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鸡报晓——鸡年说鸡
2017年是农历丁酉年。中国古代中原地区的农业人群把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巧妙地结合到一起，形成60年一个甲子的干支纪年法，可以反复循环。以前据中法学者们的考证，十二生肖最早起自中国北方地区游牧民族的文化之中，公元48年，南匈奴首领率部定居于现在陕西省榆林县境内，他们逐渐与当地的汉人融合，由此开启十二生肖纪年与干支纪年结合的历史。但是最近几十年来，随着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简等古代文献的出土，证明在战国及秦代（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的《日书》中已经存在与十二生肖相关的记载，这对我们探讨十二生肖的来由是一个重要的启示。现在，人们一般不会提及自己生于农历哪一年，但对于自己的属相还是牢记于心的，丁酉年的“酉”对应十二生肖中的“鸡”，所以今年是鸡年，是全部属鸡的人的本命年。
家鸡的起源
十二生肖的起源研究主要是中国学者及国外汉学家感兴趣的课题，相比而言，家鸡起源的探讨则不仅仅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同样也是国际动物考古学界聚焦的研究热点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英两国学者合作，于英国出版的《考古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中国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发现了最早的家鸡，年代为距今8000年左右。这一结论得到国际动物考古学界的认可。于是，磁山遗址出土的家鸡被公认为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家鸡。之后，作为欧美动物考古学的教科书，1999年出版、2007年再版的《动物考古学》一书在列举全世界最早发现的各类驯化动物时，磁山遗址出土的家鸡亦作为世界上最早的家鸡而榜上有名。至此，似乎迄今所知最早的家鸡起源于中国华北地区已成为定论。
2009年春，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对河南省淅川县申明铺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该遗址的一座西汉早期墓葬内出土多件随葬陶器、青铜器和铁器。其中，在一件青铜鼎内发现鸡骨125块（图1），属于一个完整的雌性个体。在完成鉴定研究报告后，邓惠博士和我就开始对现在公布的国内所有考古遗址出土的鸡的资料进行全面的收集和梳理，我们计划系统地讨论中国家鸡的起源及驯化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最早的家鸡起源于中国华北地区的观点需要重新探讨。
图一
从动物分类学的角度而言，凡是可以鉴定到种的动物，其种间的差异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形态，在任何两个种之间，必定具有明显而比较稳定的形态差异，彼此截然不同。这些区别特征并非仅限于个别动物，而为全部种群所共有；这些区别也不仅限于外形和毛色，还包括体内的骨骼。第二是分布，每一个种群有相对独立的地理分布区，但不同种群的分布区或有重叠。
我们一直强调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涉及到鉴定家养动物时必须采用系列标准进行判断，这实际上就是强调多重证据。而骨骼的形态特征毫无疑问是多重证据中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通过把握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的形态特征，进而判断其是否为家养动物，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
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思路是将今论古，即对考古出土的动物遗存的鉴定依据来自与现生动物标本的比对，这是动物考古学研究具备科学性的重要标志。结合考古遗址出土的鸟类状况，我们首先对属于鸟纲的多个种属的全身骨骼进行观察和研究。鉴于考古遗址中发现的雉科动物遗存最多，因此我们尤其关注现生雉科动物的骨骼，确认它们形态特征上的差异性。我们发现其中跗跖骨（就是俗语说的鸟类爪子的主要部位）形态的种间差异十分明显。如从同为雉科动物、又分别属于雉属的环颈雉及属于原鸡属的家鸡的跗跖骨的形态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雉从跗跖骨的腹侧近端到骨干的三分之二处全部有棱；而鸡则基本无棱（图2）。在考古遗址中鸟类的跗跖骨比较常见。或许由于跗跖骨的结构特殊加之附着肉量极少，先民大多在烹煮前或简单食用后就将其废弃，所以相较鸟类其他部位的肢骨更易保存。因此，若能从跗跖骨的形态入手进行鉴定，显然是最为直截了当的。
图二
按照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家养动物都是从其野生祖先驯化而来。因此，在探讨家养动物的起源时，必须考虑其野生祖先的分布范围。目前国际学术界一致认为，家鸡是原鸡属内的驯化物种。原鸡属共有4种，即分布于印度尼西亚爪哇的绿领原鸡、分布于中南半岛（西至印度东部和北部、南抵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以及中国南部、西南部的红原鸡、分布于斯里兰卡的黑尾原鸡和分布于印度西部及南部的灰纹原鸡。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红原鸡是家鸡的祖先（图3），这从其拉丁文学名便可见一斑：红原鸡的拉丁文学名为Gallus gallus，而家鸡的拉丁文学名Gallus gallus domesticus则明显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红原鸡被驯化为家鸡后，从中南半岛向全世界扩散，包括从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向北部和东北部传播。
