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80年代的大学风气与大师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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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80年进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那会儿，学校大约有五千多本科生和少量的硕士研究生。
1983年10月21日，我们全系同学参加“全国第一批文科博士周振鹤、葛剑雄历史学博士学位授予仪式”，我国首批自行培养的文科博士此日横空出世，出在本系系主任谭其骧先生门下。到今年，复旦在读的本科生11800人，研究生已达14800人。
（青葱的复旦校园）
那会儿，复旦虽然早已名满天下，但各种办学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是俭朴的。面向全校学生提供电讯服务的，仅有两部公用电话，放在六号楼男生宿舍东头的学生服务站，一部供打出，一部供打进。
外面打进的电话，有位师傅管着，他将回电号码记在小纸条上，再去学生宿舍去找受话者，这种方式，与上海街头里弄的传呼电话没有两样。
那会儿，没有电脑，没有网络，大部分公共信息都来自报纸和收音机。我们班用同学缴纳的班费订了份《文汇报》，挂在宿舍楼道的报夹子里，每天不少人围聚观看。
二楼学生活动室有台黑白电视机，晚间才打开。来得晚的人，往往要站在椅子上。审判“四人帮”的专题新闻，中国男排战胜韩国队的那场著名比赛，以及风靡一时的连续剧《姿三四郎》，我都是在这里观看的。
报考大学专业的时候，我填的志愿分别是历史系和经济系，结果按第一志愿录取了。这两个专业我都喜欢，但为什么鬼使神差地将历史系写在经济系之前，我到今天也没想明白。
我选读历史，显然存在着兴趣，也不排除某种懵懂，但与考分或录取概率无关。那会儿，朱维铮老师还是讲师，每每以渊博的国学和善于骂人的谈吐令后学们钦佩和害怕。记得在新生欢迎会上，他发言说：“同学们，你们选择读历史是选对了专业。马克思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我听完后，还曾兴奋和自豪了一阵，后来在图书馆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发现这话是印在脚注里的，并有注释说明，原话在手稿中已经被马克思本人删去。马克思为什么将其删掉，也是我后来经常思考却未解的一个问题。
那会儿，校图书馆设在现在理科图书馆的位置上，文理科各占半壁江山。阅览室的容量有限，每天晚饭后都要排队去抢座位。我在复旦，读书四年，任教一年，很得了图书馆的好处。
记得刚入学时听到介绍，校图书馆藏书220万册（现在已达到519万册），这是个海量数字。而对历史系学生而言，最大的便利，是可以很便利地借阅线装古籍。如果有复本，古书还可以外借抱回宿舍的。若仅孤本，亦可以调入阅览室阅读。
记得李鸿章的文集《李文忠公全书》，就被78级的廖同学借走，藏在他床下鞋盒箱笼之间，我曾到他的宿舍里向他协商借读。他不无得意地对我说，看了《李集》，就知道某些研究甲午战争的知名学者的观点是片面的，他们肯定没有读过《李集》！
只要认真通读，就可以向前辈学者挑战，也足以重写历史。在我自己，当时刚开始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历史，在图书馆借到《北洋海军章程》之后，曾发动班里的六位同学帮着用一个晚上，代为突击抄录。直到今天，我还珍藏着这个抄本，在首页上，我标注着：
铅字本 七册 版本不详 复旦书号 545002
此外还有另一些标注。
钢笔字 复旦本
红圆珠笔字 上图抄本 上图藏：北洋海军章程稿 180×190mm 十册
兰圆珠笔字 北图本
又，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北洋海军章程》影印本，为十二款六册铅字本，缺“事故”、“工需杂费”二款，其余内容同复旦本。
现在看到这个抄本，昔日同窗的友谊，点点滴滴，都会涌上心头。抄写者中，后来担任北京电台“饭点儿说吃”栏目编辑兼主持人的沈晓昌，已于去年因病化去，晓昌小我五岁，因喜爱戏曲，调往北京工作，还是我为他谋的办法，现在想来不胜唏嘘。
那会儿，为了撰写近代海军大事记，我开始阅读《清实录》，当年《清实录》是罕见的古籍，复旦从浙江南浔嘉业堂收购了民国年间的抄本后，成为重要的馆藏，并不对外借阅。
好在教师阅览室新买了台湾华文书局的影印本——我最早获知台湾影印古籍，是听本系杨宽教授访日归来的学术报告，说日本的大学里有大量台湾影印的“洋装史料书”，使用极为方便——于是我又设法获得进入教师阅览室的机会，由此又看到更多的书籍。
后来我常常会回忆起这段岁月，一个菜鸟，蹒跚学步，所有的学问之源，来源于母校，来自师长之传授，来自那个浩瀚无垠又宁静温馨的图书馆。
（复旦历史系85届毕业照（局部）。前排右起靳文翰、周谷城、谭其骧、田汝康、吴杰。二排右三朱维铮。作者供图）
那会儿，复旦名师荟萃，历史系名师荟萃，令我后生晚辈高山仰止。
周谷城先生，是毛泽东主席的老乡和朋友，是中国史学界唯一撰写过《中国通史》（1937）和《世界通史》（1949）两部通史的著者。
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大上荣膺副委员长，历史系全体同学的贺电是我到五角场邮局拍发的。翌年，他86岁，还到系里讲学。记得他曾为系里题词：“博大精深”，大家说，周谷老的学问就是这四个字。
