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终结：历史被忽视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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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亘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在世界文明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更成了国人关注的焦点。然而人们在热情谈论这条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时，却很少问问它是否真的可以称为“洲际商贸大通道”，或者称为“和平友谊之路”。
在近代以前的历史上，这条丝路曾经是世界上路程最远、为时最长、同时意义也最重要的国际商道。早在两千年前，罗马地理博物学家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说道：“遥远的东方丝国在森林中收获丝制品，经过浸泡等程序的加工，出口到罗马，使得罗马开始崇尚丝制衣服”。他还说：“保守估计，印度、塞雷斯（中国）和阿拉伯半岛每年可以通过贸易从罗马帝国赚取一亿银币（Sesterces）的利润，这便是我们罗马帝国的妇女每年用作购买奢侈品的花费。”虽然他说的贸易数字无从证实，但这段话也表明：早在公元之初，丝绸之路已把欧亚大陆两端的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以及中间的印度联系了起来。
然而，丝绸之路的经济意义不宜夸大。
首先，交通运输方面，这条丝路是一条极尽艰难险阻的路程。它在历史上经历了不少变化。在汉代，它西起罗马帝国首都罗马城，经西亚、中亚，最终到达中国的首都长安。到了唐代以后，丝绸之路覆盖范围扩大，西起地中海东岸与黑海沿岸港口城市（例如亚历山大港、大马士革、阿勒颇、君士坦丁堡等），经过里海南部进入亚洲，穿过巴格达，分为几条支路穿过内陆地区，再汇集于咸海附近，然后在中亚的布哈拉开始分路前往印度的德里与阿格拉。经过布哈拉，到达帕米尔北部的撒马尔罕后，丝绸之路再次出现分支：往北通向阿拉木图，往东穿越中亚，并沿昆仑山脉或天山山脉行进抵达西安。
无论是哪一条丝绸之路，一路上尽是高山、大漠、草原、荒野，大多数地方人烟稀少，许多地方甚至人迹罕至。唐代高僧玄奘沿着丝绸之路西行，行至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唯望骨聚马粪等渐进”，“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渧沾喉口腹干燋。几将殒绝不复能进”。到了梵衍那国，“在雪山中，涂路艰危倍于凌碛之地，凝云飞雪曾不暂霁，或逢尤甚之处则平途数丈。故宋王称西方之难增冰峨峨飞雪千里即此也”。又“渡一碛至凌山，即葱岭北隅也。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已来氷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冱污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覩其际。其凌峯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由是蹊径崎岖登涉艰阻。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屦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旅途极尽艰难。元朝初年人周密说：“回回国所经道中，有沙碛数千里，不生草木，亦无水泉，尘沙眯目，凡一月方能过此。每以盐和面作大脔，置橐驼口中，仍系其口，勿令噬嗑，使盐面之气沾濡，庶不致饿死。人则以面作饼，各贮水一槛于腰间，或牛羊浑脱皮盛水置车中。每日略食饵饼，濡之以水。或迷路水竭，太渴，则饮马溺，或压马粪汁而饮之。其国人亦以为如登天之难。”马可·波罗行经中国新疆的罗布荒原时，从荒原的最窄处穿过，也需要一个月时间；倘若要穿过其最宽部分，则几乎需要一年的时间。人们要过此荒原，必须要准备能够支持一个月的食物。在穿越荒原的三十天的路程中，不是经过沙地，就是经过不毛的山峰。特别是帕米尔高原，沿高原走十二日，看不见一个居民。此处群山巍峨，看不见任何鸟雀在山顶上盘旋。因为高原上海拔高，空气稀薄，食物也很难煮熟。
直到17世纪初，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沿着丝绸之路从印度经中亚来中国，旅程依然非常艰险。在翻越帕米尔高原时，“由于天气寒冷、空气稀薄，人、马几乎不能呼吸，因此而致死者比比皆是，人们只有靠吃蒜、葱或杏干来抵御”。他们经过了一段最恶劣的道路，在滕吉巴达克（Tengi-Badascian）山附近损失了大量财物和马匹，在翻越撒克力斯玛（Sacrithma）高山的时候又冻死了许多同伴。在与盗贼、火灾、山岭、风雪相争斗后，1603年11月末这支商队终于到达目的地——喀什噶尔的鸭儿看城。此时距鄂本笃等离开果阿东行已有一年。鄂本笃所带的马有六匹都死于冻饿困乏。
