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成功的政府，能说了算吗
埃尔多安十多年来的执政经历，可以凝炼成一个问题：一个经济成功的政府，能不能要求民众少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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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成功的政府，能说了算吗》
文/周轶君
8月28日，当了十多年土耳其总理的埃尔多安，正式出任首届民选总统。这条新闻或许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它注定成为2014年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它与乌克兰、叙利亚局势一起告诉我们，冷战之后，威权政治如何回归并重塑世界。埃尔多安十多年来的执政经历，可以凝炼成一个问题：一个经济成功的政府，能不能要求民众少点自由？
【一】
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广场，一栋十三层楼，朝向街道的两侧，整个都刷成埃尔多安的脸：一张含笑，一张坚毅。头顶一串数字：2023、2053、2071。
纳吉和我一起仰望：20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一百年；2053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定都伊斯坦布尔600年；2071年之前一千年，被蒙古人赶出中亚的土耳其人，重回故地安纳托利亚。
数字左边写着：“HEDEF(目标)”。在伊斯坦布尔经营旅行社的纳吉解读，埃尔多安会在这些历史时刻“与土耳其同在”。我吃了一惊，长谋远虑对于当代民主政治是个稀缺。2014年埃尔多安60 岁，2023年他将69岁，可是2053？2071？
答案也许并不重要。这些年份把埃尔多安与土耳其人纯正光荣的历史串联在一起，还将未来打上自己的烙印。数字和面孔上方，土耳其语写着“民族意愿、民族力量”。
2003年以来，埃尔多安一直以总理身份主导这个国家。眼看不能再次参选，他改变游戏规则，倡导全民直选总统。过去十多年，选举一直是埃尔多安和他领导下正义发展党的专长，不论是议会换届，还是某个议题的公投，总能获得大多数支持。我离开土耳其之后半个月，埃尔多安果然赢得52%选票。土耳其总统是象征性质，他的下一步众人皆知，就是推动总统制，赋实权于虚位，继续执掌国家最高权力。
大楼第十三层，单词“民族”背后的窗户支开了，里面的人大概想透透气，见见阳光。
“埃尔多安的ego（自我）很大，” 纳吉说。记得2010年第一次见面时，他满心拥护这位领导人。就在同一个广场上，背向国父凯末尔建国群雕，纳吉愉快地告诉我，最近几个月阿拉伯游客猛增100多万，土耳其旅游行业协会说那是埃尔多安叫板以色列的结果。今年再见，他竟转了调：“我不喜欢埃尔多安了，他的权力太大，这次我不打算投票给他……”
“可你的生意还很好啊，不是托埃尔多安的福？”
纳吉学过中文，但平时用英语交流更顺畅，这时拍拍胸口，突然换了中文对我说：“这是心的事情，跟生意没关系。”
顺着埃尔多安画像的眼睛，望过对面，百米开外就是盖齐公园——埃尔多安完美执政履历上的一块疮疤。2013年五月末那里爆发抗议，蔓延近百座城市。警方强压之下，盖齐集会几个月后散去，但各地抗争此起彼伏。
公园在广场边隆起来的一块小高地上。没有围墙，青草斜坡连通广场，三三两两坐着人。曾经热爱埃尔多安的纳吉，去年抗议期间也来过盖齐，挨过催泪弹。他的办公室就在附近，很自然走过去“看热闹”。这会儿他却不肯陪我过去：“你自己去吧，那里太多警察了。”
塔克西姆广场和延伸出去的独立大街，构成伊斯坦布尔最繁忙的商业区。游人如织，昼夜沸腾。盖齐公园，如同喧闹之中一星绿洲。来到才发现，给埃尔多安惹上大麻烦的，竟是一座很小的公园，十分钟足可以绕个圈。这里的树木并不粗大，但足以成荫。一早有人坐在长椅上，闭目享受微风与晨光。北角是个儿童游乐场，滑梯、秋千，小贩挑着粉红色的棉花糖等待哭闹的孩子。造成十一人死亡，八千人受伤的抗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仅容一人的警察哨所把着公园南角，看上去很新。“Hello，游客？”穿白制服的警察大叔站在门口，笑容可掬。“是的，这里真美。”我掂量着要套多久的辞，才可以把话题引到去年发生的事情——可惜我们能够沟通的词汇有限——于是单刀直入，试探反应。“听说这里发生过抗议？”警察突然收了脸：“No English（不懂英语）”，眼睛望向别处，身体站得更直。