谭其骧先生，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是我在校期间的首任系主任（1978.9-1982.12）。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遴选出61位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复旦大学仅陈望道校长一人入列。1978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从中科院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再无增补。
1980年，谭先生当选为中科院地学部委员，他是唯一以文科背景进入的，这是个巨大的荣耀。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复旦，校方赠送的礼物，就是谭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1984年4月，里根总统访问复旦，谢希德校长向他赠送的礼物，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作者供图）
印象很深的，还有陈仁炳先生，1936年的美国密执安大学哲学博士，曾经兼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和民盟中央委员。他教我们专业英语，上课时总是西装笔挺，打着领带，这在当时校园里，是绝无仅有的派头。
我们都知道他是全国极少数未获改正的“右派”分子（中央级“右派”中，共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仁炳五人未获改正），却不知道他已74岁高龄，所以他上课是坐在藤椅上的。一直记得这样一个下午，他用自编教材诵读着英国作家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所撰《简明世界史》中的句子：
A New and wonderful song spread throngh the land,a song that still warms the blood like wine,the Marseillaise.
（一首动人的新歌传遍大地，这首歌，《马赛曲》，依然像美酒一样让人热血沸腾。）
此刻，陈先生情不自禁地哼起了《马赛曲》的旋律。这个场景，至今还深深印记在我的心底。
那会儿，历史系各位后来出名的诸位大腕还都是头角峥嵘的中青年骨干。
（复旦历史系85届毕业照（局部二），前排左二陈仁炳，右三金重远、右四李华兴、右五陈绛。二排右二姜义华。陈仁炳晴天带着一把大雨伞，据说就是英国派头。作者供图）
金重远老师，列宁格勒大学留学生。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81年底。他头戴旧帽，穿着中式黑棉袄，手提一卷用塑料布裹起的旧被子。走进我们宿舍时，我以为是哪位同学的家长来送行李。交谈方知，他是为了下学期开讲世界现代史，先期来征求同学意见的。
金老师不修边幅，正经场合穿中山装。他上课不用讲义，总是从容地从藏青色上衣的左兜里掏出一张卡片，朗读一段引文，再放到右兜里。他对下课时间的把握总是那么精准，绝不拖堂。听他讲课，就是在观赏精彩的演出，这种秀，饱含着深厚的功力和精心的策划。日后，他荣膺复旦历史系首席教授。
朱维铮老师，是声名远播的才子。他开设《中国史学史》课，按大纲应当从第一章远古的“从记神事到记人事”讲到第十一章“进化论和清末史学”，但从来只讲第六章便戛然而止——刚刚进入唐人杜佑的《通典》和宋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朱老师的期末考试，是出一百道题目，学生自选，篇幅2000字，用500格文稿纸誊写，超出掷回。有位81级同学回忆，朱老师曾发宏论：“分数能说明水平吗？我读书的时候，周予老（周予同）给我们打分数，是不看卷子的，按学号顺序从60分打到90分，再按顺序 60 26297 60 15791 0 0 3093 0 0:00:08 0:00:05 0:00:03 3220往下打。周予老说过，学生本事再大，能超过老师么？所以，本次考试，全班我只给五个优，其他的都是良以下的，你们只有把论文往最好的做。”
想想，这话对我们也说过。他的考试用一整天，让每个学生简述自己观点。然后提问、追问，分数就出来了。我们班，貌似也是五个优，——一律先打成92分再折算。我选的题目是《读<魏书·序纪>》,《序纪》是北魏十二篇帝纪的引言，关于拓跋氏的史事。朱老师浏览论文后忽然问我，《金史·世纪》篇看过没有？——那是女真民族的后话了。我答，看过的。又问了一句，打住，得92分。
姜义华老师，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家，他的讲课带有深邃思辨的光芒，令人难忘。当年与朱维铮、李华兴一起，被称作思想文化史室的“三剑客”。1989年，我受中组部委托，为编撰中青年干部名著读本，请他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缩写到4万字，他认真地完成了，只是这套书后来却没有出版，使我深感遗憾，当然，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的后话了。
