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2019年春季考古再获新成果
遗址年代、布局和功能更加清晰，
遗址内冶铜产业链比较完整
首次发掘到夏商时期冶铜炉残迹，
现场论证会专家给予充分肯定
2018年春、秋两季，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及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绛县西吴壁遗址发掘出大量夏商时期的冶铜遗存，成为2018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之一。2019年3至6月，联合考古队继续在西吴壁遗址开展考古工作,钻探与发掘同时推进。钻探主要在遗址东部开展，并涉及遗址西部部分区域。钻探面积达17万平方米，旨在了解遗址主要区域的堆积概况，探索不同功能区在遗址中的分布情况，并追踪此前发现的壕沟的走向和范围。发掘工作主要在遗址中东部冶铜遗存集中分布的区域进行。除继续发掘2018年东、西两区未清理完毕的探方外，又在2018年中、东部发掘区附近，以及遗址北、南部等处新布探方3个、长探沟二条，新发掘面积约700平方米，目的是加强对遗址整体布局的了解，寻找更多冶铜遗存，丰富早期冶铜手工业生产链；解剖经钻探新发现的内环壕东段，了解壕沟包围区域内的堆积状况。
最新考古踏查和钻探工作表明，西吴壁遗址总面积达110万平方米，包含多个时期的考古遗存，其中二里头、二里冈时期的遗址面积约70万平方米，东部约40万平方米的区域遗迹较为丰富。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在遗址中东部一片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遗址东北部高台地上灰坑密集，但冶铜遗存稀少，推测主要为居住生活区；其东侧可能有一片小型墓地。
▲西吴壁遗址夏商遗存范围及聚落结构示意图
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地表上偶尔可见铜炼渣；断面上存在数量较多的二里头、二里冈等时期的灰坑，许多灰坑内包含炉渣、炉壁等冶铜遗物；在该区域钻探也很容易带出铜炼渣。钻探发现冶铜遗存集中分布区存在内、外两重壕沟。其中内壕四至完备，基本封闭成不太规整的长方形（西北有缺口），其内面积约1.2万平方米；外壕只有西、北段，西段与内壕共有，北段与遗址东侧的大冲沟连通，南面除与内壕共有的一段外，大部缺失，以上各部圈划起来的面积约6万平方米。对内环壕北、东段，以及外环壕的西北角进行了解剖。其中内环壕北段形成于二里头时期，二里冈时期被填满；内环壕东段南部地势较低处被流水破坏严重，解剖所见填土为淤土，陶片时代较为杂乱，包含二里头、二里冈及东周、汉代多个时期的没有棱角的陶片。外环壕西北角被多个遗迹打破，仅残存下半部，此段壕沟的形成时间不晚于二里冈下层，二里冈上层时期被填满。
二里头时期的冶铜遗存主要集中在东部发掘区，靠近遗址东侧的大冲沟，在其他区域也有少量发现。二里冈时期的冶铜遗存更为丰富，见于所有发掘区。
二里头时期的新发现以东部发掘区的巨型坑H111最重要。H111主体略呈南北长、东西短的椭圆形，北、东、西均近直壁，南侧有斜坡上至一处活动面，与位于H111东南的一处方形坑穴连接；该遗迹应属H111的一部分，形状规整，其北壁有一处尖塔形的壁龛，龛内经火灼烧成红褐色，或与祭祀活动有关。H111内包含多层不同种类的堆积，堆积的成因与不同类别的行为相关，笼统说上半部主要是灰土、烧土等废弃的垃圾，下半部则有成层堆积的碎矿石、炉渣、木炭及残碎的炉壁等，同时出土少量陶范、石范、鼓风管、石制与角质冶铜工具（包括石砧、石锤和鹿角锤等，当为敲砸矿石或拣选铜块所用），以及许多陶、骨器。在发掘H111的过程中，发现两处冶铜炉残迹。这两处冶铜炉轮廓清晰，残存底部，且相互叠压，附近存在断续的踩踏面，并分布有炉渣、炉壁、冶铜工具等遗物。H111的形制及包含物表明，其内在一定时期曾经发生过多次冶铜活动，是一处重要的冶铜活动场所。
▲H111鸟瞰
二里冈时期的遗迹此前发现的主要有房址、窖穴、灰坑、窑以及冶铜炉残底等，其中很多遗迹内出有与冶铜有关的遗物。本季度又有丰富的新发现，主要见于内环壕南部长探沟和西部发掘区。长探沟内集中分布着一批二里冈上层时期的遗迹，主要是窖穴，多为袋形坑，其间还有一眼二里冈上层时期的水井，深度超过16.5米。该区域与冶铜有关的遗物主要是较多的石砧、石锤等。另外有的坑底残存有植物遗存，可能是仓储遗迹。西部发掘区东南部是外环壕西北转角处，沟内堆积复杂，既有在沟底活动挖的坑，也有其上厚厚的於土和填充的垃圾。壕沟外侧有一个巨型大坑，扩展了壕沟的范围；其北面即发掘区东北部也有一大片坑状堆积。另外还有众多的小型灰坑打破了这几处大型遗迹。上述这些遗迹可分为二里冈下、上层两个阶段，很多遗迹内出土了丰富的冶铜遗物。二里冈下层阶段的遗迹包括冶铜炉残迹、灰坑、窖穴、活动面等。其中一处二里冈下层的冶铜炉残存底部，旁边出有大块烧结的炉壁残块，部分炉壁内侧粘附着厚厚的铜炼渣。二里冈上层阶段的遗迹种类与下层基本相同。在发掘区东北部巨型坑内发现了自二里冈下层至二里冈上层连续的冶铜活动堆积，其中包括多层间隔叠压的冶铜废弃堆积与平整地面的垫土，为复原早期冶铜活动场所提供了科学依据。该区域新发现二里冈时期的鼓风嘴、陶范等冶金遗物，与先前发现的二里冈上层的冶铜炉，以及二里冈下、上层的炉渣、炉壁、石范、石质冶铜工具一起，大大充实了西吴壁遗址二里冈时期的冶金遗存。