广玉兰树下坐了两个穿橙色反光衣的保安，在我走过的时候，友好微笑。我做出伸胳膊的动作，问记不记得“抗议”，他俩齐声回答：“No English”。
推车卖红茶的小贩，主动跟我打招呼：“一块钱一杯，欢迎来伊斯坦布尔！”小贩的英语听上去更流利，就算我已经放弃打听去年的事，也不妨一问。更何况我刚刚成为他的顾客，端着微烫的红茶正好聊天：“新闻里说，这里发生过抗议？”小贩转身低头：“No English.”对面走来一个戴墨镜的男子，也要了杯茶。我离开茶摊继续在公园里转，他不远不近同向而行。早晨，开阔的公园里没什么行人，我无法不察觉他正在身后。几分钟后，我在一张长椅上坐下。他也坐在隔壁椅子上，喝茶。
2013年抗议起因，正是埃尔多安政府宣布拆除这座公园，改建一个购物商场。盖齐虽小，却是附近唯一一块绿地。近些年土耳其政府大兴土木，基础设施发展眼花缭乱。埃尔多安曾经告诉外国记者，自己最骄傲的政绩，就是“把81个省全部变成建筑工地”。城市旧貌换新颜，却也叫居住其中的人渐感不安。5月28日，推土机开到，50名环保人士到盖齐公园静坐阻挡，附近科技大学学生加入，抗议队伍如水面上的涟漪迅速扩大，封锁广场周围十一条街道。抗议者的诉求很快超出环保，对埃尔多安执政的各种不满一齐迸发。
盖齐公园和塔克西姆广场周围，国际酒店林立，四方游客往来，示威无疑伤了埃尔多安的脸面。政府反应激烈，第一天就动用水枪催泪瓦斯，毫不犹豫称示威者为“恐怖分子”“犹太间谍”。
一轮又一轮抗争之后，公园竟保住了，绿树还在。喝完茶，我看了一眼墨镜男，起身离开。经过儿童乐园时，身后有动静，一回头，一辆警车缓缓移动，两侧门都拉开，四个防暴警察端着枪，扫视周围。宽阔的轮胎压过窄窄的公园小道，静悄悄游走。
盖齐公园还给大众，但从此禁止集会。密布的警力提醒人们，“恐怖分子”和“犹太间谍”随时可能回来。
警车并没有理会我，转了几圈，驶回广场上的警察局。警局大门正对停车场，五六辆旅游大巴趴在那里，一旦出动可以装下许多人。守门的警察两只手都在冲锋枪上。
塔克希姆是繁华地段，警戒严密确有必要。只是埃尔多安极度自信的眼神中，流露了不必要的威慑。终于明白纳吉临别时说的：“他们仍然害怕。”
【二】
博斯布鲁斯海峡，一丸酡日，万缕金线。
在土耳其旅行，俯仰皆拾史诗般的壮丽。哪怕只是二十分钟的摆渡——独立大街走到头，我刚跳上的这趟市内摆渡，跨越欧亚两大洲。落日余晖，水汽袅袅，索菲亚教堂、蓝色清真寺、托卡比皇宫，摇曳生姿渐行渐远。这三栋建筑的弧线，囊括了奥斯曼帝国统领亚非拉六百年荣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划分世界、东西文明的交战与交融。我在脑海中为此情此景寻找音乐，总觉得应该恢宏些，再恢宏些。
对一个平日坐惯渡轮从尖沙咀到中环的人，博斯布鲁斯渡轮之旅，犹如河伯遇见北海若。然而，“史诗般壮丽”，也是土耳其人挥之不去的自我催眠。奥斯曼帝国余晖像一个未尽之梦，每天都在海峡上幽怨出没。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做了最好的自嘲: “福楼拜在我出生前102年到访伊斯坦布尔，他惊叹‘未来一百年，伊斯坦布尔将成为世界的首都……’，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刚好相反，一战结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塌之后，世界忘记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贫穷，破烂，与世隔绝。像我一样，每个伊斯坦布尔人，都要跟这种‘悲情’斗争。”
