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曾轰动伦敦的孙中山绑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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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被囚清使馆
1895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发动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美国。1896年9月30日，他辗转来到英国，去看望在香港西医书院学医时的老师康德黎和孟生博士。没想到，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策划了一个阴谋，将孙扣进公使馆，囚禁在四楼的一个小房间里，然后打算包艘轮船，偷运回中国处死，此事成为轰动伦敦的重大新闻，在英国政府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使馆被迫放人。孙中山将其经历写成《伦敦被难记》。这段传奇故事，也使他成为享誉英伦的著名革命家。
孙中山不知道的是，他从利物浦上岸后，公使馆英籍参赞马格里爵士就聘请司赖特侦探事务所的侦探盯梢他。他的登岸时间，乘坐的出租马车车号，居住的旅馆，乃至后来的行动规律，使馆都源源得到情报，直至孙中山被他们绑架到手方才停止。
10月11日，孙中山被囚禁后，一直设法说服英籍管家和仆人去向康德黎老师求救。17日夜间11时，已经上床的康德黎听到了门铃声，他在房门口拾到一封塞进来的短信：
您有一位朋友自上星期日起，一直被囚于清使馆内。他们想把他送回中国。到那里肯定要绞死他。这可怜的人够悲惨的了。如果不想办法救他，他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被送走。我不敢在信上签名，但我说的是真话，请相信我。不管您想什么办法，最要紧的是马上行动，要不然就来不及了。我想他的名字叫孙逸仙。
这封信是使馆女管家郝维太太悄悄送来的。康德黎立即披衣出门，他想到马格里参赞家就在附近，于是先去哈利街3号寻找马格里询问——康德黎认为，作为英国人，马格里不会容忍在伦敦出现这种暴行。但马格里不在家。康德黎旋去玛丽庞分区警察局报警，基层警官对于这样一个涉外绑架案不知如何处置。康德黎又赶往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再次报警，警方记录的证词时间是18日零时30分。探长表示，他们无法对外国使馆采取行动。康德黎担心使馆会连夜转移孙中山，就赶回中国使馆所在的波特兰大街，在那里守候到天亮。
翌日是礼拜天，使馆仆人乔治·柯尔送来孙中山写在自己名片背后的亲笔求救信。康德黎找他在香港的同事孟生医生商量，两人共同前往苏格兰场询问凌晨报警处理的情况，获知当班探长将报警人当成酒鬼或者疯子，康德黎再次说明原委。然后他俩又去英国外交部反映。
回来路上，孟生担心孙中山会出意外，决定亲自去清使馆询问，让他们知道，扣押孙中山的事情已被外界发觉。接待他的使馆翻译邓廷铿装傻，不承认有人被扣留。到了晚间，康德黎设法雇了个酒店守夜人帮他在使馆对面站岗，而他未料到，这个挣外快的守夜人，其实是司赖特事务所的另一位侦探。星期一（19日）早上，康德黎又亲自赶往司赖特事务所，正式雇佣侦探日夜监视使馆，而司赖特还将康德黎的这笔委托向马格里泄密，整个事件充满惊险和传奇。
出了侦探所，康德黎去《泰晤士报》爆料，报社不信这个新闻。他又去外交部查询进展，并补充作了书面陈述。傍晚，康德黎又据柯尔送来孙中山新的求救信，向外交部递交了补充材料，揭发马格里参与了绑架，“今晚他的房门口加了双哨，马格里爵士对所有使馆仆人说，无论是谁来访，他都不见。”
历史学家黄宇和通过查阅档案获悉，那天中午英国外交部即开始联系内政部并征求苏格兰场的意见。下午，乔佛斯探长找柯尔取证。玛丽庞分区警察局奉命派出六名便衣分三班监视使馆，以防孙被转移。所以，街口出现了警察和私家侦探共同值守的奇特景象。20日上午，乔佛斯去康德黎家，告知警方已经开始行动。康德黎撤回了他委托的侦探，并提供孙中山的照片，以便警方辨识。警方还向格兰轮船公司调查，获知使馆曾就载运一名精神病患者回国一事与他们联系过。柯尔建议晚上他帮助孙中山攀爬至邻家屋顶，请警方联系邻居予以接应。但警方认为无需如此，保证近期会让孙中山堂堂正正走出使馆大门。
