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人物论 | 韩福东：申纪兰与男女同工同酬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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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纪兰似乎成了检验“爱国者”的一道标尺。在今年两会期间，环球时报微信公号刊发文章，称这位资格最老的全国人大代表，曾带头倡导“男女同工同酬”，使之很快在全国普及起来，并终于在1954年写入了新中国《宪法》。作者科斯塔说：看了这些，你还会黑申纪兰这位老人么？
科斯塔一定是搞错了，1954年的中国宪法，并没有写“男女同工同酬”，1978年宪法才有。但1954年宪法第九十六条确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亦可被视为涵括“男女同工同酬”的表述。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1954年之前，申纪兰所参与倡导的“男女同工同酬”具体所指为何？不厘清这一点，所有的讨论都将失准。科斯塔在文章中对比中美两国的状况说：
原来，在被国内一些人称为‘民主灯塔’的美国，好莱坞男演员的酬劳竟一直远高于女演员。虽然美国1963年起颁布了男女同工同酬法案，可直到今天，‘男女同工同酬’离很多美国人还很远。然而，在60多年前的中国山村，一位一些人可能很看不起的农村妇女，却已经改变了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她，就是申纪兰。
60多年前，申纪兰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按照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陕西省平顺县西沟村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在1951年冬天成立，到1952年，生产的范围和份量比过去任何一年都扩大了。如果不发动占全社半数以上（全社男劳力22个，女劳力24个）的妇女参加主要劳动，增产计划就不能完成。在这种情况下，1952年春天，社务委员会决定让副社长申纪兰去发动妇女参加农业主要劳动。
这里很明白表述出要妇女参加劳动的初衷：为了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生产出更多粮食的目的是什么，从第二年统购统销的执行情况看，更多是为了把粮食低价卖给国家。
但是男女参加田间劳动，同样时间干的活却差很大，所以在西沟村一开始男人一天的工分是十分，女人砍半，只给五分。
锄了三天麦，妇女们每天所得的工票还是“老五分”。大家都不愿上地了，说还不如在家里做鞋底。纪兰向社里提出这个意见，男社员都不同意加分，说：‘刚领导你们学技术，就来要工票，我们劳动了几十年，也不过十分呀！’纪兰十分为难，又去找党支部。宋金山说：“党是重视这个问题的。你们要再做出成绩来，社员们这种思想就能扭转。”纪兰又去动员妇女。结果有几个妇女仍然上了地。
《人民日报》当年的报道这样说。
其实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男社员的思想转变，而是在申纪兰的领导下，将女社员当男社员用。举个例子，春播快开始了，需要把成堆的粪往整块地上匀。原来是男人担粪匀粪，妇女用铣往粪箕里装粪。一个妇女供应两个男人。照规定妇女装一天粪七分工，男人挑、匀一天十分工。这样计酬很难说不合理，毕竟装粪比挑粪要轻松。但按照当时的理解，这样不符合男女同工同酬，都干一天活，为什么男人要比女人多三工分？
社会主义国家要男女平等。干了一天后，申纪兰领导妇女们，要求和男人一样挑粪匀粪。男人说匀粪要有技术。妇女们就提议男女分开来比一比。社里答应了，给同样多的男人和女人分了同样多的地。女社员学了匀粪的技术后，男女同时在一个山梁上匀粪。男人休息了，妇女不休息。结果妇女的粪都匀完了，有的男人还没匀完。
这一来，连最反对同工同酬的男社员也说：“应该提高妇女的底分了。”社务委员会从此取消了妇女只顶老五分的决议，按照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重新评定了妇女的底分。申纪兰等人被评为十分，李二妞等社员则评为七分。因为男女同工不同酬而不肯上地的六七个妇女，这时也都上地了。62岁的老太婆王招根也要参加担粪。
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女社员靠不休息，干了与男社员相同的活。虽然工分增加了，但她们其实多付出了很多劳动。原来只赚五工分的时候，还不如在家做鞋底搞点副业。赚到七或十公分，可能比做鞋底收入略高，但工作量大了不止一倍吧。女社员们不会算这个账么？
62岁的老太婆担粪，怎样达到与男人相同的工作量？她为什么不在家做鞋底呢？
当时的政策取向很清楚，就是鼓励尽量多的女人参加劳动，生产更多的粮食。政府一方面以低于实际价值的农产品价格征粮，另一方面将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出售，想要以这种“剪刀差”的盘剥方式，获得更大的国库红利，就只有让更多的农村妇女投入到劳动中来。在男女同工同酬的号召之外，还有奖励“劳动模范”的诱饵，短期内，女社员似乎出现比以往更大的经济和政治收益。
组织上最初也有些温情的关爱在里面。譬如为了保证妇女身体健康，男社员们又提出给每个妇女买两条月经带。社章上增加了一条规定：妇女月经期间五天不上地。社里又给妇女准备好了新法接产箱。妇女们觉得，她们在家庭的地位完全改变了。
但很快，她们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归路。她们不仅忙家务，还被要求和男人干一样多的农活。1954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申纪兰的来信（霍贵书、吴金山代笔）：去年一年来，我们全社四十四个妇女除了做家务劳动外，都还参加了农业小组，做了一千六百个劳动日，占全社总劳动日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七（全社仅有二十四个女劳力，这似乎意味着有二十个未成年或老人也参加了劳动）。去年我社虽然遭到旱灾，但庄稼还能得到较高的产量，副业生产收入也能超过一九五二年两倍；妇女积极参加劳动起了很大作用。社里在荒山播种树籽362亩，大部是妇女做的。
这封信里没有提到的是，刚刚过去的1953年，有七户社员想要退社，其中一个叫路文全的社员，全家给合作社干了一年，还倒欠180斤粮食和二十多元钱，他妻子为此跳井。申纪兰的威信也受到挑战，有人说她不参加劳动却拿那么多奖金，要求算账。
（1953年，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模范军属申纪兰在长治专署首届优抚模范代表会议上作报告。）
这些人在1955年都被申纪兰等人打为反革命，他们间具体孰是孰非，不是本文讨论的目的。申纪兰1953年对在劳动战线上所作的斗争时的总结，在此仍是有效的：“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让妇女多劳动是解放妇女，地位的提升则要靠和一切反革命进行斗争。
争取男女同工同酬，是当时的全国一盘棋，并非申纪兰所在的合作社独有，但她确实做成了全国的典型。同样是全国现象的是，到了大跃进时期，农村的境遇更差，男女在高强度劳动的战车上欲罢不能，饿死累死了很多人。月经期休息自然是和男女平等相悖逆的，当时树立的铁娘子形象，都是战天斗地不被大姨妈所拖累的传奇，女社员要效仿的。
申纪兰所领导的西沟村，当然也饱受磨难。当时所谓的“男女同工同酬”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权利平等其实毫无对应之处，因为女社员并无选择不劳动的权利，它因此也丧失了正向的平等意义。和好莱坞曾经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歧视比起来，西沟村和彼时中国男女同工同酬的实践，其实要残酷太多。
申纪兰的这一段历史，从来没有被她本人正面回应过。科斯塔拿此说事，以反驳那些所谓“黑”申纪兰的人，却一不小心，让自己变成了高级黑。
爱国，首先让我们爱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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