帕慕克出生前54年，1898年梁启超把中国与土耳其比作“同种”——这个词过去只用来指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渊源——《俄土战争》中译本序言中，他写道，奥斯曼与中国是欧洲人眼中，并存的两个“亚洲病夫”。同年五月，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进呈突厥削弱记》：“横览万国，与中国至近形似，比拟同类，鉴戒最切者莫如突厥（奥斯曼帝国）” ，一口气列举奥斯曼帝国愚昧落后十六处“与我国同”。康有为一边哭泣（“旁皇泪下”），一边激昂宣称，大清如果不想陪奥斯曼等死，唯有“且决立宪”。一个月后，戊戌变法到来。
当时的奥斯曼，属国纷纷独立，欧洲列强环伺。一群不想陪帝国等死的军校学生兵变，征战几回终于推翻封建王朝。1908年，27岁的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支持起义，但还没有领衔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身份类似军阀，出兵抵御协约国进攻，保全土耳其核心疆土和主权，最终建立共和国。土耳其人期待的，与衰亡悲情抗争的英雄出现了。
开国元首凯末尔，带领新生共和国一路向西。在他看来，奥斯曼帝国所有的不幸归咎于它的“东方性”。他不满足于“西学为用，中学为体”那种实用主义变革，而是行霹雳手段，从里到外全盘西化。宗教学堂关了，伊斯兰法废了，阿拉伯文版《古兰经》只能藏在地板隔层，盯上钉子，没人的时候再起出来读。男子必须西服礼帽，妇女不准戴头巾，政教分离成为土耳其立国之本，守旧者治罪。
环顾东方世界，变革最彻底当属土耳其。凯末尔甚至废除沿用千年的阿拉伯字符，土耳其语拍拍翅膀，破茧而成拉丁文（相当于中国摒弃汉字，只保留拼音）。他不要梁启超眼中“亚洲的土耳其”，要做欧洲的新成员。
凯末尔废神运动的一个结果，是自己成了新的神。土耳其人世世代代感激他从奥斯曼帝国灰烬里，拯救出一脉余存的民族尊严。直到今天，土耳其每一处营业场所必须悬挂他的照片，否则不许开张。“因凯末尔之名”，成了后继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土耳其三次军事政变，都打着“重回凯末尔之路”的名义，博取民众拥护。
（奥斯曼帝国王宫景致。这是后期的新王宫，风格完全仿照欧洲。作者供图）
这就是为什么，2010年我第一次来到土耳其，看到执政党正义发展党办公室，还有街道上，埃尔多安的画像与凯末尔并肩悬挂，惊愕不已。埃尔多安从未掩饰自己对宗教的热忱。他曾经因为公开吟诵宗教诗句，被忠于凯末尔主义的军人抓进监狱。他的对外政策也更倾向中东，而不是欧美，怎么可能同凯末尔并列？
埃尔多安并不是第一个试图在凯末尔的背影里改道向东的。凯末尔去世之后，土耳其出现过阿德南·曼德列斯、图尔古特·厄扎尔等倾向伊斯兰价值观的领导人。曼德列斯被将军们吊死，厄扎尔怀疑被投毒，案情至今不明。聪明如埃尔多安，尽管他的主张跟凯末尔南辕北辙，但“国父高悬”是他推行政策的一张护身符。
正义发展党女议员艾迪布·瑟增告诉我：“说我们要背叛凯末尔是个笑话。”她自己不包头巾，西方留学归来，以此说明这个党派虽然有点保守，但绝不是塔利班，远比马来西亚更开放。那是2010年，埃尔多安政府正推行修改宪法的公投，在一系列保护老人、男女平等的条款之中，挟带废除兵变、妇女有权戴头巾等实质更改。埃尔多安可没把军方势力当“笑话”，公投之前突然抓捕两百多名军官。近一百年来，土耳其文职政府第一次收回兵权。
凯末尔像不仅用来护身，埃尔多安还有无法明言的雄心，常常被外国媒体道破：“第二国父”。以这个谜底倒推，凯末尔像、2023、2053、2071，都是同一组密码。
今年再来伊斯坦布尔，我没见到并肩悬挂的埃尔多安和凯末尔。塔克西姆广场上，十三层楼高的埃尔多安注视下，国父雕塑矮了下去。他不再需要别人做护身符了，2002年以来正义发展党在所有选举中立于不败，选票箱不是最无可争辩的合法性来源吗？军队、法院、媒体，都在他“合法的权力”下低头，不需要担忧什么了——除了盖齐公园那些手无寸铁、不知所谓的人。
然而，这么多年来，正义发展党的常胜战绩，是不是也说明，大部分土耳其人并不反感埃尔多安的雄心？相反，是时候欢迎新国父了。
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与凯末尔当年一心脱贫的心境迥然不同。阿德南·曼德列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贯彻工业化、城镇化，土耳其经济起飞。八十年代，图尔古特·厄扎尔改革国有企业，奠定今日土耳其自由市场经济基调。在他突然离世之后，国家陷入十年困顿，过多倚重外资闹出2001年债务危机。在西方工作多年的经济学家凯末尔·德尔维什临危受命，开出改革药方，筹得紧急贷款。一年半后，德尔维什使命完成卸职。正义发展党，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以清廉公正、经济建设为口号，幸运地在2002年接棒执政。德尔维什的改革药方，在2005年全面见效，外资银行回归，土耳其经济开始前所未有的发展。
