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为什么我们对日常生活中的歧视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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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有赖于培养一种意识，即内在地开始觉察到某些行为（诸如随地吐痰）是可羞耻的。
一个广告：画面中一个小男孩推开父母的卧室门，见到他们还在休息，心想：“妈妈还在睡觉。”然后拿出蛋黄煎饼，自己开心地吃起来。等妈妈醒来，看到儿子在吃饼干，又惊喜又爱怜，儿子则举着饼干说：“妈妈你看，以后你可以多休息十分钟了！”片尾则是包括两个老人在内的一家五口快乐地吃着早餐。
这看起来是个极普通的广告，但在一些女性受众看来，可说是女性刻板印象的范例：虽然是父母都在安睡，但早起十分钟给孩子准备早饭被默认为是妈妈的事。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我之敏感的是：为什么家里那么多人，而‘妈妈’是唯一被设定为不能再多睡一会儿而要起来给全家做早饭的人？”
这在网上也激起了一阵讨论。最常见的反驳是“你想太多了”，而另一种反对声音则认为，这不过是信息传播中很平常的事，因为如今没有任何一则讯息可以让所有人满意，该广告也不过是想“找对人、说对话”罢了。也就是说，广告没有义务去做政治正确性的教育，它只是希望这个画面能打动那些善于自我感动的中国母亲去购买而已。
当然，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即在一个多元的环境下，各种声音都会有，也不可能讨好所有人，但它回避了一个问题：广告这么说到底有没有隐含对女性的歧视？你不能因为反犹的言论有人听，而当人们批评时就来一句：你们不是我受众，我只针对有限人群说话。
在我看来，不论如何，这种对女性身份预设的敏感是值得珍视的。我时常有一种隐约的感觉：我们这些中国第一代网民，可能也是对大众传媒中隐藏的歧视性话语敏感并抗议的第一代中国人，这应该和个人权利意识的普遍强化有关。
由于缺乏类似美国1960年代民权运动那样深入全社会的经历，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常常人们常常毫无顾忌地表露自己的偏见。“阿三”、“黑鬼”这样涉嫌种族歧视的蔑称，在网络上、甚至在公开场合都可以堂而皇之地使用。一个信息技术的高级经理在微博上评论说，以后微软的项目都会外包给阿三——他这样说并不担心会被找麻烦。何伟在《寻路中国》中曾说：“在中国，任何公司根据籍贯而进行地域歧视都是违法的，尽管这种做法时有发生。……没有禁忌语，没有间接迂回……人们怎么想，就怎么说出来。人们进行的评价极尽直白，根据兴致或偏见行事，十分随意。”不仅如此，招聘时对年龄、性别乃至星座、血型的歧视都存在，你可能会被告知，对于你所应聘的这个职位，你“性别不理想”，又或者是星座不合（虽然这未必直接说出）。而当有人质疑这些行为时，他们最经常得到的答复通常是：“你想太多了”、“你太敏感了”、“都这样啊，这有什么问题？”就好比男人常用“你能不能冷静点”试图剥夺女性言论的自由和合理性，并且默认生活在某一价值体系下的人不需要甚至不值得思考和改善他们所面对的处境。
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其名著《文明的进程》中曾说，“文明”有赖于培养一种意识，即内在地开始觉察到某些行为（诸如随地吐痰）是可羞耻的。也就是说，这里存在某个临界点，在越过这个点后，人们便对一些以往不当回事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个人权利上，对歧视的敏感或许也是如此。在19世纪时，欧洲人将霍屯督人等“原始人”公开展出，毫无顾忌地表露自己的好奇心，却没意识到这是对他人人格和尊严的侵犯。消除歧视需要从意识到歧视的存在开始。
以前或许的确“都这样”，人们也常常不当回事，正是随着个人权利意识的发展，人们才越来越“敏感”。美国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开始特别关注个人的自我价值，以往那些通常被视为是个人问题；直到平静的1950年代，也没有哪个社会科学家能预测到接下来的一幕会是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可以说，中国现在也到了需要关注这些的阶段。衡量这一点的标志之一，便是近几年来观众对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中涉嫌性别歧视、地域歧视的争议越来越多。今年春晚更被视为集大成：从外貌歧视（嘲讽矮个、胖子）、就业歧视（女领导靠性上位）、剩女歧视、对女性整体认知的歧视（二十块就领走的二手货），以及几乎年年不缺的地域歧视和口音歧视（南方人的普通话发音常被取笑）。这些以往可说也都有，但现在则激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反思和争议。
当然会有些人觉得这很扫兴，“这只是开玩笑而已，别那么当真嘛”，然而歧视之所以不应容忍，正是因为需要从受歧视者的角度出发，无疑在他们看来，这并不好笑。1995年我刚上大学时，社会学老师在课上讲起他们读大学时把“农民”当形容词来使用，比如“你好农民”就是“你很土”的意思。她说到这里，扶着讲台笑得花枝乱颤，一屋里的同学也哄堂大笑，但我和几位农村出身的同学笑不出来，我原本很喜欢这个老师，此刻却感觉深受冒犯甚至愤怒。我后悔自己没能当场站起来提出抗议。