丝绸之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骆驼和马、驴，特别是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据马可·波罗在罗布荒原所见，商人们用骆驼的多，因为骆驼能载重物，而食量又小，比较合算。然而，即使是骆驼，其运载能力也十分有限。例如连接欧亚海上贸易的苏伊士地峡，长不过160余公里，沿途是沙漠，货物运输只能靠骆驼。适应这里天气和地理情况的阿拉伯骆驼，在最佳状况下能驮运400磅（180公斤）重的货物，每天走40英里（64公里）的路程。丝绸之路沿途的地形更为复杂，行程更为遥远和艰苦，因此骆驼的运输能力更受限制。他们将食物和商品装在驴子和骆驼背上，如果这些牲畜在走完这个荒原之前就已精疲力竭，不能再使用的话，他们就把它们杀而食之。
其次，前近代时期的世界上，各个国家（或政权）的领土往往没有明确的边界，因此出现许多管辖权不清的地方。不少地区在若干时期中甚至没有国家（或政权）管治，成为政治管辖的真空地区。这种情况使得国际贸易成为高风险的事业。特别是前近代时期国际贸易中的商品主要是价格昂贵的奢侈品。这样一来，使得从事国际贸易的商队更加成为沿途盗匪垂涎的目标。因此丝绸之路上盗匪横行，洗劫商旅，杀人劫财，乃是常情。玄奘西行中就多次遇到盗匪，有一次遇到多达二千余骑的“突厥寇贼”。另外一次与商人通行，有一日，“同侣商胡数十，贪先贸易夜中私发。前去十余里，遇贼劫杀无一脱者。比法师等到，见其遗骸无复财产”。蒙古帝国时期治安情况有所好转，丝路得以重现繁荣。但是从马可·波罗的记述来看，盗匪依然不少。像著名的商业中心忽里模子城附近就因有成群的强盗不断袭击抢劫商旅，所以极其危险。蒙古帝国瓦解后，中亚地区大多数时期处于混乱状态。鄂本笃于1603年3月从印度启程前往中国，在拉合尔随同商队出发去喀布尔，同行的有500人，已有相当的自卫能力，但途中遇到盗匪，多人受重伤，鄂本笃和其他几人逃到了树林里才得以脱险。因此之故，商人只能结成大团伙，携带武器，雇用卫队，以对付小股盗匪。荷兰人白斯拜克于1560年奉日耳曼皇帝查理五世之命，出任驻奥斯曼帝国使节。他在伊斯坦布尔见到一位旅游中国的土耳其麦沃拉纳教派的伊斯兰传教士。此教士讲了他去中国经历。他加入了进行丝绸之路贸易的商队。这个商队规模颇大，原因是路上艰难险阻，非结大队不可。他们一直行抵中国嘉峪关后，方才安全。
第三，丝绸之路是一条国际贸易路线。国际贸易涉及国际贸易的各国（或者领土政权），在经济政策、语言、法律、风俗习惯以及货币、度量衡、海关制度等方面都不相同。由于这些差异，进行国际贸易有诸多困难。例如因为贸易主体为不同国籍，资信调查比较困难；因涉及进出口，易受双边关系、国家政策的影响；交易金额往往较大，运输距离较远，履行时间较长，因此贸易风险较大；除交易双方外，还涉及到运输、保险、银行、商检、海关等部门；参与方众多，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即使在今天，国际贸易也比国内贸易更困难，同时商业风险也更大。至于在前近代时期，情况就更为严峻了。由于没有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一类共同的游戏规则，因此一旦商业纠纷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只有靠纠纷发生地的统治者的意志来解决。丝绸之路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大小邦国及游牧部落政权，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其中许多可以说就是当时的“流氓国家”（rogue states）。它们往往对过往商旅横征暴敛，雁过拔毛，过往商队不得不忍受它们的勒索。即使是那些“非流氓国家”，商队也往往要向它们上贡，寻求它们在其境内经过时予以保护。更严重的是，这条路上的政治状况很不稳定，正如罗伯特（Jean-Noel Robert）所说的那样，在罗马帝国时代，丝绸之路沿途所经之地区政治相对稳定，因此无论怎样困难，东西方之间的道路还是通贯了近两个世纪。但是公元3世纪以后，世界陷入一片混乱，安全得不到保证，贸易也随之越来越少。