赵建民老师，教世界中世纪史，总是设法为我们在课外实习中安排精彩的参观活动。当年，徐家汇天主教堂、佘山天主教堂、小桃园清真寺和南市白云观都不对外开放，他以讲授宗教历史的名义带同学前往考察，大大开拓了我们的视野。
他当时兼任系教学秘书，安排纽约市立大学唐德刚教授来校讲学，受到极大欢迎，教室拥挤得水泄不通。他讲话有上海本地口音，将“查士丁尼与提奥多拉结婚”念成“结分”，引得同学捧腹模仿，几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
不能忘怀的故事还有，1983年他在陕西咸阳西藏民族学院支教，我和同学杨志刚（现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前去探望，为我班在西安实习的队伍参观咸阳古迹打前站，在他宿舍的办公桌上借睡一宿。次日大队驾到，他竟搬动校方，为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举办了一场欢迎宴会。
（1983年6月，沈渭滨与84届同学赴陕西实习。作者供图）
我的治学开始于复旦，师从沈渭滨老师。沈老师学识渊博，很受同学爱戴，上课时最富激情，讲授又极有条理，倾注着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在大二，他为我们开设中国近代史，时年4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大三大四，我又选修了他的太平天国史和辛亥革命史。
记得1981年11月18日，沈老师课后邀我晚上参加一个学术聚会。当晚我按他的吩咐，找到学生俱乐部二楼的某个房间。原来，沈老师有意拓展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正指导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同学做专题讨论。
那时四年级的刘申宁，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在俱乐部里占有一屋，这次便借他的宝地来作学术活动场所。我津津有味地听了刘申宁作的关于江南机器制造局武器生产的报告，郭太风作的关于清军粮饷制度的报告，以及沈老师对近代军事史宏观研究的演讲。
接着，沈老师问我是否有兴趣研究近代军事史中的某个分支课题？我即兴选择了海军史，这个仓促的允诺，却成为我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初切入点。
我从大二便在中国近代海军史的研究领域中开始了艰辛的耕耘。沈老师也从那时起对我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我们共同确定的学术目标是：用十年时间写出一部高质量的海军史专著。同时又作规定：从专题研究入手，先做大事记和资料长编。没有完成大事记和资料长编不写论文，没有完成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专题论文不写专著。
按照这个目标，我又制定了具体的研究计划，从海军购舰、训练、经费、基地建设、教育等专题入手，再涉及甲午、甲申海战、中外关系等等方向。
我在沈老师的指导下，大量研读史料，并经常进行深入的讨论，然后着手编写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我的第一篇论文《北洋购舰考》，前后七易其稿，沈老师每次都认真阅读，仔细修改，最后在我四年级的时候，将论文推荐给《复旦学报》发表。
此外，我在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按毕业论文要求，同时写成了两篇文章：《北洋海军训练述论》和《北洋海军经费初探》，经沈老师认真地指导修改后，均被推荐给学术刊物。这些研究成果，都为我后来写作《龙旗飘扬的舰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最近，我读到许多缅怀沈老师的文章，他对所有向他求教的学生，予以同样的关心指导：帮助修改论文，帮助推荐发表，帮助找工作，帮助解决各种人生困惑。这些，都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学生永生难忘的。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一年，1985年调离复旦，转眼经三十年过去了。回想往事，宛如就在昨天。昨天，我走过第一教学楼的1108教室，在这里曾经听过多少大师们的课啊。
相辉堂仍在装修，一直没有完工。我在这里聆听过法国总统德斯坦和美国总统里根的演讲。校园里的大树茂盛参天，即将毕业的学子，眼神里放射着明天的憧憬。
我到光华楼19楼历史系参加沈渭滨老师的追思会，看到老师们老了。三年来，朱维铮、金重远、沈渭滨教授相继辞世，昔日里青春年少的同学也都渐渐步入晚境。
忽然，心中涌起那句名言：“老兵永远不死，只是悄然隐去。”
（复旦历史系84届毕业照（局部）。前排左一杨宽、左二蔡尚思、左四谭其骧、左五谢希德。右一姜义华、右三余子道、右四靳文翰。靳文翰是1939年中英庚款留学生，与郭永怀、钱伟长同批赴多伦多大学留学。靳文翰教世界史，地位崇高，拍毕业照总是坐在中间。二排右二沈渭滨、右五赵建民、右六樊树志。作者供图）
（原文标题为《大学里的往事和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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