图三
《左传·僖公十九年》提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另外，在《周礼·夏官·职方氏》中有“其畜宜六扰”，东汉郑玄注：“六扰，马、牛、羊、豚、犬、鸡”。
因为《左传·僖公十九年》即公元前641年。因此，我们暂以公元前641年作为家鸡已经存在的时间起点，汇总正式出版的在这个时间节点以前的36个考古遗址中出土的与鸡相关的骨骼资料（图4），对他们进行重新探讨和验证，我们发现绝大多数认识不符合科学的动物考古学的研究论证。这包括有一些是缺乏任何鉴定依据而得出遗址中出土家鸡的简单结论，还有一些是根据年代更早的遗址已经存在家鸡，进而推测年代稍晚的遗址中出土的也应该是家鸡这类缺乏科学逻辑的推测。更主要的是发现一些错误的鉴定。比如，有的学者依据距今约7000年的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遗址的陶罐里出土过比较完整的“鸡”骨，认为当时已经存在家鸡。有的学者认为在年代约为距今5500～4600年的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墓地中出土“鸡”骨。但是，从他们发表的“鸡”的跗跖骨的图看，那些都不是鸡的跗跖骨，而是某种雉的跗跖骨。将分布最广的现代环颈雉（图5）、现代家鸡、北首岭遗址和大汶口墓地中出土的雉与河南省淅川县汉代申明铺遗址中出土的家鸡的跗跖骨进行比较，可以看到鸡和雉的跗跖骨在近端至距间的形状有明显的区别，即如上所述一个无棱，一个有棱（图2）。另外，虽然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的报告中没有发表所谓的“家鸡”的骨骼图版或线图，但是在河北省博物馆和邯郸市博物馆中陈列着磁山遗址的“家鸡”的跗跖骨，其近端至距间均有棱，明显属于某种雉，绝对不是鸡。可见当年对磁山遗址出土鸡骨的鉴定也是错误的。
图四
图五
根据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我们推测至少在距今约3300年左右的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已经存在家鸡。主要有两条依据，其一是动物解剖学的特征，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的小屯一号灰坑中，曾出土一件不完整的鸟类的头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鸟类专家侯连海借助细致的解剖学分析，确认其头骨的形状属于家鸡。其二是甲骨文的证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显示出“鸡”和“雉”两个字的写法有明显的区别（图6）。当时，“鸡”字和“雉”字都作为名词使用，“鸡”一般用作牺牲或田猎的地名，而“雉”则表示禽鸟名或地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殷墟的甲骨文中，作为牺牲的动物一般都是家养动物。这个殷墟出土家鸡的认识虽然比原来磁山遗址已经存在家鸡的时间要晚了4000多年，中国失去了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家鸡的地位。但是，这充分展示了中国动物考古学家在研究中秉承科学精神的严谨态度。记得2013年我在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与法国和德国动物考古学家谈及依据形态学的研究，可以肯定磁山遗址出土的是雉，不是鸡。他们都认可这个结果，但是也开玩笑地说，你发表这个观点后，中国有些人要不高兴的。我当时的回答翻译成中文就是六个字，科学就是科学。
图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2008年在发掘河南省淅川县下王岗遗址时出土不少动物遗存，我们在鉴定一个属于龙山文化的灰坑中出土的动物遗存时，发现1块鸡骨，形态学上的证据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又对其做了DNA研究，进一步科学地确认其为家鸡。位于河南省南部地区的距今4000年左右的遗址中发现家鸡骨骼，早于地理位置更靠北的距今3300年左右的殷墟遗址，这个发现似乎为证实家鸡由南到北的传播路径填补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空白。但是，对这块鸡骨的碳十四年代测定证实，其属于汉代的时间范围内，可见属于龙山文化的灰坑中出土的这块鸡骨是后来扰乱的结果。这样，我们的讨论又回到了原点，即殷墟发现的家鸡究竟是如何传播过来的。这个神秘的问题依然等待着我们在以后的考古发掘和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给予科学地解答。
关于先民养鸡的目的究竟为何，同样值得我们深入研究。鉴于考古遗址中发现的鸡骨始终不多，养鸡仅仅是为了食肉的解释似乎不够全面。鸡能生蛋，获取鸡蛋也许是养鸡的另一个原因，江苏省句容市浮山果园遗址中曾经出土过在西周时期的几何印纹陶的陶罐中贮藏了一罐鸡蛋（图7）。此外在古代文献中，记载养鸡与打鸣相关，“一叫千门万户开”，这可能也是当时养鸡的原因之一。
图七
文物中的鸡