以上各种情况，都大大增加了丝绸之路贸易的成本。由于贸易成本高昂，因此丝绸之路贸易只能进行丝绸、宝石、香料、黄金等体积小、重量轻、价值昂贵的商品贩运。难怪这条商路被称为丝路，而活跃在这条丝路上的“胡商”、“番客”（特别是波斯商人）在唐代文献中多半被描绘为慧眼识宝的人。美国学者拉铁摩尔说：“长期贸易主要是奢侈品的交换，丝（后来又有茶和瓷器）是中国的输出品。金、玉、良马，喀什以西的五金、葡萄干一类的珍味，奴隶、歌女、乐工等都输入中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商品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并不大，而且非常容易受到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中亚和西亚向中国输出的最主要货品实际上是马匹。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说：“中国人在与西亚的贸易中仅仅偏爱唯一的一种西方产品，即作为阿拉伯马之先祖的波斯马。”这种马就是中国古书上说的汗血马，学名阿哈尔捷金马（拉丁名Akhal-teke horses）。汗血马的皮肤较薄，奔跑时，血液在血管中流动容易被看到，另外，马的肩部和颈部汗腺发达，马出汗时往往先潮后湿，对于枣红色或栗色毛的马，出汗后局部颜色会显得更加鲜艳，而这种马身上的一种寄生虫，会导致马的皮肤上出现红斑，给人以流血的错觉，因此这种马也被称为汗血马。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汗血马日行千里，汉武帝时外国进献乌孙马，武帝见此马神俊挺拔，便赐名“天马”；后来又有人进贡了西域大宛的汗血马，于是他又将乌孙马更名为“西极马”，而称汗血马为“天马”。由于种种原因，波斯马不能很好适应中原的水土，因此未能在中国繁衍起来，因此以后不断有西域良马输入中国的记载。直到明末崇祯十六年（1643年）仍有“西域献千里马”的记载，这是目前发现的明朝与西域朝贡贸易的最后一次记载。不过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以进贡方式输入的中亚、西亚良马的数量已经非常有限。
与此同时，中国人发现从北面的蒙古高原和中国东北地区输入的蒙古马，虽然不如波斯马高大俊美，但价格便宜得多，而且更加吃苦耐劳，因此宁愿购买这种价廉物美的蒙古马。明代中亚、西亚接近中国的地区大部分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蒙古马成为这些地区对明朝的朝贡贸易的主要内容。为蒙古统治者进行这种贸易中亚商人就通过朝贡贸易把马大量送到中国。15世纪，中亚商人马茂德侍奉瓦剌汗也先，并作为瓦剌官员在中国开展贸易活动。他几乎每隔一年来中国一次，大约在9月或10月到达北京，度过冬季，次年春天返回蒙古高原。正统十二年（1447年）他出现在大同的时候，据说率领超过两千人的大商队，带来貂皮一万二千多张、马四千匹，用来交换中国产品。西域各国（或政权）的朝贡使团人数众少则几十人，多则三四百人；进贡的方物主要是马，数量少则几十、几百匹，多则三千，甚至六千匹。
然而，中国输入马主要是为了军事用途，其输入处于国家严格的控制之下，对于民间经济并无多大意义。不仅如此，明代中后期，西北方边防线退到了嘉峪关长城一线。借助于火器，长城防线有效地防御了北方游牧人的攻击，因此明朝不像汉、唐两朝为了西北边境的安全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来对抗北方和西北的游牧人，从而也不必从外地大量输入马匹。换言之，马匹输入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
更重要的是，中国与丝路沿途各国（或政权）之间的朝贡贸易是一种官方贸易，是明朝笼络其他国家（或政权）的一种政治手段。这种贸易完全取决于有关国家（或者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因而不是真正的商业活动。由于朝贡贸易不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也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贸易性质。明朝在朝贡贸易中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使得这种贸易成为明朝政府的沉重财政负担。由于中国在这种朝贡贸易中实际上是赔本的，所以费正清（John Fairbank）说：“不能说中国朝廷从朝贡中获得了利润。回赠的皇家礼物通常比那些贡品有价值得多。在中国看来，对于这一贸易的首肯更多的是一种帝国边界的象征和一种使蛮夷们处于某种适当的顺从状态的手段。”正因为这样，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今天有许多对历史有兴趣的国人抱怨，在这种朝贡贸易只是为了满足中国皇帝的虚荣心，“花钱赚吆喝”。
明朝中后期，一则由于财力紧张，二则越来越意识到丝绸之路贸易在经济上得不偿失，明朝政府对维护丝路贡赐的愿望和能力都在日减之中。明朝政府派遣出使西域的人数减少乃至没有，双方往来成为西域人单方面来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由于朝贡贸易违背了商业以牟利为目的这一根本原则，因此缺乏发展的内在动力。到了隆庆初年，朝贡贸易制度也基本瓦解了。