▲出土冶金相关的遗物
2018至2019年春季的考古工作及科技分析表明，西吴壁遗址夏商聚落总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左右，核心区包含大量冶炼纯铜的遗存。以前闻喜千斤耙等遗址的考古工作显示，中条山内的铜矿经开采后，少量在矿山冶炼，其余被运送至西吴壁这样的遗址进行冶炼。所炼纯铜除少量在当地铸造小型工具，大部分应被运至中心都邑铸造铜器。首次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夏商时期冶铜炉残迹，与附近的壕沟、房址、窑址、水塘、窖穴、灰坑等遗迹，以及大量的铜炼渣、残炉壁、矿石、鼓风嘴、坩埚、冶铜加工工具等遗物一起，构成了完备的冶铜生产链，为深入探索早期冶铜手工业技术及生产方式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西部发掘区航拍
2019年5月31日至6月2日，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西北大学、复旦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考古研究院、湖南考古所、山东考古研究院、中国文物报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局，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近30名专家荟聚山西绛县，参加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主办的“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参观了发掘现场，听取了工作汇报，在会上就发掘取得的成果、意义以及对今后工作的建议畅所欲言，充分表达了意见。
▲发掘成果专家论证会现场
与会专家认为，西吴壁遗址的考古工作课题意识强、科研目的明确，田野工作细致、扎实，所获遗存翔实、可靠。西吴壁遗址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很重要，是在中原地区首次揭露出大规模的夏商时期的冶铜遗存。遗址内冶铜产业链较为完整，首次发现多处冶铜炉残迹及相关遗存，填补了学术空白，为深入研究这一时期采、冶铜手工业的规模、水平、技术特点等方面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西吴壁遗址的考古工作刚刚拉开序幕，许多问题需要长期的工作才能得到解决，建议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做一个长期规划，将西吴壁遗址的考古工作持续开展下去。
著名学者朱凤瀚先生表示，中条山铜矿的重要性很早就被学界所认识，从石璋如先生开始，到张光直先生，都曾著文论及。而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等单位在西吴壁遗址的发掘工作，则是将以往的理论推测、及调查线索发展成了实践，走出了冶铜遗址发掘的第一步，其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另外根据甲骨文和近年的考古发现，晚商时期晋南似乎经过了北方戎人南下、后来商人重又控制晋南的过程，因此今后应加强对晚商时期采、冶铜遗存的探索。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先生指出，西吴壁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体现出了国博同行强烈的课题意识。中原地区中条山铜矿非常重要，已有不少前辈学者关注。西吴壁遗址的发掘是夏商考古的重要突破，使得中条山作为夏商王朝的铜料来源地从猜想成为了实证。建议继续坚持田野考古为主导，并与科技考古相结合的工作模式，持续做好西吴壁遗址的考古工作；进一步搞清从二里头到二里冈期的变化，以及遗址核心冶铜区到外围居住区的结构布局等问题。
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在现场会总结中指出：西吴壁遗址的考古成果是近年来夏、商考古的重大突破。丰富的、相当于二里头晚期到早商时期与冶铜有关的遗存，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时期冶铜工业的规模、水平、产业链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西吴壁遗址的发现证明，中条山的铜矿是中原王朝步入文明化、成为天下正统的重要支撑资源，对研究早期国家的产生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建议将西吴壁考古列入国家文物局的“考古中国”项目，做出比较周密的、长期的研究规划，按照规划制定每年的发掘计划，长时间坚持做下去。
（中国国家博物馆 戴向明 田伟 崔春鹏 汤毓赟）
审核：贾昌明
本文刊登于2019年7月5日
《中国文物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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