接下来，埃尔多安执政十余年间，数百万人脱贫。他上台的时候，土耳其人均GDP3500美金，2013年15300美金，增长五倍。土耳其近年 GDP总量排名全球第十五至十七位，埃尔多安在美国讲演时，称他管理着“全球十大经济体之一”。
走在伊斯坦布尔高档商业区，很容易让人忘记，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阿拉伯游客惊叹土耳其的安康，拿不到欧美签证的伊朗人，把这个邻国当作放纵之地。我住的酒店里几乎全是伊朗游客。吃早饭的时候，一对青年男女坐在对面，女友着低胸紧身衣。他们来伊斯坦布尔专程看一场美国摇滚乐队演出。我没听过这个乐队的名字，他们睁大眼睛不敢相信。
2008年金融危机蔓延全球，土耳其安然度过，实现近9%的经济增长，与中国同速。这个事实给了土耳其人空前信心。2010年我在伊斯坦布尔街头采访时，说到加入欧盟路漫漫，不止一个受访者反问：“那个闹危机的欧盟？他们加入我们还差不多！”
历史悲情，或许如缕难绝，但今日土耳其人，因钱包鼓胀涌起一股豪情。
初到伊斯坦布尔，我眼见的第一道风景，是国旗遍地。几乎每条街道，每一个阳台，各种尺寸、新旧不一的国旗四季飘红。在城里任何一处站定，视线内一定出现布的、纸的或鲜花拼成的星月旗。旗帜不是政府发的，大多是人们自己掏钱买的。
很多人向我提起总理的英勇事迹。他在政要巨商云集的瑞士达沃斯年会上，与以色列总统一言不合，拂袖而去，像个骄傲的牧羊人。回国后，受到英雄般的欢迎，红旗铺满机场。一艘土耳其救援船在加沙附近与以色列士兵冲突，九名土耳其人死亡，阿拉伯世界一片崇拜。我采访过当时在船上的奥萨曼·阿帕特雷，他承认自己所属人道救援组织IHH，出发前告知了土耳其政府，也预见到会遭到以军阻拦。就是在那几年，埃尔多安“向东转”的姿态为土耳其带来更多阿拉伯游客，打开更多中东市场。
埃尔多安显然看到遍地红旗里的信号，足够点燃一团民族主义火焰。
叫板以色列，他的个人威信高涨。这位硬汉还对国旗展现过柔情：G20元首合影时，他从地上捡起标明站立位置的小小新月旗，对着镜头仔细折叠，放进上衣口袋。 2009年之后连续三年，正义发展党在地方选举、修宪公投和议会选举中屡战屡胜。
以土耳其标准来说，埃尔多安相貌端正，算不上十分出众，但人们赞赏他的“领袖气质”。四年前，纳吉告诉我，前任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见到美国总统“像犯错的小学生”，而土耳其媒体管埃尔多安叫“那个高大的男人”。纳吉的这种振奋，我是熟悉而有戒心的，但尽量不在他面前流露。纳吉四十来岁，是个热情爽快的人，当时帮了我和同事很多忙。这次重逢，我由衷高兴，却没想到他似乎保持距离。
纳吉的前妻是中国人。分手原因，他说对方不肯生孩子。“我们结婚都十年了，她还是说要先‘奋斗’，晚点再安定下来。”最近他在家族逼婚压力下，跟一名本地女孩成亲。而他自己也认可，不能再找“奋斗不息”的中国人。我似乎有些明白了，接待一名来自中国的女性朋友，也许会惹土耳其妻子不高兴。不过，纳吉的新婚妻子也在学中文，将来好帮他一起在北京开办事处。“我的生意总有办法做。”纳吉一再说自己没有受埃尔多安的气，只是看不惯他为所欲为。纳吉家附近一间私校突然被关，传言跟埃尔多安的政敌有关。“那家学校的学生刚拿了国际数学比赛第一名，说关就关了。”
渡轮徐徐。我搭的不是两小时游客航线，而是本地短途摆渡，上层站人，下层载车。韩国通用、日本丰田很常见，不乏奔驰宝马。纳吉提醒过我留意土耳其人富起来的标志：“十年前，土耳其人在欧洲街头羡慕到处是私家车，现在我们的车比他们的好。”与渡轮航线平行，海底列车刚刚开通。埃尔多安还承诺再建一座跨海大桥。
眼前的土耳其繁荣稳定，比地区绝大部分国家更开放，甚至在“西方的中东代理人”面前硬气，还有什么可抱怨呢？ 2013年盖齐公园抗议，如冷水泼面，任谁都意外。国际媒体立刻转向，言之灼灼，全国抗议也许无法推翻埃尔多安的统治，但注定毁掉他的“总统梦”。对不起，他又赢了。