事实上，丝绸之路上的民间商贸早就衰落了。由于路途艰难，沿着丝绸之路来做生意的各国商人经历千辛万苦来到中国这个富庶之乡后，都乐不思蜀，不想再回去了。周密说：由于回回商人从中亚到中国“如登天之难”，因此“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这些外来客商不想从原路返回故土，中国本土商人更不愿沿着这条艰辛之路去那个危险之地做生意。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怎么进行呢？在此情况下，中国与中亚、西亚之间的贸易也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造成丝绸之路贸易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与丝绸之路各地的贸易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换言之，中亚、西亚地区需要中国产品，而中国则基本上不需要这些地区的产品。阿里·玛扎海里正确地指出：“中国当时与世界的其余地方比较起来极为富裕和技术发达。中国生产和拥有一切，它丝毫不需要与胡人从事交易。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在想到用鸦片采交纳茶叶和瓷器价款之前就发现了这一事实。”明朝人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嘉靖初年，都御史陈九畴、御史卢问之向嘉靖皇帝提出：“番人之所利于中国者甚多”，而中国却不仅未从中获利，反而受害，因此要求明朝政府“闭关绝贡，永不与通”。这个建议也获得兵部的支持。虽然明朝政府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是丝路的商贸地位已大不如前。随着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丝路贸易情况更是每况愈下。
因此，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丝绸之路的历史。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在文化交流方面有重要意义，但在经济上则否。到了近代，随着大规模商贸活动的发展，这条丝路上的贸易更是已经成为过时之物。正如任何历史上存在过的客观事物一样，丝绸之路也是有兴必有衰，最后乃至终结。那种把丝绸之路称为“洲际商贸大通道”、“永远的通道”的说法，肯定是不符历史实际的。
最后，我还要说一说，以往人们在谈论丝绸之路时，往往把它描绘为充满鲜花和歌声的和平友谊之路。然而问题是，丝绸之路的历史都是这样吗？
如前所述，丝绸之路沿途充满各式各样的国家和政权，政治状况极不稳定，反复多变。一些强势的地区势力（特别是游牧政权）往往通过这条通道向外扩张，而中国往往是这种扩张的终极目标。这一点过去往往为人忽视，但的确是历史事实。
阿拉伯人于公元7世纪中叶从沙漠中兴起后，迅速征服了欧亚非广大地区，建立了广袤的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籍中称为大食国。早在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在东方的最高长官哈贾吉·本·优素福应许他的两个大将——穆罕默德和古太白·伊本·穆斯林，谁首先踏上中国的领土，就任命谁做中国的长官。于是前者征服了印度的边疆地区，后者征服了塔立甘、舒曼、塔哈斯坦、布哈拉等大片中亚地区，但谁都没能达到中国。唐朝开元三年和五年（715、717年），西突厥部落突骑施联合大食向唐朝的安西四镇（位于今天的新疆地区）发动过两次战争，均被唐军击退。为了消除大食的威胁，天宝十年（751）四月，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唐、番联军三万人从安西出发，翻过葱岭，越过沙漠，经过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之后，在七月份到达了中亚名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附近）城下。阿拉伯人在接到高仙芝进军的消息之后，驻巴士拉的东方总督艾布·穆斯林立即派遣部将塞义德·本·侯梅德带部下数千人的部队抢先驻守怛逻斯城中，加强防守，为大军集结赢得时间。艾布·穆斯林带着自己的一万人赶往撒马尔罕构筑工事准备大战，齐雅德和另一将领艾布达·乌德·哈里德·本·伊卜拉欣·祖赫利召集河中的驻屯军一万迅速赶往怛罗斯城，高仙芝攻城五天不克，阿拉伯援军赶到，从背后袭击唐军。配合唐军作战的葛逻禄部兵突然逃跑，导致唐军战败，高仙芝率领残兵数千逃回安西。此后，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将安西驻军东撤，参加平乱，于是西部防线空虚，中国本土暴露在大食兵锋之前。幸亏此时吐蕃勃兴，占领了西域，与大食鏖战，阻挡了大食东侵。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这个新形势，从长远处看，吐蕃阻止武力传教的大食东侵，使汉族文化免于大破坏，又为后来回纥西迁，定居在天山南北作了准备，对中国历史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到了明代，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差不多就在明朝建立的同时，中亚兴起了一个极具侵略性的游牧政权——帖木儿帝国。