在中国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里，曾出土过“陶鸡”，比较典型的有湖北省石门市邓家湾遗址中出土的“陶鸡”（图8）。按照考古学家的描述，鸡中有雄鸡、雌鸡和小鸡等。雄鸡一般个体较肥大，仰首伸颈，有冠、羽和尾；雌鸡个体较小，无冠或矮冠，有双翅或无翅；小鸡则头小，身短圆，秃尾。但是这些用陶土捏成的鸟类形状的陶制品原型是否真的就是家鸡还需探讨。因为对于动物考古学研究而言，对家鸡的判断应该以考古遗址出土的家鸡骨骼作为主要依据。人工制品只能作为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旁证。
图八
在中国西南地区出土过不少有家鸡形象的青铜器。如四川省广汉县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鸡为公鸡形象，昂首引颈，尾羽丰满，站立于方座之上（图9），这可谓是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具有栩栩如生的家鸡形象的人工制品。除三星堆外，还有不少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鸡，它们大多为青铜杖首，如在云南省祥云县红土坡发掘的战国至西汉早期的石棺墓M14中出土的多件单鸡青铜杖首，为一雄鸡立于圆形台座、圆盘形台座或圆柱形銎上，冠硕大，翅膀贴于腹部，尾羽分四股翘起后下垂（图10）。在云南省李家山墓地西汉晚期至东汉初的M69出土的1件雄鸡杖首上，雄鸡冠宽大，长尾上曲，羽翅下垂（图11）。在四川地区也发现过一些与鸡相关的青铜器（图12-13）。反映出当时西南地区的先民崇拜自然生灵，注重用写实的方式表现动物形象。
图九
相比之下，中原地区出土的人工制作的相关制品则主要与日常生活相关。陕西省咸阳市汉阳陵中有的外藏坑（可能与宫廷中置办膳食的部门相对应）出土了大量陶制的家养动物，其中包括陶鸡。雄鸡昂首翘尾，长喙小眼，朱红色高冠，黑、红、黄三色羽毛。母鸡形体较小，尾巴较短，头部无高冠，色彩较为单一（图14）。有意思的是当时在制作陶母鸡时显然有纰漏，那些母鸡的跗跖骨上都有距，而在所有的雉科动物中都是雄性的有距，雌性的是没有距的。这些陶鸡和其它动物俑分别排列在一起，场面蔚为壮观，彰显出大汉王朝的皇家气派。此外。多处古代遗址中出土的反映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陶鸡形象也是十分可爱的（图15）。
图十
图十一
图十二
图十三
图十四
图十五
著名的与鸡相关的文物是明代成化年间制作的斗彩鸡缸杯（图16），在其外壁上先用青花细线淡描出纹饰的轮廓线，作为釉下彩，然后上釉入窑经高温烧成胎体，再用红、黄、绿和紫等色填满预留的青花纹饰中，二次入窑低温焙烧，作为釉上彩。其外壁图案以牡丹湖石和兰草湖石将画面分成两组，一组绘雄鸡昂首傲视，一母鸡与一小鸡在啄食一蜈蚣，另有两只小鸡玩逐。另一组绘一雄鸡引颈啼鸣，一母鸡与三小鸡啄食一蜈蚣。之所以称为斗彩，是将釉上彩和釉下彩相结合，形成釉上、釉下彩绘互相争奇斗艳的艺术效果。这只斗彩鸡缸杯作为中国古代能工巧匠制作的瓷器杰作，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展示了公元15世纪中国瓷器制作的独特构思和精湛技术。
图十六
文献与民俗中的鸡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不少与鸡相关的记载，如《诗经》中有几首就提到“鸡栖于埘”、“鸡鸣喈喈”等，而《女曰鸡鸣》这首以“女曰鸡鸣，士曰昧旦”为开篇，更是尽显了热烈而美好的男女爱情。
《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被秦国扣留，被释后夜半逃至函谷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鸡在天明时啼叫这种生物现象，成为孟尝君成功出逃这个历史故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战国策·齐策》提到“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斗鸡是齐国很有特色的一项娱乐活动，发展到后来，连汉、魏和唐代的皇室里都盛行斗鸡。
另外，在西南及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有在祭祀活动中用鸡的习俗。此类习俗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史记·孝武本纪》中就有“越祠鸡卜”的记载。到了宋代，范成大在记载广西桂林地区风土民俗的《桂海虞衡志》里，专门提到鸡卜占法，具体方式包括骨卜、鸣卜和蛋卜等多种。
汪宁生在20世纪60年代考察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景颇族时，记载了景颇族的巫师利用鸡蛋占卜吉凶及用投鸡蛋的方式为死者卜选墓地等行为。而聚集于云南省永德县的彝族在祭祀活动中，也有怀抱公鸡或将鸡血滴于祭台前，再用鸡毛蘸血粘在火把祭树上及将三根鸡翅毛插在祭台前的习俗。
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用鸡进行祭祀占卜的习俗，与古代西南地区出土象征权力的青铜器上出现鸡的形象似乎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共性，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文化特色。
脍炙人口的成语“闻鸡起舞”，彰显了一种奋发有为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壮大的象征之一。迈入2017年之际，我们要继续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