海鸥鸣叫不断，落日、史诗、红旗，还在我脑海中盘旋，渡轮已把欧洲留在身后，轻抵亚洲。
【三】
艾明在码头等我。这个白皮肤绿眼珠的年轻人，混合伊拉克、叙利亚、车臣多重血统。地理位置决定了土耳其民族复杂多样。一个奥地利朋友介绍我认识艾明，说他去了盖齐公园抗议，或许是我要找的人。我们原本约在一个小餐馆见面，可艾明的妈妈说，正好是斋月，你为什么不带人家到家里吃开斋饭呢。
一栋五层高的居民楼，艾明和父母、妹妹住三楼一间公寓，外婆跟还是单身的舅舅住二楼。现代生活拆散了大家庭，但是有能力的穆斯林还是习惯把全家人安排在一栋楼里。
隔博斯布鲁斯海峡相望，伊斯坦布尔欧洲区更加富裕，亚洲区这几年也热闹起来，房价跟着飞涨。艾明家阳台望下去，是一条商业街，咖啡馆餐馆，霓虹灯五光十色。来的路上，我还看见附近一块地用广告画围起来，画面上是一个新的商务中心。
“这里买楼一定很贵吧？”我问。艾明却说：“十五年前爸爸买的，只能说买对了。”眼见楼下街宽了，灯亮了，十五年来，自己的生活却没有太多改善。
这套公寓有四个房间，二十出头的艾明兄妹各有独立空间，外加客厅和宽大的阳台。“伊斯坦布尔公寓通常只有两到三个房间，”妹妹博拉萨的说明，加重了我的艳羡之情。这家有两部小汽车。“其中一辆是我爸爸公司的，”艾明提高嗓门，似乎有必要说明，家里买不起两部车。我一再追问，国家经济大好对他家的影响，兄妹俩连连摇头，仿佛承认了分享其中好处，是件羞耻的事情。“应该这么说，我们的收入提高了，消费也增加了，整体上没觉得家庭变得更富有。”爸爸打圆场。家里的装修确实朴素，毫无炫目新颖之处。客厅电视机旁裱起来的书法“安拉”（真主）很显眼。我进门的时候，爸爸正在客厅角落跪地礼拜。
艾明的阿姨姨夫，带着三个儿子，从土耳其东部尚勒乌尔法来小住。那里靠近叙利亚，“夏天太热了”。十岁的表弟骑着玩具自行车转圈，体恤上印着New York，时不时冲我表演几句英文。外婆正制作传统食品：cigkofte。这种小吃的历史据说追溯到先知亚伯拉罕时代。切得极碎的洋葱、辣椒、香料、西红柿、薄荷叶，混上完全没有肥肉的牛肉末。外婆用杵捣了一个小时才告成。
好客的气氛一下子让我放松下来。我已经独自旅行了十多天，突然被一个盛情满溢的大家庭收留，真想好好吃顿饭，不用讨论什么抗议或是选举。
“开饭啦！”表弟喊了一嗓子。开斋宣礼声隐约传来，并不像我在中东听惯的那样响彻全城。伊斯坦布尔的斋月跟平时没太大分别，白天餐馆照开，只是晚上的家庭聚会更隆重。
阳台上支起长桌。一家人按男女分了两头。我被安排在分界线上——艾明和妹妹两位翻译中间，爸爸对面。男人们负责跟外人聊天，女人们保持我的餐盘不空。cigkofte裹进生菜叶子，或者涂在大饼上，微辣喷香。主菜是节瓜炖牛肉。每道菜上来，女人们都等着我送进嘴之后的反应。我不断冲着外婆和妈妈的方向打手势表示“好吃”。
话题很快转到我的来意。我担心打搅吃饭气氛，没想到艾明一家根本不介意，不断大声提到“埃尔多安”“盖齐公园”，也不担心邻居会听见。
妹妹博拉萨提起这位大人物气得发抖，“罪行”罄竹难书：规劝女人至少要生三个孩子，不要堕胎，不要因为上学而推迟结婚，不准男女生混住宿舍，不准公开接吻，叫一名足球运动员洗掉纹身，还规定土耳其人应该吃全麦面包而不是白面包。有段时间还关了博拉萨常常泡在上面的Twitter和YouTube，说社交媒体传播谣言。“他像个黑社会老大，”博拉萨总结。土耳其本地媒体受审查，互联网却不封，年轻人一般在国际平台上沟通。
“午夜十二点以后不准卖酒，”艾明补充，他说自己并不嗜酒，但是政府“凭什么样样都管”。我们的餐桌上没有酒。对待酒精的态度，常可一窥穆斯林国家的世俗化程度。
外婆从老花镜背后看着，一摊手说了句什么。艾明指指外婆：“她是埃尔多安的超级粉丝。她说，埃尔多安盖了大楼，修了地铁，干了很多好事。”跟外婆列举的“好事”相比，艾明和妹妹提到的似乎都是些“小事”，但他们的愤怒显然比外婆的满意来得具体，来得猛烈。
艾明一边飞速翻译，一边跟外婆急促争论，“她根本不愿知道真相。”网上流传着埃尔多安的贪腐证据：11分钟的手机窃听录音。电话里，埃尔多安焦急通知他的儿子比拉拉，警察正前往几名部长和商人的家（一一点名）搜查，叫儿子做好准备。录音后段，比拉拉提到还剩“3000万欧元现金”没有转移走。
