了。”城市绿化决策时专业力量、监督力量参与更少,能够遵从的规范更是缺乏——谁会规定行道树的品种和疏密呢?这就导致有的地方“怎么气派怎么来,能种10厘米粗的偏种20厘米”。招投标制度不完善,领导决策权过大,规划的改变乃至项目的存废都在领导一念之间。监督缺位在助长形式主义问题的同时,也为腐败滋生提供了便利。包头市林业局原副局长李福荣,是正高级园林工程师,长期以他人名义承包、租赁土地,经营多个苗圃,还承揽了18个园林绿化项目,工程造价1.8亿余元,攫取高额利益5000余万元。奢华的公用设施、花团锦簇的绿化,往往还与大型活动、创建晋级和文体赛会相关。为了好看,为了气派,为了面子,为了政绩,不惜成本。而在一些“领导看不到的地方”,绿化却莫名其妙消失了。比如朋友刚子家门口有段马路,一公里长,前两年刚拓宽过,沿路居然没有一棵行道树,绿化带被围了起来。他说,每天在明晃晃的烈日下走路堪比受刑。媒体梳理发现,类似投诉的背后,涉及道路建设时设计方案不完善、或与地铁等相关方协调不到位等。刚子家门口这条路是因为建设初期绿化费用太低,压根没有设计行道树。这个理由无法说服刚子和他的邻居们。“马路是公共设施,怎么还厚此薄彼?” “家门口没有绿荫遮头,绿地上的花圃倒是换得勤,钱不能匀匀吗?”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群众没有受益,形式主义做得再好,树种得再多再茂盛,景观再漂亮,钱都是哗哗地白流了,就是赤裸裸的浪费。1961年,一位女大学生毕业后来上海工作,她从徐家汇走到闵行,步行30多公里,一棵一棵去数马路上的行道树。后来,这位女孩又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去了虹口、杨浦、黄浦。
这是程绪珂安排人做的,她是新中国上海第一任园林局长、著名园林专家。
她之所以走遍上海,就是为了一个数字:“要按照道理来。多少人口,需要多少绿化才是最合理的,要求得这个数字。”
当年她亲自爬树、量树,安排大家数的行道树,稀稀疏疏,根本遮不住太阳,如今这些路上早已枝繁叶茂。 “我们不跟人家争看得起还是看不起,我们争这个社会的‘需要’”。
公园、公路、公交、公厕……公共事业涉及千家万户,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需要”。
我想,确定施工计划前,要是有人像程绪珂那样怀着一颗真心亲自到现场,多从行人的感受看一看,多为“人民的城市”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