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邪恶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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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个小问题的探讨，皆有关于莫言的《檀香刑》。
我极少看当代中国小说，所以会看《檀香刑》，在我是比较意外的事；而且，我读《檀香刑》，并非从“文学”角度，而是从“历史”角度，只是将之作为“文献”来使用。这是要预先声明的。
▍《檀香刑》之檀香
我原来在《南方都市报》写“电影考古记”专栏，有过一篇关于麻风病文化史的文章。在十九世纪的夏威夷，麻风病曾极流行，当地人归恶于中国人（绝大多数是广东人）的传染，称之为“中国病”；由此，我才留意到粤人与夏威夷的密切关系，而这一点，又是与早期中美贸易密切相关的。
自1784年“中国皇后”号首航，美国与广州——当时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间，就保持着贸易往来，最受中国人欢迎的舶来品是两类：皮货（海豹皮、海獭皮）和檀香木（参[美]多林《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航海时代奇异的中美关系史》，朱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檀香木适宜做家具、工艺品（包括书画卷幅、折扇、佛像），也适宜做熏香、药材，中国市场需求巨大；故夏威夷对广州的檀香贸易盛极一时，土著王朝因此成了暴发户，以至于仅半个世纪，当地的檀香木资源即已消耗殆尽。据研究，在檀香贸易的鼎盛期，输入中国的檀香心材每年多达一百万到二百万公斤（参[美]麦克尼尔《人鼠之间：太平洋群岛的简要环境史》，《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4页；刘华杰《洛克与夏威夷檀香属植物的分类学史》，《博物学文化与编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153页）。中国也从印度、南洋各地输入檀香，但最密集的输入，显然要数夏威夷了。
在查找有关檀香木、檀香山（粤人对夏威夷的称呼）的资料时，我想起了《檀香刑》——就是为了“檀香”两字，才找来小说略略翻检了一过。莫言笔下的这个故事，显然积淀了地方的民间记忆，在相当程度上可视为“集体创作”，颇有社会文化史的价值。
据莫言描述，“檀香刑”的“原理”大抵是不仅让受刑者遭受剧痛，还要尽可能延长受刑者遭受剧痛的时间，其具体方法，“是用一根檀香木橛子，从那人的谷道钉进去，从脖子后边钻出来，然后把那人绑在树上。……那檀木橛子削好后，要放在香油里煮起码一天一夜，这样才能保证钉时滑畅，钉进去不吸血”（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四章，第93-94页）要做到不吸血，减少对内脏的直接损害，才可能尽量让受刑者死得慢些，再慢些。
关于“檀香刑”所用的木材，书中既说是檀香木，又说是紫檀木，我怀疑莫言将二者搞混了。檀香、紫檀并非一物，紫檀异常名贵，不太可能让犯人“享用”，檀香则较为常见，而且油性重，正适宜达到“不吸血”的效果。故“檀香刑”者，当顾名思义，用的是檀香木。小说里引用了不少猫腔《檀香刑》的戏文，是文革后期莫言主创，并由高密县不少编剧加工过的，其中有这样几句：“都说是檀香缭绕操琴曲，武侯巧计保空城。……谁见过檀木橛子把人钉，王朝末日缺德刑。”（第十八章，页384）由此看来，也应是檀香木才对。
是檀香又怎么样呢？
我是这么想的：就情理来说，若非檀香木在市面上常见，为等闲可致之物，是不可能将它运用到那种骇人的刑罚中去的；由此角度观察，从“檀香山”到“檀香刑”，恐怕是有一点历史联系的吧！这样的话，在“檀香刑”这种登峰造极的“死刑艺术”中，就有可能隐藏着一段盛极而衰的檀香贸易史，一段以广州为枢纽的太平洋贸易史，用时髦的话说，也是一段被我们遗忘了的全球史。
▍《檀香刑》之刑
《檀香刑》的主题，终归是“刑”。
在西方人眼中，酷刑几乎是旧中国的标签。大凡讲到西方人的中国印象，尤其讲到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总绕不过酷刑问题。这一点，我们不必细举那些正式的学术论述（比如近年刊行的有田涛、李祝环《接触与碰撞：16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加]卜正民、[法]巩涛、[加]格力高利•布鲁《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张光润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只需举出两种受众广泛的“经典”文本为例：
一是法国米尔博的小说《秘密花园》。故事假托了一座位于广州的美丽花园，而花园里却是世界上最残忍的刑场，一个极尽想象的“酷刑乌托邦”。小说里的女主角克莱拉以赞美的口吻说：“中国人是多么出色的艺术家，他们又是如此聪慧地将自然与他们精致的残酷相统一！”（竹苏敏译，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与此呼应，《檀香刑》里的洋大人克罗德也表示：“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第四章，第92页）
一是埃尔热的漫画《丁丁历险记•蓝莲花》。一个以日本人阴谋侵略中国为背景的故事，但画中的中国人却穿着清朝的长袍马褂；而用丁丁的话说，当时很多欧洲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是：“拖着长辫子，把时间都放在发明各种酷刑、吃臭蛋（按：指皮蛋）和燕窝上面……”（王炳东译，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2009年版，第43页）
以现在的认知，我们不难了解，西方此类关于中国酷刑的言说，既事出有因，又张大其辞，既有纪实成分，又有想象成分，既有文明对野蛮的批判，也有“东方主义”式的偏见。当代中西学人多已认识到，西方人对中国酷刑的批判性话语，正与西方自身趋向文明、趋向理性的过程相一致，在西方人来说，这也是一种自我批判的投影。事实上，针对中国酷刑现象，十九世纪欧洲就有论者指其跟“三百年前的（欧洲）相同”，或谓其令人“回想起欧洲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据陈其松《图像文本中的“野蛮中国”——论西洋图像报纸对中国刑罚之报导与倾向》转引，松浦章编著《近代东亚海域文化交流史》，[台]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2年版）；这就意味着，残忍在人类是普遍性的，并非中国人在本性上更为凶残，欧洲人也曾如是。这样的批判态度自是可取的。
具体到“檀香刑”这个特例，表面上看，似乎确可代表中国刑罚“精致的残酷”；可是，我又发现，这样“精致的残酷”，其实并非中国人的专利。
在明朝人的记录中，满剌加国（在今马来半岛南部）的法律是这样的：“罪至死者，断木为高椿而锐其末，入土二尺许，以囚大孔贯锐端，辗转哀噭中，顷之洞腹而死。”（黄衷《海语》卷上，据《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所谓“以囚大孔贯锐端”，正相当于“用一根檀香木橛子，从那人的谷道钉进去”。
在一本毫不搭界的书里，我还偶尔看到一则关于15世纪罗马尼亚德库拉伯爵的译注：“据说他性格异常残暴，每每抓获俘虏都要施以刺刑，因此得到了穿刺王伏勒德（Vlad the Impaler）的恶名。此极刑就是用一根削尖的木桩立于土中，将受害者坐在尖端上面，让这根长棒从受刑者的肛门插入，再从他的嘴里穿出。”（[美]加列特•基泽尔《噪音书》，赵卓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0页）
很显然，满刺加和罗马尼亚伯爵处决犯人的方式虽不如“檀香刑”那么周到入微，能使受刑者遭受漫长的剧痛，但其基本“方法”却是不约而同的。
说到底，在邪恶面前，人与人是平等的，国族与国族是平等的。中国人的天赋和想象力无疑很高，但还没有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无论是在最好的事物上，还是在最坏的事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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