录音的真实性从来没有获得证实。埃尔多安反攻，说录音是合成的。这件事并没有拿到土耳其法庭裁决。事实上，这位总理随即撤换一大批警察和法官，还要修改警方办案程序。他曾经说土耳其经济成功的基础在于“反腐”，如今他把一切关于自己以及亲信圈子爆出的腐败丑闻，归结为“海外势力作乱”——长期生活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土耳其裔伊玛目。费特胡拉.居伦和他带有神秘性质的组织“Hizmat（服务）”曾经在正义发展党与军方的权斗中助力，在竞选中撑场，但这些年对埃尔多安的内政外交不满，盟友反目。居伦否认自己跟土耳其的事情有任何牵连。但众所周知，他的组织在警方司法和媒体中很有势力。
艾明走向盖齐公园抗议，是被政府的粗暴镇压激怒了。埃尔多安对个人生活的种种限制累积了愤懑，武力回应和平示威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怀着怨气，终要冲冠一怒。
艾明大学毕业时打定主意，不在政府系统工作，“因为没有‘关系’，”他说，在国家部委或国营企业找份好工作，首先要在复杂的资格考试中获得高分。但他认识一些“不知道怎么可能考及格”的同龄人，捧到金饭碗。“‘背景’比能力更重要，进去之后也要凭关系上去。”所以他选择留在民营企业——爸爸工作的医药公司。
“国家富裕了，但钱都到了执政党口袋里。”艾明抱怨正义发展党的“关系网”把持经济利益。眼下他打算跟几个朋友创业，做电信数据服务，尽管这跟他的化工专业不搭界。土耳其电信被国营资本和大财团垄断，我小心翼翼问艾明，涉足这个领域是不是得“认识什么人”？他难为情地笑了：“哈哈，当然。”他的“关系”来自反对党。我也笑了，人们跟“关系”的关系常常很复杂。
父亲一开始反对艾明去公园，拗不过，就跟儿子去了。他给我看手机拍摄的视频。
时间是2013年6月9日。与警方的第一轮冲突过后，抗议者铁了心不走，警察退到外围对峙，现场出现几周平静期，盖齐成了自由表达的乐园。
视频中一片红旗海洋。公园里挤满了人，但没人发表宣言。时不时响起掌声，欢迎新人和新的团体加入。抗议者没有特定的“主义”，人们扛着国旗出来，表达对未来的担忧。埃尔多安的红旗是跃动的民族主义火焰，盖齐公园红旗则是一片丹心。
我在埃及也见过这样的情景。运动一开始，并没有领袖，个体站出来表达非常具体的不满。土耳其专业舞蹈演员埃德姆·京迪茲的“静默抗议”最能表现这个特点。他突然出现在塔克西姆广场，不言不语一动不动站了六小时。一开始人们当是玩笑，明白之后越来越多人站出来，警察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京迪茲事后对媒体说，他没打算启发其他人跟随，只想代表自己，一个人的诉求。但盖齐的抗议终究启发了全国，此后一年间，350万土耳其人在不同城市走上街头。
画面中看不到武器。土耳其官方媒体也没有说过抗议者有任何武装。反倒是国际间评论，谴责土耳其警方“过度使用武力”。示威期间，我曾给安卡拉的中国朋友打电话，对方说：“很安全啊，晚饭过后大家敲着锅碗瓢盆出来，当是散步，然后各回各家。”
艾明的父亲蓄小胡子，深肤色，笑容真诚。他在一家制药厂工作了三十多年，当上地区经理。跟艾明的母亲是尚勒乌尔法同乡，后来到伊斯坦布尔上大学，在这个经济中心扎下根来。今天他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两个孩子都送到最好的私立学校念书。关于埃尔多安，他最担心他的权力不正当扩张。医药公司分明是民营，却也难免压力，这几年招聘新人，多考虑录用亲正义发展党的人士，“这些人得了好处，到头来又会投票给他”。
父亲说话平和。他认为每个家庭成员的看法因记忆而不同。68岁的外婆经历过土耳其最动荡的时期：上世纪九十年代库尔德人四处制造恐怖袭击，二十多年来造成4万人死亡。七八十年代，土耳其左右两派政党争权，街头每天发生劫掠、烧杀。自凯末尔的政党1950年输掉选举以来，土耳其一直由不同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经营，分分合合风波不止，直到正义发展党拿下议会半数以上席位，一党包揽政府，才稳定下来。外婆这般年纪的人，自然珍惜这十来年的好日子。
这让我想起，母亲是土耳其人的英国女记者阿勒夫·斯科特写过一个细节：今天伊斯坦布尔治安很好，但土耳其人对“乱”的恐惧根深蒂固。她看见房东执意把木制百叶窗换成铝合金的，忍不住笑出来，“好像夏天裹着棉被”。但是只有经历过动荡的人，才能理解这份恐惧。
父亲亲见1980年政变，确切来说，是军队镇压学生反政府行动。传言数万名大学生惨死，但这在土耳其仍是个禁忌话题，确切数字不详。所以当艾明走向盖齐公园，父亲就知道政府不会忌惮动武，跟上去保护儿子，却终究没有让女儿去现场。博拉萨到现在都生爸爸的气。