这个帝国的创始人是帖木儿（1335-1405年），历史上也称为“跛子帖木儿”。他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嫡派后裔，并以成吉思汗的继承人自居。帖木儿的势力兴起于中亚的河中地区，迅速成为中亚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此人以残暴著称，对一切敢于抗拒的敌人进行大屠杀，并用被杀者的头颅建立人头金字塔，以警示他人，不得反抗。他一生都在征战：三征花刺子模，六次或者七次征伊犁，两征东波斯，三征西波斯，打败了奥斯曼帝国、东欧的金帐汗国、中亚的东察合台汗国和印度德里苏丹国等伊斯兰强国，并对俄罗斯发动了两次战争。中亚、中东、印度的重要城市报达（今巴格达）、布鲁萨、萨莱、焉耆和德里等著名城市都遭到过他的洗劫。通过三十多年的征战，他建立了从德里到大马士革、从咸海到波斯湾的帖木儿帝国，定都于撒马尔罕。他到了晚年打算要征服中国。此时明太祖建立了明朝，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派使者傅安、刘伟等出使西域，来到撒马尔罕后，被帖木儿王朝逮捕，经过长时期的谈判后才获释。尔后，帖木儿于洪武二十、二十五、二十七年（1387、1392、1394年）三次派使者携带礼物到明朝，呈上了措辞谦卑的称臣书信，以刺探明朝的虚实和麻痹明朝。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派傅安携带一封向帖木儿表达感谢的信到撒马尔罕。但在此时帖木儿已经宣布他要征服中国以迫使中国人皈依伊斯兰教，并且开始在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南部的讹答刺城聚集大军。傅安尚未返回，明成祖已即位。成祖得到帖木儿准备入侵的消息，立即命令甘肃总兵宋晟进行戒备。永乐二年（1404年），帖木儿兴兵二十万远征中国，途中突然于次年（1405年1月19日）在讹答刺城病逝，终年71岁。在他壮丽的蓝色圆顶的陵墓内的绿玉色棺材上，写着他的豪言：“只要我仍然活在人间，全人类都会发抖！”台湾作家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对此事进行评论说：“仅只比明王朝晚一年，在中亚兴起的帖木儿汗国，正决心恢复蒙古帝国东方的故有版图。1404年，靖难之后结束第二年，帖木儿大汗从他的首都撒马尔罕；出发东征，进攻中国。不料在中途逝世，军事行动中止。如果帖木儿不适时的死，根据已知的资料推断，以明王朝以那残破的力量，势将无力抵抗。一个新的异族统治可能再现。”柏杨仅只提到“新的异族统治”，然而与以前对各种宗教都持宽容态度的成吉思汗、忽必烈汗不同，明朝现在面对的是一位狂热的圣战领袖，力图用武力迫使中国人改宗伊斯兰教。如果帖木儿的计划成功，中国的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帖木儿帝国之后，中亚一些统治者依然企图染指中国西北地区。1517年，满速儿汗从哈密向甘肃的敦煌、肃州和甘州方向攻击中国本土。与此同时，他的弟弟、喀什噶尔的统治者赛德汗把圣战引入了吐蕃人的拉达克地区。《明史》和《拉失德史》都记载了满速儿汗对中国的战争，《拉失德史》并指出这是一次反异教的圣战。在圣战的威胁下，嘉峪关以西地区各族人民大多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些中国所面对的严重威胁都是来自丝绸之路。因此把丝绸之路想象为歌舞剧《丝路花雨》所描绘的那种莺歌燕舞、歌舞升平的和平友好景象，当然不符合历史。
有鉴于以上各方面的原因，到了明代中后期，明朝政府重新考虑以往对丝绸之路沿途地区的政策，采取更为现实的对策。为了保障西北地区的安全和丝绸之路沿途地区的秩序，明初在嘉峪关以西（今甘肃西北、青海北部及新疆东部）设立的七个羁縻卫所，又称“关西七卫”、“西北七卫”和“蒙古七卫”（因七卫首领皆为蒙古贵族），作为处理这些地区事务的机构。经过多年的考量，到了嘉靖三年（1524年），明朝政府将七卫全部撤入嘉峪关以内。这一行动不仅表现了明朝将边防线收缩到其力所能及的范围，而且也表现了明朝不愿意再介入中亚地区的纷争。
晚明著名文人袁宏道在谈到对待邻国之间的纠纷时说：“譬如邻人自相讦讼，我乃鬻田宅、卖儿女为之佐斗，不亦惑乎？”撤回关西七卫也表现了这种态度。撤回关西七卫是明智的，因为这可以使得明朝政府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更加需要的地方。这一行动标志着在过去两千年中时通时闭的丝绸之路，终于到了其终结之时。到了清代，丝绸之路贸易在中国的外贸中所占地位已经无足轻重。因此可以说到了明代后期，丝绸之路就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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