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储安平的一次“撒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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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衣冠冢在宜兴落成，又勾起知识分子们对往事的回忆。往事已经如烟沉淀了，还是依然飘散在现实的天空中？对这个当年被统战又一脚踩翻在地的知识分子，大家内心复杂，有些话似乎仍难响亮说出口。
连尺度一向最大的《环球时报》刊发相关评论，也曲曲折折，其他立场相左的媒体平台在刊发“不是值得鼓励的倾向”（《环球时报》语）的文章时，只说三分话也是可以想见的无奈。评鉴储安平的难度，首先在政治尺度上；但又不尽于此。储安平失踪的年代离我们还太近，相关人在回顾往事时很难不带入失真的温情。
譬如章诒和在《“储安平”导读》中这样说：“解放了。教授们（指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作者群）也都‘转变’了；但储安平没有‘转变’，继续追求民主，相信英国的政治制度，中国是可以借用和效法的。”
“储安平是不同的”，这样的观点也曾对我影响很大。记得第一次受到冲击，是在写作一篇关于“两岸故宫”的稿子，查找到一篇“声讨南京反动政府盗运文物”的北平文化界329人宣言。储安平也在329人之列。这个写于1949年4月的宣言措辞非常激烈，文首即称：“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继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违背人民意志，与美帝国主义深相勾结，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内战。三年以来，生命财产倍遭涂炭，国家文物重罹浩劫，举国人民莫不痛心。幸赖我人民解放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威，击破顽敌，饮马长江，使反动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而窃国大盗蒋介石及其党徒，滨临末路，转益疯狂，竟甘心葬送国权、毁灭文化。种种罪恶，磬笔难书，今特专就古物图籍之盗运而严致声讨。”
蒋介石政权自抗战前，即开始转移故宫等处文物，内战爆发后，又向台湾转移。对此并非不可批评，但这些大知识分子，将其写成一个杀气腾腾的完全的政治檄文，还是令人有些扼腕。宣言中还提到时常给《观察》撰稿的傅斯年等人：“盗运文物之主持人，查为傅斯年、朱家骅、王世杰、杭立武等，素属丧心病狂，助桀为虐，应即宣布为文化战犯，无论逃至天涯海角，必须拿捕归案，严加惩处。”
按我对那个时段的政治理解，彼时共产党正认真贯彻被视为“三大法宝”之一的统战政策，知识分子其实是有自由来选择是否签署这个宣言的。换言之，储安平等人发表这个宣言，并非直接胁迫的结果，而是主动的一次投怀送抱。请问，这和《观察》所标榜的理念一以贯之吗？我当然对此颇能理解，乱世大家都不易；但既然卖了身，后来的史家就不要为此树牌坊点赞了吧。
就我掌握的文献材料，没发现储安平解放后有什么“继续追求民主，相信英国的政治制度，中国是可以借用和效法的”的表现，充斥我视野的都是呕心沥血的歌功颂德之作。譬如1949年五六月间，储安平和吴羹梅等“各界民主人士”五十九人，组织了一个民主东北参观团，赴东北参观四十多天。他们回来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陈述参观所见到的“许多伟大动人的场面”。东北战事刚刚结束不久，大陆其他地方尚在战争，在东北不可能所见俱无负面，但在储安平等人笔下，已然只是满满的所谓“正能量”。
按照徐铸成的日记，储安平从东北回来还写了旅行记二十五万字，材料甚新，胡乔木看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储安平还对徐铸成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反复请教云云。”
徐铸成感慨说：“甚矣，做事之难，《文汇报》之被歧视，殆即由予之不善应付欤？余如遇事诺诺，唯唯听命，《文汇报》也不会有今日。”其言下未尝不有储安平“唯唯听命”之意。
从储安平1949年以后的表现看，也泯然众人矣。谢泳的说法比较中肯：50年代初的储安平和过去相比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也还在写文章，但风格和过去迥然不同，反右之前的罗隆基还是比储安平敢说话。
储安平去观摩过土改，他有第一手的见闻，但你见到他对此有什么批评声音么？他是全国人大代表，有时发言被《人民日报》选中刊发，一般都是以“我完全同意并拥 护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开头。在他发表著名的“党天下”言论前一年，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他还大力宣传自己的“南疆旅途见闻”：“新疆农民这几年来，经过一系列的社会民主改革运动，思想上有很大提高，接受新鲜事物很快。特别是对于党和毛主席，具有无限热烈的信仰。他们算了算这几年来的几笔账，感到党和毛主席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对他们有利的。因而，当党和毛主席指出了农业生产合作化的道路以后，他们对于加入合作社，普遍表现了积极的感情。”
高级社很多地方受到抵制，新疆也没有那么普遍的欢迎。他一年后宣称的“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说？此刻的储安平，更像是文宣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
结论是：和其他的教授一样，刚刚解放，储安平就“转变”了。
那如何理解19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中，这个早已被统战成功的储安平突然具有的气节？
他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发言的最后一段话是：“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这是他的总结陈词，概括来说，他发言主要是为民主党派争权力。
顺着“党天下”理路而举的具体例子，也是围绕这个而来：“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象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试问，在他所念兹在兹的党外人士占了一半副主席和副总理职位的建国初，这些党外人士包括储安平又真正为人民和那个时代做了什么？1957年，在民主党派大佬面前，储安平算不上大角色，是被提携的小弟。说到底，储安平的发言是为民主党派以及民主党派的大佬争权力，而非为人民争权利，更非“借用和效法”“英国的政治制度”。
这样的陈述比较残酷，但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我试着总结一下，看大家能否接受：储安平在解放初就已被成功统战，1957年的大鸣大放只是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多方权衡与评估之下，他在统战部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开始争权，试图重返建国初民主人士的黄金优渥期。这本质上是一次“撒娇”。
他没有想清楚的是，进入和平期后，自身的统战价值一旦缩水，边缘化即是必然。在这种情况下，争取权力（非权利）的撒娇，被权力所阻击，又有什么意外的？他是当局者迷，而后世史者温情地制造一个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神话，只会让我们对那个过往时代政治真相的残酷性更为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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