22日，乔佛斯探长带康德黎和孟生去老贝利（即英国中央刑事法庭）申请施行于清使馆的人权保护令没有成功，原因是法官怀疑向外国使馆发命令或传票是否合适。他认为应当动用外交压力要求使馆做出解释， 并在调查完成前不得转移被囚之人。内政大臣里地利爵士立即咨文外交大臣沙士勃雷侯爵，请外交部采取措施使得孙中山获释。当晚7时，外交部常务次官山德森爵士召见马格里，马格里承认确有其事，但须向北京请示才能确定是否放人。他答应将此问话禀告公使大人。晚上9时50分，英国外交部又向清使馆发出照会：
兹接内政大臣咨文，谓收到两名居住伦敦有名望的医生的证词，宣誓证明近几日来，一名居住在葛兰法学院坊名叫孙逸仙的人，被强行拘留并禁闭在清使馆内。英国政府认为将此人强行拘留与清使馆，实为违反英国法律的行为，不得不受外交豁免权保护，而且是对外交豁免权的滥用。因此。我方要求立即将孙逸仙释放。
这天晚间，《环球报》听到消息，加印号外将此事披露出来，引起轰动。各家媒体记者和市民包围清使馆，要求放人。翌日，这个新闻成为伦敦各报竞相报导的热门话题。记者各显神通，有采访康德黎的，有采访中国使馆的，甚至采访孙中山临时寓所的房东太太。
23日下午，英国外交部再次召见马格里，询问昨晚照会的落实情况。并告知如果使馆拒绝放人，英国将要求清政府将召回龚照瑗公使。在各方强大压力下，清使馆被迫在傍晚5时释放扣押了十三天的孙中山。
孙中山蒙难纪念室
孙中山被囚之处，就在波特兰大街49号。此时距曾纪泽租借下这一馆舍，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九年。1933年国民政府驻英使馆把当年囚禁孙中山的小屋辟作纪念室。1937年孔祥熙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还在纪念室安放了孙中山半身铜像。
（图：中国使馆内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铜牌）
熊向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中回忆，到1962年他担任中国驻英代办时，波特兰大街馆舍因年久失修，多处砖木腐朽，渐成危房。代办处人员增加，馆舍亦不敷应用，约三分之一的人员另租房屋办公住宿，租金昂贵，工作不便，便想拆除重建，费用约需70万英镑。但按当地规定，波特兰大街任何房屋重建后均须保持原来外观和高度，则建筑面积难以增加，解决不了集中办公住宿的问题。故欲出售馆舍，得款另买面积较大地皮，建造新楼。方案报外交部后，因国家经济困难，迟未得复。
1963年秋，熊向晖回国休假。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他提到重建馆舍事。总理问：“孙中山先生在伦敦蒙难，是不是被关在这个地方?” 熊向总理简要汇报了孙中山蒙难故事和纪念室的情况。
总理问：“现在还有没有华侨去参观? ”
熊向晖说：“经常有华侨，还有外国人要求参观。那间房子可能随时倒塌，通过的楼梯弯弯曲曲，很陡很窄，木板摇摇晃晃，不小心就会出危险。除了特殊情况，一般不让人进去。”
总理说：“你们给外交部的报告，要求出售波特兰街的房子，并没有提那里还有孙先生的蒙难室。要是今天不问你，我还不知道。那所房子该不该出售，首先要从政治上考虑。1956年，毛主席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这篇文章里，主席说，孙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主席列举了孙先生的丰功伟绩，赞扬他既有宏伟的气魄，又很谦虚，不但注意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情况，还注意研究外国情况。主席指出，孙先生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耗费了毕生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言而喻，孙先生蒙难的地方是重要的历史遗迹。连国民党也知道应该设立孙先生蒙难室，许多华侨和外国人要求参观，而你们居然要卖掉。幸亏今天问了你，要不然同意卖掉，怎么对得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怎么向崇敬孙先生的华侨和外国朋友交代?怎么向继承孙先生革命事业的中国人民交代?怎么向历史交代？”
