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蔚冈：汽车限购限行，谁受损谁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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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小汽车数量的增加，交通拥堵时间似乎也随之增加。交通拥堵增加之后，人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是不是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鼓励更多的市民通过公共交通出行，这样城市里的拥堵会少一些？
当然，还有很多人认为，仅仅大力发展公交还不够，应该在发展公共交通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小汽车，也就是私家车的出行，只有双管齐下才能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这样的论调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尤其是被那些深受交通困扰的城市所接受，并且已经采取了不少措施。在这方面北京毫无疑问是集大成者，首先是严格控制机动车数量，从2010年12月23日起，北京就开始通过摇号制度来发放机动车牌照。
以2015年为例，北京市小客车指标额度为15万个，其中普通指标12万个、示范应用新能源指标3万个。此外，北京还对非北京车牌发放进京证，只有获得进京证之后才能进入北京六环以内；其次是限制小汽车行驶，通过尾号限行的方式限制小汽车的出行，让每一辆机动车每周都要停驶一天。
限牌的逻辑非常简单，那就是通过控制机动车降低在路面行驶的机动车数量，从而提高路面通行速度。早在北京公布《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时，就有专家对北京市政府的举动做了种种善意的解读，认为这是改善交通的好主意。因为“每增加一辆车，对整个交通系统都是一个大的冲击。拥堵已经使得汽车的油耗增加，小汽车长时间低速运行，单车的污染在增加，造成整个交通系统的效率降低、能源消耗上升”。
但是这样的限牌和限行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从高德地图的数据显示，北京依然是全国交通拥堵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根据高德导航的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在过去的2014年中，北京在中国最拥堵的城市都名列三甲。如果这个数据没有差错的话，那么只能说北京过去为解决交通问题所做的各种举措是失败的。
当然，很多人会说这样来评价北京的机动车限牌和限行效果有失公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北京目前小汽车的存量非常巨大。统计数据显示，从2001年至2010年间，北京机动车保有量从169.8万辆增长到480.9万辆，其中2009年就增加了将近80万辆。也正是如此，有人说，如果在2010年北京不实施各种对小汽车的限制措施，情况只能更加糟糕。
但更多的车辆就必然导致更多的交通拥堵吗？那倒未必。一个可供比较的对象是日本东京。东京都面积是2155平方公里，只相当于北京总面积的八分之一。但东京的机动车保有量超过800万辆，而北京则是超过500万辆。东京并没有各种限牌和尾号限行措施，但是在东京和北京生活过的人都认为，东京的路面交通状况要明显好于北京，更不要说空气质量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
之所以以东京为例，并不是想说东京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来治理交通。我只是想说，除了限购和限行的数量型控制之外，还有很多手段可以使用。当然，本文并不想在此纠缠，因为在这方面国内的文章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毫不为过。我只是想问，目前各个城市推行的限购和限行，其受益方和受损方到底是谁？
受损的当然是那些想买车却不能的群体。据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于2月25日发布的《关于2015年第1期小客车指标申请审核结果和摇号工作有关事项的通告》，截止到2015年2月8日24时，普通小客车指标申请个人共有2274747个有效编码（根据个人摇号阶梯中签率相关规定，本期个人摇号基数序号总数为3020307个），本期将随机摇出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18406个，中签比例约为164：1，如果按照这个概率，一个普通人只有经过13.66年之后才能够摇中一次。
那么，谁从限牌政策中受益？首先是目前的有车一族。由于数量管制，使得目前的车牌身价倍增，据说北京当时凑巧囤了几辆车的车主每年通过将手头的车牌出租就可以获得不菲的收益，而这个收益在那些不实施车牌限制的城市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从现在来看，这个收益是只多不少。
同时，相关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会从这个数量管制中受益，并且颇为可观。就在2月25日，很多媒体披露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长宋建国受贿案，而他涉嫌受贿事项均与其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期间为谭峰等相关个人和单位办理“京A”机动车号牌及其他请托事项有关。
据报道，宋建国涉嫌受贿金额达2300余万元，宋建国利用职权为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个人办理“京A”机动车号牌。无独有偶，就在春节前夕，媒体报道了北京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原副所长宋海燕因为受贿罪而被判刑10年，原因也是为他人办理京A车牌。
最后，那些拥有公车的负责人也不受这个限牌政策影响。尽管实施了限牌和尾号限行，但是北京各大机构的负责人并不会因此转乘地铁或者是搭乘公交车，他们的出行永远有专车接送。
如果以上的推论成立，那么我们不妨下这么一个简单粗暴的结论：严格控制小汽车数量，实际上是控制了后来者的出行，而这个后来者往往是普通居民占绝大多数；那些早已经买了小汽车的人是这个政策的积极拥护者。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有限牌和限行，对于那些有特殊能力的人，这完全没用——因为总有类似宋建国和宋海燕这样的人为他们办理车牌。
于是，这个严格控制小汽车数量的政策，最终就变成了控制普通居民的汽车梦，控制了他们的选择自由。事实上，历史上所有只控数量不控价格的数量管制都是如此，只能限制普通居民的自由，但是权势者却有另外的路径，这并非车牌控制独有的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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