很多事看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黑人民权运动的导火索，只是因为那个缝纫女工罗莎·帕克斯在公交车上拒绝站起来为白人乘客让座；她并非第一个这么做的黑人，但只有在1954年的美国政治环境中才引发了那么大的社会反响。一个小品或一个节目中所隐含的歧视意味、一个学生为教师打伞，这些以往看来“很正常”的事，在将来可能会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不是说以前没有，而是早先的国人对此不敏感或缺少进入公共讨论的渠道——在这一点上，网络极大地便利了这类公共话题的爆发和延烧。
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便是人们对个人权利会越来越珍视，以及权责边界的进一步厘清。也只有每个普通人逐步意识到日常生活中潜藏着歧视状况，提高敏感并为此发出声音、做点什么，这千千万万的人为自己所在的群体去争取权利的小事（也许是很小的事），才能推动改变。借用我朋友淡豹的话说，我们需要“日常生活中的民权政治”。
但不要以为这些歧视和反歧视的斗争，总是以反歧视逐渐占据上风的曲线发展的，从国内的状况看，有时甚至倒是反过来的。很明显的一点是：近二三十年来，外貌歧视是比以前严重多了。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外表不重要。长得美/帅好像没什么意义，很少人特意谈外表，而总是讲“鸟美在羽毛，人美在心灵”，有时甚至到了刻意回避的程度。但这些年来社会的重大变迁之一是，人们对欲望越来越不遮掩，直接就谈“看脸”，所谓“人丑就要多读书”，讨论“颜值”，尽管时常以半真半假的戏谑口气进行，但却俨然已获得社会公认。尽管这对于早先的正统教育和清教道德观来看，可能也有某种“解放”的感觉——尤其是女性对“男色”的谈论，我是2000年在同事的讨论中才第一次发现，男的长得帅也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对女性美的颂扬往往也与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所以才有软件公司说专招女性雇员去给程序员解压这种以赞美外型、需要为表，以性别歧视为里的事，所谓“颜值福利”本身就隐含着对女性的歧视。
从眼下的社会舆论看，人们在这些日常生活政治的争议中，所关注的焦点是“平等”（在美国，以1965年为界，此前民权运动的标志性词汇是“平等”，而之后则是“解放”），是不同的亚文化群体、社会组织都开始说出自己的声音、表达并争取自己的权利，并对抗那些歧视的话语。这不仅仅是一个公共生活的问题，按Will Kymlicka在《当代政治哲学》中的观点，“女权主义者越来越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要争取性别平等，就要超出公共歧视的范围，就要消除在私人领域中——如家务劳动中——贬低妇女的模式”。这些个人权利的实现，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
但这还只是一个可能的未来，让我们重回现实：在类似“妈妈多休息十分钟”的广告中，究竟该如何看待这种据说“顺应市场逻辑和传播学”的话语？如果知道编导和广告人为何那样编节目、拍广告、目的何在、有哪些传播和商业上的考虑，实践者才能知道可以怎么做、又需要如何做。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广告总是需要迎合消费者，而不敢或不必冒犯他们。
回到开头的那个广告来看，其实本身便是一个与现实脱节的情节。它只是极力去迎合一种传统观念：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和谐”、“圆满”、“幸福”，那种长幼有序的相互体贴，而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早晨溜起来偷零食吃，也在“懂事”的亲情掩护下，变成了体贴父母之举——虽然从画面上看，其实更值得夸奖的是他自己穿好了衣服（而妈妈也是一起床就完全梳洗穿戴整齐了）。虽然广告中预设的是“妈妈起来做早餐”，但这就像“我愿意生活在新闻联播中”一样，是广告假想出来的生活，在现实中，尤其三代人同住，年轻的媳妇起来做早餐？别做梦了。但凡酱油、鸡精、食品之类的广告中，往往多有三代人“家庭温馨和谐”画面，而通常又总是那个年轻的妈妈来负责全家饮食，它预设的社会性别似乎是，女性应成为“好媳妇、好妈妈、好妻子”，但现实中哪有那么多擅长厨艺的年轻媳妇？
家庭和睦，可想还会继续出现在这类广告画面中，因为眼下尚无能更好取代它的价值观。但如果在未来，消费者逐渐地也很个性化了，那么推出和真实生活一致的广告或许也会大受欢迎，比如“也可以是爸爸做饭”、“不结婚也可以”。社会多元化了，整体上大家接受了，而这些小群体也有了自己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那他们的心理便会有品牌乐于去予以满足。市场化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因为不是所有人在市场上都有同样的消费能力（相当于投票权）和话语权，但它是也可以用来推动一些改变，只不过，它往往是日常生活政治的结果，而非原因。
编注：本文原标题《日常生活中的民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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