总理还说：“像这样的事，不应该单从经济问题考虑。把孙先生蒙难的地方卖掉、毁掉，将来再花多少钱也恢复不了。现在就可以决定，波特兰街的房子不许出售，就在那里按原来的外观和高度重新建造。房子不够用，另外想办法。国家经济虽然有困难，为了纪念孙先生，这笔钱不能省。我派一位有经验的建筑师到伦敦实地考察，回来设计。要在原来的位置，重建孙先生蒙难室，必须保持原样。既然重建，当然要很坚固，但是原样都不变，比如原来插着铁条的窗口，就不要改成玻璃窗。不保持原样，搞得很漂亮，就失去纪念意义，就没有教育作用。将来要把原来的木匾和铜像照样摆进去，房子内原来的陈设，不增加，不减少。保护历史文物就应这样。”
熊向晖返任后，外交部把70万英镑拨来了。不久，周总理派建筑师戴念慈到伦敦勘察，搜集了拆建馆舍的资料，对蒙难室作了详细测绘，带回北京设计。这时，代办处忽接英国文物保管会通知，说使馆大厅是“亚当建筑”，必须保存，不得破坏。所谓“亚当建筑”，是指18世纪英国著名设计师兼建筑师罗伯特·亚当和杰姆士·亚当兄弟设计和营造的建筑。使馆有金碧辉煌的三间大厅，特别是天花板美轮美奂，就是亚当兄弟设计营造的建筑艺术珍品。如要保存，整个拆建工程就无法进行。
文物保管会是民间机构，却享有公认的权威。凡是该会规定保存的建筑，任何施工单位都不敢拆除。英国外交部也无能为力，建议代办处直接同该会交涉。但该会平时不办公，每年开会二至三次，只在开会时讨论决定问题。
中国代办处致函文保会，提出馆舍已成危房，附去英国工程师证明，希望同意拆建。数月后收到复函，称该会负责保存英国现有的一切亚当建筑，没有例外。代办处又致函，提出重建时可按原来的大厅样式仿建。数月后该会复称，仿建即非现存的亚当建筑，不能同意。代办处再函，提出馆舍一旦倒塌，亚当大厅将不复存在，如何保存?该会表示不回答“假设性”问题。
经查询，该会并非故意刁难，而是墨守“保存英国现有的亚当建筑”的规定，不徇私情。有关专家断定，代办处拆建馆舍，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进行：一是馆舍自行倒塌，二是该会主动改变规定。但这两种情况都未发生，馆舍也就不能拆建。
熊向晖1967年1月奉调回国，未再过问此事。1973年，他卸任驻墨西哥大使，不久见到总理，谈及驻英使馆又提出重建馆舍，总理说他已作指示，重建孙先生伦敦蒙难室，必须保持原样。
我对熊向辉的这一回忆存有疑问。波特兰大街49号中国驻英使馆的馆舍是曾纪泽租借来的，1924年7月6日转为长期租用，并于1926年4月6日租用51号，两处租期均为999年。但不是中国政府产权，怎么能由使馆出售呢？
中国驻英大使馆的官网，在《使馆办公楼简介》一文中披露，1972年中英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后，使馆又向英方提出重建计划，经房东同意后于1973年获英政府批准，但只能拆除内部，保留外立面。后来英方同意全部拆除，重建时外立面需恢复原貌。1980年，原楼拆除，三年后动工重建，1985年9月竣工。工程由北京建筑设计院设计，英国Wates建筑公司施工。新楼沿波特兰大街外立面除原来的两个门改为一个门外，基本保持了原样。新楼为钢筋混凝土现浇框架结构，砖墙围护。占地面积830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
从此文看，房东的产权显然是存在的。馆舍拆后重盖，也得到了房东的允诺。因而卖楼易地重建的说法，尚待考证。
在伦敦踏访历史故地
我在1974年的中学时代，首次阅读《孙中山文集》，从《伦敦被难记》中知道了这个故事。以后又从黄宇和先生的大著《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读到他对这个事件所作的认真而引人入胜的考证。因此，找机会参观中国使馆的孙中山蒙难纪念室是我多年的心愿。