艾明和妹妹打记事起，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埃尔多安时代。他们经历的土耳其，既没有乱过，也没有穷过，通过卫星频道互联网络，他们的生活跟欧洲年轻人零距离。艾明几个月后要去奥地利，跟我的那位朋友周游。2001年经济危机只是小插曲，博拉萨说“根本不记得”。她无法感念埃尔多安的好处，只讨厌他侵犯“个人自由”——比照欧洲各国，一个政府搞好经济不是理所应当吗？“这个老家伙怎么不明白，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如果说埃尔多安开创了富强的土耳其，他却认不出富强起来的土耳其人。
外婆隔上一段时间，插播一句“埃尔多安是好的”，像交响乐团里定时敲响的三角铃。她认定埃尔多安“有功”，艾明兄妹反说 “有过”，功过能不能相抵？
舅舅一直在听我们讲话，他用一个流行的笑话回答：夜里有贼入室，夫妻惊醒。丈夫说要过去抓贼，妻子偷偷一看，贼人虽然撬开柜子拿钱，但居然顺手把桌子擦了：“至少还帮我们做了事，就由他们去吧。”
怕我听了更加困惑，舅舅说，这个笑话的意思，不是土耳其人容许腐败，而是批评执政党的小偷逻辑。他在一家酒店式公寓打杂，强调自己“在英国呆过一年”，本该有更好的发展。埃尔多安政府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回国后换了好几份工作。外婆出声怪舅舅自己不安分，到现在也结不上婚，这账不能算到政府头上。
来自东部农村的姨夫不怎么说话。他脸庞黝黑透红，身材微胖，种棉花为生。棉花是尚勒乌尔法最主要的经济作物。问老家情况怎么样，他鼻子里“哼”出声。桌上的人笑称他是全省“最愤怒的人”。
自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政府有意修一条水渠，引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河水，改善东南安纳托利亚地区灌溉，缩小全国贫富差距。但是多年来经费不足、局势动荡，水渠无法贯通，直到埃尔多安接棒，终告完成。官方网站称这项耗资320亿美元的工程，是“全世界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一”。水渠蜿蜒流经九省，包括尚勒乌尔法，却偏偏没有淌过姨夫的棉花地。
像他这样“被遗漏”的农民不在少数。正义发展党说水渠“全面提升当地纺织业”，棉花农直骂是“谎言”。尚勒乌尔法宗教气氛浓郁，又是土耳其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多年来是正义发展党票仓。姨夫承认这些年当地经济也有进步，甚至出现了豪华汽车——但亲近执政党的农民更能得到“好处”。“我都见过，我身边就有。”他又哼了一声。
姨夫和阿姨每次来伊斯坦布尔都不愿四处转，他们觉得伊斯坦布尔太大太吵，哪里也不想去。
妈妈端上水果，煮了红茶分甜点。又拿来披巾问我冷不冷。“她是个母亲，”艾明重音放在“母亲”上，意思是他的妈妈符合所有关于“母亲”的温暖定义。兄妹俩都像极了妈妈，皮肤白皙，脸庞圆润。楼下商业街的霓虹灯，在阳台墙上投射各种颜色。夜风渐凉，我们挪进屋里看电视。
这一家三代女性的装束反差极大：外婆黑头巾褐色罩袍，在自己的孩子面前都包起头发。她的外孙女、艾明的妹妹背心牛仔短裤，十分清凉，金色发丝洒落肩头。妈妈穿一套湖蓝色连衣裙，扎马尾，出入不包头。老家来的姐姐，深蓝色头巾，牛仔衬衣袖长松身，深蓝色长裙拖地，遮得严严实实。姐姐并不加入我们的对话，自顾在手机上玩Facebook，忽然笑着给艾明的妈妈看，一个关于婆媳的笑话。
“土耳其家庭就是这样，什么都有，什么都可以共存。”父亲听我问起装束差异，颇为骄傲地说。
土耳其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了人们对命运的不同选择。即便是一家人，有的到大城市发展，有的留在农村。整个国家在进步，不同人群的物质差异在缩小，但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的差异并没有消失，当他们见面时，这种差异就更明显。
我决定把艾明的阿姨拉进谈话中。“您怎么看盖齐公园的抗议？”阿姨停下手机，小声对大家说了句什么。妹妹翻译：“她说，你可真会问问题。”我也没想到，这句话挑起了更大的家庭争执。
“我不知道有这回事，也没见过，根本就不存在。”阿姨说。
“你难道不看电视吗？”爸爸突然有些生气，他的亲身参与，对艾明的阿姨来说，竟然没有发生过，“土耳其官媒不报，CNN土耳其频道不是24小时直播现场吗？”
“那都是编的吧，”姨夫说。这句话触痛了爸爸，一敲沙发扶手，“你没看怎么就说是假的呢？”示威期间，土耳其广电最高委员会关闭了所有播出抗议画面的媒体。博萨拉小声告诉我，姨夫住的村里没什么人看卫星电视。
妈妈终于加入，正视自己的姐姐：“我去了现场，那就是一群孩子，跟我的孩子一样，可是我们的政府怎么对待他们？你觉得我们都是恐怖分子吗？”
我感到尴尬，赶紧转移话题，问阿姨是否爱戴埃尔多安。阿姨说，她的看法不必跟从丈夫——从来没有一届政府，像埃尔多安那样关心偏远地区：给长者发补助金，给婴儿送免费奶粉，连教科书都免费。
二十年前，她自己准备上大学的时候，政府规定在校园里不准戴头巾。公共场合不戴头巾，对她来说近乎赤裸。在大学与头巾之间，她选择了安全感。是埃尔多安废除了凯末尔以来的头巾禁令，妇女可以自由选择。她感慨，要是自己上学的时候就赶上埃尔多安执政，命运早已不同。
“您这次准会投票给他了？”
“以前会，但这次不。”阿姨的回答出人意料。
尚勒乌尔法住着大量库尔德人。埃尔多安为了在议会通过提案，赋予总统更多权力，着意拉拢有33个席位的库尔德人党。阿姨听到村里传言，秘密谈判正在进行，她担心埃尔多安会用权力做交易，把尚勒乌尔法划入库尔德自治区。“下次你来玩，我家可能就变成库尔德斯坦了（部分库尔德人要求建立的国家）。”
选票箱里博输赢的政党，常常抓牢，乃至扩大人群间的差异。本来这种差异有可能缩小——在艾明家里，所谓“世俗者”并没有割裂传统与信仰，外表上的“保守宗教人士”，也不是来自中世纪，土耳其人大多温和包容——但是政党往往高举 “敬神”或者“爱国”大旗分化选民——埃尔多安就号召“培养信仰纯洁的下一代”。不过，与此同时，大旗之下，人们也在选票箱里做出自己的判断。
“埃尔多安！”土耳其官方电视新闻上，出现了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人。距离总统选举投票还有十多天，埃尔多安在议会宣布，送给索马矿难死难者家属每户两套住房。
索马，是埃尔多安失去传统支持者的又一例证。安纳托利亚西部山区，也是正义发展党多年耕耘的票仓。两个月前一口矿井坍塌，301人死亡。埃尔多安在保镖簇拥下去现场，在那样悲痛的时刻，他竟然说“矿井就是会死人的”。
矿工们愤怒了，有人冲上去抗议，被保镖按住，埃尔多安的秘书还飞脚踹上去，被记者拍下来。天空电视台自由撰稿人伊西尔·西里尤斯当时在现场。她采访了那个被踹的矿工。工人说自己没想冲出去，是后面人群骚动，把他挤了出去。
怒火不仅仅因为埃尔多安一句话。伊西尔告诉我，在政府主导的私有化浪潮中，这家国有煤矿前几年承包给私人经营。新业主不断提高产量，但工人工资维持原有低水平。安全帽是五年前的技术，不能给氧，只能过滤尘土。井下甚至没有避难所。一个矿工指着自己脏兮兮的T恤衫说，他工作了十二年，只有身上的衣服，他在反对派报纸上看到，埃尔多安的儿子有好几艘游艇。“我不指望比拉拉到这里劳动，但至少他们得体会我们的生活。”
总统选举前，伊西尔再去索马，发现分给索马矿工家属“两套房子”，只是“安抚情绪”，忘记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井下安全。伊西尔告诉我，索马的家属对分房很不满意，因为失去亲人的家庭住在同一栋楼里十分尴尬，但政府规定两套房子只能用来住，不能卖出去。分房之后的事情，执政党不管了，他们只负责用利益交换选票。后来总统选举中，埃尔多安在索马得票没有超过半数。
盖齐抗议和索马矿难是埃尔多安经济华服下面，露出的两只赤脚。公园抗议者要求自由，抱怨分配不公，而那些矿工，根本就觉得自己是经济大潮淘下来的沙子。没有人仅仅因为GDP的增长而满意。埃尔多安在选举虽然得票52%，但低于预期的70%。
（未完待续）
关于作者
周轶君，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资深战地记者，长期从事中东及国际热点地区报道。现任凤凰卫视时事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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