三年前，借出访英国的机会，我联系中国使馆，得以走进这间著名的小屋。纪念室设在使馆后半部的四楼，可以乘电梯上去。由于使馆重建时将49号和51号两组房屋内部打通，所以其位置实际上已有移动，但房屋内部保存着原先的大小和风格，室外钉着铜牌。蒙难室的面积大约十个平方米，迎面的墙上挂着用胡耀邦1986年6月来此瞻仰时题字“孙中山先生蒙难室”制作的木匾，匾下是孙中山铜像。右面墙上挂着1933年开设纪念室时，国民政府驻英公使郭泰祺手书“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纪念室记”，下面安放康德黎铜像。左面有扇加了铁条的窗，窗外是内阳台，这部分显然是大楼改建后调整的，与历史上的布局不一样。孙中山说他写了求救信，包上硬币往外投掷，落在邻居家的屋檐上，按现在的朝向，邻家的屋檐根本是看不到的。窗旁两侧有两个镜框，一个是孙中山的标准照，另一个是民国元老胡汉民的题诗。
（图注：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内景）
（图注：蒙难室的窗户）
纪念室里没有床铺桌椅，陈放孙中山铜像的条桌后面，有个用瓷砖围砌起来的小壁炉，当初就是因为要为壁炉生火，才出现了英国仆人柯尔，他是孙中山的救星。站在小屋里，我仿佛穿越到了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努力说服柯尔为其送信的场景，宛若就在眼前。
由于孙中山蒙难纪念室地处伦敦使馆，不仅国内的旅行者研究者难以访问，就算到了英国，去使馆内部参观也不容易。所以这次拜访对我来说，是个难得的机遇。
我还去寻找康德黎医生的故居。我知道康家就在使馆旁边，但在实地踏访时，两处建筑相邻之近，依然令我惊异。出使馆沿波特兰街往北面摄政公园方向走去，大约走过六七个门牌就是路口，左手转弯，向西再行二三十米，就来到德文郡街46 号（旧译覃文省街，46 Devonshire Street），整个行程，不过三四分钟。
（图注：从使馆到康德黎家仅几分钟路程）
（图注：德文郡街46 号康德黎家）
孙中山曾说，他甫到伦敦，与康德黎夫妇一起吃饭时，康戏称中国使馆与伊家为邻，你不打算访问一下？康夫人立即阻止：“不可以，公使馆中人若认出你，会把你抓起来送回中国去的。”孟生博士也告诫他：“慎勿行近中国使馆，至堕虎口”。孙中山问孟生：“满清驻英使臣是谁？”“你认为我去使馆访问任何人是明智的吗？”孟生断然答复：“不可如此！”
孙中山还说，虽有康、孟两先生的告诫，但他初到伦敦，依然不知道、也没有问询过使馆的确切位置。所以那天中午他在波特兰大街上行走，看到一个同乡，彼此开始攀谈，接着不慎被两个中国人拉着进入一栋大宅。入门后才知被关进了中国使馆。国内外究孙中山的学者对于孙中山究竟是被绑架还是主动走进使馆历来有不同意见，从实地走完这段路程后，我个人的判断是，孙中山到达伦敦后多次去过康德黎家，却不清楚使馆在哪儿的说法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他倘若去接近那个地方，本身就带有闯一闯使馆的冒险，当时孙中山使用了化名，或许很想在他乡与中国人说说话，了解国内的情况。当然，他也没有料到，中国外交官在伦敦还真敢将他绑架和拘禁。在这个绑架案的营救中，康德黎、孟生两位老师真是锲而不舍、功不可没。
英国是个保守和讲究传统的国家，中国驻伦敦使馆自1879年搬进波特兰大街49号馆舍后没有再搬，是所有驻外使馆中年岁最长的。就原因而论，与内设孙中山蒙难纪念室也直接有关。从地图上看，使馆不仅距离康德黎家很近，距离孟生医生家（安妮公主街23号）很近，使馆聘用的英籍参赞马格里家（哈利街3号）也在附近的街区。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1853年南丁格尔曾在哈利街1号设立过她的第一个护士站。不过马格里家一带的房子已经重新翻建了。读地图时我还发现，与波特兰街、哈利街平行的上温坡街2号，与中国使馆也仅一箭之遥。1890年，柯南·道尔在此开设了他的眼科诊所，由于病人稀少，他利用上班时间创作侦探小说，《血字的研究》、《四签名》都写作于此。
遥想当年，伦敦的雾霾之下，这些神人大腕都在摄政公园周围生活，彼此虽无交集，却也是谱写着各自的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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